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经济结构的时代意义与政策选择

2020-02-03杨海波高兴民

财会月刊·下半月 2020年1期

杨海波高兴民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经济体系中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国经济建设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发显著。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今后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仅与周期性因素有关，也表現出结构性原因，因此我国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与高度化。

【关键词】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高度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994（2020）02-0146-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6JJD79004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深谋远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优化经济结构，既能提升我国经济整体效率，也能增强我国在全球的竞争力。面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立足于经济长足发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同时，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可复制性强的经验与做法。

一、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以新发展理念指引经济结构调整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当务之急。2018年，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7.2%、40.7%和52.2%，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第三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7.0%、14.9%、15.0%和13.4%[1]。这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据统计，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比一般在60%以上，例如：美国、法国、日本分别超过75%、72%、68%。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显示，在2005～2013年间我国僵尸企业约占工业部门总数的 7.51%，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等领域。虽然我国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国高品质钢材进口比例较高，因为我国生产的钢材很大比例为建筑业服务，相对于工业用钢，建筑业对钢材的质量要求不高，仅以2015年为例，建筑行业用钢占比达到55.4%。2018年我国研发支出GDP占比为2.18%，同年日本、德国与美国该比重分别为3.3%、2.9%与2.8%，从高新技术产业的全球影响力与科研支出占比看，我国高新技术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攀升，但仍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应有的科研实力与地位不符。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经济结构调整要以发展质量和效率为核心的要求，要及时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重点与难点问题，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性成果，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结构整体升级，要严格执行“三降一去一补”政策，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扫清障碍；要以升级传统产业与发展新兴产业为主抓手，助力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同时，也要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借鉴与经验。2019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要求深圳在高质量发展、法治城市、城市文明、民生幸福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要做出表率。深圳之所以能承担起先行示范区的重任，究其原因，是深圳具有科学合理的经济结构、一流的营商环境及开放灵活的体制机制，这也是深圳有实力打造物质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标杆城市的主要原因，深圳代表着我国发展的前景[2]。因此，优化我国经济结构的过程，既是应对困难、化解风险的实践过程，也是丰富和发展相关经济学理论的探索过程。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经济结构的定义不一而足，对经济结构的理解多有分歧，但大多学者认为经济结构要从整体性、合理性、科学性考虑，这也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与系统性要求。

1.经济结构的界定与内涵。学界对“经济结构”的理解和认识未达成一致意见，国际上提出比较有代表性观点的学者是佩鲁和丁伯根。丁伯根[3]认为，经济结构调整是对经济变化做出的反应，以及对不可直接观察到的特征所作出的考虑，且不可观察的特征是经济结构的重点，强调通过功能形式化的系数体系能间接反映结构。佩鲁[4]认为，经济结构表示一个经济整体在特定时空里有确定的比例和关系，他强调了可观察到的经济结构的一面，可以用数量关系直接反映经济结构。由此可以看出，丁伯根与佩鲁都认为可以用数理分析阐述经济结构。刘易斯在其著作《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里提出了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与现代产业并存的局面，即“二元经济结构”，并认为这是国家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5]。乔根森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改，强调了农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认为市场经济能有效改善二元经济结构[6]。刘易斯与乔根森等学者是从发展经济学视角研究经济结构问题的。

我国学者对经济结构有深刻的认识与研究。一是从国民经济整体角度研究经济结构。贺晓东[7]高度概括出经济结构的抽象定义，是指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各部门之间、经济和社会运行各环节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以及由内在联系表现出来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潘强恩、马传景[8]从具体实践层面，基于经济结构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结构三个层面来进行分析，其中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结构，即生产要素在行业、企业和地区之间的分布情况，是从要素与资源配置的角度理解经济结构。二是从财政金融视角研究经济结构。王芳[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经济结构变迁背后的逻辑是金融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孙咏梅、祝金甫[10]认为我国长期的汇率政策是我国经济结构畸形发展的原因之一，破坏了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高鹤[11]认为，财政政策尤其是实行财政分权以来，对经济结构影响很大。刘小玄、周晓艳[12]通过对我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不解决金融市场的结构性歧视问题，则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也难以得到解决。三是从区域角度研究经济结构。谢健[13]通过对31个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进行定量分析，发现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动是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民营经济越发达区域发展就越有活力。石磊、高帆[14]通过对31个省市1978 ～ 2004年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分析发现，地区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工业部门的高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服务业发展，进而促进了地区经济结构的优化。另外，还有一种观点是基于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比例来定义经济结构，但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体现在控制力上，而不仅仅强调国有经济比重。

经济结构的核心是产业结构，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产业结构的调整起着关键作用，同时也包括部门、地区、供需、市场以及企业结构。产业结构决定着人们在生产分配中的地位以及分配和消费的内容，产业结构决定分配和消费结构。同时，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也具有反作用，消费结构的变化对生产提出新要求，有益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钟玉[15]认为，广义的产业结构包括地区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供给结构、市场结构以及企业组织结构。地区结构，即区域之间发展的差距与梯度结构的高低，我国有明显的东、中、西部差距；分配结构，即收入水平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间的体现，反映不同群体的富足情况；消费结构，即各种消费资料之间的比例关系，消费是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结构对整个需求结构存在关键性影响；供给结构，即从生产方或者企业方观察，与需求结构相对应的是供给结构，供需失衡会影响经济发展，甚至带来经济波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解决经济结构中的供需失衡问题；市场结构，即市场范围以及市场中各类经济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市场和全球市场紧密相连，国内市场是全球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企业组织结构，即企业的组织结构、部门设置和职能规划等安排，有中央集权制、分权式、矩阵式以及直线式等结构，国家或地区经济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企业的竞争力上，而企业组织结构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内容之一。

2.经济结构调整的理论进展。Grossman等[16]针对当时突出的环境保护问题，将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与环境保护联系在一起，得出了经济结构优化会改善环境质量的结论。林善炜[17]通过研究发现，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表现在产业之间、区域之间与城乡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林跃勤[18]在比较中俄两国经济快速成长过程中结构不均衡发展的原因和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转型经济快速、持续、均衡以及协调的发展路径。马凯[19]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要在宏观层面利用财政与金融举措来应对危机以及加快推动经济结构调整。逄锦聚[20]认为，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突出表现为国民经济总需求结构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消费拉动的作用偏弱；同时，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内自主创新的高科技产业缺乏优势，应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需求结构，使三次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同时要调整产业内部结构。吴敬琏[21]认为，自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我国采用苏联发展模式，即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改革开放后，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扩大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目前，我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否则经济增长动力会严重不足。沈坤荣、田伟[22]认为，低端的产业结构安排，是我国内需结构不合理的重要根源。何建武[23]认为，要解决经济结构性矛盾、优化经济结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结构性矛盾多是来自政府的过度干预；二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褚敏、踪家峰[24]通过对东北34个城市（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经济结构不合理是阻碍东北发展的主要原因，应该从强化政府作用与金融深化两方面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胡成丽、赵玉林[25]对我国省级面板数据（2005～2015年）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不同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效应对于创新的影响差异较大，专业化集聚对于创新的影响大于多样化集聚，更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向高端化调整。

3.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践历程。经济结构调整不仅关系到理论层面，而且关系到实践层面。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当前阶段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工作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加快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化阻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影响为积极影响。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当前经济做出了重要研判，提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要加强党对改革的全局领导与强化对改革的中枢指挥，实现全国“一盘棋”的整体谋划与协同推进。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了“‘十三五时期中国发展将更加注重效益质量、注重创新驱动、注重公平公正、注重绿色低碳”的要求。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除要继续推动“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落实之外，还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注入新内涵。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经济结构调整要以发展质量和效率为核心，及时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四大战略推动我国经济结构合理化、科学化与高度化，同时，要打好当前“推进防污治污、大力精准扶贫与防化金融风险”三大攻坚战。

三、优化经济结构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与周期性问题相伴而生、互相关联。从历史经验看，结构改善既能推动经济复苏与发展，也能有效熨平周期性冲击。但是，经济调整不当会是下一轮周期性失衡的主要原因。当前，我国经济调整刻不容缓，应以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引领为抓手，推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以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1.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加速阶段，需要主动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和升级（尤其是主导产业的有序变迁）。唐要家、沈宏达[26]认为，经济结构变动会影响经济增长，在预期不足、调整滯后和要素市场分割的前提下，经济结构转变会在非均衡状态下发生，即要素和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由此刺激与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既关系到经济总量增长，也关系到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有序的经济结构演进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在一定程度上资源利用效率决定于经济结构完善程度[27]。结构调整滞后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在我国欠发达地区，传统落后产业比重较大，如钢铁、煤炭等资源密集型行业，不对经济结构加以优化就难以提升当地经济发展效率，由于上述行业对地方经济贡献较大（短期而言）并且提供的就业机会较多，与当地政府的谈判力较强，导致当地政府对它们的依赖性也较强。

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起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尤其是全球进入创新引领的经济形态以后，科学技术的地位愈发重要。我国研发支出GDP占比逐年提升，2018年研发总支出为1.97万亿元，同比增长11.6%，但我国技术创新分布在各部门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结构态势，非均衡的高科技产业结构影响了科技创新在生产中的利用效率。对发达国家而言，以高科技为支撑的高端产业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质量、使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关键因素；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以高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是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动力。还有不少学者也认为经济结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发展中国家应通过科技创新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进而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全球很多国家在奋力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制高点，比如德国和美国。我国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加大应用基础研究、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的投入，重点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也是要努力占领未来科技制高点。

2.科学合理的经济结构是保持经济竞争力的战略支撑。经济结构主要通过产业结构来影响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科学合理的经济结构是保持经济竞争力之关键所在，也是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经济结构均衡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与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过程及相关交换关系：一是两大部类内部按比例进行产品交换；二是两大部类之间按比例交换；三是两大部类产品的增长速度要保持适当比例。社会简单生产和再生产要顺利进行下去，各生产部门的产品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以确保结构性平衡，否则社会生产会中断，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并影响经济增长与发展速度，严重情况下会导致整个经济面出现大幅波动[28]。威廉·配第和克拉克在研究产业结构时发现，结构均衡是社会生产的必要条件，均衡是动态的均衡，而不是静止的均衡[29]。其他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也认为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在一个稳定可预期的经济环境中，结构的优化对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另一方面，需求结构的变动必然要求产业结构调整。我国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是应对消费需求结构失衡的战略性举措，以期建立高效的供给体系。但是，需求和供给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不能割裂开来，不能抓住了“凯恩斯的需求”，就忽视了“萨伊的供给”，反之亦然。“人的需求”是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恩格尔定律表明，收入越低的家庭，其饮食总费用在家庭开支中所占比例就越高，各类商品收入弹性不一致，资源要优先配置到需求增长较快的部门，使之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并保证生产与需求协调发展。伴随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逐渐趋于一个有机整体，一个经济体在准确把握了国内和世界市场需求变化的趋势和规律后，要率先投入资源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这样既可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开拓增长空间、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需要，又可以改善国际贸易关系、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及提升国际经济地位。

四、优化我国经济结构的政策与建议

在经济调整优化中，要坚持公平、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确保政府在优化经济结构中更有作为，严格执行“三降一去一补”政策，大力发展壮大高科技产业，给予高成长性企业优惠，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构建企业家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的舞台，在优化经济结构的过程中，既要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也要发挥政府的作用。

1.把握效率、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三大原则。在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过程中，一要坚持效率原则，从长期看经济发展质量在经济结构调整后要优于调整前，面对短期经济波动要保持战略定力。要准确比较调整的制度成本和调整后的整体收益，企业家更多的是要运用“机会成本”而不仅是“会计成本”去考察企业的效益，政策制定者要算好社会收益与成本的账，尤其是生态环境方面。面对经济战略性调整时，是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还是补齐区域发展的短板，对于区域而言，要多发挥比较优势。对于全国而言，“补短板”是重中之重，尤其是经济大国不能存在明显的“短板”，否则容易受制于人。二要坚持公平原则，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也要兼顾公平，要符合“帕累托改进”准则，即“发展一方不以另一方为代价”，要考虑历史条件、现实情况，也要考虑发展的阶段性问题，行业、区域发展虽然有主有次，但更要有大局意识，“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对传统产业要提供资金支持以进行技术改造，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东部对中西部的产业转移，都体现了经济调整的公平原则。三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既能促使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能持续保持经济发展活力，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不仅是要保证经济增长，更要保证当前和未来都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不可否认，“竭泽而渔”的发展理念至今仍有市场，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不能只顾短期效益，对不符合市场需求、经营不善或产能落后的企业不要强行救助，这既不符合公平、效率原则，更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考虑效率、公平与可持续发展需要有系统思维，三者之间彼此关联、互为条件。

2.政府在经济结构优化中要更有作为。政府引领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凡事都要“亲力亲为”，经济结构优化的主体是行业和企业，企业活力是经济结构调整效果的“试金石”。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改革的核心问题，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充分利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通过科学有效的制度供给，引领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一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引导财政支持资金进入教育、健康与绿色产业中去，使财政政策效应（税收政策）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营改增”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可解决服务业重复征税问题以及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对于政府而言，发债比征税效果明显，对于企业而言，减税比补贴效果明显。还要把结构性减税与全面减税结合起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家创新创业。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投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产业结构，金融不仅能融资与发现价值，也能推动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化。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不确定性很多，但一旦技术取得突破，就会形成很强的示范引领作用，并能快速扩大社会财富，需要加大对高新技术的风险投资力度以及政策性金融力度。三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关乎全局的根本性制度安排。当前，行業之间、城乡之间与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是亟需解决的难点与重点问题，分配不公阻碍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认为，“蛋糕做大取决于如何做蛋糕，也取决于如何分蛋糕”。我国应全面实现减税降费、进一步压缩一般性公共支出，以缓解企业面临的压力。四要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已成为区域和国家竞争的主要砝码，单纯的优惠政策竞争已经转向以营商环境为主的制度竞争，政府要营造经济结构优化的优良环境，可以适当进行有针对性的“产业引导”，而不是“产业规划”。从历史发展的经验可以看出，规划的产业很难承担区域发展的重任，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起到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制度环境维护者作用。

3.严格执行“三降一去一补”政策。党的十九大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努力建立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高质量现代经济体系，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发展现代服务业，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与增长带。由于较长时间实行需求管理政策，我国积累了大量落后产能以及产生了众多“僵尸企业”。国家之间的竞争力最终都会体现在企业的竞争力上，“僵尸企业”无法适应国内消费升级和国际剧烈竞争。房地产泡沫一直是我国经济中的隐患，高租金挤占了企业利润，高房价不利于扩大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以产权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为重点，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提高供给质量为出发点，推进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扭转要素市场错配，走集约化发展之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此外，不可偏废需求侧管理，同样要注重需求侧改革。经济发展离不开供给侧与需求侧两大方面，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也是经济结构优化的体现。在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过程中要破除“唯GDP论”、短视行为和机会主义等，尤其是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在三次产业比例问题上，不能一味追求三产占比，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要提高三产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增速快于消费性服务业，否则不利于欠发达区域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另外，在执行“三降一去一补”政策过程中，要保持住战略定力，因为政策在短时间内会影响地方和国家的经济产出，对敢于执行“三降一去一补”政策的相关人员要予以支持和保护。

4.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壮大。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的要求，争取在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核心技术、前沿技术等高新技术方面引领世界潮流。高新技术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引领作用，是国家竞争力最直接的体现，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海洋经济、新材料、绿色低碳、生物医药与数字经济等领域。要加速淘汰落后产能，从而为高科技产业腾出政策空间：一是重视高科技人才培养。高科技领域中人才是第一位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在高科技企业中要注重“企业员工知觉压力、沟通能力与离职倾向研究”[30]。要区分“创新”与“创造”的差别，高科技人才是“创造”层面的，但是“创造”需要企业家面向市场的“创新”才能发挥其社会价值，营造出“创造者”和“创新者”二者融合发展的氛围，降低二者间的信息搜寻成本。二是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息息相关，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从硅谷经验看，高新技术的发明创造与应用离不开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硅谷的科技发明与金融创新高度整合在一起，并发展成为新兴的产业金融业态，即科技金融。风险投资家具有市场敏锐性，能发现潜在的经济增长点，并将其转化为市场需求。我国要加大对科技金融的扶持力度，增加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三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验看，德国和美国知识产权法严格保护了发明创造者的利益，杜绝“山寨货”。高新技术的原创性很高，需要有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进行保护，否则会打击创造者的积极性，知识产权保护、风险投资、科技发明、量产投入是一个完备的创新生态系统。北京、上海和广州成立知识产权法院以及深圳、南京与苏州等地成立知识产权法庭的做法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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