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崇爱

[摘 要]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中西方国家在国家脱贫方面所具有的因素更加相差无几。共同特质如此多的今天，中西方对社会福利的追求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呢？如果有，这些原因又会是什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中美以扶贫实现社会福利的目的，探寻它们所特有的一些特质来揭示两种福利观之间的本质区别，对我国在不断推进扶贫工作方面具有深刻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中西方;福利观;历史;扶贫

[DOI]10.13939/j.cnki.zgsc.2020.02.010

1 背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收入和财富差距偏大、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局部地区教育机会不平等，尤其在那些自然条件恶劣、位置偏僻、基础设施落后等地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很多人的生活状况较差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们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加持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庄严承诺。“摆脱贫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是我们党和国家推动发展的根本目的。”“扶贫是一项发展政策，即对贫困户进行扶持，以使贫困户可以发展，有发展的能力，有致富的能力。”[1]

扶贫，不断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不断回应社会的需求——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消除贫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除了现实实践的要求，在我国的宪法中也有关于公民社会保障权利的相关论述，为我国提出精准扶贫提供了法理基础。

当前我国的扶贫政策，与西方国家所采取的福利政策存在较大的差别，它是通过具体的调查，找到贫困的根源，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可以实现通过利用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条件、资源来发展自己，是帮助贫困户实现自我发展。在我国的脱贫工作中，国家提出要用“精准扶贫”的方式更有效地实现脱贫目标，同时更好地预防返贫现象的发生。这一方式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一大进步。“精准扶贫”最早是在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的。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两会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进一步阐释了精准扶贫理念。“精准扶贫”重点在“精准”二字，扶贫机构要精准掌握基层贫困信息，精确到户、到人。大量县乡干部被明确指定了对口服务的贫困户，同时还要做到必须精确调查和随时跟踪这些贫困户的家庭情况。与传统的粗放的扶贫方式相比，精准扶贫的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治贫方式，提高了扶贫措施的有效性。

在我国的脱贫工作不断取得成绩的同时，很多人也在讨论中国的扶贫政策与西方国家所推行的福利政策又有怎样的本质区别。这既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防止我国在脱贫的道路上出现西方福利国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

2 西方福利国家的内涵及问题

在西方，福利社会是一种现代化的产物。中世纪的时候，欧洲国家的那些国王，在我们熟知的历史知识中国，主要以打仗的骑士的形象出现在我们视野中，而不是救濟贫民或者领导民众共同抗灾的领袖的形象。在现代化开始之后，西方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仍旧没有这个观念。19世纪的英国，也就是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普遍观点仍然是：即使社会应该有一些扶贫济困的措施，也应该尽可能是低水平的。穷人住到福利院里面，不仅条件要差，而且也不能给他们尊严。富人为什么这么心狠呢？其实是担心会形成“养懒汉”的后果。

一直到19世纪后期，德国首相俾斯麦，才提出建立对大众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发展，直到1942年英国发布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全社会建立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的福利国家思想。比较孔子提出的大同社会、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莫尔的乌托邦等理论，这时提出的福利国家思想不是建立在思想家的想象和理论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具有社会可操作性的层面上的，是人民对建立一个平等博爱国家的理想的理性表达。其政策主张之一是：社会保障应以保障居民拥有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为出发点。

建设福利社会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这套制度运行仅仅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已经产生了众多恶果。民众看来，税收最好是只减不增，福利最好是只增不减。“几乎所欲的收入群体都逐渐变得越来越依赖政府的帮助”，[2]这些人成为无法自食其力的人，人格萎缩、道德堕落。这些贫困人群成了社会的溃疡。过分依赖政府的福利提供成为一个公认的问题，社会负担越来越重，有的国家经济运行已经出现困难，政府失灵和福利危机成为社会一大问题。更重要的是，100多年前英国人所担心的那个“养懒汉”的后果，真的在社会中发生了。

3 中西方福利观的本质区别

在现代的国家背景下，都是经济高度发展、国家治理方式较为现代化，不同国家在当前的发展环境是相差无几的。在我们都了解的现代性的特点背景下，中西方对社会福利的追求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结合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特有的一些特质来分析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价值。

其实在中国，所谓的“社会福利制度”实际上早就存在，而且历史还要更悠久。我们熟知的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说明政府在抗灾救济方面承担着领导责任。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系统总结出“荒政十二条”，也就是在遇到灾荒的时候，政府应该做的十二条配套措施。从战国开始，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建有“常平仓”，在好年景购进粮食储存起来，预备歉收年开仓放粮所用。西方福利制度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已经陷入困境。中国的福利制度，为什么能够运行几千年，这中间有着怎样的区别？

第一，这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观念上的差别。在西方的福利制度中，接受福利是公民的权利。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其中“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把享受福利保障列为公民的基本人权。这一权利的提出，在当时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当大家都习以为常之后，这一制度的隐患也就逐渐凸显出来了。在西方发达国家，如果一个人获得的收入低于国家规定的某个具体的标准（即使他的真实生活水平并不低），甚至可能比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还要高，但只要他符合国家规定的“福利标准”，那他就有权利让国家养活他。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公民享有的权利，所以就没有人可以剥夺它，享权的公民也没有必要有任何惭愧感，甚至没有必要对给予他帮助的人表达谢意。因为这是他根据法律应该得的，这是一种“正常”的观念。

相比而言，社会福利观念则不同。中国人，没人认为接受来自国家或者他人的救济、帮助是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正好是相反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对民众的“责任”。在中国，一旦遇到水旱灾荒，国家要承担起救灾的任务。如果有人实在有困难，比如残疾、年老、鳏寡孤独这种极端情况，政府、家族、亲朋都有责任帮一把，所谓怜贫恤老。这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家国一体。在这个共同体里面，每个人的发展都是其他人的责任。这种情况下，福利的目的在于解决具体的困难，而不是为了满足某种人们的某种权利，这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救急不救穷”。中国的这套福利社会的观念，一直运转良好。虽然绝对水平不高，但它成了增强社会认同、缓和政治矛盾的有效手段。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他个人的主观原因而不愿意劳动，那么他再穷也没有人会管。在每个地方都有所谓的“二流子”，大家不仅不会管他，而且还会在道德上鄙视和谴责他。在我国当前的扶贫政策中，国家提出的造血式扶贫、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扶志与扶智”，就是这样一种将主动权交给贫困群众的观念。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重视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支撑脱贫攻坚，激励和引导贫困群众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所以，中国扶贫的目的不是均分财富，而是提升国家中人的品质。一个人的品质决定一个人的发展状态，如果人的品质没有提升，只是单纯地进行资金的投入，结果只能是投入再多资金也依然无济于事。

如果获得社会福利作为一项基本的权利，那么对于这一权利就必须给出一个客观标准。那就必然导致个人或家庭收入进行划线，而不能考虑这是不是因为他本人不爱劳动。而如果将社会福利视为一项责任，反过来了，那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当然就要优先选取那些最该帮、最值得帮的对象。所以在中国，社会福利不会导致“养懒汉”的结果。

第二，要想达到这个效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相比来说，西方国家所采取的福利政策，主要就是通过给生活水平低下的人发钱，同时国家不可以对本国的百姓有所指责。但是中国古代，政府除了救灾、扶贫、济困，还有一个责任，就是道德教化。比如，明太祖朱元璋，他颁布了一篇《教民榜文》，其中有这样六句话的“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是一个钦定的百姓公约，里面是百姓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除了到处张贴这六句话以外，朱元璋要求每乡、每里各设置一个木铎，類似铃铛。在本地内选择年老或者残疾、不能干活的人，手里拿着木铎，在本乡、本里边走边摇晃这个铃铛，边呼喊《教民榜文》里的这六句话。这种巡行乡里的活动，每月要搞六次。到秋天收获时节，由各乡里给巡行呼喊的人提供粮食和生活费用。

在中国文化中，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传统。不只是当时的朝廷和地方官府，就是普通百姓的宗族和家庭，也特别重视这种道德教化，这是一种历史形成的社会自觉。在我国每个家庭子女成长的过程中，无论是政府、长辈，还是老师，反反复复地告诫一句话：要上进，要学好，要自力更生、自强不息，这在我们从小学的教育开始也是一直被灌输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说得夸张点，这些教诲甚至听得我们的耳朵都磨出了茧子。

正是国家流传下来的这种内在的教化方式，发挥着巨大的力量。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在我国社会内部形成了一种呈内化型的社会提升动力。当危难发生时，大家彼此之间互帮互助，同时在道德层面又绝不纵容那些不劳而获的人。正是这种内化型的传统，使中国文明一直葆有一种强大的向上力。因此，虽然中华民族经历了数千年的朝代更替，但中华文明却可以源远流长，千载不绝，历经一次次劫难而复兴。记得作家押沙龙说过一句话：“我最讨厌满嘴‘国学的人，但我认为中国传统中确实有不少好东西。这些最优秀的东西，不是这子那子、四书五经三字经，而是一些很基本的文化心理：重视教育、有企业家精神、追求世俗成功、重视财富积累等。”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社会“内在提升力”。所以在现在的扶贫工作中，我们国家一直主张“扶贫扶智”，激发贫困者的内生动力，授之以渔，正是这种历史流传下来的内在精神的影响。

概括来说，人是社会中最重要、最主动、最可靠的因素。在总结所有的本质区别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贫困问题要想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人们内在的社会创造力。换言之，实现脱贫这一目标的最本质的方式是争取最大化的就业参与度，这既是防止返贫的根本原则和理念，也是进一步巩固这一成果的重要动力。

一直以来，总有人说，制度比人更重要。从更长的历史尺度上来看，制度的确比人重要，但是对人的不断提升的精神传统，比具体的制度更重要。因为完备的制度需要有素质相当的人去设定和实践。所以这就是中西这两种福利观中，对人的不同度的本质区别。

参考文献：

[1]贺雪峰.国家要为低保户兜底，脱贫要防止养懒汉[N].第一财经日报，2019-01-30（A11）.

[2]彭华民，黄叶青.福利多元主义：福利提供从国家到多元部门的转型[J].南开学报，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