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丽芬，袁斌业

(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1968)是美国著名现实主义小说家，其以创作“揭黑幕”小说而风靡美国文坛，成为普利策小说奖获得者。其作品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风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社会性及揭露性特点。丹麦大批评家布兰代斯(George Brandes)将辛克莱与诺利士(Frank Norris)、杰克·伦敦(Jack London)并称为美国最卓越杰出的作家，[1]还被世人称为“美国的威尔斯”。[2](P334-352)

若想透彻了解一个外国作家，翻译是首要途径，其次还应清晰认识其译介史。[3]我国对辛氏作品的译介虽始于20世纪20年代，但目前对辛氏的研究仍相对滞后，且国内学者多从文学角度对其作品主题、语言艺术特色等进行文本分析，鲜有从翻译角度切入。本文运用数据收集与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辛氏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情况进行系统梳理和阐释，探讨其作品在中国译介的特点及价值。

一、辛氏作品在中国译介的历程

辛氏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高潮期(1926—1937)、退潮期(1938—1949)、空白期(1950—1976)、回温期(1977—2018)。

(一)高潮期(1926—1937)

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文人为引进新思想、创造新文学积极翻译世界各国经典作品。[4]1926年8月，《世界日报副刊》第2卷28、29号刊登徐霞村摘译辛氏代表作《屠场》的部分内容，文章《The Jungle及其作者》标志辛氏作品在中国译介的开端。之后冯乃超、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纷纷涌入译介辛氏作品的浪潮之中。1928年2月15日，《文化批判》杂志不仅刊登了冯乃超摘译辛氏文艺著作《拜金艺术》中部分内容的文章《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还刊登了李初梨摘译该著作中关于艺术定义的文章《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次日，《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8期刊登郁达夫摘译《拜金艺术》第44、45章内容的文章《翻译说明就算答辩》；郁达夫随后继续翻译了《拜金艺术》的其他章节，其译文连载于《北新》第2卷第11期至第3卷第14期。1930年5月20日，上海联合书店初次以单行本形式出版辛氏著作《拜金艺术》，译名为《拜金主义》(陈思成译)。由此可见，辛氏是以文艺理论家的身份传入我国的。

辛氏戏剧翻译几乎与文艺理论翻译同步。1928年10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刊登的《居住二楼的人》(顾均正译)开始了辛氏戏剧在中国的译介之旅。1929年5月，上海南华图书局出版三幕剧《机关》(陆公英译)。1930年1月3日至4日，艺术剧社首次公演《梁山君子》；5月，上海开明书店印发辛氏四幕剧《地狱》(钱歌川译)。同年，《戏剧》第2卷第1期至第4期连载四幕剧《天然女》(关存英译)。1934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将《文乞》(缪一凡译)收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

辛氏小说在该时期成为我国译介的热点。1928年5月30日，《畸形》半月刊连载辛氏短篇小说《肥皂箱——美国新诗人底介绍》(邱韵铎译)，6月15日续完。1928年11月，上海乐群书店出版长篇小说《石炭王》(易坎人译)，该译本未介绍和评价辛氏本人及其作品的序跋，后于1928至1937年间共再版5次。1929年6月，上海水沫书店将《钱魔》(林微音译)列入 “新兴文学丛书”出版。1929年8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辛氏享有国际盛名的揭黑幕小说《屠场》(易坎人译)，该译本书末附有介绍辛氏本人及其作品的后记。《屠场》易坎人译本于1930年2月再版，1931年8月推出新版。1929年6月，上海光华书局分上下册出版长篇小说《煤油》(郭沫若译)，上卷有介绍辛氏本人及其作品的序跋《写在〈煤油〉前面》。1929年11月1日，《大众文艺》连载《实业领袖》(邱韵铎、吴贯忠合译)，该小说于1930年1月由上海支那书店以单行本形式出版。1929年11月，上海启智书局出版《工人杰麦》(黄药眠译)，该译本末附“译后”。1930年1月，上海昭昭社将《太平世界2000年的喜剧》收入“昭昭社文艺丛书”出版。3月16日，《艺术月刊》首卷首期刊载《动物园》(邱韵铎译)。10月，北新书局将《密探》(陶晶孙译)列入“世界新兴文艺丛书” 出版。同月，上海现代书局将《山城》(林疑今译)列入“现代世界文艺丛书”出版，次年5月再版。1931年3月15日，《当代文艺》连载《晨》(王坟译)，分四期刊完。4月1日，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追求者》(曾文渊译)，该译本于1932年再版并出现另一译本《求真者》(平万译)，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1931年7月，上海光华书局分上下册出版《波斯顿》(余慕陶译)，该译本由蔡元培题写书名，书前附作者序，后共再版3次。1932年10月，上海现实社出版《罗马的假日》(王宣化译)，该书附有“译者附志”。1934年12月6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财阀》(伍光建译)。同一天，上海天马书店出版该小说的另一译本《钱魔》(林微音译)。

辛氏作品在该时期的译介除文艺论著、戏剧、小说外，还涉及论文杂著。1929年3月23日，《海风周报》第13期刊载辛氏杂著《关于高尔基》(林疑今译)。6月20日，《华研》杂志第1卷第6期刊登《反抗的不朽作家》(赵荫棠译)。10月1日，《北新》第3卷第18期刊登《艺术与商人》(王煦译)。同月，世界书局出版傅东华选译的社会学论著《人生鉴》前两部分内容，分《心鉴》与《身鉴》两编。1932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现代恋爱批判》(钱歌川译)，该书为《人生鉴》第三部分内容。1929年11月15日，《新文艺》第1卷第3期刊登《卖淫的铜牌与诗人》(林疑今译)。同日，《现代小说》第3卷第2期刊载《二重观点》(佐木华译)。1930年2月10号，《拓荒者》月刊第1卷第2期发表祝秀狭撰稿的文章《辛克莱的〈潦倒的作家〉》，详细介绍了辛氏论著《潦倒的作家》。1930年6月，上海国光出版社出版《辛克莱评传》，该书为孙席珍根据辛氏传记记者F.戴尔《厄普顿·辛克莱传：社会抗议研究》一书及其他有关材料编撰而成，书末附有辛氏年谱和辛氏著作目录。1930年8月16日，《现代文学》月刊第1卷第2期刊登《向金性》(钱歌川译)。1931年1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都市》(彭芳草译)。6月，生命书局将《辛克莱的社会论》(张迪虚译)收入“经济名著丛书”出版。8月，《现代文学评论》月刊第1卷第4期刊载《兽苑》(王坟译)。1933年，《青年界》第3卷第1、2、3、5期分别刊登钱歌川译出的《小鱼与梭鱼》《成名》《大众所要求的》《坐下找工作》四部作品。1934年1月，上海绿野书屋出版辛氏自叙体《亚美利加的前哨》(糜春炜译)。1935年，《译文》月刊第2卷第1期刊登《马克·吐温的悲剧》(吉人译)，第2卷第6期刊登《奥亨利论》(许天虹译)。1936年，该刊刊载《关于杰克·伦敦》(许天虹译)一文。1937年8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将《辛克莱的宗教思想》(张士章译)收入“青年丛书”出版。

辛氏作品因反映社会现实、呼吁通过改革改变社会现状、呼吁统治者关注社会底层而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的呼声，因此其作品于1928至1937年间深受中国读者及文人志士的欢迎。

(二)退潮期(1938—1949)

全面抗战期间，中国文人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为抗战精神武器，以鼓舞民众、使民众真正认识到抗战的意义从而自觉参加抗战。[5]受战争意识形态的影响，辛氏具有反战性质的作品成为该时期在我国译介的焦点。1938年11月，上海海燕出版社出版《红前哨》(柯夫译)，该译本附有龚冰庐写的译序。柯夫于1945年10月重译该小说并更名为《红前线》，由上海草原社列入“时代译文丛刊”出版。1939年1月，上海枫社出版《不准敌人通过》(王楚良译)，该译本不仅有巴人写的译序，还有王楚良本人写的后记，该译本于同年3月再版。1939年1月15日，《文艺》第2卷第6期刊载《国际集体创作〈金卢布〉的写作经过》(俞荻译)。3月1日，《抗战文艺》第3卷第12期刊载《给苏联的作家们》(张郁廉译)。同年6月，上海国民书店重版《煤油》(郭沫若译)。1940年7月，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汽车王》(蒋学楷译)，该译本卷首附有《辛克莱小传》。10月15日，《大众文艺》第2卷第1期刊载辛氏散文《国际名作家与这次世界大战》(萧三译)。同年，上海纵横社出版《怎样使生活美满》(张学忍译)。1941年4月，上海海燕出版社再版《石炭王》(易坎人译)，该译本于1947年8月由上海群益出版社重版。1941年12月15日，桂林《文艺生活》第1卷第4期刊登辛氏文章《我们必须联合起来》。1943年3月与6月，桂林中心书店分别出版《荆莽》(平凡译)、《沙米尔》(平凡译)，后者附有介绍作者及本作品的前记。1943年5月，成都中西书店出版《不许通行》(陈汉年译)，该译本附有译序。1949年8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再版《辛克莱的宗教思想》(张士章译)。

国内对辛氏作品的译介在该阶段虽有所下降，但其具有反战性质与激励精神的作品如《前线》《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国际名作家与这次世界大战》等因能鼓舞、振奋民众抗日救亡的民族意志而成为其作品在我国译介的焦点。

(三)空白期(1950—1976)

1949年以前，我国无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得以建立并成为我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这个阶段外国文学作品翻译选材的首要指导思想。苏联由于与我国社会制度一致，所以其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成为我国译介的焦点，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则受到严格限制。作为一名美国作家，辛氏作品在该阶段的译介出现了空白。

(四)回温期(1977—2018)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扩大受众范围、迎合受众口味、市场化的出版理念逐渐形成。[6]人民文学出版社率先出版《一千零一夜》《威尼斯商人》《希腊神话和传说》等几部，再次开创外国文学翻译的新局面。[7]辛氏作品在此阶段的译介以重译经典作品、再版旧译作为主。辛氏代表作《屠场》在该阶段共出现五种中译本，分别为：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萧乾、黄雨石合译本；2003年由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王静、王利合译本；2010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薄景山译本；2013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孟繁强译本；2014年由柿子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王宝翔译本。1982年，名人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杰克·伦敦》(裘奇译)；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煤炭王》(刘寿康译)；2015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血色将至》(孙牡丹译)收入“奥斯卡经典文库”出版。

2013年1月，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胡碧媛研究辛氏小说专著《厄普顿·辛克莱小说研究》，该专著以生态危机话语为基础，对辛氏“揭黑幕”小说存在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进行深层生态解读。2015年9月，中国书籍出版社将该专著列入“文学理论研究书系”再版。

虽然我国翻译文学在该阶段发展迅猛，但辛氏作品在国内的译介与同时期著名作家如杰克·伦敦相比，关注度相对较少，其戏剧作品仍存在较大译介空间。

二、辛氏作品在中国译介的特点

纵观辛氏作品在国内的译介情况，发现其作品的译介呈现重译多、题材广以及选篇佳的特点。

(一)重译多

辛氏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呈现重译多的特点，尤以其《屠场》《不准通过》的重译为代表。自上海书局于1929年8月出版《屠场》易坎人译本后，我国共出现六种《屠场》中译本，分别是：1943年桂林中心书店出版的平凡译本、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萧乾与黄雨石合译本、2003年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王静与王利合译本、201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薄景山译本、2013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孟繁强译本、2014年由柿子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王宝翔译本。全面抗战时期，《不准通过》共出现四种中译本，分别为：1938年11月上海海燕出版社出版的柯夫译本(译名为《红前哨》)、1945年上海草原社出版的柯夫修订译本(译名为《前线》)、1939年1月上海枫社出版的王楚良译本(译名为《不准敌人通过》)、1943年5月成都中西书店出版的陈汉年译本(译名为《不许通过》)。辛氏其他作品亦出现多种重译本，如文艺理论著作《拜金艺术》共出现郁达夫全译本及陈思成全译本(译名为《拜金主义》)两种。辛氏作品在我国重译本之多，说明其作品在我国影响力之巨大、接受程度之广泛。

(二)题材广

辛氏作品在国内的译介涉及多种题材，不仅涵盖其独特的文艺思想论著，还包括揭露社会现实的“揭黑幕”小说、戏剧、论文杂著等。思想论著方面，自1928年冯乃超、李初梨摘译辛氏文艺思想论著《拜金艺术》某些内容后，郁达夫、陈思成等人纷纷加入译介《拜金艺术》的浪潮之中。其他思想论著如《辛克莱的宗教思想》(张仕章译)、《辛克莱的社会论》(张迪虚译)等均被译介到中国。“揭黑幕”小说方面，自1928年11月上海乐群书店出版《石炭王》(易坎人译)后，辛氏“揭黑幕”小说如《屠场》《煤油》《钱魔》等相继译介到中国。辛氏戏剧在国内的译介主要有《住居二楼的人》《机关》《文乞》《天然女》等作品。论文杂著主要涉及《关于杰克·伦敦》《现代恋爱批判》《二重观点》等作品。除此之外，辛氏作品在国内的译介不仅涵盖其代表作，还覆盖其欢迎度较少的作品如《向金性》《追求者》等。从整体上看，辛氏作品在国内的译介呈现题材广的显著特点。

(三)选篇佳

1926至1937年间，随着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艺思潮与文学观念的涌入，我国相继出现各种文艺论战，外国文艺著作成为论战者强有力的论战武器。冯乃超、李初梨、郁达夫等为与梁实秋展开文艺辩论相继摘译辛氏文艺论著《拜金艺术》，并取得论战胜利。该阶段我国广大人民生活在社会底层过着艰苦生活，迫切需要反映人民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来引起统治者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因此，辛氏反映人民真实生活的“揭黑幕”小说如《屠场》《石炭王》等在这一背景下成为我国译介作品的首选。1938至1949年期间，中国文艺工作者为鼓舞民众、振奋民众抗日救亡的民族意志纷纷译介具有反战性质的作品。辛氏反战作品如《不准通过》《给苏联的作家们》《我们必须联合起来》等在该阶段相继出现在国人视野之中。1977至2018年，为引起广大民众对健康食品的关注及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我国译者倾向译介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外国作品。辛氏反映托拉斯企业不顾食品卫生安全，利用腐烂肉进行食品加工的小说《屠场》在该阶段得到我国译者的高度重视，该小说于21世纪初便出现四种中译本。由此可见，辛氏作品在国内的译介因受不同时期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出选篇佳的特点。

三、辛氏作品在中国译介的价值

辛氏作品在国内的译介不仅对中国读者产生积极影响，还对我国小说创作方法、报告文学体裁的形成及翻译文学做出了贡献。

(一)对中国读者的影响

全面抗战阶段，辛氏讲述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1939)美国纽约民众与法西斯势力作斗争的作品《前线》被迅速译介到中国。冯亦代阅读《红前哨》(柯夫译)后将小说中西班牙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视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其不仅指出中西两国人民均是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还指出西班牙人们的斗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前线》将是一本对我国抗战有帮助的作品。[5]王楚良认为《不准敌人通过》有着现在或未来的价值，西班牙人民以“今日斗争，明天胜利”为口号积极与世界法西斯势力作斗争，这对深受日军侵略的中国人民起到了鼓舞作用。[8]辛氏另一抗战作品《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指出，只有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才能夺取最后的胜利。辛氏反战作品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还激发了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决心。

(二)对小说创作方法与报告文学体裁的贡献

运用史实材料作为创作基础是辛氏“揭黑幕”小说最显著的特点。为创作《屠场》，辛氏不畏艰苦亲自前往芝加哥各个有名屠场进行调查研究；为写好《石炭王》，其前往科罗拉多矿井，亲自体验美国矿工触目惊心的生活及真实工作状况。辛氏运用史实材料作为创作基础的方法深刻影响着中国作家，如巴金将在煤矿居住期间亲眼看到的矿工艰苦生活和工作环境及调查情况作为创作基础，创造了短篇小说《矿坑》及中篇小说《雪》；龚冰庐曾只身深入煤矿，亲自体验矿工生活，并将期间所见所闻进行记录创作了《炭矿夫》。辛氏“揭黑幕”小说均为对真实事实的报告，具有报告文学的性质。1932年1月20日，《北斗》第2卷第1期刊载日本进步作家川口浩的文章《报告文学论》(夏衍译)，该文章从报告文学的角度确立了辛氏作为重要报告者的地位。《报告文学论》一经刊出便引起国内许多作家对报告文学体裁的关注，我国随之出现了一股报告文学热潮。辛氏“揭黑幕”作品在国内的译介深刻地促进了中国文坛运用史实材料作为创作基础方法的形成，促进了报告文学体裁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三)对翻译文学的贡献

1926年8月，《世界日报副刊》第2卷28、29号刊登的文章《The Jungle及其作者》标志着辛氏作品在中国译介的开端。此后郭沫若、林疑今、陆公英、赵荫棠等纷纷涌入译介辛氏作品的浪潮之中。目前，辛氏在国内译介的作品数量惊人，且《屠场》《不准通过》等作品出现多种中译本。我国学者对其作品进行了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谢天振与查明建主编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9]王建开的《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5]杨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0]等。辛氏作品的译介不仅完善了我国翻译文学的建设，还促进了我国翻译文学的繁荣发展。

四、结语

从时间层面看，辛氏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主要集中在1926至1937年间，其作品在该时期呈迅猛势头涌入中国且备受国人推崇。《煤油》《屠场》《钱魔》等作品，不仅反映辛氏作品的社会性与现实性，更体现配合时局的色彩。1938至1949年间辛氏作品在国内的译介虽有所下滑但依旧成果显著，其《前线》《我们必须联合起来》等作品因与我国统一抗战文学思潮一致而成为国内译介的焦点。1950至1976年间出现了译介空白。改革开放后，辛氏作品随政治思想的开放与翻译文学的迅猛发展再次出现在国人眼前。通过梳理辛氏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程，笔者得出其作品在国内的译介呈重译多、题材广及选篇佳的特点。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激发了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决心、促进了中国文坛运用史实材料创作方法与报告文学体裁的形成、促进了我国翻译文学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