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蕊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湛江 524094)

一、作品概述

裘帕·拉希莉(1967—)祖籍印度加尔各答，出生于英国伦敦，幼年随父母迁居美国。《森太太》选自裘帕·拉希莉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小说问世以来几乎囊括了包括普利策文学奖之内的美国所有小说奖项，包括新英格兰笔会/海明威奖，1999年《纽约客》杂志年度新人奖，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艾迪森·麦特卡奖及2000年度普利策小说奖，其中最大的奖项就是美国普利策文学奖。

《森太太》选自该小说集的第六篇。该小说2008年出版后即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并获得了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的第一名。小说讲述了森太太跟随在美国教书的丈夫森先生移居到了美国，一方面努力适应着美国社会，通过帮美国家庭带孩子、学开汽车的方式想要融入美国社会；另一方面，通过煮印度食物和穿戴印度服饰来保持其印度身份。然而，最终森太太仍处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生存，身份尴尬，莎丽在印美两国的文化中间寂寞地摇曳着。

国外对《森太太》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家庭、食物的角度。印度食物是家庭及连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隐喻。森太太没有自己的名字，在小说中的关键时刻她总是会将森先生搬出来：“森先生是在大学教数学的。”她通过食物在异国他乡建构自己的身份，确定自己的主体；同时通过烹煮食物也可以看出森家夫妇真正的关系[1]。二是从整本小说集的结构，《森太太》中的森太太严重的思乡之情及与美国文化的疏离与《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中“我”及妻子玛拉对美国社会的适应形成鲜明对比[2]。(三是通过儿童视角看待两种不同的文化。拉希莉通过美国男孩艾略特的眼光叙述她所熟知的移民世界[3]。四是通过“郊区焦虑”(suburban neurosis)与身份构建的角度来分析森太太。郊区焦虑正如Taylor 所言，其特征首先是孤立，远离亲人，其次是住在郊区的某某太太。郊区焦虑造成了森太太精神上的混乱，她通过烹煮印度食物重新构建自己的身份[4]。

国内对《森太太》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了造成森太太孤独困惑的原因，以及如何在男权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地位[5]。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她们终其一生都是某个男子的女儿、妻子，以及母亲或者外祖母[6]。从庶民意识的视角分析了森太太为买活鱼不惜一切代价，厨房成了孟加拉人生活在美国文化中不可穿越的文化“飞地”[7]，体现了庶民意识的地域性。从乡愁的视角来描述森太太，藉由婚姻关系离开家乡与亲人，被扔在陌生的国度，家庭像风雨中摇摆的窠巢，是她们唯一的避难所[8]。从文化与性别身份分析，森太太在坚持印度传统习俗应对异国文化的同时，也需要调整性别身份困境[9]。

国内外的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视角研究《森太太》，探讨小说中森太太的身份建构，但鲜有学者从服饰的角度分析小说，本文将从森太太的服饰入手，通过分析莎丽与现代服饰，莎丽与姓名，莎丽与汽车的关系，讨论服饰在维护印度人文化身份建构中的作用及其在融入异域生活中所造成的隔膜，折射出美印两种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少数族裔所经历的身份及认同上的困境和苦闷，孤独及寂寞。

张京媛认为，对一种身份的需求是人类最普遍的需求之一，身份是社会和文化的结果[10]。身份的确立可以使人拥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帮助人们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及位置。身份认同的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的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11]。而服饰正如黑格尔所说，与人的身体处于意指关系。服饰保证了信息从感觉到意义的传递，是特殊的所指。莎丽是印度女性的传统服饰，是她们用于诠释对生活、审美的理解，也是表达她们自己身份的象征。文章通过森太太在不同的场合下选择颜色、风格各异的莎丽来分析在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其所经历的文化身份的冲突，自我文化身份的消解，身份重构的无望与反抗到最终冲出自我困境的失败。

二、莎丽与现代服饰：两种文化身份的冲突

小说通过艾略特的眼睛，描述了两位女性不同的服饰装扮：一是森太太的莎丽，二是艾略特母亲的短裤、套装。小说中对艾略特母亲的穿着有两次描写，第一次是艾略特与母亲一起第一次来到森太太的家中。从艾略特的眼光来看的：“她身披一件微微闪烁的，饰有橘黄色佩兹利旋花图案的白色莎丽。”[12]116而母亲“身着米黄色的翻边短裤、脚蹬帆布鞋……”[12]116白色配橘黄色是较为素雅、明快的颜色，白色是完美、理想的象征，橘黄色是愉快、有趣、合群的色彩，二者的搭配暗示了森太太善良、活泼开朗的性格；莎丽“微微闪光”增加了服饰的高贵性与庄重性，说明其对这份工作的重视，同时也暗示森太太对融入美国社会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同时，莎丽的色彩搭配给人留下深刻的视觉印象，从下文小艾略特将其服饰与自己母亲的短裤、帆布鞋做对比即可看出，他认为自己母亲的装扮才是“不合宜”的。短裤是日常的穿着，在现代社会中是中性的，男女都可以穿。

从艾略特对母亲和森太太的服饰对比中可以看出二者代表不同的文化身份：艾略特的母亲代表的是美国的现代职业女性，而森太太代表的则是传统的印度女性。但这两种文化身份是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森太太通过穿着莎丽来彰显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希望他人通过其服饰能够欣赏认同其文化身份，与之产生共鸣。而艾略特的妈妈对森太太的服饰及所代表的文化身份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她只是对森太太不会开车的问题耿耿于怀；在艾略特妈妈看来，美国人常穿的衣物及常开的汽车才代表主流文化。同时，她拒绝与森太太沟通，因为后者只是主流文化中的一个“他者”，是需要被塑造和规训的。

第二次是小艾略特正帮着森太太将卷在报纸里的蔬菜残留塞进垃圾桶时，突然发现母亲站在那里，“穿着上班用的长筒丝袜和垫肩的套装，正四下瞅着森太太的家呢[12]122。她“瞅”森太太的家，“瞅”带有一种权力特征，蕴含着种族意识，代表白人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偏见。森太太总是会请艾略特妈妈到屋里坐一下吃点东西，这时艾略特形容他的妈妈：“双膝紧靠，不曾离过脚的高跟鞋扎进梨色的地毯中。”[12]122在小说的开头部分曾写道森太太家进门是要先脱鞋子的，而艾略特的母亲却毫不在意，艾略特用“扎”这个词来形容母亲高跟鞋，如果说高跟鞋代表了美国白人职业女性，梨色的地毯则代表了印裔家庭妇女，那么“扎”字代表了主流强势文化对少数族裔弱势文化的歧视、统治及欺压。

由服饰所代表的文化身份的冲突使得不同族裔间的沟通变得举步维艰。尽管艾略特的母亲在私生活上也不幸福，但她却始终认为自己比森太太优越，其职业装、高跟鞋以及带有权力性质凝视的目光显示了强势主体对弱势主体的怀疑、监视与不信任。与此同时，也促使森太太想要构建自我文化身份，尽早融入美国社会，然而她却没有意识到从随在美国教书的丈夫来到美国的那一刻起，其自我文化身份已经消解了，与此同时，这也为后来森太太开车失败埋下了伏笔。

三、莎丽与姓名：自我文化身份的消解

莎丽与姓名都可以反映个体的自我文化身份。拉希莉笔下的女性有许多都是通过婚姻来到美国。包办婚姻仍是印度青年男女步入婚姻的主要途径，即使是一些生活在海外的印度人也不能避免[9]。作家塑造了通过婚姻关系来到美国的印度女性，《同名人》中的阿西玛，《不适之地》中的亚潘娜，以及本文所要分析的《疾病解说者》中的森太太。通常情况下，她们跟随在美国教书的丈夫来到美国，都是待在家里，没有工作，没有朋友，只是通过烹煮印度饮食、举办印度聚会及穿戴印度传统服饰来展示自己的文化身份。因此，莎丽就成了她们民族身份的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同时，姓名也是显示个体文化身份的重要手段。姓名的背后，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之网，它的破碎，是人的失落，方向感的尴尬[13]。小说通篇都没有提到森太太的名字，提到时只是冠以森先生的姓；遇到困难时，总会提到森先生的身份以及他的社会头衔。当森太太要找一份工作时，钉在超市外面的小广告上就写着：“教授夫人，负责任，有爱心，在家照看您的孩子。”[12]115“教授夫人”：她是一位教授的太太，没有自己的工作，没有收入来源，是依附于森先生而生活的。森太太获得接送艾略特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因为森先生在大学里教书的缘故，当艾略特第一次见到森太太时，森太太介绍森先生也是“在大学教数学。”[12]116艾略特的妈妈之所以将接送小艾略特的工作交给森太太，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看中了森太太家的居住环境——大学校区边缘的大学公寓。在小说的中间部分，有一次森太太对艾略特说她的妹妹生了一个女儿，但森太太什么时候能够见到妹妹的女儿取决于森先生何时能够拿到终身教职。最后，发生车祸后警察要看森太太驾照时，她拿不出来，只说“森先生在大学教数学。”实际上，森太太所有的生活都是围绕着森先生来转的，并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就像森太太没有自己的名字一般，没有方向感，是失落的。莎丽并没有帮助森太太确立自己的身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只是作为抚慰思乡情绪的一种安慰剂。由此可知，虽然森太太一方面想融入美国社会；另一方面又想保持自己的民族身份。可是这两方面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在异域生活中，森太太本身的文化身份就是错乱的，再处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中，身份的摇摆最终会使得文化夹缝中的主体丧失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因此，森太太原有的身份从踏入美国的那一刻就已消解，她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身份，由此来适应美国的生活。

作为一名印度太太，每天都接一个美国小孩放学，说明森太太在努力适应美国生活。但从孩子的眼光来看“每天花样不同的莎丽从格子花晴雨外套下边露出来。”在想融入美国生活的同时，森太太又想保持自己的印度身份，坚守住自己的内心，所以，每天都有花样不同的莎丽露出来，通过服饰保持自己的印度身份。人可以因为衣服成为某种人。反之，衣服也可以撼动某些人的身份意识[14]。格子花晴雨外套是西方生活的象征，而莎丽却是典型的印度传统服饰，森太太的穿着也暗示了她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身份的杂糅性。一方面，她需要尽快地适应美国的生活，不再成为异域文化中的“他者”；另一方面她又割舍不下自己的印度情结，处于身份选择的两难境地。这种两难的状况最终导致身份重构的失败。

四、莎丽与汽车：文化身份重构的失败

汽车是美国日常生活的主要交通工具，开车是融入美国文化的重要象征，同时也是森太太进行身份重构的重要一环。森太太每次接完艾略特都会带着艾略特走向自家汽车练习20分钟驾驶，但在练习的过程中森太太并不能做到完全投入，开车前总是有许多的准备工作：调驾座及后视镜、戴墨镜、听音乐。倒车时，扳动自动档连杆的动作在艾略特的眼中就像在拨弄“一支漏水的大钢笔。”[12]123森太太在练习开车的过程中从来没有集中过精神、左顾右盼，而且森太太总是穿着莎丽开车。莎丽、汽车与艾略特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穿着莎丽，带着艾略特开车意味着印美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暗示着森太太想要重构自己的身份，但在努力适应美国社会的同时，她也割舍不下印度身份。这种矛盾的心情必然会导致学车的效果不佳，以至于当需要去较远的地方时，仍旧需要森先生的协助。

当森太太打电话给森先生，让森先生开车带自己到鱼肆买鱼时，用森太太自己的话说森先生认为她“要求过分”，并且还有会议要开。这时森太太走进卧室将梳妆台，壁橱里的各式各样的，叠得整整齐齐的莎丽都翻出来，抱怨自己没有机会穿各种各样的莎丽。而当森先生打来电话时，她将莎丽一股脑都塞回抽屉里去了。在文化身份的重构过程中，森太太始终是一种矛盾的心情。当森太太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其思乡情绪就会加重，拿出所有莎丽发泄心中对现实生活的不满。然而，当森太太的愿望得到满足时，其思乡情绪就会得到暂时缓解。因此，汽车与莎丽的矛盾贯穿于小说的始终。森先生带森太太与艾略特一起去海边，第一个目的是为了拍照寄回印度，第二个目的是为了让森太太练习开车，但后者是后来才显示出来的。为了这次出行，“森太太穿上红色的莎丽，打了红色的口红，辫子也重新编过，头发分路处还敷上新鲜的朱砂。”[12]133更换衣服可以变换其精神[14]。森太太换上红色的莎丽出行，表明她对这次出行计划感到非常满意。在东方，红色给人以喜庆感、愉悦感，红色是象征爱情的颜色。在出行的过程中森先生对森太太表示出少有的关心，提出天气冷了，“要弄件暖和点的衣服”给森太太，陪着森太太买鱼，并带着森太太和小艾略特一起去吃饭，森太太特别高兴，“森先生随便讲什么，她都笑。”[12]133森家夫妇的关系似乎比从前亲密许多，但在小艾略特的取景框中，却看到了真实的一面：他们并没有那么亲近，“他们没有靠得更近一些，手臂也没有挽过对方的腰。”[12]134对于森先生而言，森太太仅仅是生活中的必需品而已。照相是为了寄到印度的家中，让家里人看看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幸福生活。而小艾略特却在照相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他们之间的疏离，照相时“森太太的红色莎丽像火焰一样在大衣下跳动。”[12]134红色和温暖一样给人以临近的感觉，临近意味着真实，触摸得到[15]。照片中红色的莎丽也许能够展示出森家夫妇温馨、和谐、甜蜜、恩爱的模样。而所照的照片，按照苏珊·桑塔格的说法：“照片扩展了一个被认为萎缩了、掏空了、短暂的、疏远的现实。”[16]森家夫妇其实并不能够理解彼此，也缺乏交流。随后的开车练习有力证明了这一点，森先生将开车仅仅理解为出行，而森太太却将其视之为剥离印度文化的象征。森先生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森太太排斥学习开汽车的根本原因，将开车仅仅视为开车，买鱼仅仅视为买鱼，穿莎丽仅仅是穿莎丽，森先生认为森太太学会开车可以让他们在美国的日常生活变得更方便，同时他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必陪森太太开车去采购日常生活所需。然而，森太太排斥开车，不愿融入美国的日常生活，认为那种生活是孤寂的、冷漠的、没有意义的。

但生活在美国，森太太又不得不与汽车发生关系。因此在小说的最后，当求助于公共交通工具无果的情况下，森太太自己开车带着小艾略特独自上路去买鱼，酿成了车祸。与其说森太太车祸的源头是由于她不会开车引起的，不如说是由于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与森先生的冷漠双重作用造成的。与此同时，开车的失败也证明了森太太确实难以融入美国社会的日常生活，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方面，森太太从母体文化中生生地剥离出来，不能适应，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但同时又回不到母国的文化中去，摆脱不了印度情怀，这种处境将其陷入霍米巴巴所说的“阙限空间”(liminal space)或者“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中，面临着身份的迷失，只有通过穿着莎丽来彰显自己的身份，证实自己的存在

五、结语

森太太的最终情况怎样，小说没有讲，就像小说的标题以所有格的形式出现(Mrs.Sen’s)，没有具体说明究竟是描述森太太的什么，结尾是开放的、有张力的、寓意深刻的，拉希莉把结局留给读者去决定。笔者将其理解为森太太的莎丽，因为，一方面莎丽代表印裔移民身份困境，森太太无法割舍在印度形成的文化身份，但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又需要使自己真正地融入新文化，在文化身份既无法割舍又无法延续的情况下，森太太通过穿着莎丽彰显自己的民族身份，但与此同时，这一彰显过程也成为其融入新文化的障碍与隔膜，在异域成为别人眼中的“他者”。缺乏沟通，不能被人所理解和接受，即便是与来自相同文化背景的丈夫。正如拉希莉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的：“集子里的许多小说试图道出为了交流沟通，人们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的徒劳、困惑与艰难。”[12]206森太太由于交流、沟通上的困惑与艰难造成了孤独与离散感。因此，莎丽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成为其日常生活中未被摧毁的瞬间。另一方面，莎丽也给处于身份认同困境中的个体以希望。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身份困境的存在，人们才会积极反思自我，建立起有计划的认同，积极融入到多元社会关系中去。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说：“身份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变化，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而是在现实过程中不断受外力影响而漂浮着的变化着的存在”[17]。莎丽就像小说集题目所提到的那样，充当着解说者的作用，随时提醒人们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加强族裔内部、不同族裔，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相互对话，毕竟归属感和幸福感是人奋斗的动力来源和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