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保

(1.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学部，北京 100083；2.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近代上海是中国大陆除日伪政府之外日本人最为集中的地方。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为了动员全体国民支持战争，开展所谓的“国民运动”，并扩展到中国的占领地区，先后在上海和其他华中占领区组织现地日本青年，成立“青年团”“青年会”等“现地国民运动”组织，开展以“大东亚建设”为目标的青年运动。长期以来，由于相关中文资料的缺乏，这方面情况似乎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因此，有必要对日本在战争期间在别国土地上进行的“国民运动”进行一番梳理和考察。

一、“东亚新秩序”与“上海青年俱乐部”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日军队在上海展开激烈战斗，三个月后上海沦陷。日军占领上海后，战线不断向中国内地推进，1938年10月，武汉陷落，此时，日军也几乎达到了战斗力的极限。此时，日本政府不得不将主要精力从军事进攻转向和平交涉。1938年11月3日，近卫①发表所谓第二次“近卫声明”，明确提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对外目标。[1](P158)同年12月，近卫又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了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对华三原则，号召“日满华三国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联合起来”，[2](P159)并成立了负责对华政策的机构“兴亚院”②。

日军占领上海后，大量日本人涌入上海，出现了所谓“战争景气”。1937年战争爆发时在沪日本居留民约为2.3万人，而到1939年即增加到5万人以上。[2](P31)在“东亚新秩序建设”理念下，生活在“新秩序建设”第一线上海的日本居留民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然而“并非所有在留日本人都自觉地在使命下开展行动，不如说多数人都是在大陆热潮的煽动下而来的自私自利之徒。”[3](P263)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增进“在留青年的自肃与亲睦”，1939年2月，上海总领事馆警察部长坂信弥和领事秋叶保广提议成立了“上海青年俱乐部”。“上海青年团”编的《上海青年团的现状》中是这样描述其目的的：“本次支那事变是以作为世界新秩序建设之一环的东亚新秩序建设为目标的东亚民族的总力战、建设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加强后方青年的自觉与团结，集结十五岁以上现地日本青年开展以加强身心锻炼和增进国民团结为目的的国民运动。”[3](P263)可以说，上海青年俱乐部是在日本调整对华占领政策的背景下，以近卫的“东亚新秩序建设”为基调而成立的“现地国民运动”组织。

二、“上海青年团”与“现地国民运动”

(一)“新体制”下的“现地国民运动”

所谓“新体制”，即举国一致的“高度国防国家”体制。随着中日战争的长期化和欧洲大战的爆发，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日本面临着明治维新以来的重大政治、经济危机。为了打开局面，以首相近卫文磨为中心，发起了以革新旧有的英美式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政治思想体制，改变代表各自集团利益的政党政治，效仿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体制建立高度强权的“全体主义”政治体制为目标的政治运动，称为“新体制运动”。

1940年6月，近卫文磨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宣布正式投身“新体制运动”。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推出《基本国策要纲》，提出“大东亚新秩序建设”③和确立“发挥国家总力的国防国家体制”的基本国策方针，以及在此方针下的新国民组织的确立、议会和行政制度改革、计划经济和一元化统制机构的设立等具体措施。8月，成立新体制准备委员会，既有政党纷纷解体，工会解散，10月12日成立了以近卫文磨为总裁的一元化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④全体国民被编入部落会、町内会等基层组织，一时间，“新体制运动”席卷日本全国。

“新体制运动”不仅在日本国内展开，也扩展到海外殖民地和占领地区。上海的日本人社会很快地做出反应，现地综合日语杂志《大陆往来》1940年10月号被命名为“新体制发足号”，明确提出服务于新体制的目标，摆出要成为现地新体制之先驱的姿态。这一期的“编辑后记”中写道：“祖国日本迎来了明治维新以来的大变革期。政治、文化、经济，所有的国家机构都正在新体制的口号下被组织起来；明确提出新体制组织要扩展到外地(指海外殖民地、占领地——引者注)……杂志界也将迎来新体制。”[4]

接着，《大陆往来》1940年11月号刊登了一则题为“上海的新体制运动民间人士开始行动”的记事，[5]记事中说：“日本现在正处在划时代的新起点。‘新体制’组织稳步推进，朝野上下协力一致，可谓正呈现世纪性的飞跃态势。为了顺应内地这种紧迫事态，现地上海终于也从民间发出了组织‘新体制期成协力准备会’的呼声。以兴亚院、领事馆、青年团、时局妇人会为先导，居留民团议员、报界人士、实业家等有志之士已经迈出了实践运动的第一步，准备学习内地的邻组⑤在现地成立邻保组。事务所暂定在上海北四川路四六九号，近期将全面展开活动。”可见，现地上海对内地“新体制运动”的积极响应，现地主要国民运动组织青年团和时局妇人会成为推进现地“新体制”和“实践运动”的“先导”，而这里的青年团就是刚刚改名的“上海青年俱乐部”。

(二)从“上海青年俱乐部”到“上海青年团”

前文提到，早在1939年2月，现地上海就已经成立“上海青年俱乐部”，在“东亚新秩序建设”理念下开展“现地国民运动”。在第二次近卫内阁轰轰烈烈开展“新体制运动”，积极推动建立新国民组织的背景下，1940年8月，上海青年俱乐部改名为“上海青年团”，设立事务局，进一步加强组织性，自发性民间团体的色彩被削弱，成为现地最重要的国民运动组织。上海青年团“总则”第三条写道：“本团遵照国体之本义，以培养现地青年的国民团结力，在锻炼身心的同时，作为现地国民组织的中核推进大东亚建设为目的。”主要事业分为“现地青年的指导训练”“现地国民运动的促进”“日支青年运动之提携”“日支文化运动之提携”。[6](P329)除上海以外，南京、杭州、苏州、蚌埠、汉口、九江等华中占领地区其他城市也纷纷成立青年团或青年会等现地青年组织，成为“现地国民运动”开展的据点和中坚力量。

“上海青年团”制定的“上海青年团纲领”：“一、吾等大日本青年应团结同心，以期成为国体本义显现之中核；二、吾等大日本青年应共励切磋，以期成为皇国日本之前卫先锋；三、吾等大日本青年应勤劳奉公，以期成为大东亚建设之推进力量。”[6](P328-329)“蚌埠青年会纲领”是：“一、吾等要遵循团体之本义，领会皇运翼赞之国民信念，炼成七生报国之国民性格；二、吾等要有皇国使命之自觉，鉴于内外之情势，期待新体制之完成；三、吾等作为在华日本人，应彻底理解圣战之意义，寻求日华两民族之结合，以此推进东亚永久之和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6](P329)可见，无论是“上海青年团”还是“蚌埠青年会”，其共同宗旨都是为了团结一致报效“皇国日本”、协力“圣战”，推进所谓“大东亚建设”。

1940年11月号的《大陆往来》报道了“上海青年团”的最新动向。据记载，为了顺应新体制，在上海日本人各路联合会的协助下，“上海青年团”将以企业、机构为单位的青年团组织整编为按区域为单位，形成十九个区域青年团，命名为“上海第××区青年团”，也就是力图将未参加的青年全部网罗进来，确保没有遗漏。报道强调，“上海青年团作为现地新体制的中核，不断致力于青年的身心锻炼和生活的肃正，值此内地实行新体制之际，希望自觉青年主动加入组织。”并且预告“将在1940年11月10日，即皇纪二千六百年大典当日，在新公园举行了地域青年团团旗授予仪式。”[6](P328-329)据统计，到1941年10月为止，上海青年团由九十多个分支团体构成，团员总数达到一万人。[6](P329)

(三)“上海青年团”的组成与活动

为了实践现地青年的“身心锻炼和生活的肃正”，“上海青年团”下设文化部、训练部、体育部，负责具体活动的组织和实施。以1940年8月到1941年8月的一年时间为例，“上海青年团”各部门活动的情况如下：[6](P330)

文化部：(1)刊行《青年丛书》1-6号；(2)发行机关杂志《上海青年》1-9号；(3)开展语学讲习会，包括北京话、上海话、英语等；(4)开展启蒙性活动，如举办演讲会14次、座谈会7次、夏季大学讲座1次⑥、广播放送每周1次；(5)开展兴趣性集会，如吟诗研究会、短歌朗咏讲习会、电影研究会等。

训练部：(1)义务劳动，如海军表忠塔及其他战殁勇士墓地清扫活动；(2)锻炼讲习会，从各单位青年团选拔，共实施9次；(3)射击、行军训练；(4)警防训练；(5)汽车、滑翔机讲习；(6)促进战时生活实践，如四大节遥拜式、兴亚奉公日遥拜式、皇军慰问杂志回收活动；(7)其他，如相互职场视察研究活动。

体育部：(1)竞技大会，如举办棒球、网球、游泳、排球比赛；(2)体操，协助在一般居留民中普及广播体操和国民体操。

除以上部门外，还设有兴亚部、女子青年部等。从上述开展活动情况来看，文化部的活动最为丰富，也最具有难度。值得一提的是，文化部除了开展上述活动，还组织成立“时局研究会”“上海历史地理研究会”“上海演剧文化协会”“东亚美术协会”等外围性文化和研究团体。其中，“上海历史地理研究会”成立于1941年春，主要发起者是芦泽印刷所⑦的主人、“上海青年团”文化部负责人之一的芦泽骏之助和“上海居留民团立女子商业学校”教员冲田一。⑧诸多外围研究性团体的设立是与“新体制”下所谓现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的。

对于文化部事业，青年团机关杂志《上海青年》是这样描述的：“一言以蔽之，文化部事业就是现地皇国国民文化之养成。……上海是中国文化上的心脏部位，是中国文化人最集中的城市，期待通过文化部外围团体的设立，推进日支文化运动之交流。……现地是日本文化与中国接触的第一线。……逐渐形成日支文化运动的基础性组织。”[2](P264)也就是说，通过文化部的事业，促进“东亚新秩序”理念在现地日本居留民中的渗透，并推进在日本主导下的“日华文化交流”。《上海青年》主要发表宣传实践纲领的文章和青年团各部门的近况和活动报告等，从1940年8月至1943年1月，共发行17期，目前发现的只有第三、第四和最后一期。[7](P399)

比起内地日本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占领区各地日本人，尤其是“现地青年”，具有更强的身处“大东亚建设第一线”的意识，“现地青年团(会)”成为顺应新体制，积极协力“翼赞运动”的核心“国民运动组织”。

三、从“上海青年团到”到“华中青年联盟”

为了加强华中各地区青年团的联合，促进青年运动的一体化发展，1940年9月22日至23日，在南京举办了第一届“华中青年会议”。1940年11月10日至11日在上海举办了第二届会议，1941年4月19日至20日，第三届“华中青年会议”在汉口召开。在第三届会议上，“上海青年团”关于成立“华中青年联盟”的提案获得一致通过。会议还通过了华中青年联盟“规约”，对联盟成立目的的表述与上海青年团“总则”对青年团成立目的的表述无异。“华中青年联盟”的事业则分为“本联盟加盟团体之相互联络提携”“与日本及东亚各地青年团体之联络提携”“现地国民运动之促进”“日华青年运动之提携”，[6](P331)也与“上海青年团”的事业相近，只是强调在更大范围内的横向联系，以配合“大东亚”意识形态的宣传。

截至1941年10月，加入“华中青年联盟”的现地青年组织及其成员人数为：“上海青年团”(10 000人)、“南京青年团”(1 400人)、“杭州青年团”(500人)、“苏州青年团”(600人)、“无锡青年团”(600人)、“蚌埠青年会”(700人)、“芜湖青年会”(350人)、“安庆青年会”(250人)、“镇江青年会”(450人)、“九江青年会”(150人)、“汉口青年团”(500人)。[6](P331)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迅速集结国民力量，形成官民一致的总力战体制，1942年1月1日，成立了“上海总力报国会”。为了实现“现地国民组织”的一元化，1942年9月18日最后一次理事团长会议后，“上海青年团”的整体机能并入总力报国会，文化部的事业由总力报国会文化部继承，[6](P298)存在了三年零七个月的“上海青年团”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上海青年团”是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在上海的所谓“现地国民运动”的核心组织，它在日本政府的“大东亚新秩序建设”理念之下组织现地日本青年，通过所谓文化运动、和平运动宣传“大东亚主义”，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国策服务。本文通过对上海青年团的成立背景、纲领、活动的梳理，初步还原了战时日本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占领区开展“现地国民运动”的一个侧面，但由于资料所限，更细致全面的研究还有待今后继续展开。“上海青年团”成员的活动和现地日本青年的形象也成为战时上海日语文学的重要题材和表现对象，这也是现地日语文学研究的课题之一。

(本文引用的日语文献译文均由作者翻译。)

注释：

①近卫文磨(1891—1945)，著名政治家、公爵近卫笃磨的长子，曾任贵族院议长，侵华战争期间三次出任首相，任内发动侵华战争，发起新体制运动，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1945年12月16日为逃避战后审判而服毒自杀。

②1938年12月设立，主要负责占领地的经济、行政、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首相任总裁，1939年3月，在上海设立兴亚院华中联络部，1942年11月并入新设立的大东亚省。

③由第二次近卫文磨声明的“东亚新秩序”发展为“大东亚新秩序”，显示出进一步扩大侵略扩张范围的意图。

④所谓“翼赞”就是辅弼天皇的意思，即无论官僚、军人还是普通国民，所有“皇国臣民”均绝对相信无上之神国国体，只对天皇负责。因此，大政翼赞会不作为政党，而只是“一君万民”国体下辅佐天皇的一元化组织，希望籍此调和内阁与军部的对立，统一政治势力。

⑤“邻组”是日本战时国民总动员体制下的最基层组织，是部落会、町内会的下层组织，以十户左右为单位，1940年9月起根据《部落会町内会等整备要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⑥根据《上海青年》第三号，是指火野苇平根据自己的从军体验所做的“知识分子与士兵”的报告。

⑦近代上海最大的日资印刷企业之一，1912年由芦泽多美次在上海乍浦路创办，后由其子芦泽骏之助(1907—1986)继承。

⑧冲田一，生于1906年，1933年1月来到上海，任居留民团立日本高等女学校英语科主任教谕，1941年转任上海居留民团立女子商业学校，开始专注于上海史研究，著有《上海地名志》《上海邦人史研究》《日本与上海》等，成为日本上海史研究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