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租车司机》看薛忆沩的重写

2020-02-04赵改燕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0年12期

关键词：介入

摘要：重写后的《出租车司机》，凸显了薛忆沩对小说艺术自律性的一贯追求，语言的逻辑理性和感性力量同时增强，小说更具张力，作家个人艺术风格的辨识度更高。小说主旨由隐到显的变化，体现了薛忆沩以文学艺术介入现实的批评精神。

关键词：薛忆沩重写艺术自律性介入

按照美国当代作家兼评论家约翰·加德纳的定义a，薛忆沩无疑是最典型的小说家，他以“语言敏感性”“眼光精准性”和“故事讲述者的特殊智力”获得文学界“迷人的另类”之雅称，近年来更是以“走火入魔般的强迫症”——不停地重写自己的作品再次引起关注。重写的起因，主要是源自作家旅居海外后对母语有了更深的感觉：“我清晰地发现了汉语逻辑表达的潜力，汉语呈现细节的潜力以及汉语精准地指称事物和情绪的潜力。带着对语言新的感觉去重读自己的旧作，包括《出租车司机》那种被评论家称为‘不能再做任何增减的作品，我马上就发现了许多的瑕疵和疏漏。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近乎病态的完美主义者。这种发现立刻让我产生了强烈的生理和心理反应，甚至可以说产生了很深的负疚感和犯罪感。‘重写的革命就是这样开始的。”b迄今为止，他完成了对以往大部分作品的“拆迁”“整缮”和“装修”，形成了一个个新的版本，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极好的样本。现代小说的阐释重心不仅是文本呈现的内容，更关注文本是如何被表达出来的。对重写前后的文本进行比较分析，是研究薛忆沩文学创作的一个独特路径。

《出租车司机》是薛忆沩最负盛名的短篇小说，也堪称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最初发表在《人民文学》1997年第10期，未能引起反响。2000年在《天涯》第5期刊出后，即被众多选刊选载，2006年收入薛忆沩的第一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花城出版社）。几年后在重新出版小说集《流动的房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时，薛忆沩对《出租车司机》进行了细致的重写。随后《出租车司机》即作为“深圳人”系列小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命名，再次走向广大读者。本文通过对《出租车司机》重写前后两个版本的阅读比较（方便起见以下称“原版”和“重写版”），拟从小說的形式之美、存在主义的艺术风格、小说主旨的显隐等方面，管窥薛忆沩小说的创作流变。

一、对小说形式之美的追求

文学首先是词语的艺术，《出租车司机》的重写是从一个个具体的词语开始的。原版有口语，“出租车司机减慢了车速，他怕那个女人因为接电话错过了她的目的地”，重写版将“怕”改为“担心”；“服务员请了三次，他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付钱”，重写版将“请”改为“提醒”。有些改动经过对比方知更妙。如，出租车司机吸干净最后一点可乐后，“他将纸杯里的冰块拿出来”，重写版改“拿”为“掏”。又如，“出租车司机注意到那一对男女很注意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重写版改“注意”为“在意”。前者在叙述上偏客观理性，后者则使叙述进阶到人物情感和心理的内在，不仅传递出这一对男女此刻内心的纠结和不适，同时也是出租车司机对人与人之间距离感的投射。可见词语不只是表达语义，同时还意味着叙述功能。从“很细心”到“极为细心”，“非常艰难”到“相当艰难”，“突然加大油门”到“猛地加大油门”，“冷漠地说”到“生硬地说”……薛忆沩以手艺人的匠心，做了许多“炼字”的功夫。开篇的连接词“然后”“接着”“然后”，即让人想起加缪小说《鼠疫》里的那个文学爱好者格朗，他为不知如何选择更恰当的词语而苦恼：“必要的话，要在‘然而和‘而且之间做出选择，这还不算太难。要在‘而且和‘接着之间进行挑选，这已比较不容易了。如果要从‘接着和‘然后之间决定用哪一个，那就更难了。但是确实还有比这更难的，就是‘而且该用不该用的问题。”也许作者意欲提醒读者，阅读文学作品需要高度警觉，“警觉于它的口吻、气氛、速度、体裁、句法、语法、肌理、节奏、叙事结构、标点、多义性——乃至一切可归为‘形式的东西”c。

薛忆沩的小说对语言的内在逻辑极为重视，有评论称之为“数学般的精确”。重写版在这方面进一步予以强化。原版中有一段：“老头胆怯地看了出租车司机一眼。出租车司机冲着老头笑了一下。老头突然用很激动的声音说：‘她们真可怜啊。”这段文字句与句之间有较大的跳跃，借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术语来说，读者理解文章需要消耗较多的“语义能量”，即连接句子、理解篇章付出的脑力。重写后改为：“出租车司机迟疑了一下，然后用手轻轻拍了拍老头的肩膀。”不仅语句的连接更加平滑自然，而且也更真实——根据出租车司机此刻的心理状态，显然不大可能会冲着别人笑一下。他敏锐地感受到老头既想安慰他又怕触痛他的矛盾心理，做出比较自然的回应。因此，叙述逻辑的强化不仅体现在字句的衔接上，也体现在对人物情感和心理的描写上。

重写版中，通往人物内心迷宫的路径更清晰。如增补了以下一段文字：“他的世界突然失去了最本质的声音，突然变得难以忍受的安静。而他的思绪却好像再也无法安静下来了。他整夜整夜地失眠。那些长期被他忽略的生活中的细节突然变得栩栩如生。它们不断地冲撞他的感觉。”妻女的死亡，让出租车司机感受到“安静”是无法承受的。诗人痖弦在妻子去世后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内人走了，留下寂静，可怕的寂静。原来死亡的定义，就是寂静！”d死亡的一记棒喝，激活了出租车司机的情感世界，生活的细节霎时翻滚而来。这里出现了两组对立：昔日的热闹与此刻寂静的对立，人物外在的沉默与内在激动的对立，对立产生“冲撞”，致使“亢奋”，因此出租车司机会走到披萨店寻找“宁静”，放声大哭后，回归平静。增加的“冲撞”一节，更清晰地呈现了人物情绪内在运动的轨迹。

与原版的简洁质朴相比，重写版的感性色彩更加浓郁。原版写出租车司机想象妻女罹难时的感受只有一句：“她们惊恐万状的神情令出租车司机自责。”重写版进行了扩充：“她们惊恐万状的神情会令出租车司机措手不及。他会重重地踩下了刹车。可是，那肯定为时已晚。出租车司机会痛苦莫及。他痛苦莫及。他误以为自己就是那不可饶恕的肇事者。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作家用叠声（重重、深深），叠韵（措手不及、痛苦莫及）以及对仗（语义相对）和重复强调，依照情绪的内在节奏一气呵成，呈现出一个男人的脆弱和无助。全篇改动最多之处是在小说的结尾，出租车司机发现桌面上的一排冰块已经全部溶化：“他动情地抚摸着溶化在桌面上的冰水，突然放声大哭起来。”重写版在“抚摸冰水”和“放声大哭”插入了三百余字。“突然，他的指尖碰到了他女儿的指尖。他立刻听到了她清脆的笑声”，“她用娇嫩的指尖顶住了他的指尖，好像在邀请他跟她玩那个熟悉的游戏。他接受了她的邀请，也用指尖顶住了她的指尖”。作家用生动的想象力创造了一个梦幻的场面，让阴阳两隔的人进行了一次独特的告别。到最后，悠长顺畅的句式承载着充沛的能量汹涌而来，压抑的情感终于倾泻而出，于是出租车司机感到了宁静。这段文字在“句之长短”和“声之高低”上，都经过了精雕细琢，前者使得句子节奏凸显，后者让语感流畅饱满。长短句的搭配，使句式更加丰盈，也增加了情感的重量。这一段使用了两个补充句式：“他想猛地抓住他女儿的小手，那活泼和淘气的小手”，“出租车司机感到了一阵他从来没有感到过的宁静，纯洁无比的宁静”。这些非典型的汉语表达方式，是薛忆沩小说创作受到异质语言影响后“欧化”的体现，赋予小说浓郁的诗意感。

二、艺术风格的强化

薛忆沩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建立起与自己独特的气质个性、生命体验和理性认知相契合的艺术风格，多以存在主义的视角观照生命，通过悖论、反讽、隐喻等来表现个体的精神困境，凸显现代生存的荒谬本质。重写版在以现实主义手法增补故事细节的同时，对小说的内在精神也予以了强化。如：“妻子女儿的不在场，反而以在场的方式，邀请他回到他们共同的过去。”这是极具薛忆沩特色的悖谬句式，通过文本表面的语义矛盾，即表层语言逻辑与隐含逻辑的悖论，直接引读者由故事层面深入到哲学层面省思：妻女在世时，出租车司机与她们是疏离的，妻女离世后，他才得以与她们建立起深刻的情感联结。这何其荒谬！关于悖论，布鲁克斯有许多精彩论述：“我们的偏见强迫我们把悖论看作是智力性的，而不是情绪性的；清晰的，而不是深沉的；理性的，而不是神圣地非理性的”，“科学家的真理要求其语言清除悖论的一切痕迹”，“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用悖论语言”。e 现代性本身就充满悖论，具有语言学博士学位的薛忆沩，对语言与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对这种充满哲思的悖论式的句子的偏爱，确立了他独树一帜的风格和腔调。重写版中增加的类似句式还有：“他显然还在试图推进这场无法推进的对话”，“那是毫无意义的移动。那又是充满意义的移动”，“这生活中突然出现的空白令出租车司机突然发现了与她们一起分享的过去”，“他害怕没有家人的‘家。他害怕无情的空白和安静会窒息他对过去的回忆”……

在薛忆沩看来，城市就是一个悖论，城市是为人们的自由和幸福而创建的，却牢牢绑架了个体的生命。重写版中增加了这样一段文字：“他睁开眼睛，茫然地张望着窗外繁忙的街景。熟悉的街景突然变得如此陌生了，陌生得令他心酸。他过去十五年夜以继日的穿梭竟然没有在这街景中留下任何的痕迹。”“穿梭”一词很好地体现了城市的速度、流动和变化。鲍曼认为流动是现代性生存的最根本的特征，深圳是无根的移民城市，从偏远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一直处于不断的流动变化中。出租车司机这一职业本身就是城市的隐喻，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出租车每天都在城市的迷宫里穿梭，它不断接近街景，又不断抛弃街景，它与城市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出租车没有固定的目的地。它总是在等待着下一个目的地，再下一个目的地。出租车司机表面上掌握着方向盘，实际上他却无法主宰出租车的方向。” f十五年的穿梭，夜以继日的劳作，没有在城市留下任何痕迹，却让他陷入深深的倦怠中，在这种倦怠的心理保护机制下，情感粗疏，内心封闭。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这样论及现代人的生活：“的确，他有职业，但是他的生活缺乏连续性。他所做的事固然有其意义，但一旦完毕便烟消云散。任务可能以相同的形式重复多次，可是却不能以一种同个人相关的方式来重复，也可以说，不能成为那任务完成者的个性的一部分，因此它并不导致个体自我的发展。已经完成的事情不再具有什么意义，唯有实际上正在做的事才是重要的。这种生活的基础在于忘却。” g出租车司机在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机械又重复的工作中，渐渐丧失了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和热爱，是突如其来的妻女的死亡，讓他得以在精神的震颤中苏醒，看见被遮蔽的生活的本真。最终，他只能通过返回故乡来逃离城市的悖论设计。

重写版强化了主人公的孤独感。“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那个女人梳理了一下头发”，重写后为：“出租车司机迷惑不解地瞥了一眼后视镜，他注意到了那个女人很性感的头发”。女乘客下车后，又增添了一句：“她很性感的头发让出租车司机感到一阵罕见的孤独。”恢复感知能力的出租车司机，以异性的眼光自然地关注到了性感的细节，由此触发的感受是耐人寻味的。这种孤独是妻女去世后独自一人的孤独，也有形而上意义的生命孤独，出租车司机整日奔波忙碌，无暇也没有能力体验这种孤独感。现在，他开始了体验生命孤独本质之旅。这段文字由生活表象挖掘出一种微妙的感觉，在呈现人物内心的细腻与丰富的同时，也增强了作家作品的辨识度——孤独也是薛忆沩小说的突出标记。

重写版还增加了两个“百元大钞”的细节。“出租车刚停稳，那个女人就递过来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出租车司机“将几乎与车费相当的钱找回给她的时候，另一对男女坐进了他的出租车”。这是以数学计算见长的作家和读者的一次互动，也凸显了女乘客的“粗心”和心不在焉。在第二批乘客下车时，“那个女人也递过来一张一百元的纸币”。这两个细节，可看作是对出租车司机情感状态的溯源探析。出租车司机这一职业决定了他难以与人进行更多情感的交流，收钱、找钱就是他与人交往的基本。按照西美尔对大都会心理的分析，在理性与货币的作用下，大都市的人具有了独特的心理状态和交往模式，“现代人用以对付世界，用以调整其内在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的精神功能大部分可称作为算计（calculative）功能。这些功能的认知理念是把世界设想成一个巨大的算术题，把发生的事件和事物质的规定性当成一个数字系统”h。正是这种工具理性生存的膨胀，挤压了价值理性的空间，渐渐摒除了人际关系中情感的联系和作用，加剧了他情感世界的封闭状态。

此外，重写版还有若干细微的改动，如：“雇他跑长途的客人很慷慨，付给了他一个前所未有的好价钱。”增加“前所未有”一词，强化生活的戏剧感和荒谬感。又如，在意大利薄饼店一段，补充了“轻轻地闭上了眼睛”和“睁开眼睛”这个修辞上的双关，意味着主人公换了一双眼睛看世界，睁开心灵之眼，重新发现生活。这些改动在增强互文性的同时，无疑也彰显了薛忆沩小说的整体艺术风格。

三、小说主旨的凸显

对比两版《出租车司机》，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小说主旨的隐与显。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写道：“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叙述类型的特点是有一个隐秘中心。或者，更准确地说，小说依赖于我们相信其中应该有一个我们要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追寻的中心。”i原版小说的中心是隐秘的，需要读者在文字内外仔细追寻。重写版中，作家却处处树立起指示牌，告诉读者通往小说中心的清晰路径。如原版中的一句：“他想她是他的最后一批客人。可是，在他停车的地方，正好有一对男女等在路边。”重写版在这两个句子之间插入了一个直接点明小说主旨且十分欧化的长句：“他很高兴自己出租车司机生涯中最后的客人用他只能听到一半的对话激起了他的想象和希望。”这个句式还可以看出薛忆沩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再如：“他的世界突然安静下来了，他却无法再让自己安静。”这是原版中非常精妙的一句，以悖谬的句式直接对读者产生巨大的冲击：我们永远在“世界”里吗？“世界”又是什么？哪里又是人“安静”的所在呢？这样的文字无疑能够直接触发读者的深思。重写版改为：“他的世界突然失去了最本质的声音，突然变得难以忍受的安静。”用“本质的声音”进行抽象处理，试图将作者的声音传递给读者，原版带来的冲击力显然减弱了。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原版更多地体现了德国接受美学大师伊瑟尔所说的“召唤结构”，即文本呈现为一种开放性的结构，以不确定性和空白来召唤、激发读者进行想象和填充，参与作品审美潜能的实现，让阅读成为“再创造”的过程。比如女乘客接电话时的语言：“这有什么办法”“我并不想这样”“不是的”“不会的”“不用了”“真的不用了”。这些话语用声音表达，只能呈现一种情绪，可是文字可以使它更丰富，或冷静或激动，读者依自己的经验去补充。重写后变成：“她极不耐烦地……”“她冷冷地……”固然使得女乘客的形象更加清晰，但同时也破坏了文本的开放性和延展性。類似的改动还有不少，从“出租车司机吃完了意大利薄饼”到“出租车司机在紊乱的思绪中吃完了意大利薄饼”，从“他希望在那里找到他需要的宁静”到“他希望在那里能够找回他生活的意义和他需要的宁静”，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在重写过程中创造了他的“第二自我”——隐含作者。美国学者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隐含作者的概念，认为小说修辞在根本上是对读者的调控，真实作者处于文本之外，隐含作者诞生于真实作者的创作状态之中。重写《出租车司机》的薛忆沩，和十多年前灵感爆发时一挥而就的写作状态显然不同，身为文学批评家的薛忆沩，也许会对作家薛忆沩的作品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检视，致使隐含作者会忍不住越过人物进行表达。

纳博科夫说：“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一个大作家的三相——魔法、故事、教育意义往往会合而为一而大放异彩。” j薛忆沩早期的创作，更多地沉醉于故事和魔法，有评论说：“早期作品中，他意欲别开生面地‘重建写作的个人性，但重建之途因过于急切而不免将这种难得一见的‘个人推到了极致，从而呈现诸多令人费解的文本指向”，“为着这种追求，他甚至有意牺牲了故事情节的连贯与意蕴的晓畅。”k此时的薛忆沩安静地沉浸在自我的世界，自适地探索隐藏在文学王国的宝藏和秘密，不关注外在，更不会去迎合，其特立独行的姿态被冠以“迷人的另类”。重写《出租车司机》的薛忆沩，已辞去国内大学教职，远离世俗化大潮的喧嚣，在蒙特利尔安静地读书写作，却更多地受到了精神乡愁的袭扰。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写手”，进而“人人都是作家”，咪蒙作为一种现象，反映这个时代人们对写作的认识。这让严肃作家薛忆沩深为忧虑。加缪说：“艺术不可能成为自言自语的独白”，艺术家不能逃避自己的时代，“如果他逃避这个时代，就只好在真空中说话了”l。重写版对小说主旨的点醒，可视为作者以艺术的介入性对快餐文化时代做出回应。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多诺认为，艺术的本质是由艺术自律性和社会他律性双重决定的，唯一具有介入现实可能的艺术形式就是自律艺术。一方面，薛忆沩极其重视小说艺术的自律性，精心改写使之力驱完善：同时，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触及更多的生命和灵魂，来参与时代精神的塑造，促进社会的转变。小说主旨的凸显，也是纳博科夫所谓的作家三相中教育家身份的放大。

四、小结

薛忆沩在《献给孤独的挽歌：从不同的方向看“诺贝尔文学奖”》一书自序中写道：“写作本质上就是为了取悦，就是为了取悦写作者心灵中那‘完美的幻影。”薛忆沩的重写，也是为了取悦薛忆沩的艺术家自我，力图使文学版图上的自我形象变得完美。有的作家认为精妙的品质不可能通过修改或重写来获得，而有的作家如福克纳，认为重写是一种健康的状态：“我是把我们都看作爱去挑战不可能的华丽失败者。我想，要是我能把我的作品都重写一遍，肯定会写得更好，我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说这是一种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要坚持写，反复改的原因。”m既然写作时为了取悦作家自己，完美与否也并不需要他人评价。当然，作家认为不完美的作品，读者也许更喜欢。

重写也可以看作是列为-斯特劳斯说的“修补术”，列为-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提出，人必须套用自己手边的神话元素来理解世界，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神话元素需要不断替换。为了更深刻更生动地呈现自己认识到的不断变化的世界，薛忆沩需要不断地修补作品，重写的工作远未画上句号。重写也让人看到他身上或许存在着布鲁姆所谓的“影响的焦虑”：一方面，他对自己的文学才华非常自信，在远离母语的环境里被奇迹般赋能；另一方面，比肩一流的文学大师，他又常常怀疑自己。文学大师在给予他精神滋养的同时，或多或少也留下了难以逾越的焦虑。薛忆沩的重写，让业已完成的作品（work）重新变成语言系统中流动的文本（text），作家源源不断地编织着的文本符码，期待更多有心人的破译与解读。

a 参见〔美〕约翰·加德纳：《成为小说家》第一章《作家的本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b 钟润生：《汉语的潜能与魅力，让我发动了“重写的革命”》，《深圳特区报》2015年9月15日B05版。

c 〔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阅读指南》，范浩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d 痖弦：《中国新诗研究》，台北洪范书局1981年版，第49页。

e 赵毅衡：《“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第354页。

f 于丽丽：《薛忆沩和他笔下的“深圳人”》，《新京报》2013年7月27日C03版。

g 〔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

h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页。

i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j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k徐刚：《内心的风景》，《文艺报》2015年8月19日003版。

l 〔法〕阿尔贝·加缪：《局外人》，李玉民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