郑宏泰

被视为港澳标志性人物、妻妾子女成群的“一代赌王”何鸿燊，于2020年5月26日驾鹤西去，享年98岁。由于他患病多年，近年常出入医院，他的去世可谓意料之内。对于何鸿燊的传奇人生，相信海内外华人社会并不陌生，他去世的消息之所以令人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多人会以为，他离世后家族内部可能再现“争产大战”。笔者以此为焦点，提出一些分析与思考。

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交织的人生之旅

人生旅途无疑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那些投身高风险行业的人更是如此。对于出生在商人家族的何鸿燊来说，他自己也投身商海，尤其是在澳门从事的是博彩这个偏门生意。可以说他人生中所走的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性。扼要地说，生于巨富之家的他因父亲炒股巨亏而家道中落；大学未完成便因日军侵港被迫辍学；投身社会后，初试啼声之作就是战时在澳门突破日军的封锁走私贸易；战争结束后他急速崛起、登上赌王宝座，而这一切又与前赌王傅老榕去世而他又兵行险招以建奇功有关……

建立了事业后，他便成家立室，延续血脉。元配夫人黎婉华（俗称大房）不但人漂亮、家境好，婚后更是诞下一子三女，让何鸿燊在打拼事业时有了更大动力，他早在进入知天命之年时便计划让儿子接班。但人生的不确定性屡屡出现，既影响了何鸿燊的接班安排，也让家庭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令家族结构变得复杂。何鸿燊遭受的第一个打击是长子何猷光在葡萄牙因交通事故意外去世，令其接班大计生变；第二个打击是元配遇上车祸，导致她行动不便及顽疾缠身。此后何鸿燊产生了立妾念头，而失去自理能力的元配无从反对，因此纳了第一位姨太蓝琼缨（俗称二房）。

二房过门后先后诞下一子四女，家族人口多了，家族关系也变得复杂了。而男丁只增加了1976年出生的何猷龙，这显然未能满足何鸿燊对多子的渴望，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末，他又纳了陈婉珍为三姨太（俗称三房）。陈婉珍生下一子两女，虽然家族人丁进一步增加，但一直渴望多子的何鸿燊还是只有两个儿子。1989年，何鸿燊宣布纳梁安琪为四姨太（俗称四房），梁安琪接下来诞下三子二女，令何鸿燊的儿子数目增至五人。何鸿燊多子的心愿总算得到了满足，但家族内部的关系因此变得极为复杂。在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交叠之下，家族内部矛盾和纷争也呈几何级数地增加。

在家业传承安排上，自长子突然去世后，何鸿燊早年曾改变继承计划，由二房长女担大旗，同时以二子（二房所出）组成另一梯队，似是想双轨并行。但他的这种偏向二房的安排显然引来其他房的妒忌与不满，内部矛盾和竞争有增无减，而且渐趋尖锐。2004年，元配黎婉华去世成为家族内部矛盾表面化的导火线，各房因名分和财产分配等问题争执不断，甚至有些争执通过媒体公之于众。虽然三房、四房所生子女年幼，尚在求学，但“母为子争”。何鸿燊为安抚大家，应曾作出一些财产转移与生意股权再分配，如协助部分子女自立门户、另辟蹊径。

更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何鸿燊于2009年7月29日突然中风，再一次牵动大家族上上下下的情绪。那时家族财产及股权的安排尚未完全落实，如果他出现意外，必然引发家族争产大战。各房因此动作频频，以争取本身利益。幸而何鸿燊只是中风，没有生命危险，虽然行动不便，但头脑仍清晰，当他察觉内部冲突日趋严重时，仍能以家主身份主持“公道”，稳定大局。譬如在2011年1月，从他平息各房子女对“澳博”控股权的争夺，可以看出他仍有能力稳定大局。

随后的近十年间，各房的明争暗斗虽然时有发生，但明显大局已定，何鸿燊仍然可以维持2011年那次家产分配的具体落实结果，当出现各种问题时，他也能作最后定夺，而最核心的利益及股权分配亦在那段时间内完成，并获各房大致同意（或妥协）。正因如此，在他去世后，一些小吵小闹虽然仍会发生，但不至于爆发严重的“争产大战”，因大部分的财产争夺早已完结，各房人马已经可以盘点所得，预备未来在商海一展身手了。

传承大业中的三大冲突

如果综合何鸿燊家族与企业在发展和传承方面的挑战，可以发现人生的不确定性令其婚姻与家族变得复杂，家大业大、感情关系纠缠又带来激烈的内部矛盾。此外传统与现代不协调、东方与西方不协调，以及公开与隐私不协调等因素，也令家业传承的问题变得盘根错节、纠缠不清。

之所以称之为传统与现代不协调，是因为何鸿燊作为混血儿，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容易接纳现代事物的另一面。前者如他始终强调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不是西方人，他重视家族、血脉等价值观念，当然还奉《大清律例》为圭臬，采取纳妾制，才出现妻妾子女成群、亲人关系复杂的局面。但到了传承接班与财产分配时，他又倾向于平等的现代观念，既没给大房特殊待遇，也没有采用传男不传女的方式。而这种不协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妻妾和子女们产生不同的期望，当期望和现实分配出现巨大落差时，自会形成怨怼不满，争拗亦难以避免。

所谓东方与西方不协调，是指何鸿燊的子女们自小在港澳成长，接受了东方或中国的价值观，强调家族团结和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到进入学校或留洋海外时，则接受西式教育，强调自由、平等、自我。在两种观念中，前者强调群体与大我，讲求和谐谦逊，后者强调个人主义、独立自主，讲求竞争与突破。在何氏家族中家族成员由于所受教育不同，侧重点不同，各有不同看法与主张。过去何鸿燊在世时，凡事都由一家之主拍板决定，时至今日已行不通。加上利之所在，各房认为保障自己的权益是理所当然的，争夺之事难以避免。

最后，是公开与隐私不协调问题。在中国文化中，家大必分被视为常态，而且分家一般是在大家长在世时，采取公开方式进行，由父母在族中老大─如族长、社会贤达─主持下作分配。但现代人受西方或现代化思想影响，认为遗嘱、信托等方法较完善也较受法律保障，故不少采取遗嘱方式进行家产分配。但由于遗嘱具有高隐秘性，也可随时被更改，到其发挥效力时，立遗嘱者已去世，遇有争议时已“死无对证”，家人若觉得不公平便只能按法律程序“对簿公堂”，很多大家族的“争产大战”都是由此而起。何鸿燊这次遗产分配显然采取了较公开的模式并在他生前完成，故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闹上法庭的严重争产攻防战。

尽管何鸿燊的传承接班过程历时久远且充满变数，他的个人感情和家族内部关系极为复杂，但他得享长寿，晚年中风后仍能维持十年寿命，期间基本上头脑清晰，可以主持大局、稳定大局，亦因此化解了一场争产大战。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他中风后健康尚可、头脑清晰，没有随即去世或失去认知能力，以其家大业大、亲人关系极为复杂的情况而言，家族内斗必然激化，最后难免对簿公堂，令家业四分五裂？ 虽然现在仍然存在分裂与争执的风险，但因之前已作出较好的安排，相信大大降低了冲突的可能性。

何鸿燊充满传奇的人生所呈现的种种不确定性，交织了家族与传承等不同层面的复杂性。以传承接班的角度而言，从中可以总结的经验教训，其一是身为大家长者需要约束感情生活，简朴是福；其二是传承接班与领导权交接应该愈早安排落实愈好，且要有危机应对与后备方案，以防发生不测；其三是分家析产应尽可能透明化、公平化，使各家族成员的矛盾在大家长仍然健在时得以解决；其四是应争取在大家长健在时完成整个接班进程，何鸿燊便因长寿而化解了一场潜在的巨大争产风暴。

何鸿燊的传奇故事已划上句号，他的下一代将书写一个怎样的故事，所谓“分家三年显高低”，且待时间见证。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总监、全球中国研究项目联合召集人、社会及政治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延伸阅读：何鸿燊的人生传奇和家族故事，详见本刊连载刊登的《何鸿燊的百岁人生与家族传奇》：2019年8月刊《挫折下的复兴》，2019年9月刊《一妻三妾6子11 女的传承选择》，2019年10月刊《抱病平息争产风暴，百岁人生的总结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