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莫言的小说语言并不是对某个文学范式的简单模仿，而是受到古今中外文学传统影响并打上了他个人独特烙印的语言。其作品的语言风格在创作期间有阶段性变化，20世纪80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影响，其语言感觉化色彩浓厚，出现了很多粗鄙、杂糅的语言。到了创作后期，其小说语言趋于平实、凝练，明显地体现出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的影响。本文将着重分析莫言小说语言中所体现的“民族性”因素。

关键词 ：莫言 小说语言 叙事 民族性

2012年诺贝尔颁奖词称：“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a诺贝尔奖评委从莫言作品中看出了莫言小说中的嘲笑、讽刺与象征。除此之外，莫言还善于运用极度活跃异常的比喻，体现他个性化的写作特点。弗吉尼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罗福林认为，莫言的小说有着下流、粗俗的表达方式，这让故事的农村背景更加令人信服。b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对于莫言小说的民间性语言特征感叹不已，他说：“阅读莫言的作品，一种类似民间说唱文学的鲜亮节奏和音响效果会强烈地冲击读者的内在听觉，使你生出仿佛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倾听的惊奇感受。他那色彩浓烈的语言文字洋溢着源自民间语言的夸张、幽默和勃勃生机，无处不体现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视角和观点。”c

一、莫言小说语言的民族性因素

莫言对影响自己语言风格的因素曾进行过剖析，他对自己小说创作语言所受的影响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是“红色经典”的影响。第二是民间说唱文学，也就是民间口头文学。第三是外国作家的影响，其实是翻译家的语言影响。第四是古典文学影响。尤其是元曲的语言，莫言曾迷恋元曲那种一韵到底的语言气势。d由此可以总结出，莫言小说语言民族性特点更为突出，主要源自民间与农村，包括民间戏曲、民间谚语俗语，其语言修辞特点体现了他语言运用到极致的个性化超常规变异特征，同时也具有因受到翻译家语言影响的欧化句式特点。

（一）民族性语言修辞特点——排比铺陈象征

莫言小说语言受元曲、民间口头文学与“红色经典”文体的影响，使其语言呈现气势磅礴的排比与夸张句式，具有一泻千里的气势。作品中有大段酣畅的内心独白，情绪饱满，富有煽动效应，这种融合了生命感觉的语言更加贴切地表达了莫言真实的内心世界，演变成宣泄倾吐的狂言痴语，滔滔不绝而难以自控。在《红高粱家族》中为了表现“我奶奶”勇敢追求爱情、追求自由，莫言在叙述中加入大量的评论文字以及“我奶奶”大段的内心独白，这一点在“我奶奶”临死前向老天质问时表现尤为突出，对白运用气势磅礴的排比句式将“我奶奶”桀骜不驯、不向命运屈服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丰乳肥臀》中为了体现主人公上官金童的恋乳症，作者不惜笔墨地详细描绘各种乳房意象。莫言在作品中还采用了大胆的夸张，通过新意的构思和风格鲜明的语言表现出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和现实。在莫言小说中，绚丽的色彩被演绎得魔幻而弦目，透过色彩，读者能够阅读到文本的深層意蕴。平淡的场景被大量红色、绿色等色彩充填，构建了一个绚烂夺目的色彩海洋和意象群落。比如红色在莫言的小说里传达着特殊的含义，《红高粱家族》中一望无际的红色高粱地象征了豪迈的“酒神精神”，显示出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时高涨的民族气节、壮烈的英雄氛围和顽强的生命力。莫言小说作品中每一种颜色都被用来指向某种特定的情调与意绪，从而更有力地表达了小说的主题。

（二） 民族性语言俗语特点——谚语与俗语

莫言在其作品中各种谚语、顺口溜之类运用自如，这些民间谚语、歇后语是莫言童年时期在农村听惯了的最熟悉的声音，是伴随他成长的一种精神氛围，最早开启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瞎慌张”“有枣无枣打三竿，死马当成活马医”“顺着竿子往上爬”等在莫言小说中运用广泛。《红高粱家族》 中，叙述语言有许多鲜活的口头谚语俗语。如在文中有一段描写父亲在去打伏击战的路上回想起了抓螃蟹的季节，“天气凉，秋风起，一群雁儿往南飞……焦虑的牛郎要上吊，忧伤的织女要跳河……”，“抬手指太阳，太阳东南晌，低手指公路，公路空荡荡”，杀死单扁郎处理尸体时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流出油”，这些顺口溜似的大白话，有山东快板风味，是几千年民间语言智慧的积淀。比如《丰乳肥臀》中，上官吕氏对上官鲁氏说：“菩萨显灵，天主保佑，没有儿子，你一辈子都是奴；有了儿子，你立马就是主。”上官鲁氏对自己姑父于大巴掌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面看水面”，“积德行善往往不得好死，杀人放火反而升官发财”。上官念弟对五姐夫说：“俗话说： ‘秤秆不离秤砣，老汉不离老婆。”鲁立人说：“种瓜者得瓜，种豆者得豆，种下了蒺藜就不要怕扎手。老岳母，不要操这些闲心啦。”哑巴愤怒地再次吼出那个清楚字眼：“‘脱！狗急了跳墙，猫急了上树，兔子急了咬人，哑巴急了说话。”这些语言，无论是人物对话还是作者的叙述评论，都活脱脱再现了说话者的洒脱神态与身份，恰当地体现了浓厚的乡村谚语与俗语特征。

（三）民族性戏曲语言特点——猫腔

莫言小说创作中后期逐渐从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回归到民族本土性上，反映在其写作语言上则是极大地借鉴了民间戏曲的语言特点。小说《檀香刑》是莫言“大踏步撤退”之作，莫言又一次实现自己创作上的“飞跃”，有意识地改变诡异狂怪的风格，减少了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借用，转向了传统民间文学和创作技巧。小说题材来源于“猫腔”（原本为茂腔，是流传于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莫言在整体叙述上采用了戏剧语言，叙事过程中插入“猫腔”戏文、韵文、道白和旁白，使文本始终贯穿着戏剧化的音韵和节奏。莫言在《檀香刑》里刻意寻求那种“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选择“猫腔”戏剧语言来尝试真正的母语写作，“猫腔”来自民间，显示出一种欢腾、暴烈、原始的力量之美。《檀香刑》在语言和文本结构上模拟民间猫腔剧的文化形态，并在中国式的戏剧性、传奇性的情节中进行不无偏颇又典型化了的民间立场的历史叙述。e小说《檀香刑》中的戏剧语言充满了声音，如赵甲的狂言、眉娘的浪语、钱丁的恨声，等等，这种语言基于中国说唱艺术与戏曲艺术语言，这种声音远不同于西方阳春白雪般描述的、叙述的声音，这种韵律来自汉语自身，是汉民族在数千年生存历史中逐渐形成并隐现于民间戏曲艺术中的。

（四）个性化语言变异与新奇比喻意象

莫言认为民间写作实际上是一种强调个性化的写作，如他所言：“什么人的写作特别张扬自己鲜明的个性，就是真正的民间写作。” f其小说语言中充满了反常规的语言搭配变异与新奇的比喻想象。他往往随着充满原生态神秘、潜意识等多种奇异感觉化的叙述，临时突兀地反常使用某些词语，把固定的日常特定用法和理性意义搁置一旁，把要表达的丰富情绪体验和形象有效地发散出来，新鲜、醒目，避免了寻常的俗滥和呆板。莫言小说语言的创新有明显的变异特点，比如《红高粱家族》中，“路西边高粱地里，有一个男子，亮开坑坑洼洼的嗓门……”以及“骡子驮着母子俩，在高粱夹峙下的土路上奔驰，骡子跑得前仰后合，父亲和奶奶被颠得上蹿下跳”。文学语言的根本是比喻，在莫言小说中处处是新奇的比喻。如《红高粱家族》中“奶奶仰着脸，呼出一口长气，对着父亲微微一笑，这一笑神秘莫测，这一笑像烙铁一样，在父亲的记忆里，烫出一个马蹄状的烙印来”。也有诡异比喻意象，如《丰乳肥臀》中“马洛亚牧师蹿出钟楼，像一只折断翅膀的大鸟，倒栽在坚硬的街道上。他的脑浆迸溅在路面上，宛若一摊摊新鲜的鸟屎”。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对此评论道：“这些活跃得有些异常的比喻，如果称不上伟大，也算得上是相当有野心的一种追求了。”g

（五）个性化粗俗感官语言

莫言的小说语言缺乏一种锤炼和修养的质地感，其小说人物语言充满了脏话、粗话、荤话、野话、调情话、骂人话等粗俗污秽的乡村用语，莫言作品中方言的使用给人物大量运用粗话、骂人话的场合，读莫言的小说，就像听地地道道的农民说话。粗俗语主要用来表示辱骂、愤怒、不满、鄙视和怨恨等强烈情绪。莫言小说中常用粗俗语主要与亲属称谓、动物等有关，辱骂语言中常常带有“王八”“狗”“娘”“舅子”等。而对此粗俗语言，西方媒体也有所注意，比如约翰·厄普代克在华尔街日报曾发表评论说：“中国小说或许由于缺乏维多利亚全盛期的熏陶，没有学会端庄得体。因此，苏童和莫言兴高采烈地自由表现生理细节，其中往往伴随着性、出生、疾病及暴死。”h如《红高粱》中，罗汉大爷被日本兵暴打之后，“罗汉大爷被打烂成了的人形怪物，头顶上的血嘎像落水的河滩上沉淀下那层光滑的泥，又遭太阳暴晒，皱了边儿，裂了纹儿”。再如爷爷抗日小队战败之后对人员伤亡的描写：“爷爷蹲下，拉着方七的胳膊往背上一拖，方七惨叫一声，父亲看到那团堵住方七伤口的高粱叶子掉了，一嘟噜白花花的肠子，夹带着热乎乎的腥臭气，从伤口里蹿出来。”莫言就是用这看似轻描淡写的语言讲述着血腥的杀戮和战争的残酷。另外，莫言也用粗俗污秽骂人的语言揭示人物的底层身份，如《丰乳肥臀》中，为了突出为一家生计卖身为妓的上官想弟沦为妓女之后的粗俗，在描写她面对批斗时，口出污言秽语：“老娘今日布施，倒贴免费侍候，让你们尝尝红婊子的滋味！怎么啦？都草鸡了？”

对于自己作品中存在的如此强烈的感性化语言，莫言曾经结合自己对创作的体验与认识，独创性地提出了“小说气味”观，他认为：“小说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气味，或者说小说中的气味实际上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用写实的笔法，根据作家的生活经验，尤其是故乡的经验，赋予他描写的物体以气味，或者说是用气味来表现他要描写的物体。另一种写法就是借助于作家的想象力，给没有气味的物体以气味，给有气味的物体以别的气味。”i莫言作品中的脏话、粗话、荤话、野话、调情话、骂人话的乡村语言赋予了其小说特有的农村气味。

二、莫言小说叙事手段的民族性因素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称莫言作品具有“幻觉现实主义”风格，而非“魔幻现实主义”。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认为，莫言的作品里充满《西游记》《聊斋志异》式的魔幻，虽然他受过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但讲故事的能力主要得益于中国民间文学的熏陶。j莫言在借鉴西方创作手法的同时，一直在试图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檀香刑》代表了其小说创作“有意识地大踏步后退”，作品叙事中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和“民族底色”。在经过早期大规模的借鉴并进行了选择性的继承之后，莫言的创作最终结合传统文学，形成了特有的莫言小说叙事风格。在西方读者似曾相识的创作背后，真正为他赢得读者认可的是他独特的语言风格、创新的叙事结构以及那触动人心的故事。莫言曾坦言与福克纳、马尔克斯相比，蒲松龄对自己的影响更大，他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在以蒲松龄为代表的中国志怪小说的文学和文化脉络里进行创作，上天入地的奇幻遐想，转世轮回的生命循环说，以兽喻人的陌生化，这些在莫言作品中仍然表现出一种“立足本土文化的原创性”，在叙事手段上表现出民间传统故事的叙事特征。

（一）民间传统故事叙事

莫言被评论家王德威称为“当代大陆作家群中，最动人的‘说故事者”。k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获奖感言就是以“讲故事的人”为题。莫言小说故事性很强，他曾表示：“不知道是不是观念倒退，越来越觉得小说还是要讲故事，当然讲故事的方法也很重要，锤炼出一手优美的语言也很重要，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讲述妙趣横生的故事的人，我认为就是一个好的小说家。”l莫言小说讲故事的叙事模式带有古代书场说书的底本性质，只不过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加入了现代技法。中国有非常漫长的古典文学传统，莫言自觉不自觉地在延续这些传统。中国古代志怪类小说从战国时期便存在，如战国时期《山海经》，两汉时期《列仙传》《神异志》，六朝时期《博物志》，宋代《太平广记》，明代神魔小说作品盛行，如《封神传》《后西游记》《西游记》《剪灯新语》《剪灯余话》《三宝太监西洋记》《涉异志》《上洞八仙东游记传》《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西游记传》《续西游记》等，清代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为代表。这些志怪类小说以故事见长，如《聊斋志异》《西游记》。《西游记》在世界范围内比《红楼梦》更容易接受而且接受面宽广很多，原因就是在于作品的故事性。而作为“讲故事的人”，莫言在作品中讲述了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夹杂着爱恨情仇的民间抗日故事，戏班班主勇猛抗德故事，家族在社會动荡、政权更迭时期的兴衰故事，等等。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莫言夸大了诉说的价值，消解了文学的精英文化立场，显化了文学隐含的意义，剥除了阐释的外壳，因此呈现出讲故事的原貌，使文学回归到自由言说、民间传统的场域，使其作品通俗化，因此，莫言小说作品也常常被人诟病为无深刻的思想内涵。传统话本小说中其通俗化表现在对历史题材口口相传的自由言说，这种自由言说的特性不可避免作者添油加醋和移花接木的传奇性追求，在话本小说中历史就是传奇故事，莫言的小说世界中历史故事的讲述与话本小说的“广场效应”如出一辙。莫言曾清晰阐明小说《檀香刑》回归传统叙事方式，认为在他早期作品中，一直是作为现代的说书人隐藏在文本背后，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从后台跳到了前台。莫言自己评论道：“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m

（二） 传统叙事结构

莫言小说的结构不仅仅是单纯的形式，有时候本身就是内容，因而对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总是精心设计。他认为：“长篇小说的结构，当然可以平铺直叙，这是一种颇为省事的写法……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好的结构，能够凸现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 4莫言小说早期与中期以借鉴西方叙事结构为主，作品中故意打乱时间顺序，用感觉写故事，用独特的视角来安排小说结构。但是莫言并不满足于仅仅模仿西方叙事结构，在其作品中不断地调整文体结构，从《红高粱家族》中复调结构、《天堂蒜薹之歌》的双线结构回归至《檀香刑》中的民间戏剧体以及《生死疲劳》中的章回体结构。《檀香刑》结构上民间戏剧叙事格局“凤头”“猪肚”“豹尾”的安排，将中国传统小说结构化为自我结构，在章节的安排上和古代章回小说相呼应，使小说在外在形式上透出鲜明的民间色彩和浓厚的民族文化风格。

（三）个性化多元叙事视角

莫言小说作品中运用多元化叙事视角，讲述故事时注重视角的变化，叙事视角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根据需要自由转换，人称的变化就是视角的变化，这样全新的人称叙事视角便能制造出新的叙述天地。第一人称叙事和转述人的设置使莫言小说的叙述呈现了双重叙事和视角套视角的特征，并由此形成了框架式的叙述结构和叙述分层，这样便在多层文本空间中拓展了小说的时空界限。比如《红高粱》中“我爷爷”的视角，就是人称与视角的结合，能够营造出复杂的叙述时空。正如莫言所说：“如果我用全知人称写历史，那么就和一般历史小说差不多，用第一人称写显然你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一旦用‘我奶奶‘我爷爷就使我变得博古通今，非常自由地出入历史，我也可以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也可以看到、听到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爷爷确定了‘我用一个后人的角度来叙述前辈的事迹，但又是非常自如、非常方便，全知全能，一切都好像是我亲眼所见。”莫言认为这种独特的“我爷爷”“我奶奶”视角使《红高粱》成为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小说，因为“一个视角的确立就能使一部小说水到渠成”，否则就四平八稳、毫无新意，《红高粱》发表二十多年之后，莫言仍表示对《红高粱》比较满意的地方就是小说的叙述视角，因为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而《红高粱》在当时的创新就是开篇以“我奶奶”“我爷爷”这样既是第一人称又是全知的视角来进行叙述。这样一来，写到了“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所有内心世界都可以很直接地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莫言认为这样的人称视角设置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和开阔，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来自于对西方文学现代派创作技巧的借鉴。

a 莫言荣获2012诺贝尔文学奖授词，腾讯文化，https：// cul.qq.com/a/20150923/035975.htm

b 宁明：《莫言文学语言与中国当代小说的文学流变》，《求索》2013年第6期。

c 曹元勇，莫言：《把谦卑作为观察世界的方式》，《解放日报》2012年10月25日。

d 叶淑媛，程金城 ：《新时期文学民族性建构之反思》，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期。e 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与王尧对话录》，孔范今，施战军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

f 张运峰：《从艺术语言学视角看莫言小说语言的变异》，《西安社会科学》 2009年第5期，第181—182页。

gh 美国小说家评莫言：借魔幻现实主义构建令人叹息的平台，2012年10月12日14：09 ， 东方网，http：//news. sina.com.cn/c/2012-10-12/140925345842.shtml

i 莫言：《小说的气味》，《莫言讲演新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329页。

j 诺奖评委马悦然现身上海谈“为什么是莫言”，2012-10-21 21：36：00 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daily. com.cn/hqgj/jryw/2012-10-21/content_7297754.html

k 王德威：《千言萬语，何若莫言》，《读书》1999年第5期，第95页。2012年12月10日新浪读书 ，http：//book.sina. com.cn/cul/c/2012-12-10/0030378823.shtml

lmn 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代序言，丰乳肥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基金项目： 华东理工大学2018年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中国文化外译与中国形象”（WS1822004）阶段成果

作 者： 华静，博士，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翻译。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