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费伟，袁 洁

(1.杭州师范大学 a.公共管理学院 b.教育学院；2.杭州国际城市研究中心 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1121)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开始逐步走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新纪元。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教育领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不仅促进了城市教育信息化的升级换代，而且对农村教育技术变革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颁布，提出“推进教育信息化，构建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模式”，体现了国家对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重视。随后《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也强调，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加快优质教育资源向边远的农村贫困地区覆盖，充分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农村教育技术发展的关注和重视。在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现阶段农村教育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农村的全面发展。因此，基于“互联网+”时代背景，致力于推进农村教育“技术治理”进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

那么何为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笔者认为，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农村教育中的融合应用发展，通过借助计算机辅助教学、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协调和连接农村不同教育治理主体的目标与责任，最终实现农村地区教育的信息化与现代化发展目标。在推进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态度上，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普遍共识。持赞成态度的学者认为，农村教育“技术治理”能够有效减少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实现农村教育教学、组织管理、校园生活的信息化服务，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是促进教育现代化的主要手段之一。[1]与之相反，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现代信息技术为农村教育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技术风险。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技术扩散导致了城乡“数字鸿沟”的加深与“互联网接入途径”的不平等，削弱了农村教育者的权威，破坏了农村教育道德伦理。[2]

尽管现阶段学术界对于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发展态度褒贬不一，但是现实已经表明“互联网+教育”在广大农村地区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安徽、天津、湖南、湖北、宁夏、吉林、江西、新疆等省、自治区的众多贫困农村学校中，已利用实时课程共享平台“阔地造”解决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甘肃省为了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利用“阳光课堂”网络直播课为农村小规模学校带来优质教学资源，使得偏远教学点的艺术类课程现在也能够固定开课。由此可见，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是未来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互联网+”时代农村教育“技术治理”议题，通过论证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模式构建中的优势特征、制约因素以及发展路径，从整体上把握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模式的理论内涵，对于乡村振兴战略下实现农村教育治道变革，促进农村教育现代化水平和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

二、文献述评与观点呈现

近年来，以“网络教育”“大数据教育”“智慧化教育”“互联网+教育”等教育模式为核心的现代化技术教育进入爆炸式发展的阶段。在这样的网络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学术界针对这些现代教育方式进行了大量研究与深度探讨，并且对农村教育“技术治理”议题也开始了重点关注与研究。纵观目前学界关于农村教育“技术治理”议题的研究，大致聚焦于以下三个主题的探讨。

首先，农村教育“技术治理”促进教育公平，提升农村教育质量。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和建设互联网强国战略的提出，部分学者在此背景下开始研究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在教育公平中的作用，使现代信息技术促进农村教育均衡发展的研究更具时代性。杨方琦认为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注重教育机会公平,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3] Dillahunt等研究发现，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对于未接受正规教育的农村贫困学生来说，他们与接受正规教育的农村贫困学生在知识获取方面无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4]李毅认为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扩大受教育范围，使优质教育资源得以城乡共享，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教育的公平性。[5]任友群认为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实施，使信息更加人性化，信息传播更具有精准性，农村教育“技术治理”为教育的精准扶贫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6]因此，利用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实现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一体化的理念，为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进一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提供了充足动力。

其次，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构建教学新模式，实现农村教育个性化发展。目前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借助远程网络系统，为适应各类学生的学习特点，采用同步和异步多样的学习方式，已逐步呈现出多元化的网络教育新局面。[7]美国教学设计专家Charles M.Reigeluth教授认为，技术的发展可以跨越体制性的界限，利用优质资源的网络整合，跨越地区建立信息化教育服务联盟，提供适合农村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教育服务。[8]对此，美国Priscilla Norton等详细阐释了如何利用网络技术平台，优化教师的教学方案和农村学生的学习模式，创设符合农村学生的学习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调动积极性，为农村学生寻找适切的学习方略，更加有效地进行农村教育“技术治理”。[9]简言之，通过利用“技术治理”平台构建学习情境，针对农村学生进行特定的教学设计、多样性学习模式以及创新式的课程开发，使学生能依据自身特点寻找合适的学习方法和策略，为教师提供便捷的教学服务和广阔的教学资源，有助于实现农村地区教育个性化服务发展。

最后，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拓展教育资源，实现城乡资源共享。农村教育“技术治理”能够打破地域、时间的限制，通过现代技术载体拓展教育资源，实现城乡资源共享发展。谢童伟等研究提出通过“技术治理”实施在线直播或录播视频，能够使得农村教师足不出校，就可以开展专业化、快捷化的教学培训，有助于发展优秀青年教师，解决部分农村地区师资力量匮乏的问题。[10]张国献认为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治理”，以农村地区教育相关人员为中心建立相关农村教育扶贫网络平台，吸纳广大村民群众，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更新时代观念，学习先进技术，为农村教育精准扶贫奠定共进共建共享关系。[11]赵呈领提出为了使资源更具有适用性和可用性,农村中小学“技术治理”应该从用户的实际需求出发关注远程教育资源的实际应用情境，通过构建现代教育资源建设与开发中的情境分析、功能提取和系统架构新型开发模型。因此，探究借助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功能扩展教育资源，进而实现教育资源的跨区域共享。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已对农村教育“技术治理”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意义深刻的观点。研究发现现代教育技术对农村教育产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为农村教育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良好作用，这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尽管如此，目前的研究大都侧重于对农村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局部主题进行探索，总体上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参考与经验推广，尚没有研究从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宏观层面进行论证。基于此，本研究将在已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剖析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优势与特点，总结当前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制约因素，以及提出推进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优化路径。

三、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优势解析与特点呈现

(一)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优势解析

第一，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理念——从知识授受到自主学习。传统农村教育基本表现是“教师讲授—学生听讲”为主的班级授课制，由教师系统地传授各科知识，学生接受现成的知识成果，教学内容和进程形式化严重，致使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随着现代教育理念由“以教师为主”向“以学生为主”的转变，农村教育“技术治理”跟随教育理念潮流，开始开发支持学生自主学习的远程教育网络系统。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提供了教学资源在线服务平台，该平台涵盖教学资源在线学习、互动交流、在线测试、学习评价、信息发布等内容，学生随时随地自主学习成为现实。通过建设农村地区软硬件网络环境，打造优质共享课程资源平台，满足教师学生多元化教与学的需求。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在传统教育技术的理念基础上吸纳信息技术，以“互联网+农村教育”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以促进农村地区学生的自主发展为宗旨的现代教育模式。

第二，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目标——从全面发展到乡土人才培养。传统农村教育依托国家教育总体目标，即“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素质教育为教育目标。现如今，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我国农村地区开始实行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模式，课程内容、教学媒体、教师资源、教学方式方面的一系列革新，为农村地区带来了优质教育资源。现代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注重开发适应当地农村教育的本土课程与先进的教育教学资源，并利用网络对本土课程进行对外宣传，构建农村学校特色文化。这种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所倡导的本土特色课程为满足乡村青年的发展需要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有助于培养出一批品学兼优、拥有乡村情感与价值观、乡村文化自信，接纳现代文明的乡土人才。[12]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革新，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实现了由全面发展人才到乡土人才培养的现代化农村教育目标的过渡。

第三，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思维方式——从经验思维到实证思维。在教育治理过程中，传统农村教育注重运用经验思维进行治理，其特点主要是将事物固有的因果关系假定为运行规律，在评价与判断过程中较依靠经验推断与少量数据，带有较强的个人主观性。[13]而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农村传统教育治理的经验思维方式发生了本质性变革，“用数据说话”的表现方式成为绩效的评判标准，进而重构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实证思维模式。现代信息技术为农村教育提供了客观有效的数据支撑，能够帮助农村师生学会分析复杂多元的数据，理清事物间的联系，还原对事物的整体性认识，这是教育“技术治理”主体应该具有的实证思维方式。[14]因此，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农村教育治理的传统经验思维方式发生了本质性革变，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改变了以往经验思维传统，开始以基于多元数据分析的实证思维方式指导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实践。

第四，农村教育“技术治理”体制结构——由政府管控到多元共治。传统农村教育治理由于受计划经济时代集权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教育管理模式。在该管理体制影响下，传统农村教育忽视了治理体系中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参与性与协同性，往往由具有话语权的政府主导，呈现出单一的政府主控的管理体制。对此，罗伯特·阿格拉诺夫和迈克尔·麦奎尔认为，多主体协作是人们在风险社会中处理跨组织和部门界限处理公共事物活动的有效方式。[15]现代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所倡导的大数据多元共生关系对政府的管控模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通过利用“技术治理”达成的多元共治管理体制逐渐打破了政府的主导格局。农村教育“技术治理”通过对话与合作来平衡不同治理主体间多样的利益冲突，以实现既定的公共目标，进而形成了农村教育“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16]简言之，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在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激励多元主体参与农村教育治理活动，通过数据多元性平衡各主体间权利配置程度，最终达成由政府管控到多元共治体制结构转型。

(二)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特点归纳

第一，教育过程的个性化与互动性。“互联网+”时代推动了农村教育理念完成从知识授受的灌输式被动学习到启发式自主学习的转变，体现为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个性化与互动性特征。首先，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可以致力于对单个学生的学习过程及阶段做追踪研究和总结评价，形成一套系统的跟踪记录并予以贮存，再根据其学习情况制定一套个性化学习方案，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网络服务系统也可根据学生个人学习情况、学习能力，为学生提出学习建议，同时为教师的教学提供教学指导方案。其次，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具有良好的交互性能。农村教师可结合线上移动教学平台，远程实时了解和洞悉学生学情及能力，通过网络系统和移动教学平台，脱离“教室控制教学”的束缚，扩展教学时间和空间，为师生提供实时、全面、动态的互动学习平台。

第二，教育资源的平等性与传播性。农村教育“技术治理”为农村教育带来个性化服务与交互式学习方式的同时，也使教育资源更广泛地应用于农村教育领域，这主要体现了教育资源的平等性与传播性。首先，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实践可以跨越学习者年龄、性别、地域的条件限制，整合城乡不同地区的教育理念、教育资源和教学方式，让农村学生能够享受与城市学生平等的受教育权与资源，体现了“技术治理”为农村教育资源带来的平等性。其次，农村教育“技术治理”能够提供沟通交流、参与互动的传播平台。一方面，农村教育“技术治理”能够直接连接城镇与乡村，不仅可以实现城乡校际间的帮扶，而且还可以为农村学校参与更多教育活动提供机会。另一方面，农村教育“技术治理”也可以使农村学校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将具有本土特色的课程进行网络宣传，让农村学校文化“走出去”，真正增强我国整个教育体系内容的丰富性与多元性。

第三，教育数据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现代农村教育“技术治理”依托大数据带来的实证数据，传达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事物的各种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并利用数据的客观性来探索事物和解决方案的真实性，用数据的客观规律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因此，一方面，现代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正在利用“开放的教育数据源传递真实有效的数据信息，形成相互对话与科学分析的有效路径，逐步将主观的经验思维模式转化为客观的实证思维模式。”[7]另一方面，通过对农村教育治理活动中内外因素的数据预测、评估和推理，使教育数据与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活动密切关联，提取真实有效的数据信息，为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改革进行科学、有效、可行的治理决策提供事实依据。

第四，教育方案的整体性与多元共生性。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是涉及多个层面的复杂系统工程，各治理主体之间、治理主体内部各要素间同信息之间的关系，体现为整体与部分的完整性以及部分间的多元共生性。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教育方案主张在多元主体间相互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开展对话互动并执行决策，逐步实现由一元向多元共生的教育方案演进。农村教育也逐步走向从大众化到精英型的教育培育方案的巨大转变，促使农村教育治理主体在决策层面达成共识，在互动交往中寻求互惠互利的共生路径。最终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借助教育方案的整体性与多元共生性，削弱了传统农村教育中政府占据统治地位态势，向友好型的多元治理方向发展。

因此，农村教育要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必须要利用现代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特点并予以支持。通过保障现代教育技术能够助推农村教育治理主体与事物的快速发展，发挥现代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优势到农村教育体制之中，最终实现农村教育的现代化目标。

四、当前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制约因素及弱化原因

就目前发展状况来说，我国已从政策制定和技术支持两方面对农村教育进行了“技术治理”的支持，但现实状况仍不容乐观，现实中仍存在许多制约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发展的因素。为了探寻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可行性道路，笔者提炼总结了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制约因素，并且对内在的弱化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

(一)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制约因素

第一，硬件设施与软件资源发展滞后。通讯网络、计算机等硬件设施是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发展的物质基础，教学资源、多媒体素材、网络课程等软件资源是其发展的核心设备。然而，当前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存在着硬件设施与软件资源发展滞后的问题。首先，许多农村学校所配备与使用的计算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较为落后，难以满足当前的教学需求。例如，四川省和云南省部分农村地区的学校反映，使用的现代教学设备多为社会捐赠的淘汰型产品，质量差且维修成本高。[17]由于政府对其维护、更新和升级资金不足，设备由此被搁置，导致“技术治理”缺乏硬件上的支持。其次，在软件资源利用上，难点在于缺乏配套的数字教学资源。从教育教学平台获得的教学资源中，基本是与城市学生息息相关的事物材料，直接将其挪用到农村教育中显得格格不入。由此看来，目前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现有基础对设备升级、扩充存在很大障碍，农村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开发建设亟须重建。

第二，农村教师资源与技术人才的双重匮乏。农村教育“技术治理”需要兼具专业教师和技术人才的能力，他们是开发与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的主体。然而，目前国家大力推出“特聘教师”“卓越教师”“免费示范生”等政策，由于教师不能充分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因而未能为农村教育的现代化打开新局面。在我们的调研中也发现三点较为普遍的情况：第一，农村教师知识体系老旧，老龄化严重。据研究统计，目前农村教师的平均年龄约为45岁，3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仅占8%左右。[18]第二，师资培训资金不足，信息化空间被压缩。对于多数农村学校而言，教师参加技能培训和对外学习成本较高，这进一步压缩农村学校信息化建设空间。第三，许多农村教师不会操作计算机、不了解教学软件作用，缺乏开发及利用现代化教育资源的能力和意识。技术人员在农村学校中只负责硬件设备的维护和安装，缺乏教育理念和开发意识，使现代化信息技术与农村教育无法达到相互促进的效果。

第三，农村教育理念与现代技术不适应。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本源问题主要是理念问题，现代技术的嵌入为农村教育打开了新视野，但是在现代技术融合农村教育的过程中仍存在农村教育理念不适应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现代技术追求的“效率至上”的法则，带来了“标准化的教学形态”，即内容统一、方法固定、进度一致。这表面上看似将农村与城市学生放到了同一起跑线，有助于补齐教育资源缺乏的短板，但实际上却造成了城乡学生学习能力上的“马太效应”。另一方面，实际调研发现，教师缺乏现代教育技术理念的指导，依旧是以应试为主要教学目的。在学校的办学思路上，“标准化”倾向成为制约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主要因素。农村学校之间不仅在校园布局和建筑风格上追求一致，更严重的是在教育思想上具有从众倾向，展现出明显地教育“同质化”现象。

第四，管理机制体系与制度政策的短期治理。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作用发挥离不开政府的组织管理和制度政策支持。但目前来看，政府部门尚未将现有的管理机制和制度政策深度融入到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框架内，因而造成了现代农村教育的发展缺陷。首先，农村教育管理机制体系依然采用垂直式的上下级管理模式，利用现代技术来实现多元共治的理念形同虚设。其次，政府部门追求“技术治理”表面绩效而忽视了农村教育根本性问题的解决。现实中某些政府部门为了追求形式化的绩效，导致了教育治理目标降低。最后，政府对农村教师政策缺乏合理的安排，编制问题已经不能作为农村吸引优秀教师的政策红利，这些都大大阻碍了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发展与推进。

(二)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弱化原因

第一，城乡教育二元结构的根深蒂固。尽管目前国家在大力取缔户籍制度，淡化城乡二元结构，但城乡教育二元结构的深刻影响已经从财力、物力、人力各个方面渗透到农村教育领域，对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带来巨大阻碍。首先，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存在资金短缺问题。相对城镇来说，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乡镇政府财政资源薄弱，难以成为农村“技术治理”发展的资金保障。其次，农村教育“技术治理”面临人才流失问题。许多农村年轻骨干教师由于缺乏工资收入和福利保障，被迫转向乡镇中心学校、县重点学校,城乡教育二元结构使得农村优秀教师的不断流失，造成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在人力资源上形成巨大缺口。最后，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忽视本土文化传统。由于政府部门人员对农村地区信息资源和教学资源的开发缺乏实地调研和相关经验，不完全了解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等信息。在此种治理模式下，一些政府领导者期望通过城市学校尤其是城市名牌学校在农村的大量“复制”来“发展”农村教育，结果必然导致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发展的滞后。

第二，传统政府的教育行政体制阻碍。由于受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传统政府的教育行政体制依然对新的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机制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这种消极阻碍作用表现在：首先，在传统政府的行政体制下，形成了教育公共政策中的“城市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和“城市优先”的价值取向。国家教育“技术治理”配置投资将教育经费、优质设备、良好师资等资源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然而在亟须政府扶持的农村地区，国家教育“技术治理”的投入资本对其来说杯水车薪，从而导致了农村教育发展的滞后情况的延续。其次，农村教育的“技术治理”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强化其“事本主义”逻辑，采取治理目标分类赋值排序，利用现代教育技术量化研究，形成了易于操作的目标定量管理系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体系的形成恰好与政府部门对治理效果的短期性、外显化的绩效考核需求相契合，但忽略了“人力资本”的自下而上的评估要求，最终使得农村教育“技术治理”依旧被行政主导的、以政绩为评判标准的教育模式所固化。

第三，传统教育观念与现代教育模式冲突。目前传统教育观念与现代教育模式依然具有较大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在培养目标上，传统农村教育侧重于普及文化知识，是一种符合广大群众的大众化教育，而现代农村教育更注重精英人才的培育，是一种专业化的精英教育。其次，在发展环境上，现代教育技术以城市为标杆，为城市教育量身定制一系列的教育教学资源，而乡村教育依然采用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现代技术作为外来事物嫁接到乡村，势必会造成教育资源的不适反应。最后，在地域文化上，现代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将现代教育文化带到农村地区，为农村教育带来了新的风向标。但乡土文化教育作为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现代教育文化的冲击，形成了传统教育观念与现代教育文化观的冲突。因此，现代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实施，确实有助于教学效率的提高,但技术是为人所控制，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如果盲目以“技术”为中心，必然导致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的矛盾，使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成为无“边界”的教育治理。

第四，现代技术与教育制度的不匹配。现阶段农村教育“技术治理”过程中，存在着现代技术与教育制度不匹配的问题。首先，现代技术的发展速度大于教育制度的形成速度。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深入实施需要完善的教育制度保障，然而目前相关政府部门在教育理念、教育政策、教育模式等方面缺乏前瞻性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尚未实现现代技术与教育制度的均衡发展。其次，我国政府行政主导的农村体制也使得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无法推行。近年来推行的“撤点并校”教育制度改革促使学生分流疏散就读，造成许多学生无法在农村就学，这也使得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很难推行。最后，有些政府部门对于现有的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制度政策实施、应用、推广力度不足，直接造成了现代化“技术治理”难以在农村教育领域落地生根。实地考察发现，由于各地区农村教育“技术治理”能力不均衡，部分地方政府往往对中央制定的教育技术制度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这直接导致了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在实践中的执行能力低下，缺乏制度保障，进而造成农村教育“技术治理”效果不显著。

五、“互联网+”时代农村教育“技术治理”优化的路径

“互联网+”时代中，现代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农村教育领域，这为现代化农村教育改革带来了无限的动力源泉。根据上文所述，现代信息技术嵌入农村教育中展现出的诸多局限和不足，迫切需要正视并及时解决，才能真正提高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现实绩效。在优化农村教育“技术治理”路径上，本文提出了从顶层设计、多元主体、教育观念、管理机制以及人才培养五方面的解决策略。

(一)完善教育顶层设计，实现城乡教育“技术治理”的融合发展

从顶层设计的整体规划和可操作性出发，完善对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规划设计，需要确保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目标向着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出发。首先，从整体性角度来看，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顶层设计不仅包括国家层面顶层设计的完善，而且也涵盖了各省市及相关部门针对农村教育发展所制定的法律制度。因此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顶层设计应充分考虑农村教育技术发展做好总体布局。通过平衡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发展，确保各地区农村教育部门得以进行有效规划和整合发展，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水平提升，最终确保农村教育现代化实现。其次，从可操作性角度来看，在农村教育“技术治理”过程中需要针对农村教育的特点进行顶层设计，使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在吸纳现代技术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保持“乡土文化”回归教育传统本位。最后，为了切实保障农村学生接受现代教育“技术治理”带来的高质量教育的机会,应从顶层设计入手，注重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缩小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从根本要素上提升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发展。

(二)构建教育协同机制，保障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

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实现要求构建教育协同机制，保障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一般而言，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协同机制包括了农村教育“技术治理”主体、对象、载体等相互衔接的协同机制,多区域、多部门、多组织以及多元个体共同参与的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协同机制,以及农村教育基本制度与配套制度之间的耦合机制等。而上述协同机制的构建，离不开各个农村教育治理主体的努力与工作。一方面，要明确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和村委会三级组织的治理职权，这既体现在三者自身角色的调整，也包括对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重视和理性应用，共同合作推进农村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保障农村教育“技术治理”中的村民群众的治理主体资格权利。在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协同机制设计之初和制度调整中，均应保障每位农村学生享受教育“技术治理”的主体资格条件，从而培育村民的主体性意识。另外，为保障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透明性和公正性，需要加强社会的监督机制，用信息化的手段增加教育信息的公信度和透明度，时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保障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公平和均衡发展，最终保障农村教育“技术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合法权益。

(三)改变传统教育观念，加深现代技术与农村教育的深度融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核心内容之一是改变传统教育观念，加深现代技术与农村教育的深度融合，最终促进城乡教育融合发展。首先，摒弃农村教育传统定位，强化现代教育“技术治理”理念。广大村民群众，尤其是地方政府领导者要积极学习现代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制度层面知识，安排学校教育工作者学习实际“技术治理”硬件软件操作，切实转变传统教育观念，推进现代技术与农村教育进行融合发展。其次，加大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宣传力度。政府部门应通过多样化方式向群众普及互联网信息基础知识，例如通过电视、广播、公益活动的方式让乡村群众普及互联网信息的一般知识，了解信息加工处理方式，信息的转化与传播，知识的积累与获取，感受技术对社会生活与学校教育产生的影响，为农村教育中的“技术治理”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最后，在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引导下，强化“乡土文化”的建设，为农村教育培养更多精英化乡土人才。农村教育离不开优秀人才创造与贡献，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桥梁，促进具有不同文化底蕴的精英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真正实现现代技术嵌入农村教育文化土壤，实现城乡教育“技术治理”的融合发展。

(四)健全教育制度机制，提高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制度效力

现代农村教育“技术治理”促进教育变革的格局正在形成，需要加快现代技术环境下学习规律和教学规律的研究，并在国家教育体制、教育供给和学校办学等方面对技术环境下的教育综合管理机制进行系统的、前瞻性的制度设计。现代技术的发展运用离不开健全的教育制度机制，通过加强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制度建设，用制度武器规范办事规程，用“技术治理”手段改变工作方式，促进工作成效，真正把公平教育和均衡发展落到实处。首先，我们应当对现代技术进行提升，把技术放在制度框架下实现对农村教育的优化治理。其次，政府应制定相关的互联网技术法律制度，以完善农村教育制度体系，确保农村互联网技术在农村教育中的合法应用。再者，当现代化技术进入到大众视野，它的存在应致力于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尤其是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当城镇子女享受现代技术的红利时，也应尽力保障农村地区子女接受同等待遇。因此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应遵循制度的“以人本位”要求，更好地致力于现代技术的价值发挥，保障村民基本教育权益的获得与实现。

(五)创新教育发展模式，培育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新型人才

在现代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利用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可以培养大批既掌握当代信息科学理论和信息技术，又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素质的优质复合型乡土人才。因此政府及高校需加快人才战略的实施，完善农村教育现代化专业队伍的建设，以提高广大农村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首先，我们必须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作用，特别是高等师范院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基地，更需要注重现代技术与教育发展的双向结合。其次，教育技术学作为具有“教育”与“技术”双重基因的特殊学科，在技术支持教育教学和学习的理论研究领域领先于技术的更新迭代，对教育信息化实践如何开展具有指导作用，其实践探索也对教育信息化的应用与推广具有示范作用。因此，通过积极创新教育发展模式，推动现代技术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并引导学生们广泛参与。最后，为实现农村教育“技术治理”，必须加强对内部师生的培训建设，及时更新思想观念，分享吸收优秀的实践案例，创新教学方式与设计，提升教师的创造力。最终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的新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