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昕

(莆田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

简·奥斯丁是英国小说史上著名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常以青年男女感情纠葛及婚姻嫁娶这类市井话题为中心，擅长通过制造冲突来表现其个人对感情和理智、感性和理性的看法和观点。《傲慢与偏见》就是最具代表性作品之一。她通过笔下的人物，特别是女性形象的描写表达了她对法律、经济、社会等方面追求女性权利的诉求，呈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性别特征。[1]

一、男女对比描写中的女性形象

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丁赋予多位女性形象不同的特点，使人物形象丰富立体；同时，通过对男性形象的弱化描写和对女性形象的着力突出，来表达自己的女性主义观点。

(一)打破传统——消极负面的男性形象

奥斯丁的小说常常对男性形象进行刻意的弱化或丑化处理，甚至是对父亲形象的缺失描写，她作品中的人物的父亲不是早已去世，就是浑浑噩噩处事消极，于家庭生活作用寥寥。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和宾利的父母早亡，而达西的舅母——凯瑟琳夫人，她的丈夫也不在人世。作为书中为数不多的父亲形象之一的贝内特先生，跟家人们关系疏远，很少为女儿们的幸福考虑，只想快点打发女儿们出嫁好让他能拥有书房的安静一隅。即便知晓女儿们不能继承自己的遗产，也不像贝内特夫人一样采取办法改变现状，为女儿们争取。反而，他多次嘲讽和鄙视贝内特夫人和小女儿们无知、愚蠢，但他从未想到自己的懦弱，其罪过也未见得亚于无知和愚蠢，都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阻碍。此外，军官威克姆外表英俊潇洒，性格温文儒雅，讨女性喜欢，而实际上却是个虚荣拜金、面厚心黑之徒。他欺骗世人，抹黑达西先生，把他说成是一个狂妄善妒之人，编造自己飘零凄惨的身世都是拜达西先生所赐，岂知，达西先生对他的厌恶都来自于他恶意引诱年轻的达西小姐。果不其然，为了逃避赌债，他诓骗莉迪亚一同私奔，给贝内特一家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让待嫁的姐妹们身陷丑闻，后幸得达西先生救场，才避免了时间的继续发酵。牧师柯林斯先生，虽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但势力愚笨：津津乐道于赞扬他人之前反复揣摩的溢美之词；拒绝阅读小说，认为有关上帝的作品才是世间唯一正道。通过对以上冷漠无情、卑鄙无耻、愚蠢可笑的男性人物的描写，奥斯丁突出和升华了女性在个性、勇气、气质、智慧等方面让人称道的诸多优点。

(二)破旧立新——积极独立的女性形象

在《傲慢与偏见》中，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幽默、尖刻、机智，她先后两次拒绝了柯林斯先生和达西先生的求婚，她将感情作为婚姻的前提，认为婚姻和爱情不应被财富的多寡左右，应该是真诚而纯粹的。根据19世纪英国颁布的《限定继承权法》规定的财产由最近的男性后代继承，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作为一个没有财产的女性，伊丽莎白敢于放弃婚姻所带来的舒适和安逸是一个极大的冒险，她具备其他男性不具备的勇气和力量，是作者女性主义意识体现的重要方面。她预见到莉迪亚的私奔，央求父亲及早管束好让莉迪亚悬崖勒马，但贝内特先生不以为然，结果导致了丑闻的发生。在男权、父权至上的社会中，作者把伊丽莎白描述成一位善于分析、处事有预见性的卓越女性，而其父亲判断错误，毫无远虑，则是对父权中心论的有力抨击和反抗。

在梅里顿舞会上，达西因为个性孤傲，待人冷清，人们对他的印象从最开始的身材魁伟、眉清目秀、举止高雅而一落千丈，认为他自高自大、目中无人、不好逢迎。贝内特太太在得知他冷落伊丽莎白之后，用“最讨厌、最可恶、无法忍受、厌恶透了”等情感强烈的词语来否定他的出现。而夏洛特则一边劝慰闺蜜，替她打抱不平，一边冷静地分析此事，她认为达西的骄傲并不专横跋扈。她肯定了达西的优点，认为他有权利骄傲。作者从女性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丰富和多样化的女性世界，书中不仅有如贝内特太太一般愚蠢和情绪化的角色，也有如夏洛特一般具备理性思考能力的卓越女性。夏洛特在理智和情感方面，一直充当着类似于导师的角色，为伊丽莎白提供建议；同时也作为作者在书中的代言人，将作者认同的爱情观、婚姻观娓娓道来。她说道：“男女恋爱大都含有感恩图报和爱慕虚荣的成分，因此听其自然是不保险的。开头可能都很随便——略有点好感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很少有人能在没有受到对方鼓励的情况下，敢于倾心相爱。十有八九，女人流露出来的情意，还得比心里感受的多一些。毫无疑问，宾利喜欢你姐姐，可是你姐姐不帮他一把，他也许充其量只是喜欢喜欢她而已。”[2](P19)

二、婚姻关系中的女性描写

18、19世纪的英国，婚姻是女性自我意识发展的桎梏。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丁通过对五种不同婚姻的剖析，描述了世纪之交女性群体婚姻关系中自我认知的变迁，展现了作者女性主义思想意识的萌芽。

(一)勇敢独立——美满婚姻中的女性特质

作者最为赞赏的是伊丽莎白和达西的结合，伊丽莎白的婚姻观是作者女性主义婚姻观的体现。伊丽莎出生自乡绅阶层，年轻活泼，独立有见解，是姐妹中最受父亲喜爱的一个。达西先生出身于高门显贵之家，持重沉稳，自带一股阶级固有的冷漠傲慢。在梅里顿的舞会上，伊丽莎白偏听偏信，自以为受到了达西的冷落，后又因威克姆的谗言和姐姐与宾利的感情纠葛，对达西的怨恨日渐加深。达西先生看不起伊丽莎白谈吐粗俗的母亲、妹妹和出身卑微的亲戚，却被伊丽莎白的与众不同深深吸引，想要大胆求爱，却难于突破家庭地位门槛所带来的傲慢与偏见。最终达西无法抑制对伊丽莎白的情感提出了求婚，可是此时伊丽莎白对达西偏见加深，断然拒绝了达西的要求。故事的最后，在经历重重波折之后，两人互相表明爱意，这样的一段感情尤其难能可贵，尤其是他们之间吸引彼此的不是世俗的财产和地位而是各自与众不同的气质和个性，这样的婚姻结合自然是作者奥斯丁第一推崇的。他们的婚姻有经济和外貌的因素，但两人之间的真情实感却是推动他们结合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真情实意——幸福婚姻中的女性特质

书名“傲慢与偏见”是作者对男女主人公个性特质最为准确的描述，也是导致他俩情感波折的直接因素。而简和宾利，也因为简谦卑温和，宾利缺乏勇气，差点让两人的情谊归结于零。18世纪后半叶的英国社会，中产阶级迅速崛起，但是他们与贵族阶级的鸿沟仍然难以跨越，婚姻是实现阶级联姻的有利筹码，地位的上升伴随着对金钱的追求，婚姻跟利益紧紧相连，而爵位、门第、出身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简的气质是温柔顺从的，但却时时处于被安排、被支配的地位，相对于伊丽莎白而言，简在婚姻上的依附意识则更为强烈，她的婚姻是一段等待的婚姻。在宾利一家搬离内瑟菲尔德之后，简对宾利的深情坚贞不移，“她以前甚至从没有想象爱上过谁”。[2](P181)在这段婚姻关系中，不难发现简和宾利的主动性缺失。在关键时刻，是伊丽莎白和达西助他们一臂之力，给他们制造继续相处的机遇，也可以认为，如若没有旁人的提醒和推动，两人的幸福婚姻也难成佳话。相对于其他人的婚姻关系，简和宾利的初衷当然是彼此强烈的情愫，但两位有情人对于个人幸福的追求消极被动，缺乏主动的勇气和积极意识，也是作者深感遗憾的地方。

3.虚与委蛇——不幸婚姻中的女性特质

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奥斯丁认为不幸的婚姻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就是像夏洛特与柯林斯那样，完全建立在金钱之上。夏洛特对自己的分析是冷静而客观的，因此，在结婚对象的选择上不应盲目自大，不切实际。于她而言，长相帅气的结婚对象并不能让自己实现生活富足，自己的个人条件又难以企及一份大富大贵的婚姻。她将婚姻看作一个没有财产、受过一定教育的女子的唯一体面的出路，根本不爱柯林斯却怂恿他求婚并马上答应，因为柯林斯意味着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物质基础。这段婚姻为了世俗利益牺牲了美好感情，是一段情感缺失的婚姻。在贝内特姐妹中，柯林斯最先看上的是简，在贝内特夫人的建议下，他转而向伊丽莎白求婚，在被其拒绝后，旋即选择夏洛特为妻子，从这个过程中不难看出，柯林斯对婚姻对象的选择并不是基于爱情。他认为作为郊区牧师，他的婚姻首先应当是为教区树立榜样，其次应当对他的幸福大有裨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的赞助人——凯瑟琳夫人叮嘱他尽快觅得一位妻子。因此，他与夏洛特结合，只是为了完成自己尊崇的女领主凯瑟琳夫人的要求。而他奉若神明的凯瑟琳夫人，对他的要求可能仅仅是随口说说而已。夏洛特心思细腻，定然早已洞察丈夫的想法和初衷，但她对于获得一份生活富足、条件优厚的婚姻的愿望比对婚姻幸福的追求更加强烈。维系这段婚姻的基础是物质条件的满足，何其不幸却又何其无奈。

在作者看来，莉迪亚和威克姆的结合则属于婚姻的最低层次，一段只考虑财产或者欲望的“冒昧姻缘”，毫无感情，难以容忍。莉迪亚是伊丽莎白最小的妹妹，威克姆是一位军团军官，也是达西老管家的儿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则是各取所需。莉迪亚受到威克姆的外表和举止的诱惑，威克姆在莉迪亚身上寻求到了放荡不羁的情欲。莉迪亚行为放荡轻佻，独缺同龄少女应有的矜持和腼腆，在舞会上疯狂跳舞，不注重礼节习俗，甚至主动要求宾利先生举办舞会，好在舞会上趁机卖弄，并借机与男人们打情骂俏。威克姆外表俊俏，实际上游手好闲，在用光了自己的遗产和达西赠与的三千英镑之后，觊觎对方继承的数额巨大的遗产，曾试图引诱达西小姐私奔，诡计被识破后，更多番诋毁达西。这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不顾忌他人，只一味满足自己的情欲，私奔出逃令家人蒙羞。奥斯丁认为婚姻如果仅仅以爱欲为基础，毫无其他的志趣相投，那便不能长久。

三、婚姻关系中的女性叙事

结合以上对人物形象以及各自婚姻归属的分析，对本书叙事角度的探讨更有助于了解整篇作品的故事结构、情节发展，从宏观上来带领读者感受作者的女性主义思想。

(一)全局叙事下的女性视野

《傲慢与偏见》最常用的叙事角度，是从全局观出发的全知叙事角度，这一叙事角度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给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感知空间。同时，从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出发的描写，是不带有情感意义的讲述，故事的情节发展往往由叙事者的口吻、观点、看法来引导，对作品的价值观的传播有重要的影响。《傲慢与偏见》的开篇首句“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全知的叙事角度引导读者思考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的正确性。这一种世俗化的真理真的具有普遍性吗？读者们经过仔细的思考，不难看出这是作者在使用反讽的写作手法，对那些浅陋庸俗的婚姻的讽刺和批判。至此，读者对作者的写作手法和主题观点有了大致了解。在第一卷的前十章，叙事者如一个360度的广角镜头一般全方位带领读者领略了浪伯恩的乡村、梅里顿的舞会及内瑟菲尔德庄园的静谧优雅，随即引出了书中男女主人公初次见面矛盾对立情绪的产生。随着故事的发展，叙事的角度从全知变成了有限。叙事角度的变化，是作者女性主义观点赋予书中人物形象来进行表达的过程。本书中，伊丽莎白担当了传达奥斯丁对于婚姻爱情看法的发言人角色。同时，叙事角度的转换，拉近了读者与女主人公的距离。伊丽莎白的心理活动、自言自语、懊恼负气都立体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让读者对小说的立意有了更加直观和充分的了解。

(二)视角转换下的女性叙事

读者对于达西和威克姆的认知是随着伊丽莎白的感情发展而变化的。第二卷的第十二章，达西的求婚被拒绝之后，给她写了一封密密麻麻、满满当当的信。这封信给伊丽莎白和读者揭示了达西的心路历程，读者和伊丽莎白实现了感情的共通，对于达西的过往有了重新认识，悔恨自己的偏见无知的同时，也逐渐升华起了对达西的认同、欣赏和喜爱。伊丽莎白打开了自己的心结，她意识到：“开头刚刚认识他们两位的时候，一个喜欢我，我很高兴，一个怠慢我，我就生气，因此造成了我的偏见和无知，遇到与他们有关的事情，我就不能明辨是非。”[2](P167)此时，理智战胜了偏见，伊丽莎白对达西的厌恶之情已经全然消失，对达西也从嫌弃升华为欣赏。

书中，伊丽莎白有两次出行，作者通过伊丽莎白的叙事视角，为读者带来了不同的阅读感受。在第二卷的第五章，伊丽莎白在柯林斯和夏洛特婚后前往罗辛斯庄园拜访牧师夫妇，柯林斯先生带着客人“走遍了花园里的曲径小道”，每指点一处景物都要嘘嘘叨叨半天，声称整个王国的仙境胜地都比美丽的罗辛斯庄园逊色不少，但却“只字不提美在哪里”；晚间宴席上，柯林斯“每道菜都要夸”，喋喋不休。从伊丽莎白的叙事角度，大家可以真切感受到一个势力谄媚的牧师形象，自然也和伊丽莎白一样，对罗辛斯庄园心生反感。

而在另一次和舅父母的旅行中，途经彭伯利庄园，伊丽莎白的视角为读者带来了全然不一致的感受。“地面越往下低落，眼前的景色益发壮观”，[2](P200)认为彭伯利“妩媚，动人”，与自己举止粗鲁的母亲和妹妹相比，舅舅和舅妈举止得体、谈吐优雅，让伊丽莎白倍感自信，读者很容易感受到伊丽莎白轻松惬意的心情。此次的彭伯利之旅，比起罗辛斯的拜访更加舒适，周围人对达西的赞赏让她如沐春风，更加深了对达西的爱慕。

通过叙事角度的引入，读者可以全程感受伊丽莎白对达西的感情变化发展的脉络，可以感同身受伊丽莎白在舞会上被拒绝的懊恼，在被达西求婚之后的惊慌失措以及反省自问。作者叙事视角的切换使读者对人物形象的内心变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使读者的阅读感受可以随着人物性格的发展而变化，更加真切，更容易捕捉到作者写作的出发点。奥斯丁写作的时代是一个父权、男权至上的社会，在奥斯丁的小说出现之前，主流文学作品对女性的描写并非从女性自身角度出发，为女性利益呼吁。男性作者笔下勾勒的女性形象大多属于他们的臆造，一如《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始终是男性和家庭的附属品，是男性主义创作意识的牺牲品。奥斯丁认识到妇女的真实处境绝非男性眼中的完美形象，以自身经验为写作源泉，描写了女性真实的一面，并通过伊丽莎白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有限的叙事角度，让读者切身感受伊丽莎白的优点和缺点，感受自身和角色的贴近并获得共鸣。对伊丽莎白的塑造突破窠臼，打破传统，人物的形象被赋予了多元化的内容，这也是奥斯丁作品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重要体现。

奥斯丁的小说，在对生活和婚姻的描述上具备深刻的感染力，在面对爱情和金钱的选择时，为读者提供了示范。她书中的女主人公，常常是社会地位较低，但在最后往往能做出正确抉择获得幸福，皆大欢喜的结局轻松惬意地传达了作者对传统社会中对女性认知的否定和自身女性主义观点的萌芽。她用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活泼风趣的文字生动的描绘了英国乡村宜人的风景和节奏缓慢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也通过喜剧性的场面嘲讽人们的愚蠢、自私、势利和盲目自信等可鄙可笑的弱点，对于研究18世纪女性主义思潮的萌芽，具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