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

【摘要】在一个被认为“宏大叙事”早已解体的时代，“世界文学”可算作21世纪以来一种新崛起的“宏大叙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歌德等人对这一叙事作出过奠基性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理论基础上，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不断耕耘，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中国的理论家和学者对之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近年来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世界文学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关系的讲话精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观，对撰写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学术史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和思想。当前，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建构一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叙事，已提到了中国学者的议事日程上。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世界文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義  文学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21.003

在一个被认为“宏大叙事”早已解体的时代，我们还能建构怎样的“宏大叙事”呢？如果我们并不否认，“世界文学”可算作21世纪以来一种新崛起的“宏大叙事”之话题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则是支撑这一宏大叙事的一种颇有生机和影响力的叙事。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尚未成为当今国际学界的又一个前沿理论话题，但是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却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奠基性贡献，可以说，正是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学者们的著述不断地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进而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中国的理论家和学者无疑对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且致力于为建构这一叙事提供中国的经验和中国学者的智慧。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东西方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贡献。本文的写作就是在梳理国际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著述之基础上建构这一叙事的尝试。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之启示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来自西方的一种理论，世界文学这一术语也最先出于西方作家之手。[1]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理论视角来考察研究世界文学就无法排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贡献。尽管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仅仅将马克思主义当作西方众多哲学流派之一来研究，但是近二三十年来，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不满足老一辈理论家仅仅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哲学理论思潮来研究的传统做法，他们试图返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作。他们认为，研究全球化和世界文学就必须从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开始，这样才能在一个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观。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发展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应该在新形势下不断发展和创新。在结构主义等专注形式的批评理论思潮风靡西方文学理论界时，正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坚持文学批评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和意识形态倾向性（ideological tendency），从而发出了一种异样的声音。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世界文学研究以及其具体作家作品分析时，也作出了一些理论建树。在这方面，几位当代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疑为世界文学话题在新世纪的再度兴起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国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介绍很少，而且这方面的成果即使在西方学界也十分鲜见。英国学者希·萨·伯拉威尔的《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6）一书可算是这方面极少数可见到的著作之一，该书在英语世界出版后备受冷遇，但在中国学界却受到较高的重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来，这部著作的学术性并不很强，加之伯拉威尔并没有系统、全面地从理论的视角来深入考察世界文学这一个概念及其历史演变，因而对当下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未产生任何影响，甚至鲜为今天的世界文学研究者引证或提及。但是该书除了以一种轻松流畅的文学笔触描述马克思对文学的兴趣和那些即兴的有感而发的批评文字外，作者还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对世界文学之于当下的意义作了某种预见：

在我们现在的二十世纪，通过翻译、纸面书籍普及本、巡回演出、广播、电影和电视，以那些不会使马克思感到吃惊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文化视野，我们已看到“民族的与地方的”文学的混合和世界范围的传播。作为一个庞大想象丰富的博物馆，一个伟大的巴贝尔图书馆，“世界文学”猛然到来了。[2]

伯拉威尔在书中指出一个颇有理论前瞻性的观点，即尽管马克思本人未能预见现代社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后工业和后现代社会的文学状况，但是马克思却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对当今时代的一些社会和文化症候作了准确的预示，并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见了一个即将到来的世界文学时代。因此在他看来，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研究者仍然可以根据今天的特定形势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进行新的阐述。他的这一看法对我们的启示在于，世界文学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已不再是早先的那种“乌托邦式”的假想，而是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文化现实。对于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他们所考察和分析的文学作品也应该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显然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

英国曾经是马克思生前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那里有着丰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化土壤，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是在大英图书馆写成的，有些著作是他同时用德文和英文撰写的。在当今的英国大学中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学者也不是少数，他们异常活跃，有着较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雷蒙德·威廉斯和特理·伊格尔顿这两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他们专事文学理论批评，因而也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研究者。他们虽然没有专门对世界文学问题作过较多的思考和研究，但他们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和论述却为当今的世界文学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的第一章“基本概念”中就从考察本民族的文学——英国文学史入手，其中也涉及包括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的世界文学。[3]他认为这些世界文学经典作品的意义和影响并不局限于英语文学，而且对整个世界性的文化语境和世界文学都有一定的影响和启迪，因此他提出的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也同样适用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此外，威廉斯还基于对马克思原著的仔细深入阅读，进而发现，“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在关于语言本身的理论上却贡献甚微”。[4]他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并将其贯穿全书始终。伊格尔顿则在一开始就宣称自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曾经以政治倾向性鲜明的著作《文学理论导论》（1983）而蜚声英语文学理论界。在世界文学理念兴起的新世纪，他还出版了题为《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 2011）这本引发争议的著作，他在书中选取了当今学界十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和批判性观点，予以一一批驳，著述文风依然沿袭了早先的机智、讥讽和雄辩，对西方学界行将冷却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起到了一定的“升温”作用。[5]可见，对于伊格尔顿这位以文学和文化批评擅长的学者型理论家而言，远离文学理论批评实践而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抽象的阐释和辩护并不一定会对人们更有吸引力，至少对当今的世界文学研究未起到应有的影响和启迪。

作为一个问题导向的世界文学理念在本世纪初率先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关注并从内部予以推进。在这方面，意大利裔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所发表的关于世界文学的一系列论文引发人们对之再度关注，因而这些著述已经成为当前所有介入关于世界文学问题讨论的学者们无法绕过的经典著述。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这位在中国以其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著称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近二十多年来尤其关注全球化与文化问题，并针对世界文学和文学史的写作发表了一些著述。毫无疑问，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世界文学和文学经典问题的著述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为我们今天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最近的十多年里，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国别之间的文化和文学交流也日益频繁。这不禁使人们感到，当年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概念绝不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而是一个存在于当今时代的文化和审美现实。因此它再度浮出历史的地表并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又一个前沿理论课题就不是空穴来风。在歌德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世界文学理念的影响和启迪下，一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针对世界文学问题发表了许多著述，从而促使这一概念在当今语境下逐步成型。他们同时也就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现象发表了著述，对之成为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莫瑞提和詹姆逊的著述影响尤为突出。莫瑞提关于世界文学的主要著述包括论文《世界文学的构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2000）、《更多的构想》（More Conjectures， 2003）和《演化，世界体系，世界文学》（Evolution， World-System， Weltliteratur， 2009）等，在这些论文中，莫瑞提从今天的视角赋予世界文学这个老话题以新的意义和内涵。

在《世界文学的构想》一文中，莫瑞提拓展了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他认为，在当今时代，“世界文学不能只是文学，它应该更大……它应该有所不同”，[6]也即“世界文学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问题，一个不断地吁请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7]基于此，他提出了一种“远读”（distant reading）的策略，对于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视角来把握世界文学的精神不无启迪。

詹姆逊的著述涉猎面更广，但他近二十多年来密切关注全球化在文化上的影响，不仅组织学术会议讨论这一问题，还将其与世界文学问题现象相关联。在他看来，歌德当年提出的世界文学构想之所以在当今时代仍得到人们的不同理解和解释，是因为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才得以从今天的视角重新理解歌德的这一构想。詹姆逊因而指出：

事实上，歌德心目中所设想的世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信息或交流的概念：在他看来，世界文学显然不是指拜伦或鲁米或沙恭达罗（这三者都是他十分仰慕的），而是《爱丁堡评论》和《两个世界杂志》或《全球》。當各种民族情境能够相互间讨论它们的世界和文本生产时，世界文学便出现了;它并不是某种可供使用不同语言的所有作家在大学课程中和畅销书榜上公平竞争的场地，也不是诺贝尔奖或CNN电视名人之间的角逐。[8]

他的这一观点显然与他长期以来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的考察是一致的，也即在考虑到历史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同时，强调计算机时代信息传播对各民族文化和文学之间交流的重要作用。这样，詹姆逊便很自然地将世界文学的兴起与全球化时代的信息传播相联系了，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体现了歌德当初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原意。[9]虽然詹姆逊并未对世界文学问题作更多的阐释，但是我们从他上面的简略论述不难看出，他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于描述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社会的文学和文化状况，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

在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苏联学者作出的贡献。不可否认，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对世界文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观的形成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但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占据主导地位时，他们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长期以来却被有意地遮蔽了。但我们今天在梳理国际学界的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成果时肯定要将其纳入我们的考察视野，并视作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即使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苏联学者在理论上的建树和实践上的创新也独树一帜，因此，我们在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时也完全应该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包括进来。作为曾经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苏联学派”的主要研究方法——主题学就贯穿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世界文学史》（九卷本）的写作中。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苏联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就启动了大型文学史研究项目《世界文学史》的编撰工作。这部多卷本世界文学史书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分卷在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出版俄文版。这应该被看作是苏联-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献给国际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份厚礼，它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一部世界文学史学术著作。主持这一项目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了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和高校教师历经数十年编撰而成。这部文学史巨著的特色就在于其资料的完整性和理论分析的独特性，至少突破了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为后来不同国家的世界文学学者继续深入全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当今的国际学界无论承认与否，都难以否认，九卷本的《世界文学史》之所以得以率先在俄罗斯出版，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不无关系。[10]而这在西方国家的人文学术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自然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即使与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组织编写的多卷本《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s in European Languages）和正在进行中的《剑桥世界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两卷本）相比，这部大型的文学史书在内容和容量方面也更胜一筹，并且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和历史发展的逻辑性。同时，苏联—俄罗斯的研究人员都清醒地意识到，编写这部《世界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还推进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11]

这部卷帙浩繁的文学史的编撰者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观点出发，对有着相互联系的世界各民族文学有着较为全面的整体把握，并且兼顾东西方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思潮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当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上一些民族前进了，另一些民族落后了。这样的不平衡性是历史过程的动力之一。”[12]尽管如此，要撰写一部客观公正的世界文学史，就要在选择作品和史料方面不低估所谓的“小民族”文学的历史作用，也要努力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兼顾东方各民族文学的世界性意义和影响。

应该承认，由于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影响，这部俄文版《世界文学史》仍留下一些冷战时期的痕迹，编撰者们出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对一些作家有着不同的偏好，这当然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它对后来的任何民族/国别的世界文学研究者的世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都是一座无法绕过的丰碑。可以说，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的建构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对我们今天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在最近的十多年里，笔者率先再度将国际学界的世界文学新理念引入中国，并在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十多篇论文。[13]其中的一些论文以不同的形式用英文改写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后也引起了国际学界的瞩目，从而使西方学者认识到，讨论世界文学必须包括中国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包括中国学者的相关著述，具有权威性的世界文学选集也应该收入更多非西方文学的优秀作品。[14]

由于世界文学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世界文学的理念于20世纪初进入中国就不是偶然的。这不仅是因为歌德在提出这一构想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文学，同时也因为自19世纪末以来，世界文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和另一些西学理论思潮一样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因此，我们今天在全球化时代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观，就应当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贡献也包括进来，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观首先启迪了中国的文学研究者，然后，中国学者从中国自身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经验出发提出的理论建构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理论宝库，为当代学者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贡献了思想和智慧。

早期的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成仿吾、陈望道等人对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均作出过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在西欧或苏联留学的经历，但是他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列宁的一些理论著作，并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发展了一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理论在国内统称为“毛泽东思想”，而在国际学界则被称为“毛主义”（Maoism）。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教条的东西，它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同样，毛泽东同志也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将其用于指导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实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就是他的文艺思想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毛泽东同志始终认为，中国的文学艺术应服务于人民大众，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因此它应该“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5]即使如此，毛澤东同志也没有全然否定文学艺术的审美愉悦性和普及性，认为它应该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

毛泽东同志在强调建设民族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同时，也不否认这种新文化对古代和世界先进文化的传承作用。他认为：“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16]

但是对于文学创作的题材和源泉，毛泽东同志也有自己的辨证的看法，他认为，文学艺术创作必须反映社会生活，“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17]不可否认，毛泽东同志的外国文学阅读量无法与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文学的涉猎相比，他读过的世界文学名著数量也远不及列宁和斯大林，他只能读到一些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因此在他的所有著作中很少提及外国文学。在整个《延安讲话》中，唯一被他引证的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就是出自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18]尽管如此，毛泽东同志在解放后关于文学艺术的所有文章和讲话中，都坚持批判地继承古代和外国的文学艺术，主张以“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原则来对待所有的世界文学遗产。他的这一理论建树至今仍为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所传承和发扬光大。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毛泽东同志的国际声誉及影响已经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认可。[19]在美籍华裔学者刘康看来，“毛泽东同志的遗产，尽管有着争议和矛盾，但一直有着持久的影响，因为他不仅为中国革命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有着全球意义的理论，至少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是如此，那个时代以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社会波动而著称。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尤其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诸国得到响应，正是那些国家和地区共同形成了一个第三世界”。[20]确实，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整个20世纪，确实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与毛泽东同志的成就和影响相比。毛泽东思想不仅影响了阿尔都塞、萨特等法国理论家，即使对波伏娃这样的女权主义思想家[21]和阿兰·巴迪欧这样的当代毛主义者也有着极大的启迪和影响。[22]此外，它也吸引了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这位毛泽东同志的崇拜者每次来中国访问讲学，都要寻访毛泽东同志从事革命活动的足迹，这无疑表达了他对这位伟人的崇高敬意。

改革开放以来，更多的世界文学优秀作品伴随各种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思潮通过翻译进入中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较大的启迪和影响。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沉寂多年的比较文学也再度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世界文学这个话题曾在上世纪80年代就吸引了中国学者的关注，[23]但并没有成为一个前沿理论课题。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世界文学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再度兴起，更多的中国学者也介入了对之的评介和研究中，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相关联。有些学者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演变作一番梳理，有些则对世界文学进入中国的路径进行述评，有些则结合比较文学研究和教学进行讨论，有些结合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重构问题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思想。此外，由于目前世界文学研究的重镇仍在西方，或更确切地说在英语世界，因此中国学者用中文发表的关于世界文学的众多著述都并未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也有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命题和观点可以供国际同行参考和借鉴。

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思想对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和启迪，但这只是建构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叙事的一个方面，也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另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将其运用于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过程中又作出了自己的创新和发展，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在全球化这个平台上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旅行的理论”的两个极致：从西方旅行到中国，经过中国的实践后又旅行到西方进而影响整个世界。

世界文学的理念进入中国以来，不仅引起了当代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以来，针对繁荣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尤其体现在他于2014年在北京主持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下简称《北京讲话》）。国际学界常常将他的这篇讲话与毛泽东同志早年的《延安讲话》相比较，笔者也作过尝试。在笔者看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篇讲话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同时还在当今的新形势下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在讲话中着重强调了这样五个问题：第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中国文化的繁荣;第二，既然我们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那么就必须创造不负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第三，即使在当今这个新时代，我们仍必须坚持为人民而创作的方向;第四，中华民族的精神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第五，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显然，习近平总书记以及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的文学艺术思想，并将其发展应用于当前的新时代。这一点尤其体现于党的十九大及其一系列文件中，这次会议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然受到高度重视，并被發展到一个新阶段。

文学的人民性和世界性的思想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始终。在毛泽东同志的《延安讲话》中，通篇弘扬了一种民族主义和人民性，对世界文学的引证仅在于简略地提及了一篇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而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北京讲话》中，则广泛提及了从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的悲剧和喜剧，直到俄苏作家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等，甚至还提及了现代西方作家罗曼·罗兰、萨特、加缪、海明威等文学大师。其中不少作品应该是他在青年时代阅读过的。这说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广阔的世界主义胸襟和面向全人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抱负。当然，这两篇讲话分别出自两个不同的时代：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压倒一切的主流思想是打败日本侵略者，使得中国早日成为一个和平独立的国家。这时的文学艺术就必须服务于当时的形势，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同样进入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及其理论思潮终究未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的原因所在。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不仅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也要时刻为全人类谋利益，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思想。此外，尤其应该强调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还号召中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24]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希望中国的文学工作者为中国读者创作优秀的作品，还希望他们为全世界的读者提供来自中国的精神文化食粮，从而让全世界的文学读者都能够分享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丰富精神食粮。

毋庸置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关系的讲话精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观，为我们撰写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学术史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和思想。他的一些著作经过翻译也对国际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有着精深研究且擅长用英语著述的学者也频频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向国际学界展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世界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从而打破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长期以来在国际学界“失语”的状况。可以预见，未来将有更多学者在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资助下，在国际学界发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强劲声音。这样看来，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就提到了中国学者的议事日程上。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世界文学研究者，我们应该勇于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不仅为本国的读者贡献精神食粮，同时也为国际学界奉献可为他们参考借鉴的精神财富。就这个意义上说来，本文的写作则可算作是这方面努力的一个初步尝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4ZDB082）

注释

[1]尽管学界一般认为歌德是最早提出“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概念的人，但现经西方学者考证，在他之前，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和诗人魏兰也使用过这一术语，歌德是最早将其概念化的西方作家和理论家。这方面可参考这两篇文章：Wolfgang Schamoni， "Weltliteratur — zuerst 1773 bei August Ludwig Schl?zer"， arcadia：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43.2， 2008， pp. 288-298; Hans-Joachim Weitz， "Weltliteratur zuerst bei Wieland"， arcadia：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22， 1987， pp. 206-208。

[2][英]希·萨·伯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邵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194～195页。

[3][4][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19页。

[5]Terry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6][7]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2000， 1 （January-February）， p. 55.

[8] Fredric Jameson， "New Literary History after the End of the New"， New Literary History， 2008， Vol. 39， No. 3 （summer ）， p. 380.

[9]在这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也有类似的看法。参阅他为《全球化百科全书》撰写的“世界文学”词条：Douwe Fokkema， "World Literature"， in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1290-1291。

[10]这部九卷本的《世界文学史》几年前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但由于俄罗斯方面认为第九卷尚不成熟，属于“征求意见稿”，中文版只出版了八卷。

[11][12]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世界文学史》第一卷上册，陈雪莲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2、23页。

[13]这方面可参阅笔者的下列主要相关論文：《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世界文学”与翻译》，《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世界文学”：从乌托邦想象到审美现实》，《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7期;《世界文学的双向旅行》，《文艺研究》，2011年第7期;《世界主义、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前沿》第十二辑（2014）;《世界诗学的构想》，《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等等。

[14]这方面可参阅笔者的下列英文论文："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2010，  Vol.71， No.1， pp. 1-14;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ARIEL， 2011， Vol.42， No.1， pp. 171-190; "'Weltliteratur'： from a Utopian Imagination to Diversified Forms of World Literatures"， Neohelicon， 2011， XXXVIII 2， pp. 295-306; "On World Literatur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5.5， 2013， December， Article 4;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016， Vol.62， No.4， pp. 579-589; "Chi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16， Vol.43， No.3， pp. 380-392; "World Drama and Modern Chinese Drama in Its Broad Context"， Neohelicon， 2019， Vol.46， No.1， pp. 7-20.

[15][16][17][1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48、855、860、876页。

[19]Cf. Liu Kang， "Maoism： Revolutionary Globalism for the Third World Revisit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015， Vol.52， No.1， pp. 12-28.

[20]Ibid.， p. 12.

[21]Cf. Christina van Houten， "Simone de Beauvoir Abroad： Historicizing Maoism an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015， Vol.52， No.1， pp. 112-129.

[22]Cf. Yiju Huang， "On Transference： Badiou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015， Vol.52， No.1， pp. 29-46.

[23]20世纪80年代中期，比较文学学者曾小逸主编了一本专题研究文集，题为《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

[2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责 编/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