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丽 吴志成

【摘要】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下，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命运与共意识增强，民心相通的领域和空间拓展，民心相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凸显;另一方面，民心相通的外部舆论环境日益复杂，沿线国家态度出现消极动向，人员交流受限，经济合作放缓。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推进民心相通建设需要发挥各个参与主体的积极作用，把握工作进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促成重点领域的各项合作与建设工作。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一带一路”  民心相通  后疫情时代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21.00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1]自2013年9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民心相通就作为“五通”之一被置于重要位置。7年来，民心相通工作在教育、文化、农业、旅游、民生合作、公益慈善等多个领域取得明显成效。今年初在全球范围内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国际社会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也对“一带一路”建设和民心相通工作带来深刻复杂的影响。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后疫情时代”民心相通建设的重点与发展方向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工作取得的主要进展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复杂性和挑战性远超人类预期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通力合作下，民心相通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

第一，进一步增强了沿线国家命运与共的意识。面对疫情，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支持、守望相助。今年初，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领导人以电话、信函、声明等方式对中国抗击疫情表示慰问和支持，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匈牙利、伊朗、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多个沿线国家向中方捐助疫情防控物资。[2]与此同时，中国在自身疫情防控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尽己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向32个国家派出34支医疗专家组，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283批抗疫援助，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和出口防疫物资。从3月15日至9月6日，中国总计出口口罩1515亿只、防护服14亿件、护目镜2.3亿个、呼吸机20.9万台、检测试剂盒4.7亿人份、红外测温仪8014万件，[3]其中大部分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和沿线大多数国家在疫情面前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的行动，深刻诠释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增进了沿线国家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与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民心民意。

第二，进一步扩展了“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领域和空间。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同沿线国家围绕民心相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务实合作与对话交流活动，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一是民心相通的领域得到拓展。围绕疫情防控开展的公共卫生合作及民生项目成为民心相通工作的全新增长点。例如，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发起的“丝路一家亲”民间抗疫共同行动得到国内社会组织的积极响应。截至2020年5月上旬，共有国内40多家社会组织、企业和民间机构在行动框架下实施近60个国际抗疫合作项目，其中涉及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4]此外，中国还毫无保留地向沿线国家分享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经验，多次同沿线国家开展疫情防控交流活动。二是民心相通的渠道得到拓宽。疫情导致传统的线下面对面式国际交往受限，各种线上“云交流”“云论坛”成为开展民心相通工作的重要渠道。例如，“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举办云端专题论坛，[5]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发起“合作网络国际抗疫线上交流系列活动”等，[6]均取得良好效果。这种新型交往模式开拓了疫情背景下民心相通的工作渠道及平台，积累了有益经验。三是民心相通的内涵得到充实。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前提是“共情”，即感同身受。[7]在全球化时代，各种危机事件造成的影响不再受到国界疆域的限制，而是借助于各类媒体迅速向全球传播，跨国界、跨地域、跨文化的“蝴蝶效应”愈发凸显。[8]通过各类媒体的报道，“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众能够了解本国和沿线其他国家患病人员的境遇，由此产生基于共同遭遇的“苦难共情”。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同友好城市日本丰川市在疫情期间相互支持、相互打气的案例正是典型例证，[9]这种基于“苦难共情”的良好互动丰富了疫情背景下民心相通的内涵和理念。

第三，进一步凸显了民心相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新冠肺炎疫情使沿线国家人民更加认识到民心相通的重要性。一方面，疫情下的民心相通工作让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有了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比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机构为尼泊尔捐赠了180余个“卫生防疫洗手站”供当地民众使用;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驻黎巴嫩办公室为在当地难民营的民众分发“抗疫爱心包”等，均受到当地民众欢迎。[10]这些工作给沿线国家的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處，因此直接增进了他们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另一方面，疫情也再次凸显了开展民心相通工作的必要性。当前，一些国家和媒体借疫情恶意炒作不同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放大认知分歧和现实矛盾，导致全球民意出现大割裂。在此特殊时刻，民心相通对增进国与国、民众与民众之间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积极作用必须有效发挥。

疫情持续蔓延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工作面临的外部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此大变局愈加复杂，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11]中国外部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给“后疫情时代”的“一带一路”建设及民心相通工作带来一系列挑战。

外部舆论环境日益复杂。在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参与方的中国周边地区，西方媒体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能够对当地的媒体议程和民众认知产生直接影响。各类涉华事件在引发国际舆论关注的同时，也较易蒙上政治色彩。[12]疫情发生后，个别西方国家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冠肺炎疫情、南海问题等叠加炒作，对“一带一路”的污名化和抹黑打压更具煽动性和欺骗性，给民心相通建设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就中国周边国家而言，作為近邻，印度长期以来视中印关系为“安全困境”，对“一带一路”建设颇有疑虑，小动作频繁。[13]印度媒体长期采用对抗式编码框架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负面解读，并经常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家有关合作项目进行攻击批评，[14]在疫情背景下更是多次唱衰“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前景。这一系列不实炒作和攻击抹黑，不利于沿线国家民众形成对中国疫情及防控成效的真实认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度和信任度。

沿线国家态度出现消极动向。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助推逆全球化思潮升温，部分沿线国家及其民众在对华整体认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上出现消极动向。一方面，疫情直接影响了部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引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少数沿线国家政府内顾倾向上升，短期内投入共建“一带一路”的精力和资源受限。个别政客和民众开始出现迁怒中国的声音，个别媒体甚至造谣称“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和5G基站是新冠肺炎的传染源，对沿线国家涉华民意产生不良影响。此外，个别西方国家借部分沿线国家债务压力上升之机，开展新一轮所谓“债务陷阱论”炒作，并强迫沿线国家选边站队，进一步影响了一些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疫情下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和分散化趋势加剧，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心理体验造成负面影响。例如，中国国内供应及跨境运输中断导致印尼雅加达至万隆高铁项目因建筑材料短缺而影响施工，进而交付延迟。[15]这类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沿线国家民众对合作共建大型项目的信心，也引发部分民众对“一带一路”建设所涉本国经济与战略安全问题的担忧。

人员交流受限使互信难度增加。疫情暴发后，多数沿线国家采取关闭边境、取消或减少国际航班、收紧签证、取消工作居留等限制措施。商务、留学生、旅游人员大幅减少，文化、体育交流活动受到限制，各类人员出不去、进不来，对巩固和增进相互了解造成了一定困难。根据国际机场理事会发布的报告，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将使2020年全球客运量减少五分之二，全球旅客流量将损失近38.1%。[16]疫情还导致境外一些在建或拟开工建设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因中国专家或骨干员工缺位而不能正常运转。如印尼雅万高铁项目的一些重点工程因一百多名中国高级员工不能及时返回而停工;柬埔寨西哈努克维尔经济特区因中国高管不能正常到位而陷入困境。[17]应该说，疫情导致的人员往来受阻问题不仅不利于“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持续有效推进，也不利于消弭沿线国家民众因物理隔离而导致的心理隔阂，因此对于巩固和增进沿线国家民众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造成了负面影响。

经济合作放缓迟滞民心民意联通进程。受疫情影响，世界经济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受挫，世界经济长期滞胀风险加剧，因此“一带一路”的合作难度增加，一定程度上使民心民意联通的进程迟滞。一方面，经济合作放缓对沿线国家民意产生负面传导。部分“一带一路”项目因为疫情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一些中企海外运营项目出现延期，运营成本和履约风险增加。[18]这些问题容易引发民众的质疑，进而对“一带一路”合作和发展对华关系产生抵触。另一方面，经济合作放缓的外溢效应迟滞了民心相通工作的开展。经济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对民心相通领域工作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一旦经济合作放缓，教育、民生、公益、慈善、文化、旅游等其他领域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以文化旅游为例，由于疫情与国际经济下滑的双重影响，今年全球旅游业受到很大冲击，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预测称，2020年全球旅游业至少会失去1.2万亿美元收入。[19]

“后疫情时代”推进民心相通建设的政策思考

民心相通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个方面多个领域，在世界范围内的辐射区域广泛。[20]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工作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需要对民心相通参与主体、推进进程以及重点领域的工作进行深入审视，谋划好“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推进民心相通建设的相关政策。

第一，把握好四个重点方向。加强卫生健康国际合作。疫情的暴发和蔓延进一步巩固了沿线各国对于深化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重要性的共识，大大提高了各国对于加强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中国应把“健康丝绸之路”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民心相通工作的重要着力点。从短期看，要继续积极同沿线国家分享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经验，提供力所能及的人才、物资、技术支持，协助沿线国家早日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经济社会发展秩序。从长期看，要牵头建立健全“一带一路”公共卫生合作机制，在防疫物资生产、核酸检测、疫苗研发生产等方面同沿线国家加强合作，积极参与共建大型医院、疾控中心等医疗机构，推动建设国际和区域防疫物资储备中心，引领“健康丝绸之路”不断走深走实。

深化人文交流互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社会制度。通过交流互鉴，有助于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在推动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坚持人文交流与经济合作同步推进，为深化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入开展减贫、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生态保护、考古等各领域的人文合作，加强政党、议会、社会组织、智库、媒体等各主体间的交流，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各类丝绸之路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影视桥、研讨会等人文合作项目，为深化国家之间良好关系创造更加积极的民意氛围。同时，要深化同沿线国家在生物制药、计算机、金融、基础科学等学科人才培养和科研攻坚上的共同合作，鼓励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加强交流，切实推动“智力丝绸之路”建设。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疫情暴发后，“一带一路”建设面对的外部舆论环境日益严峻复杂，更加凸显了后疫情时代做好“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在下一阶段工作中，要通过各种渠道和平台主动发声，讲好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抗疫的故事，传递中方坚定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积极信号，有理有据驳斥个别西方国家的抹黑和攻击。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带一路”叙事逻辑，将宏观战略传播与微观策略叙事相结合，注重采用沿线国家民众听得懂、易接受的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讲述好民心相通故事，不断提升“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内容的国际化、本土化和融入性。同时，要着力加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依托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打造全新产业生态系统，与沿线国家加强跨境电商、数字娱乐、数字旅游、远程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城市等方面的合作，努力把“数字丝绸之路”打造成为“线上民心相通之路”。

继续开展好民生合作项目。在疫情背景下，沿线国家多数普通民众更加关注自身经济及生活条件的改善，对直接惠及自身及家庭的民生合作项目表示认可与欢迎，因此民生合作项目仍然是“后疫情时代”推动民心相通过程中大有可为的重点领域。为此，要进一步统筹谋划在沿线国家开展的民生项目合作，着力提升其在“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的总体比重，深化同沿线国家在扶贫、医疗、教育、儿童、防灾救灾、环保、志愿者交流等领域的合作，继续推动实施好“健康包”“幸福泉”“太阳村”“光明行”“爱心包裹”“照亮前程”等民生合作项目，促进更多沿线国家普通民众直接受益。要综合考虑各国国情、社情、民情差异，加强项目前期的沟通与需求收集工作，完善项目运营长效机制，切实提升项目的针对性和社会效益。要挖掘和宣传更多生动案例，进一步丰富民生合作的“可视化效果”，着力提升当地民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确保民生合作项目在促进当地民众对华客观认知和民心相通上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发挥好四个参与主体的作用。发挥好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社会组织因具有自治性、志愿性、灵活性等特点，在沿线国家开展民生项目、促进民心相通建设中具有显著优势。中国社会组织应紧密结合“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环境变化，明确自身的价值定位和功能发挥，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与能力，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为推广“一带一路”合作理念的重要渠道，以及凝聚各国民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

发挥好各类企业的主力军作用。中国企业能否积极履行海外社会责任不仅直接影响其在沿线国家的形象，还影响国外民众对华认知。各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企业应以支持沿线国家抗疫为契机，根据当地民众需求和自身实际，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更加接地气、成体系、可持续。要在各类项目推进和运营过程中积极同当地政府、企业、民众分享建设和发展经验，努力将自身打造成為“绿色丝绸之路”和“廉洁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在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时，实现中外民心的“软联通”。

发挥好媒体和智库的桥梁、纽带作用。媒体和智库是人文交流的桥梁，在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助力民心相通建设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1]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建设过程中，各类媒体和智库既是“一带一路”理念的解读者和传播者，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各类媒体和智库要充分发挥正面引导和凝聚共识的作用，主动对外发布有关“一带一路”政策举措、国际合作、重大项目、疫情防控等的新闻事实和研究报告，及时做好增信释疑工作。此外，要深化国际合作，发挥好“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作用，办好“一带一路”双多边媒体论坛和智库研讨活动，积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民众传递正能量。

发挥好民众个体的助力作用。疫情发生后，社交媒体给“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众个体的心理体验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理性和感性交杂的网络氛围不断推动具有共同感知的人群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民众个体都同时兼具信息、价值和理念输出者和输入者的双重身份，因此尤其需要发挥好民众个体在民心相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将个体之间的相互了解深化为国家间的政治互信。要加强对媒介化时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个体心理变化的研判，推动形成有利于增进彼此理解和互信的“个体新认同”。要及时关注沿线国家民众的涉华思想动态，通过社交媒体等各类平台正面引导民众立场，[22]争取更多沿线国家民众对“后疫情时代”共建“一带一路”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把握好四个重要时间节点。立足全球疫情演进态势做好统筹推进。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的演进态势是决定今后一段时期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进入第2轮暴发状态。中国应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密切跟踪全球疫情发展态势，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疫情发展状况，及时准确研判疫情对推进民心相通工作的直接影响和外溢效应，统筹规划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开展民心相通工作的重点领域、工作节奏和方式方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推出相应举措，努力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围绕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做好政治引领。作为决策的源头、民意的代表和舆论的引导者，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推动民心相通的重要力量。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要以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为契机，通过开展双多边党际交往活动，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讨会、“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地方专题宣介会等一系列活动，向国际社会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意义，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进程中发挥的政治引领作用，进而促进各国政党政要和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理解、支持和认同。

着眼2022年北京冬奥会谋划系列主题活动。体育超越了肤色、地域、语言、文化和宗教差异，是不同国家人与人之间进行文化沟通最直接的方式之一。近年来，各类体育赛事逐渐成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重要渠道。2022年北京将举行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将奥林匹克精神同伟大抗疫精神深刻联结的重要契机。要结合冬奥会的举办，谋划开展一系列以体育文化交流为主题的民心相通活动，进一步凝聚沿线国家民众合力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共识。同时，要就东京奥运会举办问题同日本加强沟通对表，进一步丰富中日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同舟共济的时代内涵。

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作好总结规划。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应系统总结民心相通工作十年来在民生、公益、慈善、医疗卫生、文化、旅游、教育等重点领域取得的主要成就、有效做法、基本经验，全面归纳梳理民心相通的概念、意义、目标、重点领域和方向，研讨未来发展规划、工作布局和实践路径，进一步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各方之间的沟通、理解和相互认同，为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凝聚共识、夯实民意基础。

注释

[1]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日，第3版。

[2]《2020年2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http：//www3.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739521.shtml，2020年3月2日更新。

[3]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9日，第2版。

[4][6]刘洪才：《发挥民间社会组织作用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http：//www.rmzxb.com.cn/c/2020-06-03/2588229.shtml，2020年6月3日更新。

[5]“一帶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国际顾问委员会：《“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国际顾问委员会关于加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的共同倡议》，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424/c164113-31687280.html，2020年4月24日更新。

[7]秦德君、朱莹：《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性调适》，《学术界》，2020年第7期。

[8]史安斌、孟冬雪：《跨国化·社交化·情感化：危机传播研究的新视域》，《全球传媒学刊》，2015年第3期。

[9]吴颖：《无锡新吴区回赠日本丰川市5万只口罩“十倍奉还”真情送友城》，https：//www.sohu.com/a/383356948_114731，2020年3月26日更新。

[10]黄拯、暨佩娟、王慧：《中国民间力量助力全球抗疫合作》，《人民日报》，2020年5月19日，第3版。

[11]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5日，第2版。

[12]彭修彬：《多重话语冲突下的跨国危机传播——以三起周边领事危机事件为例》，《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13]张立：《“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安全困境的变化及应对》，《南亚研究》，2020年第3期。

[14]毛伟：《“一带一路”倡议在海外舆论场的话语建构与报道框架——以印度主流媒体为例》，《对外传播》，2019年第8期。

[15]张洁、唐晴：《妥善化解疫情对东南亚“一带一路”项目的冲击》，《世界知识》，2020年第13期。

[16][19]"Covid-19 and Tourism： Assessing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https：//unctad.org/webflyer/covid-19-and-tourism-assessing-economic-consequences， August， 2020.

[17]林跃勤、郑雪平、米军：《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一带一路”的影响与应对》，《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18]赵磊：《疫情冲击下，“一带一路”成“生命之路”》，http：//m.haiwainet.cn/middle/353596/2020/0525/content_31798570_1.html，2020年5月20日更新。

[20]常非凡：《理解与推进民心相通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22期。

[21]宋媛媛、王雪野：《“一带一路”背景下媒体推动文化交流的作用》，《国际传播》，2019年第5期。

[22] Guo， M.， "Building the People-to-people Bon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Case Study of Digital Visual Communication"， Atlantis Press， 2017， Vol.157， p. 242.

责 编∕桂 琰（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