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寻

2008年秋冬之交，有时夜寒，胃不舒服，常于中宵醒来，思绪复加以连翩难控，无法再度入眠，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窗外渐渐发白。有次忽然从脑子里冒出了不知何时读过的陶渊明的诗：“白日沦西河，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悽，终晓不能静。”觉得这诗写得真好，那么贴切地反映出我此时此刻的身体感受和心理感受。“气变悟时易”，说的是天气的变化告诉你又一次季节轮换到了，对我们这些已过中年的人来说，胃肠这类内脏比皮肤更能体会到换季时天气的变化，所以，才有寒夜中起的事情发生；“不眠知夕永”，任何失过眠的人都能体会到，越是睡不着觉，就越是觉得夜长难熬，而每每在这种时刻，想得最多的也就是自己的那些没有实现的梦想，即所谓“有志不获骋”。这突然感动了我的古诗促使我开始认真地读陶渊明的全部诗文和他的传记。

1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是东晋时代的大诗人，他广为人知的故事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他有一篇知名度极高的文章《桃花源记》传世，表达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理想；他留下的妇孺皆知的诗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充满闲情雅趣，因而被称为是田园诗的鼻祖。但如果深入理解其人其诗的话，会发现这是位率性自然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的诗歌不过是他实际生活的记录。所以，其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少年壮志的抒发，也有对生死无常的感慨；既写出他享受田园生活的惬意时光，也记录了农村生活的艰苦岁月，特别是在灾害之年饥寒交迫的窘境。所以，他的诗是远非“田园”二字所能概括得了的。

2

陶渊明本来是想当官的，而且还当过好几回官，到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最后一次辞掉彭泽县令的时候，那已经是他第四次当官了。他当官的动机，不是出于什么济世安邦的远大理想，主要是想挣些俸禄，让家里过上富足体面的日子。如果说还有点什么精神追求的话，也不过是光宗耀祖之类的面子上的追求。对自己的这种动机，他从不隐瞒，每次做官之前，都会坦白地说，是因为家贫而去的。他从不掩饰自己对权力、地位的向往与羡慕，他最津津樂道的就是那位官至太尉、被封为长沙郡公的曾祖陶侃，认为那才是陶家的光荣。

但他为什么没把官儿当下去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明白，怎么样才能把官当好、当大、当持久，也就说先理解什么样的人能当官，再看一看陶渊明是否是那样的人。

就从那位令他骄傲的大官曾祖陶侃谈起吧。陶侃是一个贫苦的庶民出身，虽然身负文韬武略，但只是在县上做了一个管理渔政的小吏。有一次，他的朋友范逵被地方推荐为孝廉，要到首都去做官了。陶侃的妈妈就让儿子把范逵请到家里，当时陶家一贫如洗，陶妈妈把自己的头发卖了，换回些酒肉招待客人，又把铺床的稻草席铡碎了，给客人的马当草料，把家里的廊柱砍了，当柴烧，给客人取暖。临了，还让陶侃一直把客人送到县界。范逵十分感动，他当官后，保举陶侃到当时的庐江太守手下担任督邮、兼枞阳县令，陶侃的仕途由此开始。陶侃这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当州刺史时，每天早上把一百块砖搬出室内，晚上再搬回来，以锻炼自己的体力和意志。他十分讨厌下棋、掷骰子之类的赌博游戏，如果他的部下因为喝酒或赌博而耽误公事的话，他会把酒具带赌具一道扔到江里去，还加以鞭笞。作为一名官员，他也得陪同僚或上级喝喝酒，吃吃饭，但每次只少喝一点儿就止住了，别人劝酒，他就说自己年少时曾因喝酒误事，所以，父母给他定下了不许过度饮酒的规矩，为了尊重自己的父母，就不能再多喝了。他是位精明而强悍的人，在东晋朝廷纷争不断的时代，他执掌兵权41年，为维护东晋皇室的安定，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能和多次排挤他的皇戚庾亮交成好朋友。他很有政治原则，有一次，一位军中悍将郭默因为私仇杀了江州刺史刘胤，当时的丞相王导想做和事佬，就任命郭默为江州刺史，身为太尉的陶侃大怒，一面发兵征讨郭默，一面写信给王导指责他：“杀了刺史就能当刺史，那杀了丞相是不是就能当丞相？”王导只好复信搪塞说：“我是想暂时把他稳住，等朝廷调集好军队再去制裁，这不就是‘遵养时晦、以成大事的方法吗？”陶侃接到信后嗤之以鼻：“什么遵养时晦，明明是遵养时贼！”同时，急攻武昌，活捉了郭默，将其父子及同党四十多人就地正法。

从陶侃的成功经历可以总结出以下的当官原则：

1、要会巴结人，巴结有用的人。

2、要能克制自己，恪守一个官员应遵守的岗位职责。

3、要有坚定的政治原则和果断的魄力，该下手杀人时，绝不手软。

这三条陶渊明一条都不具备。

首先，他不仅不会巴结人，甚至连基本的下级对待上级的礼仪都不愿意做。说起来，他入仕的条件要比陶侃好多了，不仅远有陶侃的威名护着，而且近有在朝廷当官的叔叔做后台，他当彭泽县令就是他叔叔推荐的。但他仅仅因为不愿意接待来检查工作的督邮，就辞官而去了。其实这种接待只是官场里的例行公事，他的佐吏只不过是建议他要着正式的官服去参见督邮大人而已，他就受不了了。可能因为这位督邮是他认识的一个同乡，没什么学问，他平时就瞧不起人家，现在竟然要以下级的身份向其鞠躬施礼，他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撂下句“不能为五斗米的俸禄而向乡里小人折腰”的硬话，就拍屁股走人了。

第二，他从不克制自己，尤其在饮酒这件事上，毫无节制。他当彭泽县令时，竟然要把政府分给他养家糊口的公田全部种上酿酒的高梁，只是在妻子的反复坚持下，才勉强种了三分之一的可当饭吃的大米。他60岁时，家里生活已经十分贫困，有时甚至吃不饱饭了，有位当了太守的朋友颜延之来看望他，送了他两万钱，但他居然把这两万钱一次性地全部送到了酒店，存在那里当酒钱，每次去喝再逐次扣除。在他临终前为自己所写的《挽歌》里，对死亡倒不太在意，说什么“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唯一的遗憾，就是酒没喝够：“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可想而知，这种超级酒鬼若是遇见其曾祖陶侃那样的严肃官员，还不得先打上一顿板子。

第三，他绝对没有陶侃那种和政治强者“绑锅”结成死党的政治原则，更没有杀伐决断的狠劲儿。他倒是写过一些歌颂侠客的诗歌，但那不过是文人的夸张。在他所有过的短短的从政经历中。从来没有整人、杀人的记录。他不仅不是能下得了狠手的人，甚至有些婆婆妈妈，特别可笑的是非常恋家，连出公差的旅途辛苦和寂寞都不太能忍受。他做过两次参军，这是一个相当于参谋的职务，在这个岗位上，有几次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到当时东晋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去送公文，每次他都留下了抱怨旅途劳苦的诗。在他看来，人生最大的欢乐就是吃着家常饭，在家里逗逗可爱的孩子，所谓“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他恋家，舍不得孩子与田园，不愿去做那种为忙公事四处飘泊的官。

说到底，他没把官儿长久地当下去，几乎全是出于这么简单的个人的主观原因，而不是有些后人所曲解的什么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之类的社会原因。

3

自从他41岁辞去彭泽县令后，官儿是彻底不想当了。此后有数次，朝廷征召他去做官，他都不曾去。大概是因为四十岁以后，他也彻底了解自己的个性了，绝不会再去做自己个性做不到的事。但不做官，并不是说他彻底没了这方面的念想，他曾多次怀念起自己曾经有过的理想，在本文开始所引的那首“有志不获骋，终晓不能静”的诗就是他五十多岁时写的。看来，直到这时，他仍对自己未能像乃祖陶侃一样建功立业、拜将封候而耿耿于怀。他留下了很多激昂向上的诗句，比如“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四十无闻，斯不足畏”之类。从这些诗句中我们看到了他心中揣着壮怀激烈的理想、不甘于在村居中消耗掉自己生命的痛苦，看到了那一个又一个被这痛苦煎熬着的不眠之夜。这种痛苦，是千百年来，中国那些未遇其时的读书人共同的痛苦，唉，终晓不能静，终晓不能静啊！

我们总有很多梦想是不能实现的，在年青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为实现这些梦想而准备，闻鸡起舞。但当岁月无情地掷我们而去，我们一天天衰老，双鬓渐渐被白发覆盖，肌肉也逐渐松驰，不像年青时那么结实，体力明显衰减，一天不如一天，我们的前途在哪里？还有什么前途吗？这时，你会明白，这梦想已经实现不了了，你会绝望；但你仍不能释怀，所以总会在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中煎熬。我想这是很多读书人实际的生命状态，到今天仍然如此，这恐怕也是陶渊明的诗歌在今天仍能找到读者的原因。我上面所说的话，只不过是他的诗歌的白话复述而已，他的笔调更为简洁平朴：“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

4

陶渊明年青时，对田园生活充满了浪漫幻想，所以，在他早年的一些诗歌中，歌颂了不少田园生活的美好。他也的确过过一些美好的田园生活，在风调雨顺的年景里，他衣食无忧，有着采菊东篱下的悠然心情。他倾听种子发芽的声音，享受庄稼成熟的欣喜，不仅可以和农家邻居把酒话桑麻，甚至还有一些隐居同道来谈诗论文。他记录了这时的愉快生活，“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平凡的农家生活之所以能在他的笔下呈现出诗意般的美好，实在是与他热爱劳动的天性有关。他不同意儒家先圣孔子鄙视体力劳动的立场，认为如果一個人不劳动就不应该活下去，他本人的大半生都像一位真正的农民亲自劳动，“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他亲身体验着山间的风寒，挥洒耕耘的汗水，享受着健康向上的劳动的快乐。他的那些田园诗，直接描写田园风光景色的并不多，更多的是在展示平凡的劳动与生活中的快乐心情。

但在灾年，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时的农村和现在不太一样，没有一个有效的公共救助机制，每逢灾年，必然出现饿殍遍地、流离失所的惨状。陶渊明的一生中至少遇到过三次水灾、一次火灾。特别是在他晚年，体力衰减时，还遇到了一次饥荒年景。和其他普通的农民一样，他有过挨饿的经历，记下了饥肠辘辘、勒紧裤带盼天明的日子，“饥者饱初欢，束带候鸣鸡”。甚至记下不得已到别人家里讨饭吃的尴尬场面。他经历了冬天没有被盖，夏天没有衣穿的艰难岁月。饥荒中的他，已全然没有了傲然世外的潇洒，他阐述自己这时的理想就是：冬天有床厚被盖，夏天有件粗布单衣穿，肚子吃饱，能鼓起来，那就啥也不想了。（“御冬足大布，粗絺已应阳”“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

中国也有不少诗人描写过农民生活，如白居易、李绅等，但他们多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表达了对农民生活的同情。陶渊明和这些诗人不同，他本人就是个农民，他以农民的身份记述自己的生活感受，所以他的诗中，不再体现出旁观者的单一的同情，而是当事者的复杂、丰富、饱满的感情：有劳动的快乐，收获的欣喜，也有灾害带来的苦难，更有蔑视苦难的豁达与坚韧。

5

陶渊明年青时曾给自己写过一个简短的小传《五柳先生传》，其中说自己“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那时他年青，这两句话说起来漂亮，做起来并不容易。但是，尽管有过种种动摇，最终他还是做到了。

比较起来，“不汲汲于富贵”似乎容易些，尽管他也去当过官，而且直到老了，还为自己没有在仕途上建功立业而耿耿于怀，但那也仅仅是种心情而已，在行动上，他可是说不当官就不当官了。而“不戚戚于贫贱”就不那么容易了，尤其是当贫贱已达到饥寒交迫、快要丧命的时候，能没有悲戚之感，那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特别是这贫贱还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还有老婆孩子，因为自己坚持了某种个性原则，拖累得一家人跟着受罪。对此，陶渊明也是怀着歉意的。在给儿子们留下的遗书中，他曾检讨说是因为自己不去做官，拖累了妻子和儿女，颇有对不住大家的地方。对于偶尔抱怨的老妻，他则含蓄地建议她学一学古代那些贤明的妻子，如春秋时楚国老莱子和汉代王孺仲的妻子。对于孩子们，他不仅告诫他们要团结，而且告诉他们要与人为善，要像管仲善待鲍叔牙那样，善于结交对自己有用的人，一旦这些人得势，就会给你们带来帮助。这些话和他自己作人的准则并不一致，说明他是通人情世故的人，他理解凡人的一切世俗要求，只是自己做不到，所以，不再把自己的行事原则强加到孩子们的身上。

对于自己，他依然故我。他62岁时，正处于贫病交加的状态，时任江州刺史的刘宋大将檀道济携米肉来看望他，看着病卧在床的陶渊明，檀道济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仕。现在先生生活在一个文明有道的时代，何必这么自苦自己呢？”陶渊明的回答冷傲而优雅：“我怎么能比得上那些贤人，哪有那些志向！”对于檀道济送来的米肉，“麾而去之”，退回去了。

按说这个檀道济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坏人，他后来被刘宋政权冤杀，留下了一句“自毁长城”的名言。而陶渊明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曾接受过多次前任江州刺史王弘的馈赠。可这次，他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甚至到了到别人家里去乞讨的地步，可为什么要拒绝檀道济的馈赠呢？我猜想，可能是檀道济当时的神态和语气惹恼了他，檀道济是当时最有实权的大将，难免有些春风得意、小人得志的样子，不像王弘那么谦和。陶渊明最看不惯这种小人嘴脸。所以，一怒之下，拒绝了他的米肉，和他二十年前，因看不惯督邮的小人嘴脸而辞官一样。按常人的标准，这一次更不容易。不为五斗米折腰，可以！可面对一斗能救命的米呢？陶淵明的回答是：仍不折腰！

事后他也懊悔自己的毛病，但是绝没有改变的意思。他说自己也知道：在救命的时候，嗟来之食吃就吃呗，但就是做不到！唉，天性如此，随它去吧！

后来有些人把陶渊明的这次举动归因于他蔑视权贵的理念。我觉得这种说法极不靠谱，任何通过学习和教化获得的理念都没这种力量，在生死之际，最能决定人行为的力量是先天的秉性，而不是后天的教养。

正是出于这宿命般的天性，他脱离那个时代的“成功人士”的队伍，是被时代潮流所抛弃的人。也正是这种天性，他热情讴歌了大自然带给他的欢乐和终极慰藉，为后世一切被时代抛弃或自我遗弃于时代的人提供了最后的心灵避难场所。

6

读陶渊明的诗，得在四十岁以后。四十岁以前，生活的阅历还不足以理解他诗中的人性内涵。而读他关于生死感慨的诗，就得五十岁后了，只有在人真正感受到死亡逼来的气息时，才能体会到同样的心境。

陶渊明对于死亡持有一种十分明智而达观的态度，他认为，有生就有死，圣贤富贵者均不能免。所以，对于死亡，他不仅没有畏惧，在其晚年，甚至有种亲切之感。他与当时庐山东林寺的名僧、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创始人慧远有过一次著名的辩论，是关于人的灵魂的问题的：慧远的观点是“形灭神不灭”，就是说，人的身体死了，但灵魂不会死，只是轮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这其实是一切宗教的理论基础；陶渊明的观点是“形灭神亦灭”，就是说人的肉体死了，灵魂也就随着没了，哪有什么其它世界，这当然是种唯物主义的态度。在接近暮年时，他提前给自己写好了《挽歌》，表达了自己“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心情，想象出自己死后“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的情形，明白生命之流不会因一个人的死亡而停止，依然生生不息地向前流淌着。在最后的时刻，他还给自己撰写了《自祭文》，那时，他饱受饥寒和病痛的折磨，巴不得早些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写下了“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的句子。他留下的遗嘱是对自己的坟墓不必加多么厚的封土，也不必在坟上种树，只是任由岁月流过，让自己的身体与山坡上的泥土融为一体（“不封不树，日月遂过”“托体同山阿”）。这种态度等同于现代的“火葬”，在一向重视墓葬文化的中国农耕文明传统中是罕见的。

7

我知道，要想追寻1500年前陶渊明的生活旧迹，是根本找不到任何东西的。这么漫长的时间，其故里地表上的建筑已不知被夷平过多少次。但读陶诗读多了，我还是想去看一看他曾生活过的地方。那些为托他名而建的纪念亭台一定是假的，但那不重要，最主要的地形地貌则应该还保留些当日的风貌。于是，2009年夏天，我们驾车南下，追寻陶渊明的故里。

陶渊明的出生地是柴桑，即今天的江西省九江市，他担任过县令的彭泽，今天还有这个县名，只是当时的县治要偏西一些，处于现在江西省湖口县东三十里左右。现在的湖口县和彭泽县挨着，是长江与鄱阳湖的交汇处，水天一色，蔚为壮观。这一带属江南丘陵地带，无数低矮起伏的丘陵间，河湖沟汊纵横，远处是高耸入云的庐山，在这里，能体会到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所描写的“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绝非虚言，不过是这种风光的如实白描而已。

在今天的九江县政府所在地砂河镇，建有陶渊明纪念馆。这个纪念馆的环境极其优雅，还不到山门，即出现了一条菜园掩映下的湖边大道，循路上行，可见一座古典的园门。进去后，更是别有洞天，我们没有想到这里有这么敞亮的庭院，茂林修竹，映带左右，荷塘之畔，垂柳依依，湖畔有几架豆角，点缀出一派农家田园气息。园内还有一座小山，足供登高远眺。山坡下建有一座陶渊明的墓。据该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这座墓只是个纪念墓，是仿照九江县马回岭镇的陶渊明墓重建的，马回岭的陶墓也是纪念墓，里面并没有陶渊明的遗骨，连衣冠也没有，只不过建造的时间早些。明朝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当地发洪水冲出一块古碑，上书“陶渊明先生故里”七个大字，在当地提学李梦阳的帮助下，陶氏后裔兴建了那座纪念墓。2009年时，那个纪念墓还在，只是被圈在一个海军的单位大院内，平常人参观不了。九江县有关部门已在县城的纪念馆内建了陶渊明的纪念墓，意在整合该县的以陶渊明为品牌的旅游资源。

馆内设有三个展室，陈列了陶渊明诗文集在各时代的各种版本，还有海内外研究陶渊明的各种文献。资料还算丰富，其中有一幅写意陶文《归去来辞》的巨幅国画长轴，很是不错。那位热心的工作人员一面逐句背诵《归去来辞》，一面同时指出画上的相关位置，一时间，有入江山里的感觉。

这个纪念馆建成于1985年，从2008年5月起，改为不收费的公共博物馆。那天我们到馆时，已到了下班时间，当时那里值班的一位女同志王金凤见我们远道而来，不仅加班给我们打开已上锁的展室，逐一让我们参观，还热心地向我们介绍了这个纪念馆的发展过程。她介绍说这里门前的道路都是他们的老馆长带着馆里工作人员自己修建的，湖里的荷花也是她们自己种的。她们馆里已经规划了一片区域，准备种上菊花，因为陶公平生最爱赏菊，如果没有菊花，这个纪念馆就缺一块儿东西，只是因为缺少经费，这个项目暂时还没有实施。我为这个设想击掌叫好，如果在湖畔的短篱旁，再种些菊花，就真能体会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境了。

在谈到陶渊明墓的真伪时，王女士的一番话让我们印象深刻。她说陶公生前并不注重自己的墓葬，明确说过死后“不封不树，日月遂过”，所以，当时可能就没建什么宏大的坟丘。加上九江这里常发大水，1000多年来，不知有多少村庄夷为平地，更别说普通人家的坟丘了。所以，陶公的真墓可能永远都找不见了。重要的不是找到那个具体的坟丘，而是能记着陶公的诗文，这里的纪念墓只要能帮助大家理解陶公诗文中的某些意境，也就达到目的了。看样子，真是在陶公纪念馆呆久了，无形中也浸渍了陶公的豁达与旷放。

8

庐山东林寺是晋代高僧慧远所建立的佛教寺庙，至今还在，我们遂往参谒。

慧远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提出“西方净土”的高僧，到唐代净土宗创立时，就敬慧远为净土宗的始祖。事实上，慧远是位宗教活动家，他不仅与当时主掌江州大权的各位刺史关系熟稔，让他们给自己出钱修庙，还組建了一个宗教组织“白莲社”，与当时的著名文人谈诗论道。大概正因为“白莲社”的缘故，佛教史上把净土宗也称为“莲宗”。这个白莲宗又是后来的白莲教的前身，据说是后世的教徒混和了净土宗和来自波斯的祆教而创建了白莲教，白莲教又孕育出明教，就是朱元璋借以起义的秘密组织，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开始禁止白莲教活动。不过直到清代，白莲教还一直时隐时现，不少造反起义的江湖人士打的就是白莲教的旗号。

慧远与陶渊明有过交往，如前文所说，两人就人的灵魂是灭还是不灭的问题有过著名的争论。慧远不愧为一位入世的活动家，他对陶渊明十分抬举，他本人是严戒酒肉的，但对陶渊明开了口子，他说只要陶渊明来到庙里，可以请他喝酒，陶渊明听说有酒喝，也便欣然前往，两人相谈甚欢，当时寺前有一条小溪，名曰虎溪，慧远自重身价，守在庙里清修，已经三十多年没越过虎溪一步了。陶渊明来了之后，两人争辩得热烈，一直到送陶渊明走时还没停止，不知不觉就过了虎溪，直到传来虎啸的警告，才发觉已破了戒律，不禁相视大笑。其后，慧远又邀请过几次陶渊明，可是陶渊明到了庙前，听到里面传出的召集俗众的钟声，便皱起眉头，离开了。陶渊明是理性清明的人，视死生为自然，不相信有超越肉体的灵魂存在。对什么延年益寿，到西方净土永享极乐世界的说教一向嗤之以鼻，认为那是糊弄愚夫愚妇的把戏。

如今的东林寺前，尚有一棵巨大的香樟古树，前面的铭牌上说这棵树是晋代的古树，如果属实，这可能是我们所看到的唯一的陶公时代的遗物了。不过这个庙的香火较旺，门口的小商店里挂着一件件僧服，供去庙里进香的人租穿。于是，在庙内可见到不少披着僧袍的红男绿女，加上庙里正在搞土建，显得有些混乱，看到这些，我们也不禁像当年的陶公一样，皱起眉头，还是走吧！

陶公曾任县令的彭泽我们没去，只是到了其时真正县治所在之地，今日的湖口县，游览了著名的大孤山，今日称作鞋山。据资料介绍，现在的彭泽县盛产中华绒鳌蟹，和陶公老窑（当然是假托陶公之名的现代产品）。我们很期盼陶渊明纪念馆内的菊园建成，再于秋天重游陶公故里，那时食蟹、饮酒、赏菊，更有陶公的意境。

补记

《晋书·陶潜传》记载，陶渊明任彭泽令时，想把县里发给他作俸禄的公田里全种上酿酒的“秫”，但他妻子坚决反对，最后达成的妥协是一半种酿酒用的“秫”，一半种食用粮食“秔”。秫（shú）就是黏高粱，大概就是今天酿茅台酒用的糯高粱；“秔”（jīng）指粳稻，即粳稻大米。根据这条记载，当时以糯高粱为酿酒原料，应该不是蒸馏酒，只是发酵酒。现在，中国南方的发酵酒主要以大米、糯米为原料，未见以高粱为原料的，笔者尚未喝过高粱酿制的发酵酒。看来，关于高粱用于酿酒的历史以及各地对酿酒主粮的选择，还需要进一步学习了解。Ω

典故注释

（1）老莱子之贤妻。《列女传》记载：楚老莱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阳，楚王使人聘以金帛。老莱子之妻曰：“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以鞭捶；可授以官禄者，可随以斧钺。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禄，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乱世而为人所制，能免于患乎？”老莱子遂随其妻而至于江南而止。

（2）王孺仲的贤妻。据《后汉书？列女传？王霸妻传》记载：王霸，字孺仲。少立高节，光武帝连征不仕。与同郡令孤子伯为友，后子伯为楚相，其子亦为功曹。子伯遣子奉书于霸。客去后，霸久卧不起，其妻怪问其故，霸曰：“向见令狐子容服甚光，举措有适，而我们的儿子蓬发厉齿，未知礼则，见客有惭色。父子恩深，不觉自失耳。”其妻曰：“君少修清节，不顾荣辱，今子伯之贵，孰与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女安得不耕以养？既耕安得不黄头历齿？奈何忘宿志而惭儿女子乎？”霸崛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终身隐遁。

历史上是否真有这两位贤明的妇女，无法考证。反正陶渊明本人没碰见，他的妻子虽然被他称为“仁妻”，是心地很善良的女人，但可能对他的不务家业，饮酒无度也没少抱怨，所以，他才拿这两位传说中的贤明女人说事儿。实际生活中的中国妇女，更多的倒是陶侃的母亲那种类型的人，宁肯自己含辛茹苦，也要让孩子出人头地。但是王霸之妻和老莱子之妻所说道理也是可以永久成立的，前者说明了既然想要追求不当官的清高，就别抱怨不当官带来的艰苦生活。后者说明了当官就意味着风险，都是明智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