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治呈

(辽宁大学 历史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有史以来，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邓云特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写道：“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1](P1)灾荒问题不仅是简单的自然现象，它与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并对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具体考察近代哈尔滨城市频发的水、旱、火、兵等自然和人为灾害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当时社会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旨在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建设。

“哈尔滨位于中东铁路的东至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南至大连，贯通全东北的铁路交汇点，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使哈尔滨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2](P112)自1898年6月中东铁路工程局迁入哈尔滨起，包括行政管理、工程技术、生活服务等行业在内的大批工作人员陆续抵哈。同期自哈尔滨向东(绥芬河)、西(满洲里)、南(大连)三个方向同时开工筑路。“1903年7月，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哈尔滨正处于大规模兴建时期，筑路的中国工人一部分返回原籍，一部分进入哈尔滨，致使这一时期哈尔滨人口数量大增。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哈尔滨成为沙俄的战争后方基地。大量军队在这里集结，大批伤兵到这里医疗。为满足前线供应，需要大批人力和大量物资，促使哈尔滨人口迅速增加。”[3](P459)在日俄侵扰的情况下，清政府以充实人口的方式巩固国防，放弃封禁东北的政策，再加上修筑铁路，哈尔滨急需大量劳动力，在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下，国内外大量人口与资本迅速涌入哈尔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哈尔滨城市繁荣的基础。然而，人口激增，也是导致城市环境恶化、灾害频发的原因之一。城市灾害不仅对人类生存产生影响，也破坏了城市的生态环境。

一、城市灾害频发

(一)水祸旱灾

“哈尔滨市整个冬季均在极地大陆气团控制下，夏季则主要受到副热带海洋气团的影响，春、秋二季为冬、夏季风交替季节。”[4](P71)从气候特征上来看，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控制着哈尔滨地区，这使哈尔滨地区极易受季风影响。由于季风的不稳定性导致哈尔滨水旱灾害频发。在科技不十分发达的近代，旱灾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冲击。“春旱，籽种无法下种，即使下种后，也很难发芽；夏秋旱，农作物无法生长，以致颗粒无收，这都严重危害着人们的生命与财产。”[5]1882—1883连续两年夏旱，秋雨未能均调，所收获的农产品不及往年三成。1907年8月14日，报载：“哈尔滨大旱蔬菜尽死，实为二十年来所未有。”[6]“1917年4月22日，松花江哈尔滨江段，水势日渐低落，5月16日，旱象已成。本埠(哈尔滨)附近日来干旱已甚，其低下地方所种五谷尚能萌芽，不过萎黄，至高亢地方，虽已播种，仍是一片赤地。”[7](P163)“1920年5月9日，哈尔滨自夏以来，天气亢旱，未得甘霖，年景荒歉，本年入春又呈旱象，大田迄今未播种，人们咸报杞忧。”[7](P164)

哈尔滨夏季雨日多，雨量大，降水集中。由于近代城市排水系统尚不完善，导致哈尔滨水灾频发。“1899年松花江水溢，哈埠北岸至呼兰间尽成泽国，高粱仅能见穗，时值九月秋收之际，高粱尽能刈穗，灾害之重，可以想见。”[7](P45)“1909年因连日暴雨，松花江水猛涨，哈埠傅家甸局部江岸破堤泛滥，受灾农田一点六万垧。淹没房屋七千余间。”[7](P46)“1923年9月1日松花江又泛滥，马家船口水深六七尺，田禾被淹没，已非人力所能控制，当地百姓无米无炊，无食无靠，松花江沿岸溺毙三千余人。”[7](P53)“1929年9月7日，哈尔滨江北江水出槽，平民船坞沿江一带各灾区，房屋均被淹倒塌，水深数尺，日余未落。灾民“船居露处”啼饥号寒，惨不忍睹。”[7](P56)“1932年8月松花江洪水——为该流域自1898年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8](P40)其中属哈尔滨灾情最重。“自哈尔滨市区进水后，市民纷纷逃难，流离失所。水漫道外之后，当时的滨江路公安局8月16日发表的调查情况是：受灾面积约六点二五平方千米，受灾房屋一万九千零六十余户，难民达到九万二千三百一十余人，死亡约五万余人。避难楼上者三万零一百七十一人，急需救济者四百九十三人，倒毙家畜约二百余头，倒坏房屋一千一百零四间。”[7](P62)1934年7月20日《时报》载：“傅家甸之堤，连日为松花江怒涨之水所冲击，致今日决口，该江右岸，遂成泽国，近数日内许多商民，为预防计，纷纷挟货远徙，其留者与居民，因今日决堤之故，皆陷水中，闻目前情势至危，当道现正努力救济灾民。”[9]“城市人的双脚虽然自沾满浸透城市粪肥的泥土中拔出，但是他们的身体仍然与其呼吸的空气、摄入的饮食、消耗的能源、共存的生物息息相关。”[10]可见，水旱灾害直接破坏了乡村生态系统，同样作用于城市生态环境，且由此衍生出的城市生态问题却更为复杂和严峻。

(二)火灾

近代以来哈尔滨在城市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屡被火灾侵扰。据统计，中东铁路局办公楼自1905年11月27日至1906年1月8日，共发生5次火灾。[11]“1906年12月，哈尔滨俄国将军部房屋及火药房均遭火灾焚毁。”[12]

城市火灾的频繁发生给居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和物质损失。对于城市中普通居民来讲，生命安全时刻受到火灾的威胁，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有可能导致家毁人亡；对于城市中小本经营的工商业者来说，多年来努力奋斗的成果，会因遭遇火灾而付之一炬。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如“1922年傅家甸地方，中国工厂货店等一千二百家，均遭火灾焚尽，情况极惨。”[13]“1930年，哈尔滨道外，因建筑不良之故，致屡肇火警，损失之数，动辄数十万元。”[14]“哈道外六道街大火，延烧而百余家，损失近百万。”[15]“1931年，哈尔滨道外水晶街大火，焚毙五人。”[16]同年6月，“哈埠犹太教堂火灾，房屋蓋塌，伤毙救火员多人。”[17]1936年6月30日《时报》载：“哈尔滨道外四平街平康里桃源班，二十六日晨一时起火，延烧至翌晨一时始熄，平康里妓院八九家及附近住户机关一八九户悉成灰烬，毁房五百余间，损失百万元，烧死二十九人，伤十八人，失踪十七人。”[18]

哈尔滨火灾发生频率之高，既与人们防火意识缺失和粗心大意有关，也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影响。首先，哈尔滨地区纬度较高，冬季寒冷并且干燥。烤火取暖是当时人们应对寒冷的普遍选择，所以用火较多。在干燥多风降水稀少的情况下稍不注意，星星之火转瞬就会变成燎原之势。其次，近代城市的某些地区，道路狭窄，公私建筑杂乱，商铺密集且水源较少，火势骤起，极难扑灭。

(三)兵灾

战争在给人类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破坏。自近代起，凭借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哈尔滨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战略基地。在各种势力的角逐下，哈尔滨地区发生了很多战争。“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哈尔滨地区的主要战事有清末民初围攻哈尔滨沙俄护路军之战；东北沦陷时期哈尔滨抗日保卫战、反攻哈尔滨之战；解放战争时期收复哈尔滨之战、剿灭国民党建军土匪之战等。”[19](P75)而对哈尔滨影响最大的还是日俄为争夺在东北利益发生的战争，以及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吞并中国而发动的侵华战争，都对哈尔滨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亘古未有的冲击。比如，为争夺在东北的利益，日俄双方均曾向哈尔滨派军。“哈尔滨原系俄人之势力范围，此次哈埠俄方军事机关，由于日军在满蛮横逞暴，肆意侵占，为自卫计，于二三日前，防务加强……日军不加详查，于占领辽吉之余，犹逞其勃勃野心，贸然调集大队，准备向哈尔滨进发。查首先进发者，为日第二师团先锋一三两联队，乘日舰抵哈，预备登陆，此时哈埠俄军以先准备，即拒绝其登岸，因双方言语不通，又兼发生意见，遂致酿成重大纠纷，……双方开始冲突，各用大炮机关枪射击颇烈，激战约一二小时，犹未尽息，死伤无辜，损坏建筑，一时未能查明。”[20]“1932年2月3日，日军主力抵达哈尔滨南郊，以飞机、重炮、坦克为掩护，向市区进犯……抗日自卫军为了阻止敌人前进，利用围墙和高房作工事，发炮阻击敌人，奋力抵抗。”[19](P86)但在日军猛烈炮击和轰炸下，以房屋和院墙为基础组成的防御工事几乎被夷为平地，城市面貌尽毁。

二、城市环境恶化

城市灾害不仅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也严重破坏了近代哈尔滨城市的生态环境。

第一，灾害毁坏城市面貌。以水灾为例，近代哈尔滨城市由于排水系统尚未完善，预警机制还不健全，水灾时常威胁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1917年6月13日，松花江水大涨，6月14日，市场竟被水淹。道外江滩市场，小本营业，家搭棚而居者栉比鳞次。前日大雨倾盆，猝未及防，水势过急，被冲刷而失去者约十之七八。道外南五道街，闻所有住户多系土房，该处地势洼下，一遇大雨即成泽国。数日来阴雨连绵房屋全在水中，以致相继倾倒，男女老弱露宿湿地，哭声相继，地方有同者，似宜急筹宣泄之法，以奠居民也。”[7](P52)水灾崩坏房屋，摧毁田亩，短时间内使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除水灾之外，“干旱是气象灾害中位居第二位、仅次于水灾危害程度的人类又一大灾，对农业危害尤为显著，造成了农业的大面积减产和歉收，带来社会经济的衰败。”[21]如：“1921年，黑龙江省的哈尔滨、拜泉、嫩江、呼兰、宁安、东宁等几县受灾。各地灾情主要是集中在春夏季节，久旱无雨，致使各县受灾田苗无法生长。加之前两年的旱情没有完全得到恢复，土地干旱现象十分严重，从而大面积荒芜，农民苦不堪言。民食的长期缺乏，使饥民遍野，灾民备受煎熬。”[22]水旱灾害致使大量难民涌入城市，造成城市人口激增，由于这些难民不具备最低的生活保障，为求苟活，他们只好以城里的树皮草根危食物来源。1915年，呼兰“春夏连涝，秋大风。入冬十室九空，糠屑豆饼吃尽，遍地冰雪，难寻草根野果……”[22]“1916年，滨江五、六两区因去岁歉收，民食不继……两区人民闻已无粮可食，掘草根以为食料。若不早为赈贷，难免饿殍载道云。”[23]“干旱引起饥饿，饥饿吞噬了植被，植被的丧失又招致更大的灾害，于是人类便在一轮又一轮因果循环的旱荒冲击波中加速了自然资源的覆灭，并有可能最终覆灭人类自身。”[8](P50)难民取草根树皮以为食给城市内部及周边的植被造成严重破坏，加剧了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

第二，灾害滋生疾病并产生城市垃圾。“干旱、洪水、风沙、地震等各种灾害，还会恶化水质，污染空气，造成大量生物体死亡腐烂或者垃圾、粪便等地表排泄物的漂流，严重损害环境质量，导致疾病流行，瘟疫狷獗，给灾后馀生带来更为巨大的威胁。”[8](P50)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由于涌入城市的灾民居无定所、食物匮乏、身体虚弱，致使城市内疾病爆发的几率明显增加。如：1911年“哈尔滨段松花江水自五月节后迄今三月有余，陆续涨发，共一丈八尺余深，该江滩之房屋亦被水围绕，此处居民非用船不能出入云”。[7](P48)同年，“据俄京消息，哈尔滨中国人居住之地，每日因疫死者约一百五十人。”[24]“1919年哈尔滨旱情严重。春夏哈尔滨少雨，七月二十五日，天气酷热……说者云：自本埠开辟以来未有如此之炎热云。”[7](P163)同年《远东报》刊登一则消息：“近日本埠(哈尔滨)又发现天花及冬瘟各症，甚至年长者亦传染天花，故本埠官医院为预防起见，刻正施种牛痘，以免传染日广云。”[25]“1932年8月10日，哈尔滨市区进水，道里、道外一片汪洋，中央大街、新成大街(今尚志大街)、石头道街、十三道街、透笼街、地段街、买卖街等各主要街道全部进水，街面已可泛舟。……哈尔滨江北太阳岛一片汪洋。全市除南岗外，几无干净土，难民近十万人。8月16日至10月31日，在七十七天中，哈尔滨收容灾民每天平均计一万八千三百九十二人。由于难民密集，饮水奇缺，生饮污水者常见，致使病疫蔓延。自9月1日至30日，共收尸体二千零九十八具，均系死于传染性疾病。”[7](P60)一方面，灾害致使城市公共卫生环境不断恶化。因灾致伤或致病的人员得不到有效的医护，人畜尸体也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在这种城市环境下，导致疫病的大规模爆发。另一方面，战争使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陷入崩溃，以至于病菌的滋生和传播，对市容市貌造成了恶劣影响。

第三，灾害导致资源的大量耗废。水灾、火灾和战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大量城市建筑物的损毁，无论是修缮还是重建，都需要大量木材资源，致使木材的需求量急剧上升，因此，哈尔滨周围的森林资源被迅速消耗。更为重要的是近代中国，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巨额军费开支使政府无暇也无力顾及民生和市政建设。据夏明方先生统计，“北洋军阀时期军费支出达到39%，十年内战时期达到43.84%。”[8](P377)奉系军阀统治东北时期，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把势力伸向了关内，不断扩军备战。其入关最具代表性的战役就是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可以说张作霖的利益诉求，大都是以战争为手段来获取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经济力量对近代战争来说尤为重要。长期频繁的军阀混战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军费开支和民力消耗，不仅政府无力承担，所辖民众也深受其害。从军事动员学的角度来看，战争需要政府集中力量进行最大限度的动员。在战争的特殊时期，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如何获得战争的胜利，人们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也都聚焦在战争上。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政府当局还是市民群众都无暇且无力考虑建设城市生态环境。

三、城市环境的改善

古人云：福祸相依。灾害一方面使城市机制的正常运行受到影响，尤其是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另一方面，也使近代哈尔滨人逐渐了解了城市环境恶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城市生态的建设受到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广泛关注。首先，政府在进行灾后赈济的同时，也为解决由灾害引发的一系列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市政建设。如：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机构的设立上，据统计，黑龙江地区所辖地市最早建立卫生行政机构的是哈尔滨市公议会成立的医务卫生局。“1909年，哈尔滨市公议会决定，设立医务卫生局，办理公共卫生事宜。局内设事务、检验、防疫三部。主要工作是检验市场上的饮料食品，街道庭院清洁；检查茶馆、饭店、旅店、妓院及娱乐场所的卫生；处理有碍卫生者，对卫生工作进行宣传教育，统计生死病亡数字；调查传染病疫源等。”[26](P233)“1922年，在哈尔滨市设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在公署的警务管理处内设卫生科，掌管特别区之医药、保健、卫生防疫事项。”[27](P426)“哈尔滨特别市于1928年成立清道队，配清道夫100名、汽车司机2名、运秽夫4名、汽车两台、手推车50台，专门负责道路的清扫工作。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卫生清道处下设三个组，配清道夫200名，分别承担八站(今道外区)、新安埠(今顾乡)和马家沟地区的街道清扫任务。”[28](P140)“1932年2月5日，日本侵略者侵占哈尔滨。4月8日，日伪政权确定设哈尔滨特别市。1933年6月，统一市制，7月1日，成立哈尔滨特别市公署，随即，在市公署内设卫生处，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市公署暨卫生处一并解散。”[26](P233)近代以来，随着城市卫生机构的设置和完善，监管工作更加有序和规范，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哈尔滨城市生态环境。

在管理法规和制度章程的构建上。1907年，建立黑龙江行省公署。在行省公署巡警总局内设卫生局、管理中医中药、防瘟疫、检査食物、视察屠宰、组织清扫队清扫街道事项。1911年，巡警总局改为警务公所、卫生局改为卫生科、掌管事项不变。[27](P425)其中，由警务公所拟定的《检疫章程》就明确要求：“各住户与清道夫应逐日打扫街道巷里的污秽地方；各住户每天打扫厕所，并撒生石灰；掩埋死的牛羊和不干净的饮食原料；各所检疫委员应预备避瘟药以备急需；疫病流行时，戏园、妓馆等营业场所均得暂时封禁。”[29]“1920年3月，黑龙江全省警务处兼省会警察厅长宋墨林以春风浩大，火警日有所闻，推其原故，系各牛马店柴草车及各住户各小巷各工艺小商院内堆积大垛茅草、牛马粪垛及房顶压着稻草，一有不慎即生火险。警务处长有鉴于此，召集会议公决。”[30](P1349)制定了《预防火险办法》。政府也制定了相关的消防规章。其内容包括：“瞭望巡警不分昼夜每三点钟换班一次，轮流更替。遇火警各区均有协助之责，一闻警笛即须驰往，不得籍故不到。火场警察职务分二种，一曰警戒，一曰救护，禁止车马闲人搜查盗贼窃咎及形迹可疑者为警戒，全保被难者性命及搬运财物者为救护，但以先救人命而后财产。火熄后倘有人民馈送礼物不准收受。”[31](P52-54)在整顿相关行业卫生环境方面，1926年，哈尔滨特别市颁布了《哈尔滨特别市管理饮食物营业规则》以及《哈尔滨特别市修正关于理发店卫生规则》等城市公共行业卫生管理法规。以求达到“唤醒民众，使人人了解卫生之意义，人人明了简要卫生之方法，人人能遵从卫生规律，人人能实行卫生”之目的。[32]

城市公园是现代城市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保护城市生态环境，美化市容之功效。自中东铁路工程动工伊始，哈尔滨的公园建设运动就揭开序幕。在1903至1931年间，“哈尔滨的公园大小约有四十散处”。[33]在对城市公园大加建设的同时，还通过栽植行道树、花卉等方式对哈尔滨市区内的主要街道进行绿化，以优化城市生态。比如，当时滨江地区就规定“马路中间一律用土垫平……以此项地方用备将来种植小榆树之用。”[34](P1)

官方力量在加强城市生态建设上固然是有所作为，但民间力量亦不可等闲视之。如：在城市清洁方面，1917年至1920年，在哈商人出资，先后成立了清洁公司、除秽公司。[35](P237)在消防救火方面，早在滨江厅巡警局成立之前，哈尔滨市民就已经在傅家店自发组织了自治消防队。1909年，滨江商务会筹款，在新平街51号，建立了商务消防会。“道里一域华俄杂处尤为趋重之地，商等六十余家在道里旧八杂市承领地基建筑板房，占第七第八第九道街计共六十余家，向保险公司投报火险，各公司均以板房接连特不肯应保，商等亦以倘有不慎曼延最易，是以公议自购救火应用器具，勘定适宜地点穿井数眼以备汲取救急，集合实力遇灾奋登借以补助消防。”[36]可以说民间力量是官方力量在消防事业上的重要补充。

四、结论

就目前情况推断，城市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人类聚居形式的最高发展阶段，是组成区域自然和人文环境的重要成分之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环境保护成为一个重要而突出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将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洒向全世界，曾酿成四天内就造成四千人丧命的伦敦烟雾事件、因为二氧化硫排放量过大而导致的马斯河谷大气污染事件，以及洛杉矶光化学事件等诸多“公害”事件，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震惊和反思。目前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城市的占地规模、常住人口、经济产值都有显著上涨。在飞速发展的表象之下，已经产生了许多问题，需要政府和公众及时关注、研究并解决。而对近代化过程中哈尔滨城市演进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则可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宝贵的资料和经验。哈尔滨是近代才兴起的新城市，仍面临着灾荒和生态破坏的老问题。自哈尔滨开埠以来，由于政府的不合理开发，以及建设者缺乏合理的城市规划，致使各种城市灾害在近代哈尔滨频繁发生。除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外，这些灾害对城市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尤为严重。从近代哈尔滨城市灾害的发生及其社会应对上来看，当时官方和社会各界虽然为应对城市灾害而制定并实行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例如随着近代哈尔滨城市结构的不断优化“警政制度作为维护城市稳定与安全的保障在此时应运而生”。[37]但必须要注意的是，这种制度上的调整并未触及城市生态问题的本质问题。杜绝城市生态灾害，只依靠制度保障和救助措施并不足够，还必须要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由于历史上自然曾以各种各样的灾变对人类有悖于自然规律的开发活动予以了报复和惩罚，因而透过各种各样的灾害而揭示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开发和戕害所产生的影响。”[38]所以人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环境灾害才会远离人类。“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基于自身生存状态的必然选择。”[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