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响英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引言

语用模糊是语用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又名语用含糊、语用歧义。至今学界对语用模糊概念本身还没有达成共识。本文采用项成东教授的定义：语用模糊是某一话语在特定语境中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传达数种言外行为或言外之意的现象[1]。分别以“语用模糊+影响”“语用含糊+影响”“语用歧义+影响”为篇名搜索1979——2020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得到论文1篇：语用模糊的交际功能及其对英语学习的影响[2]。这篇论文显然不符合搜索目标的要求。因此，学界对语用模糊影响因素的专题研究较少，有些观点只散见于相关论文：林波[3]指出发话人的动机，语境和意义潜势与语用模糊的产生和理解密切联系；项成东[4]从动态语用学的视角探析了影响语用模糊理解的主要因素为上下文、话语的明晰度、个人的认知图式、共有知识、副语言、话题制约；任蓉[5]探讨了关联理论如何解释语用模糊话语，认为除认知语境和态度两个主要因素外，期待、文化影响也会影响语用含糊的理解；周静、王嵩浩[6]把影响语用歧义的因素归为关联、语境和省略等。纵观这些文献，学术界对语用模糊影响因素的研究不系统且有聚焦发话人而忽视受话人的倾向。然而，“语用模糊是发话人、受话人和社会心理规约共同作用产生的交际策略……言语交际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受话人是否理解发话人的意图”[7]。“话语的意义不是由发话人或受话人单方面发生”[8]。受话人歧义容忍度是影响语用模糊预期效果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本论文拟从受话人的视角探讨语用模糊理解的影响因素，旨在提高人们的语用能力，为计算机突破语用歧义瓶颈提供学理支撑。

一、歧义容忍度定义

歧义容忍度也称模糊容忍性、模糊容忍度，其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Frenkel-Brunswik[9]提出它是一种涉及到个体情绪和认知功能的人格变量。目前，学界对歧义容忍度的定义还没有达成共识。Budner[10]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认为歧义容忍度属于人格变量，个体的歧义容忍度值与他对模糊情境的反应密切相关。他编制的16个项目自陈式问卷“模糊不容忍测试”成为后来最经典的测量工具。McLain[11]指出歧义容忍度是一个从接受到拒绝的渐进连续体，显示了个体对待不完整信息的不同态度。歧义容忍度是“个体或群体在面对一系列不熟悉的、复杂的或不一致的歧义情景时进行信息知觉加工的方式”[12]。目前与歧义容忍度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测量及其与其他变量的关系两个方面。遗憾的是，前人对歧义容忍度的定义片面孤立，忽视歧义容忍度与其他个体差异因素一样，同样会受到性别、社会、文化、年龄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13]，且他们多把模糊容忍性作为自变量，探讨它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却鲜有把模糊容忍性作为因变量的研究。本论文拟在此做些尝试，分析受话人歧义容忍度中哪些变量影响语用模糊的理解。

二、语用模糊话语特征

交际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明示推理过程。发话人的信息意图与交际意图密切相关，缺一不可。通常，从受话人的角度来理解发话人的话语并辨认其意图两者紧密相连[14]。因此，受话人必须推导出交际者明示行为后面的意图，即交际意图。发话人在做出语言选择之前,总会从不同的角度，根据言语语境与交际目的的需求综合考虑同一内容的不同语言表达方式，并对它们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协商，最后做出恰当的语言选择。然而，受话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仔细周全地分析话语结构及话语之间的逻辑关系，只能根据已有的百科知识、话语的信息分布、话语逻辑、上下文和自身的语用能力进行解读，从而完成一次交际活动。语言信息的传递并不是在理想的真空环境中进行的。从发话人编码开始到受话人解码这一过程中，话语信息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因此，交际意图的实现并不简单。

语用模糊的理解过程就更复杂了，因为在这样的言语交际中，发话人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的交际目的，把本可以清楚表达的意思，故意使用含糊的语言来表达[15]。语用模糊作为一种语用策略，在实际操作中表现为发话人对语言的一种有目的的控制。这个过程发生在做出语言选择之前，先于语言使用,所以Verschueren把它称为“元语用意识”。从认知角度看，这些语言选择往往都受制于大脑中元语用意识的指引与调控。因此，语用模糊现象会导致语用的不确定性，模糊话语对受话人来说需要付出的元语用意识程度更高，理解难度更大。歧义情景指“模糊不清的、零碎不齐的、多重不定的、未经组织的、矛盾相反的或语义不明的信息”[16]。模糊情境是由于缺乏充足的线索或提示，个体难以进行恰当建构和处理的情况，具有新奇性、复杂性和不可解性。据此，语用模糊就是歧义、模糊情景的体现，需要受话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并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约。

三、影响语用模糊理解的歧义容忍度变量

语用模糊的形成不仅是由发话人掌控，很多情况下受话人也参与其中。受话人的年龄、性别、身份、语言水平、文化差异、共享知识等歧义容忍度变量都是语用模糊理解机制的影响因素。除自言自语等极少数情况外，作为交际活动的言语行为总是需要有受话对象的。受话人是支配言语行为的重要因素。为达到话语目的，成功实现交际，发话人在组织话语、选择话语方式以实现自己的交际意图时，必须考虑受话人的理解能力或领悟能力。如果发话人的目的表达得过于模糊，以至于受话人不能领悟或不能正确领悟自己的意图，那么言外之意就会落空。其次，要斟酌受话人是否有能力去实现言外之意。发话人说话的意图是想让受话人去达成自己的目的，如果受话人没有该能力，交际就会失败。当然，发话人还需弄清受话人的真实意愿。如果前者让后者去完成某件事情而后者不愿意去做，也达不到预期目的。

（一）儿童的特定年龄段影响语用意图的达成

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皮亚杰在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和人类学家布留尔理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自我中心思维的概念，并将其视作3到7岁儿童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皮亚杰认为，儿童自我中心思维与成人逻辑思维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儿童思维的这一特征使其语言表现出独有的特征，例如儿童语言更多关注自我感觉、想法的体验和表达，不太在乎自己语言与他人的交际沟通功能。但从7、8岁起，随着儿童逻辑思维的发展与社会活动的增加，其自我中心思维逐渐弱化。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提出自我中心言语是从社会化言语到个人内部言语的中间语，它伴随儿童心理的逐渐成熟而最终转化为成人思考时的内部言语。自我中心思维的基本假设是儿童不能理解超过其现有发展水平的逻辑关系，因此很多学者把自我中心思维具体化为儿童能否观点采择。无论是沟通动机还是效果方面，自我中心思维都不能和正常思维一样顺畅实现与他人的理解和沟通。皮亚杰[17]的研究表明大约从七岁开始，儿童才开始致力于有真正理解的谈话。因此，儿童的自我中心思维在语用模糊的理解过程中会影响语用意图的达成。例如：

（1）邻居：你晚上和谁睡觉啊？还和你姑姑吗？

小孩：是的。

邻居在姑姑婚礼上问话的真实意图不是提问，而是取笑小孩，使姑姑与姑爷尴尬，从而让在场客人开心，但小孩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只关注自己希望与姑姑同床睡觉的需求，其理解能力限制了例句中的语用模糊的理解，从而实现幽默效果。

（2）幼儿园老师问一个捣乱的孩子“你的耳朵呢?”，他却指着自己的耳朵回答:“老师，我的耳朵在这里呢”。

老师提问的目的是提醒学生专心听讲，但由于孩子年龄小，生活经验少，在他的世界里，“专心听讲”与“耳朵”还没有形成必然联系，他的理解能力还没有达到能够领悟教师语用模糊背后的真实意图的水平。因此，老师的这一表达方式对该小孩来说过于模糊，交际最终失败。

（二）两性语言风格的差异导致语用模糊的误读

由于受心理、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女性话语呈现出弱势风格，她们大多采用模糊、间接的言语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常用疑问句或反意疑问句或者陈述句里用升调来缓解言论的强度。模糊言语和委婉语的大量使用构成女性语言的一大显著特征。社会心理学家Roger Brown指出，男性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因而形成其强势交际风格。Sachs等研究表明，男性直截了当使用命令句的可能性大大超过女性。男性言语直白，女性话语委婉。在跨性别交际中，人们由于对语言性别差异缺乏足够了解，会无意中用自己的性别规则来解读他人的言语行为。因此，男性经常误读女性模糊话语的真实意图。例如：

（3）女性：I am so tired.I want to quit my job.

男性：Well，what you should have done is first，second，third……

（首先，你应该做什么，其次，然后……）

女性交际侧重情感交流，希望对方仔细倾听并体会自己的苦衷，从而得到安慰，而男性交谈往往喜欢展示自己博学高能和社会地位，热衷找寻问题的解决办法及从他人那里得到合理建议，表现出较强的竞争性与意图性。例（3）中这位女士并不是想真的辞退工作，也不是期待具体的锦囊妙计，而是希望得到理解和同情，但男性认为她在工作中遇到了难题并向他求助，这是表现自我的良机，也是对他能力的信任，因此他竭尽全力帮她出谋划策。男性自认为为女性提供了万全之策，女性却认为男性强人所难，不能设身处地地分忧解难。简直是“鸡同鸭讲”的局面！两性语言风格的差异致使男性没能理解女士语用模糊背后的真实意图。

此外，女性的歧义容忍度高于男性[18]。语言学家Wardhaugh[19]的研究表明，男性经常打断别人来控制话题，且喜欢直来直去，是否界限分明。女性注重维护和受话人之间的愉悦、融洽的关系，言语委婉模糊，因此，她们的交流策略是以人际关系为导向，表现出更强的语用移情意识。在日常交际中，女性较男性更喜欢使用礼貌语言[20]，更好地遵循会话原则。通常，男性乐于与对方合作的意识比女性弱，他们倾向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交流。如果男性对女性的话题不感兴趣或不赞同时，不会像女性那样去曲意奉承；如果话题偏离其意志，男性有时甚至会采取转移或中断话题等不合作的手段，迫使对方改变话题或停止交谈。处于社会强势一方的男性经常控制话题和语论的转换，习惯打断对方的话语以获得权威和自信[21]。例如：

（4）Bree与装修工人Keith的谈话（摘自《绝望主妇》第七季）

Bree:I am so sorry to call you over here at this hour.

Keith:Oh,it’s okay.I wasn’t doing anything special.

Bree:Good.I would love to show my appreciation.I was wondering if perhaps one night this week I could make you dinner.

Keith:Oh.You mean…like a date？

Bree:Well,we do not have to put a label on it.Just two adults…eating food together.

Keith:Calling it a date is quicker.

Bree:well,I see no reason to argue.Shall we see 8 P.M.on Thursday？

相对于一般决策，在侦查过程中，侦查工作有着很强的时限性，绝大多数侦查决策都需要在十分有限的时间内作出决策。如在案件发生后，有目击者反映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逃跑路线等，作为侦查指挥人员，需要在短时间内作出决策，是完全相信目击者的证言还是对其证言保留怀疑呢?是进行通缉通报还是进行追缉堵截呢?而这时侦查人员所能够收集到的信息不可能是充分的，更不可能将所有能够收集的信息都收集到后再从容作决策。决策时间紧迫决定了侦查决策必然具有很大的风险。

Keith:(silence to show agreement)

Bree与丈夫离婚后苦闷不已，空窗期她暗恋上英俊的装修工Keith。但Keith似乎没有察觉到Bree对自己的爱慕之情。于是，Bree以家里的水管崩裂为借口，对Keith展开追求。Keith上门修好水管后，Bree趁机邀请Keith择日共进晚餐。但碍于女性的面子，她没有对他直叙胸臆，而是通过“per-haps”、“could”、“I am wondering”等模糊词语，给自己预留回旋的余地，给对方以进退的空间。但Keith并不满足于Bree的含蓄暧昧，而是紧追不舍，通过“You mean…like a date？”、“Calling it a date is quicker.”两次迫使她修正措词，直至Bree亲口承认是“约会”时才作罢。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性在歧义容忍度方面的较大区别。

（三）身份差异左右语用模糊的容忍度

身份是存在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系统性的、具有区分性的、有意义的一整套规范。语言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虽然服饰、食物等外显因素也可以体现身份，但它们不具备语言的身份标志功能，因此语言是构建社会身份的最有力的武器。Fairclough认为话语在社会主体的身份建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22]。语言选择与身份构建两者密不可分，相互映射。语言选择反映并构建社会身份。发话人的身份与他所选择的语言形式和意义相互印证。反之，身份影响发话人的语言选择。身份意识通常会通过某些特定语言特征显示出来。Wardhaugh提出语码的选择反映出一个人希望自己怎样出现在别人面前和对于别人怎样看待你的确具有重要的因果关系[23]。不同身份的人对话语中的语用模糊的容忍度会不相同。例如公诉人的模糊容忍度比较低，而人们对外交官的模糊容忍度就比较高。

（5）公诉人：那你哥哥张某某就跟你说，做面罩打风锤用，你怎么想的？

被告：当时我没怎么想……他说现在窑上特干呛……他说你给我买点布来，扎两个头罩……

公诉人：用过吗？做完用过吗？

被告：做完以后没用过好像是，做完以后……

公诉人：你别好像！

被告：好像是没用过，我后来就给他了。[24]333

公诉人作为控方代表，完全承担指控被告犯罪的举证。其职责是通过当庭讯问，还原案情真相，协助法庭对案件进行公正的定罪量刑。因此，他必须保持话语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容不得半点马虎。该例中，当公诉人询问作案工具“头罩”时，他期待被告给出明白无误的回答。但对方知道该问题的回答生死攸关，因此千方百计掩盖事实，用“他说”来敷衍搪塞，企图减轻犯罪的“主观故意”，并反复强调“好像”来降低对事实的认定程度。由于得不到所需答案，公诉人多次打断被告的话语，并通过继续追问来限制他采用语用模糊策略。当被告仍然采用避重就轻的策略时，公诉人干脆使用裸话语权（你别好像！），逼迫其坦白并供认（我后来就给他了），最后澄清模糊，得到了确凿的事实，达到实现公平审判的目的。

发言人在外交场合是其国家形象的维护者、塑造者与传播者，经常会代表自己所属国家回应国内外媒体高度关切的焦点事件。为挖掘有新闻价值的素材，记者往往抛出一些刁钻尖锐的问题。由于其敏感性，发言人往往很难直接作答但又无法直接拒绝回答。此时，发言人必须要对这些问题中所包含的隐含意义进行分析，借助委婉冗余避重就轻或转移焦点来摆脱困境。模糊而笼统的回答既巧妙地避开困境又不影响交际的氛围。此情此景，必不可少的模糊策略容易得到听众的理解。因此，外交场合对语用模糊的容忍度相对较高。例如：

（6）2010年11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举行例行记者会。

问：中方认为交火事件提交安理会讨论是否合适？

答：中方高度关注有关事件，我们呼吁朝韩双方尽快进行对话接触，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多做有利于局势缓和，有利于半岛和平稳定的事情。中方愿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并一道为此作出努力。

记者的问题是一般疑问句。根据会话合作原则，发言人应该明确答复“是”或“否”以表明中方的态度。由于话题敏感，发言人并没有迎合记者的期待，而是逆向而行地打太极，3次重复“有关”这个模糊词使得自己的观点比较笼统、含糊。焦点信息隐而不发，发言人却转而呼吁朝韩对话，力促半岛和平稳定。发言人的回复充斥冗余信息，明显不是记者所希望得到的答复。但外交场合与发言人身份的特殊性使记者与听众并不苛求发言人的精确回复，相反能容忍其刻意模糊。

（四）知识与语言水平助推语用模糊的实现

知识水平是影响语用模糊理解的主要因素之一。语用模糊引起的交际障碍往往与言语交际者的知识水平有关。对话时语言知识储备不足，比如词汇量不足、语法知识不够等，会导致交际过程中词不达意或对牛弹琴。

（7）母亲：小鹿怎么不来吃饭？

儿子：她呀，吃红豆饭吃饱了。

母亲：哪有红豆呀？

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唐代王维的名诗《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颜色微紫、形如心房的红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相思”。儿子说小鹿“吃红豆饭吃饱了”暗示小鹿得相思病了，没有胃口，实际上并没有吃饭。但母亲没读过书，头脑中缺乏相关意象，“红豆”与“相思”没有发生关联，因此母亲不能理解儿子的语用模糊。

（五）文化差异掺和语用失误的发生

“‘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目标、制度和技术的总模式”[25]。东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主流，西方文化则以希腊文化为源头。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两个文化体系在岁月长河中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特色。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东西文化不同的渊源导致跨文化交际中双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也给汉英两种语言涂上了浓郁的民族色彩。有些语用策略所适用的场合并不相同，但交际双方容易过度套用本族语的语用策略或错误地理解对方的语用策略，导致语用失误。

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以谦恭为美德，喜欢客套。明明非常优秀，但当面被夸时，他总是回答:“哪里哪里，差得远呢”。新人驾到时常常对领导说:“我孤陋寡闻，缺乏经验，请多指教”。领导也能够意会其语用模糊策略。但在西方，同样的话，公司老板会认为这个人资质平平，不堪重任。例如面试后，应聘者A被某个外籍公司录取。为了向经理B表达感激之情与谦虚之意，他说：

（7）A:I hope to get more of your guidance because I lack both intelligence and experience.

B:Then don’t come to the office until you’ve acquired both.

上例中前往应聘的中国人违反质的准则说自己“才疏学浅”，希望对方“多多关照”。然而，由于文化差异，西方人不能理解出于礼貌的中式谦虚，因为他们希望了解的是应聘者的实力。双方的语用策略需要遵循“质的准则”，提供客观真实的信息。据此外国老板会误以为应聘者“贫庸无能”。由于双方依据不同的语用策略做出各自的判断最终造成误解和冲突，A的语用模糊策略由于文化差异而失败。

（六）共享知识限制语用模糊策略的效果

Sperber and Wilson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一书中提出交际双方要达到彼此理解，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共享的知识并达到明示交际。但在同一语境中，并不是所有的听话人都能解读说话人表达两种或两种以上言外之意的同一话语，只有与说话人共享语境的人才可以意会其真实意图，而其他的听话人只能读懂话语的字面意思。例如：

有人提议请他们报告恋爱经过，他们当然不肯。李梅亭借酒蒙脸说：“我来替他们报告。”鸿渐警戒地望着他说：“李先生，‘倷是好人！’”梅亭愣了愣，顿时记起那苏州寡妇，呵呵笑道：“诸位瞧他发急得叫我‘好人’，我就做好人，不替你报告——子潇，该轮到你吃喜酒了”。[26]538

上例中，在不知情的旁人听来，方鸿渐说的“倷是好人”是求李梅亭不要爆料他和孙小姐的“恋爱经过”，但隐含的言外之意只有方与李两人心知肚明。从上下文中可以推测出，“倷是好人”是鸿渐在模仿苏州寡妇的腔调，方暗示如果李把他的秘密抖出去，自己就揭发他和苏州寡妇的事。李捕捉到了方的潜台词，被迫放弃作弄这对新人的企图。这里的语用模糊只有共享语境的方与李才能理解，共享知识的缺乏限制其他人领会说话人的模糊策略。

结语

虽然语用模糊会使听话人的理解变得更困难一些，但并不是难到听不懂的程度。说话人要把握好听话人的歧义容忍度，适当调整话语的模糊度，避免语用失误。例如如果听话人的知识水平不高或者是反应迟钝的老人，说话人要多提供相关背景信息或者提高话语的清晰度,不然对方信息接受系统反应不过来。听话人的年龄、性别、身份、语言水平、文化差异、共享知识等因素都会影响语用模糊的解码。当然，这些因素的影响占比并不相同，相对来说，性别、语言水平、文化差异的权重更大一些。当然，听话人的应变能力、情感态度等歧义容忍度变量也会影响语用模糊的预想效果，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