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二十年是美国小说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伴随着现代主义运动的发展，美国小说家在创作形式和主题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创新。在这个时期，世界经济的主导势力也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在这种环境下，美国小说家的自信心高涨，在创作中越来越具有本土意识，对美国特色和美国个性的挖掘和表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力度。这种集体性的努力促使美国文学彻底摆脱了英国文学的钳制，呈现出了成熟的面貌，为美国世纪的到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两战间 小说 创作思潮转向 先锋性 美国性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二十年的时间是美国20世纪最为复杂的时期之一。在这两个十年中，美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反差性变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矛盾丛生的局面。在经济领域，战后的繁荣持续仅十年左右便迎来断崖式崩溃。不幸的是，这个时期危机的冲击面绝非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一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大规模展示了人类的动物性和原始性，长期信奉清教主义道德观的美国人民无法相信，人类会如此彻底地违背上帝要求人人互爱的旨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为什么要战争》中谈到战争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原则上是依赖暴力解决的，这与动物界的情况并无二致。”a从弗洛伊德的立场来看，战争完全摧毁了人类文明，人性已经退化殆尽。从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文化亦步入转向时期，“一种新的强调及时行乐的‘消费者伦理和‘闲暇伦理取代了强调工作、存钱和自律与自我约束的‘工作伦理”b 。通俗文化、工业文化、高雅文化、享乐主义以及战争创伤的交织碰撞使民众的思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荡。

复杂的历史往往酝酿着文学运动的爆发。这个时期也是欧美现代主义运动的高峰时期。雷纳·韦勒克（RenéWellek）看到了文学形式在世纪之交的微妙变化，他认为“逆反力量至此已经跃跃欲动”c。战争则加速了逆反力量的壮大，从涓涓细流开始融汇并涌穴而出。阿瑟·林克（Arthur Link）和威廉·卡顿（William Catton）在合著的《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对两战之间的社会文化特征做出了这样的总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虽然也是社会上和知识界动乱的时期，但它是一种不同性质的动乱，其标志是道德标准的变化、知识分子中新信仰的出现和反对风雅传统的文学运动的勃兴。这种知识界的反叛对群众影响到什么程度，说不清楚，但是，很大一部分开创新思想的人否定传统价值并因而摧毁战前时期思想上的一致性，这件事肯定是值得注意的。d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二十年间，文学领域发生了形式危机，思想界出现了解构和重构的现象，过去的观念和价值被抛弃，新的标准开始流行。由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多种运动汇聚而成的现代主义在两战之间迎来了鼎盛，成为美国第二次文艺复兴的重要催化剂。在现代主义运动的催发下，两战间的小说在形式和主题上都展现了新的特点。这种新特点的主要表征就是先锋性。它既包含了小说家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激进和创新，也意指了对传统欧洲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影响的突破，转而注重对美国社会、美国人民生活的厚描，形成自身的文学话语和文学特色，从而助推本土民族性（或称之为美国性）走向成熟。

一、形式的变奏：革新与重塑

小说家哈姆林·加兰德（Hamlin Garland）在世纪之交时通过《文学的预言》一文表达了对文学走向的预判，他认为“传统的力量逐年衰减”e，未来的小说“在观点上更加的民主，在方法上更加个性”f。他的眼界是独特和准确的，看到了文学新旧势力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对抗。越来越多的现代派作家意识到传统小说的形式和技巧已经变成了僵化的肌体，亟待治疗。为此，他们开始不遗余力地对小说的形式、结构等方面进行实验与革新，为传统的痼疾开出了处方。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谈到现代小说时，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比喻来探讨小说革新的重要性。她要我们把小说艺术想象成一个有生命的、站在我们中间的活人，而这个人“肯定会叫我们不仅崇拜她、热爱她，而且威胁她、摧毁她。因为只有如此，她才能恢复其青春，确保其权威”g。这段看似矛盾的话语却点出了小说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伍尔夫看来，小说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不断勃发出生机和希望。她甚至认为，在小说的革命上，“没有一种‘方式，没有一种实验，甚至是最想入非非的实验——是禁忌的”h。这种开放、现代的理念为小说形式的革新重塑赋予了无限可能。以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F.司格特·菲茨杰拉德（F.S. Fitzgerald）、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小说家们的种种行为似乎都在回应着伍尔夫的号召，但他们并未如19世纪的前辈一样视欧洲大陆文学为圭臬，狂热效法，而是将美国特质和个人特质一起熔铸到作品中，进一步摆脱欧洲式的写作痕迹。

两战之间也是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进行正面激烈交锋的时期。这段时期的小说展现出了两个明显的特质，一个是直截了当的戏剧性描述，另一个则是意识之流的完整呈现。传统小说的语言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和裂变，越来越趋向于冗长和精致。F.R.利维斯（F.R. Leavis）批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后期的文字简直“细腻微妙得令人疲惫”i。但是经过战争、消费文化和通俗文学的磨蚀，现代人的思维能力发生了倒逆，时间观出现了扭曲，心理亦出现了异化，按照保罗·瓦雷里（Paul Valery）的说法：“现代人已经对非缩略性的东西无能为力了。” j无论是海明威的“冰山原则”还是约翰·多斯·帕索斯所采用的“新闻短片”和“摄像机眼”的手法，都反映了小说在场景描绘上的“速度性”。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个时期的作家“在表现自我的方式上或具有创造力或具有批判性，在表达观点上所使用的词汇简明得令人惊讶”！ 1。此外，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为现代小说关注点由“外”向“内”转向提供了入口。心理学家认为我们的意识是一种个人的、不断变化的、连续的复杂状态。意识的不规律性也恰恰可以成为这些小说家们有力的手段，以表现出现代客观世界的复杂性。意识流作为最为匹配异化世界的写作技法，不仅完全将人物的心理和精神状况裸露在外，而且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个体精神世界在客观世界的压力下如何发生变化甚至是扭曲。它可以令读者跳脱出时间叙述的束缚，进入一种没有框架、没有固定形态、无法预知的阅读体验，这种体验正如两战期间大部分人对周遭社会的感受一般。值得注意的是，恰好在这个时间段，弗洛伊德绝大部分作品的英译版也相继出版，并对福克纳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菲利普·韦恩斯坦（Philip M.Weinstein）的说法：“弗洛伊德帮助福克纳定义了小说的逻辑，凭借这种逻辑，幻想和压抑才与福克纳的叙事模式、情节和角色相互交织在一起” ！ 2。在福克纳的作品中，我们常常看到时间序列的错乱和割裂，多种意识的切换和跨越，叙事线索埋藏于混乱的表象之下。如《喧哗与骚动》 通过错乱的叙述时间、数百次的场景转移和时空变化以及“极为巧妙的赋格曲式地变化观察点”！ 3赋予了作品极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现代派小说的心理描写中，读者会被牢牢地拖進小说中去，在晦涩的感知中沉到人物意识河流的底层。

二、主题的异变：死亡与虚无

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谈到“美国人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情绪，一种喜怒无常的情绪，一种不知所以然的焦虑。这是一种没有深渊的虚无主义”！ 4。把这段话放在两战间的小说家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们见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人性和秩序的怀疑达到一种极致，后又切身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残酷，然后生活又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所笼罩，这种独特的体验投射到作品中就成了主题异变的催化剂。在20世纪以前，当清教主义还未受到消费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强力挑战时，是很难看到小说如此集中性且大张旗鼓地呈现出悲观、大胆、晦涩甚至是古怪的主题。应当说，这些作家使读者尤其是经历了世纪之交的人获取了一种不同的，甚至是难以承受的阅读体验。挖掘作品人物的痛苦和病态似乎成为这群作家的共识之一。他们不约而同地通过隐喻的方式将主题的异变指向了社会失调和人性失格的终端。

这段时期的小说没有像传统小说多以浪漫爱情、现实抗争等故事来迎合读者的审美趣味和心理接受，而是充盈着焦虑、孤独、沮丧、绝望和痛苦，充分拉开了小说指向与读者期待视域之间的距离。格兰维尔·希克斯曾经对福克纳小说的主题进行了细致分析，他强调“除了罪恶和疯狂，没有任何主題能够令他满意”！ 5。在《喧哗与骚动》中，昆丁对妹妹凯蒂近乎乱伦的爱与其最终的自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根据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自杀理论，昆丁的死属于失范型自杀，这种类型的自杀正是个体与社会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无法走出困境后选择的一种解决方式。在其《献给爱丽丝的玫瑰》小说的结尾，人们发现艾米丽将所爱人的尸体陈放在家中，以延续自己扭曲的爱，小说营造了一种哥特式的怪异感，令人毛骨悚然。与福克纳类似，海明威的小说主题也十分明显，死亡常常无法避免，它既是问题所在，也是出路所在，可以看出，死亡主题的融入延续了战争所造成的一种虚无主义和命定论，而这两种概念往往是悲剧的最主要气息。《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无论在命运面前表现得多么顽强和不屈，终究以失败而收场，如同加缪笔下的西西弗一样，明知命运的不公，却始终处于一种承受苦役却不停止抗争的状态。与海明威作品的异域特色不同的是，菲茨杰拉德的《伟大的盖茨比》以及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人鼠之间》更代表了美国民众在浮华时代的普遍心理和实际遭遇。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的结局都折射了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的物质时代，个体的一切努力最终都会走向徒劳和虚幻，美国梦的终点即是幻灭。这种幻灭的实质是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在强大且残酷的社会异化力量面前，个体在经过追求、抗争后仍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有学者这样谈道：“对于菲茨杰拉德而言，‘美国梦是美国人民罕见且真实地完全信奉美国理念的持续性故事，是他自己背叛这种理想现实化定义的不可避免性。”！ 6 两战间小说家的批判和剖析路线是由内向外，即读者是通过作品人物的内心世界来感受外部世界，更富有尖锐性和悲剧性。从主题的内核上看，两战之间的作家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偏向于“理想—矛盾—调和—冲突—抗争—放弃—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灭亡”这种渐进式的悲剧演化过程，充分地展现了人性和精神的失范和异化过程，一步步拉升了作品的张力，从而深刻地凸显出城市与农村、战争与和平、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物质过剩与精神空虚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结构。作家个性是作品的精髓所在。尽管两战期间小说家的个性不一，却都表达了对现代社会的忧虑和思考，这也正是他们小说主题中最为吸引人的力量所在。

三、本土化的崛起：美国性的成熟

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角度来看，美国与欧洲大陆有着深厚的渊源。移民史孕育了早期美国民众对欧洲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化的天然倾附感。毫不夸张地说，早期的美国文化实质上是英国文化在另一个大陆的移植和变体。在19世纪，维多利亚文化跨过大西洋直接在美国形成了一种巨大的风尚，为众多知识分子追捧，并构成了对其他亚文化的统摄和钳制。这种压制与被压制的矛盾在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眼中是一种文化分裂的现象。桑塔亚纳认为在19世纪向20世纪转型时期，美国人民的心智出现了双重性（duality），一种代表着沿袭英国的文化传统，而另一种又是美国的激进精神。他依据社会发展的现实也断言这种双重性并不利于美国本土精神的崛起。这种局面在20世纪20年代才得以真正改观。在一战的催化下，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主导力量逐渐由欧洲向北美转移。国家实力以及精神层面的消长为美国国家特性的建构和成熟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在外部环境和内部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美国本土文学和文化思潮进入了一个新的喷发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学景观：美国现代主义涌起，准备夺取文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哈莱姆文艺复兴则使非裔文学和艺术事业展现出了强大的生机；而南方文艺复兴将美国地域文学效应推向了新的高度，这些现象不仅表明经济力量对文学格局的影响，也昭示着美国对民族文学落后性这一印象的彻底摆脱。

从这个时期小说家的创作实践来看，他们深度挖掘了本土的文学养料，并以一种展现资本繁荣又批判资本腐蚀性的分裂叙事手法全景式地聚焦了美国社会和历史，使以美国精神和美国人特质为主要内涵的美国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约翰·多斯桑多斯的《曼哈顿中转站》（Manhattan Transfer ，1925）中这样描写一位外国轮船听差对美国的向往：“小内舱听差躺着，望向云朵。它们从西部来，成堆的高楼大厦，阳光在其间闪烁，照得它们又亮又白好像锡纸。他在高楼之间穿行，穿着带白色高领子的工作服，走上锡纸般的、宽阔洁净的台阶，走进蓝色的大门，里面是铺满带花纹的大理石的大厅，这里钞票沙沙作响，支票、银币、金币在锡纸般的长桌上丁当响着。”！ 7这种想象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美国梦”核心内涵的解读。同时，由于前后十年的巨大反差性，小说家们也看到了美国现代社会的弊病，他们通过集体性呈现“美国梦”的虚幻本质，将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个体的互动性关系展露无遗，揭示了个人物质追求与精神成长的失调、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现代资本精神与传统清教精神的对抗。因此，在对现代美国的描绘中，二元矛盾已经成为一种显性的母题。纳桑尼尔·韦斯特（Nathaniel West）在《百万富翁》（A Cool Million ，1934） 一书中试图说明对美国梦的执着追求恰恰构成了美国人民的悲剧根源所在，书的副标题“The Dismantling of Lemuel Pitkin”并不仅仅指社会现实对主人公莱缪尔·皮特金个人物质追求的一一“拆解”，更是影射了“美国梦”的破碎。从横向维度看，美国文学的拼贴特征也愈发明显，以小说为主要载体的地域文学和族裔文学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洪流，令美国文学的内涵更为丰富，其形象也更为立体。福克纳以“家族传奇” （Family Romance）这一手法在小说中一方面展现了美国南方的经济制度、人文传统和地区特色，一方面又通过家庭几代人的变迁来映照南方整个传统体系的逐步解体。可以说，南方文学深刻地体现了美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新旧之争。与此同时，南方地区的大量黑人与来自加勒比地区的黑人一同造就了向北的人口迁移现象，其中大部分聚居于纽约的哈莱姆地区。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现代工业经济所具备的强大的向心力，也为哈莱姆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在W·E·B·杜波依斯（W.E.B Du Bois）、阿兰·洛克（Alain Locke）、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佐拉·尼尔·赫斯特（Zora Neale Hurston）等主要旗手的推动下，这场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进行得如火如荼。以表现“新黑人”形象为主题的小说不断涌现，并以更为激进的方式与其他文化领域的作品一起合力展现非裔美国人的种族自豪和文化自信。作为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非裔小说的目的并不是再一次引发种族矛盾，而是要为黑人身份的重塑提供支持。这些小说家的努力代表了黑人群体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对自身地位的探索和展望，代表了对历史偏见和固有形象的主动切割。他们希望通过对黑人精神的积极展示，来阐明这一群体文化的重要性，提升它在整个社会场域中的接受度，从而更好地与其他亚文化一起共生繁荣，铸造出充满美国特色的文化共同体。可以说，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两战间的美国小说都充满了特色，完全走出了英国文学的阴影，展现出了自我气质。

四、结语

两战间美国小说创作思潮呈现出来的转向特征实质上是小说家们面对文学发展停滞时的良知和职责，是为了更好地构建现实与文学的联系。值得指出的是，小说的“先锋性”并不等同于与小说传统的决裂，而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变化。正如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所言，在文学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套方法论或价值观完全被另一种取代，相反，一切是在反复对抗和修正中生长的” ！ 8。优秀的传统是具有连续性的，无法割裂。正是通过对传统的继承，作家才能更好地重构文本中的世界，更为清晰地反映现代混乱中个体的异化遭遇，并为重新找到秩序和意义发现更多的可能，进而解决现代人的危机。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这些小说创作的转向也是经济社会演变在文化领域的一种投射和互动性影响的结果，而这种变化为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的开创发挥了很好的策应作用。

a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种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严志军、张沫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b 〔美〕萨科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六卷），张宏杰、赵聪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

c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第六卷），杨自伍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页。

d 〔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刘绪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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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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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美〕約翰· 多斯·帕索斯： 《曼哈顿中转站》，闵楠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 8 〔美〕埃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1870—1930年的想象文学研究》，黄念欣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基金项目： 湖南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美国小说家的文学思想研究”（14JD41）

作 者： 谢敏敏，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