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思想之“退”的人本倾向与“泛”的民族意识

2020-01-21薛晨鸣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0年9期

摘要： “五四”时期的文化巨匠与抗战时期的亲日附逆，这两个具有颠覆性意味的标签同时集结于周作人的历史身份，深刻揭示其思想形态的复杂性，因此分析其身份转向的内部缘由便具有重要的文化隐喻性。本文以1943年至1944年所发生的“反动老作家”事件为切入点，分析贯穿于周作人思想的两大因素——“退”的人本倾向与“泛”的民族意识——是如何影响他对该事件的处理，同时从这两个维度解读周作人思想形态中的个人本位和东亚意识，探讨其后期选择的缘由。

关键词：周作人反动老作家个人本位民族意识东亚意识

周作人在其晚年所书的《知堂回想录》中，以两节的篇幅来记叙“反动老作家”事件的来龙去脉，在回忆他所写的有关中国文学和思想的四篇文章——《汉文学的传统》《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前途》——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如何在日本文化界产生轰动，以及他如何成为“扫荡中国反动老作家”的首要针对对象。周作人在阐述这一历史事件时，显然带有20世纪60年代的心绪色彩和价值判断，他自言片冈铁兵所作题为“扫荡反动作家”的演讲“在我觉得是意外的成功，因为我当初的用意知识反对新民会的主张，却没有料到这样大的收获，至于敌人封我为‘反动老作家或‘残余敌人，则更是十二分的光荣了”a。

回溯20世纪40年代，周作人在日伪任职期间，对于日方所扣的“反动老作家”帽子并不满意，曾发声明、写信件以保全自身名声，颇有爱惜羽毛之感。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却以其曾被日方指认为“反动老作家”来为自己辩诉，所作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也被用来佐证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反抗日本树立中心思想的动机。显而易见的是，周作人对于“反动老作家”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前后不统一的状况。那么，究竟是何种因素使得周作人在两种生存环境下，均能对“反动老作家”做出不同的解读？周作人的这种左右游走的倾向又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读策略对于周作人“寿多则辱”的人生命途产生了何种宿命式的影响？这是亟待探知和深入了解的。本文以“反动老作家”为透视窗口，分析周作人思想中“退”的人本倾向和“泛”的民族意识是如何影响他的圆融抉择，以此透过周作人的行为表象，深入挖掘内部思想因素，从周作人的自身意识认识周作人的一生走向。

一、“退”的人本倾向：国人思想与国民文化的蓄势收缩

“五四”时期，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认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学”b。当同时期人关注文学革命之际，周作人却将重心放在思想革命上，《思想革命》和《祖先崇拜》可以算作其“言志”之作。《祖先崇拜》中提到“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学问，才可供我们的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c，周作人晚年评议时也直言“反对中国的尊重国粹，主张废止祖先崇拜而改为子孙崇拜”d。由此观之，周作人在前期时，他主张人从庞杂的社会和凝固僵化的传统中抽离出来，回到人本身，完成“退”的自我建构，此次的“退”，是肩负国人思想导向的一次人本先声，是站在集体意义上的共同退守和重新认知。其后，在政治建构、战争行进之际，周作人选择退回书斋，坚守“自己的园地”，这是在时代大潮中的个人之“退”。一方面表达了周作人对于政治运动和流血牺牲不愿苟同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他个人本位主义自始至终贯彻的表现。所以在周作人早期的思想状态中，根植于他思想中“退”的保全策略一直占据某种主导地位。值得强调的是，这里所讨论的“退”，是针对周作人总的思想特征下的选择方向问题，而非是简单的对错二元判断。人的凸显和人道主义的宣扬是集体的、高调的退守，在一时间带领国民重新认识人与文学；自己的园地是安静的、苦茶般的自品，是纷乱时局中的自身选择。在抗战前期，这类思想和选择不构成大是大非的价值判断，所以周作人得以坚守文化阵线，不受外界臧否。

反观周作人在《中国的思想问题》的观点，以国人思想代言者的身份，对中国思想做出了一次总的诊断，他认为“中国思想并无什么问题，只须设法培养他，使他正当长发便好”e，将中国的中心思想再次附着于儒家这个主心骨上，虽然仅以古籍中部分反映民生状况的选段为依托，实则是带领国人又一次精神意义上的退守，退回儒家所建构的断壁残垣中去。尽管当时错杂的中日战争环境并不能保证周作人是稳妥的国人声音的集结器，但这次的退守在日方看来是对日本文化扶持的一次拒绝。不仅如此，周作人又将中国人的思想稳定性与生存问题挂钩，“但是又因为中国思想以国民生存为本，假如生存有了问题，思想以将发生动摇，会有乱的危险，此非理论主义之所引起，故亦非文字语言所能防遏”f。在中日战争时期，生存是最基本也是最紧迫的问题，周作人在二者之间建立此种关系，实则是在以国人之退为基本点，先有生存，后得思想稳定，再则不作乱，具有极大的暗示和软弱示威意味，这在日方看来则是以思想稳定的统治需求来逼迫满足中国人的生存需求。片冈铁兵正是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周作人所暗含的周旋意味，在《致周作人函》中表示“若不曾感到在今日历史中该文所扮演的角色乃是‘反动保守的，则此辈只是眼光不能透彻纸背的读者罢了”g，同时他表示“不应阻害中国人的欲望，这主张实即是对于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的战争之消极的抵抗”h。笔者无意于夸赞片冈铁兵的文学理解力，但片冈铁兵对此文的反应恰恰反映了周作人以退为进的文学手笔的力道。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为国人思想打上生存标签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与周作人在抗战时期选择留守北京形成了镜像关系，周作人曾以举家南迁不便选择留在北京，又为了生存开始翻译书籍、担任职务，可以说周作人在沦陷时的北京的所作所为均是从生存这一基本点出发，而周作人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中，不仅仅是以生存作为保护国人的旗帜，也是以国人作为自己因生存而选择后退的同道挡箭牌。

与前期的人本主位和思想意识的退守相比，后期周作人在文学观念和文化内容上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从批驳传统文化糟粕到以儒家为寄居外壳，从“以人为是”的文学理念到解决生存问题便达到“做稳了奴隶”的状态，其中得以贯穿的是他面对时局时的选择方向，皆是“退”的姿态。

二、“泛”的民族意识：内外兼顾与文化缄默的左右逢源

透过有关“反动老作家”的前后信件，周作人的思维和态度变化是有迹可循的。当周作人听到东亚学者大会上片冈铁兵提出“打倒中国老作家”时，他的反应是“当时我并不在意，反正被骂的不是我，因为我不是什么作家，至于老乃是时间的关系，人人都要老的更不是我个人的事了”i。随后，周作人在《中华日报》上看到了胡兰成所写的老作家即是周作人本人，他渐渐开始怀疑，并且认为“片冈铁兵似乎未曾遍读老作家的作品，何从知道应该打倒，那么这种主张必是另有来源的了”！ 0。1944年春天，周作人在《文笔》杂志上看到一位化名为童陀的人对《艺文杂志》的老作家展开攻击，确认是自己的学生沈启无，因此周作人于1944年3月15日写“破门声明”，将沈启无逐出师门！ 1。通过《关于老作家》和《文坛之分化》，周作人向外界厘清了自己遭受攻击的本原，并且采取决绝的姿态捍卫自己的立场，同时以沈启无为主要载体承担了原本老作家的罪责——分裂文坛。在此准备的基础上，周作人给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久米局长寄去挂号信，但这封挂号信的内容及叙述策略很值得推敲。首先周作人表明沈启无是“恩师反噬之徒”，不予容忍，并已宣告破门；其次回溯起“去年九月东亚文学者大会上片冈铁兵氏扫荡中国老作家之演说”，并且追问两点：“该演说是否由于某乙之示意”与“所谓老作家是否即是鄙人”。信末为了表示自己强硬的姿态，周作人一方面承诺“如若所谓反动的老作家确是鄙人，则鄙人自当洁身引退，不再参加中国之文学协会等”，另一方面给对方时间限定，“如至四月中旬未得任何示复，即认为已经默认”！ 2。

如果说周作人对于沈启无的“破门声明”显露出其对于弟子的失望，又或者具有某种时局隐喻性，那么对日的这封信则是以正名为由、实则给双方台阶下的实证。周作人找出他所认为的片冈铁兵演讲的幕后推手并予以处理，等这一声明广而告之后，再以是非题的形式给日方台阶下，在为日方做足了前期功课的前提下，他也希望日方能看到他的诚意并予以相同的反馈，能够让他在中日双方的文化界中仍能保持原有的地位，最后所谓的自我处理和时间限制，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而故作疏远之态。有学者表示：“尽管周作人对日本文学报国会措辞强硬，实际上处处留台阶，甚至可说是暗送秋波。”！ 3

将《中国的思想问题》、“反动老作家”、破门声明结合起来，便可以一窥周作人在中日纠葛的战争情境下的逶迤求生的策略。对中而言，《中国的思想问题》以“退”的姿态观照沦陷区的文学研究和国人生存状况，日方所扣的“反动老作家”的帽子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对日方不是絕对的附逆，或者说是附逆的姿态未得日方认同，但这个命题的反面并非对民族的绝对忠诚。对日而言，周作人以极其隐晦的笔法来描述中国人的思想问题，从明面上看是对本民族思想浅薄的肯定和对安于现状的认同，在日方发难后，他从自身仅有的资源中寻找可以背负他与日方矛盾的载体，以超乎常理的阵势为自己宣示、给日方找替罪羊，等一切准备就绪后，再要求日方给予自己名誉上的肯定和恢复，回到他原先的位置上，按部就班。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周作人的行动间总在寻求模糊境地，以他既有的生存状态为原点，在中日之间左右摆动，追求一种泛化，即各留余地，不表明立场，而后两者皆可有所依傍。

此种泛化的另一种表现是周作人的“不辩解说”。在北大南迁、学者南下的过程中，周作人选择留在北京，在众多文人写信劝他南下之际，他回复以“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 4，在北京期间，他一方面被日方视为中国文学可利用的代表，另一方面又领着西南联大寄来的留北教授津贴，这种双向的对接使得周作人的身份认同出现极大的暧昧关系，而他仍然选择不辩解，安于北京的生活而退回到自己的书斋。他晚年时曾说他出任督办伪职“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 5，周作人习惯于不表态、不辩解，任时局的洪波推宕自己，这样没有明确意义上的抉择后，中日之间可泛化的空间也就相对充盈，周作人在模糊的地段安放个人也就更能“得体地活着”。

三、反将为寇的历史宿命：个人本位与东亚意识的过度解构

当“退”的人本倾向达到极致便形成绝对个体认知的个人本位，当“泛”的民族意识过于充盈便消解国家的概念而形成区域人类整体观，在周作人处便是东亚意识的崛起。当中国的文人学者在思考文学革命、救亡图存时，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便是先兆，正如前文所述，他将关注点退回到人本身，这里的人是动物性的人，而非是建立在国家、民族、宗教上的人，同时他又将人的概念泛化至人类这个群体，形成了“人类”/“个人”命题的“人间观”思考，他在《新文学的要求》中提到——所以现代觉醒的新人的主见，大抵是如此：“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 6由此可见，周作人个人本位的基本观察点和泛人类的思维迹象已经逐步形成。

1919年前后，周作人对日本的“新村运动”予以关注并亲自参加、切身体验，这里倡导的“人的生活”是“各人先尽了人生必要的劳动的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各人自己的事”！ 7，周作人对此评价甚高，“我们常感着同胞之爱，却多未感到同类之爱；这同类之爱的理论，在我虽也常常想到，至于经验，却是初次。新村的空气中，便只充满爱，所以令人融醉，几于忘返，这真可谓不奇的奇迹了”！ 8。同时，他对以武者小路实笃为代表的日本“白桦派”知识分子的理念产生共鸣，向往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 9周作人对中日韩关系的关注和对东亚同类的构想，使其在日本侵华期间走上了民族虚无主义的道路，不仅如此，周作人更是将中日视为一体，同是亚细亚人，提出“东洋人的悲哀”这一命题。所谓“东洋人的悲哀”，是中日“生来就和西洋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日本吞并亚洲，则形成“说话则齿寒”的悲哀。@ 0他在1940年11月30日发表的《东亚民的前途》中公然吹捧“大东亚主义”——“东亚文化的组源是整个的，东亚民族的运命亦是整个的，这是我个人多年来的信念。……大家须得相互扶助，共寻生路，才是正当的办法”@ 1。由此可见，周作人一方面认同中日文化同属东洋文化，希望能够彼此建构，另一方面，在日本侵略中国之际，周作人的民族意识几乎被东亚意识消解，即使感觉到中国的沦陷，也是以“东洋人”为出发主体，进行中日整体的悲哀建构。

在日本侵略的同时，周作人仍有着文化翻盘的思想，他“野心勃勃地想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作为大东亚文化的‘中心，说不定还做着‘同化日本文化的美梦”@ 2。但实际上，在文化战线方面，周作人的民族文化意识则更为零散与封闭。在《汉文学的前途》的附记中，周作人将汉文学得以勾连的原因归结为汉字的功效，“现今青年以汉字写文章者，无论地理上距离间隔如何，其感情思想却均相通，这一件小事实在有很重大的意义”@ 3。他自言“因为我那时很看重汉文的政治作用”@ 4，周作人与政治这名词的鲜有接触，不禁让人思考其中的意味。木山英雄曾说：“他总算表明了自己欲将民族性的主张之基础，筑就于汉字这一具体而根本层面上的意图……然而，称其为政治主义使人有迂远之感，就在于因为作为政治性行动的志向，是完全无内容的。”@ 5

如果说周作人在抗战前期以替秦桧翻案的形式来表达对日“主和”的主张，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武器装备不如日本，造成了周作人预先的悲观判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周作人东亚意識和文化意识的高度崛起，他寄希望于文化以实现真正的东亚文明，或许其仅存的民族意识在于以中国传统的文化形式征服武力强盛的日本，重现希腊罗马的镜像。

四、结语

抗日时期周作人的“亲日附逆”的形象背后带有多重的政治和文化隐喻，他在前后时期形象转变之大着实令人震惊，因此很难以某一层面的概括对这位立体复杂的文化人物定性。笔者选择“反动老作家”这个充满政治暧昧和民族博弈的历史称呼作为透视视角，从“退”的人本倾向和“泛”的民族意识两个维度进行解读，一方面解析1943年到1944年期间的“反动老作家”事件，横向解读周作人在政治夹缝中求生存的迂回姿态，再现出他对中日双方均不得罪又暗含亲近的处事策略，另一方面从纵向发掘，厘清根植于周作人思想深处的“退”与“泛”的选择倾向。当“退”与“泛”在周作人的思想领域中达到极端发酵，二者的结合将会促成民族意识的消解，走上“主和”和“亲日附逆”的道路，因此，周作人的后期选择不是民族文化巨匠的偶然坠马，而是思想走向的过度泛化。

a d！ 7 @ 3 @ 4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2页，第490页，第506页，第298页，第746页。

b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7日）。

c 张菊香编：《周作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e f 知堂：《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和》月刊第四卷第一期（1943年1月1日）。

ghij！ 2 @ 0 @ 5 〔日〕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12页，第212页，第202页，第203页，第201页，第19页，第151页。

！ 1 ！ 3 李斌：《周作人对“扫荡反动老作家”的回应》，《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3年第1期。

！ 4 周作人：1937年9月26日《致陶亢德书》，载1937年11月1日《宇宙风》第50期。

！ 5 周作人：1964年7月18日《致鲍耀明书》，收《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

！ 6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原载《晨报》1920年1月8日。

！ 8 周作人：《访日本新村记》（《新潮》1919.10.30），载《周作人散文全集（2）》（钟叔河编订），第176页。

！ 9 洪昔杓著、崔丽红译：《周作人的“东亚文明”意识——以武者小路实笃、柳宗悦对周作人的影响及他对韩国文化的认识为主》，《文化论集第55号》2019年9月。

@ 1 周作人：《东亚民族的前途》，（《晨报》1941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