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占一

(中共吉林省委 党史研究室，吉林 长春 130055)

诗词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文体形式，是中华民族的无价瑰宝，是中华文明的智慧沉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纵观中国各个时期的名作、绝句，不仅是语言艺术的精炼，寓意表达的优美，其境界的高远，韵律的悦耳，人类的所有情感，都能在中国诗词中找到共鸣。它们往往令人在创作和咏读中，体味人生的喜怒哀乐，感叹世事的变化无常，反复吟咏，回味无穷。正是如此，有的诗词虽流传久远却仍然散发着古韵幽香，魅力无穷，至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让每一个真正喜欢它的人为之痴迷陶醉。

近年来，一些诗词网站、诗词学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兴起，学习创作诗词的队伍逐渐壮大，特别是随着《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朗读者》《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节目的火爆播出，更是在全国掀起学习创作诗词的热潮，热衷于学习传承诗词的爱好者也越来越多。但在这些学习传承诗词的爱好者中，中青年人所占比例却相对较少。究其原因是，这部分人虽然热衷诗词文化，却被诗词平仄的难辨、格律要求森严望而却步。格律诗对韵律的要求，大大制约着诗词的发展普及。因此，格律诗词要想发展，就面临着非革新不可的现实问题。

一、诗词韵律的历史形成和问题弊端

自《诗经》以来，不同时代韵律形式有传承也有创新。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学说流派大放异彩，玄学、佛学、理学等理论思想都对诗歌韵律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诗词韵律在发展历程上，总是被更为根本的、更高层次的哲学理论所规定和制约。

诗词起源于上古歌谣，上古歌谣则起源于劳动，来源于生活，是在生产力极为低下，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劳作过程中由上古先民集体口头创作产生的。上古歌谣是出现最早的文学形式。后来随着先民们思维能力、语言能力的锻炼和发展，有节奏的呼喊声逐渐被有意义的语言所代替，一种富有韵律节奏的语言形式便固定下来，成为当时劳动人民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一种特有形式。

如《周易》中《中孚·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这是一首写战争的诗，描写战争结束胜利归来的情景，寥寥十字，写出了一个生动的场面。再如，《周易》中《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描写的是上古时期贵族的一个习俗。

到春秋中期，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开端，《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诗歌311篇。《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通过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描述周代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方面，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如《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以具体事物的高度，抽象比喻人物的地位显赫。再如，《唐风·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比喻子孙像花椒树上结满的果实那样众多。

可见，此前诗词虽不拘泥于韵律、平仄。古往今来，有很多诗作名家并不完全拘于格律却也创作出许多旷世佳作。如：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他的诗词没有从形式上模拟乐府，而是学习民歌反映现实的创作精神，用旧曲作词，既具有民歌特色，又富有自己的创造性，用诗歌反映了汉末魏初历史转变期的时代真实。其所作的《观沧海》，全文并没有完全按照韵律平仄，但依旧气势如虹，感情奔放，做到了情景交融，而且寓情于景，成为建安风骨的代表佳作。曹操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创作的写实精神。只有敢于反映社会真实生活的作家，其作品才能留传后世。[1]

古代诗词从产生伊始至后世，在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格律平仄之说。格律是从南朝开始，经过初唐沈宋定型，逐渐成熟并臻于化境，才被正式确立下来沿用至今，并占据诗坛的主导地位。但此后诗歌作为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表现用途的作用从鼎盛渐趋衰弱，转而渐趋为文人雅客借景抒情、感叹世事的“专享盛宴”，让农樵渔牧等广大社会劳动群体望而生畏、不敢问津。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诗歌的形式越来越范本化、单一化，越来越讲究格调声律，堆砌典故、渐成一癖，囿于成见、牵强对仗。仿佛只有这样才凸显作者功底和才气，而贴近社会底层人民群众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辞句佳作越来越少。虽然在格律诗鼎盛时期的唐代诗歌里，有许多名篇是不尽合乎格律的，但即便是有黄庭坚、杨维桢、李梦阳、王士禛、袁枚等著名人士所创各种诗派、诗体、诗说，也终因没有摆脱格律的束缚、突破格律的定式，而脱离了生产生活成为附庸风雅的工具。久而久之，唐诗被宋词取代，宋词被元曲取代，而明清时期小说的发展，更是印证了遵守格律写诗填词超过前代已不可能，唐宋格律诗韵逐渐走向衰微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诗词改革是文化进步和大势所趋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和转折点，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救亡运动与旨在思想启蒙、文化革新的新文化运动融为一体，成为一场中华民族真正的觉醒运动，同时也对中国文化思想进行着改变。与之出现的现代诗或称“白话诗”，与古典诗歌相对而言，最大的一个特点和突破就是不拘格式和韵律。

现代诗最早出现在清末。在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下，一些西方诗歌被翻译成白话文，但数量不多，影响也不广泛。然而，旧体诗依循格律却也为当时文人所一致诟病。鲁迅曾表示：“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亦殊可笑。”(1934年12月20日致杨霁云信)柳亚子也曾感叹：“再过五十年，是不见得会有人再作旧诗的了。”因为“平仄是旧诗的生命线，但据文学上的趋势看起来，平仄是非废了不可。那么，五十年以后，平仄已经没有人懂，难道再有人来作旧诗吗？”(《谈诗》，1942年)

一代伟人毛泽东非常喜爱中华古典诗词创作，仅在1996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诗词集》中就收录了67首作品。他通过自己的伟大实践继承并发展了优秀的传统诗歌形式，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对中国传统诗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内容上，都为我国当代的诗词艺术史增添了无与伦比的光辉一页。他的诗词气势磅薄、造诣极高。他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出路有精辟的论述，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是广大的人民，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要给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毛泽东还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毛泽东在《给蒋竹如的信》中说：“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惟用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而非律的诗，即兄所指民间歌谣体尚是很有用的。”可见，毛泽东虽然喜爱写格律诗，但不提倡格律诗，主张用民间语言写精短而有韵的民歌体式的新诗。1945年，毛泽东发表《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词句虽不押韵但气势磅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虽无平仄但信心坚定。这是伟人用诗词抒怀对历史的预判，这样的语句才称得上是上乘的诗词。

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定文化自信、高扬改革旗帜、锐意进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向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稳步迈进。[2]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表示：“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诚如其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并强调：“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告诫我们：“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好坏，就是要看它是否有意义、有价值，最根本的决定在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文艺创作、学术科研与人民的联系，是一种内在的生命联系，这是一根永远剪不断的情感脐带、文化脐带和历史脐带。这是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的两个根本要求，也在本质上回答了优秀的文学艺术创造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独具个性的语言风格，引起广泛关注。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经据典，为优秀传统文化“代言”，诗情画意的语句中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动人魅力和智慧。人们在“解码”中逐渐认识到，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资源的兼收并蓄，是“习语”的魅力之源。习近平在其《军民情·七律》中写道：“挽住云河洗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小梅正吐黄金蕊，老榕先掬碧玉心。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平实的语词里展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通过显露情趣的人与自然互动，抒发了浪漫主义的情怀。在其《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中写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这首词情真意切、质朴动人，人们纷纷为之点赞，成为当代共产党人的“明志篇”。

无论是唐诗宋词还是元曲，都是符合当时时代的音韵。随着时代变迀，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和语言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应该推行一种通用的新的音韵规则，让更多年轻人易于接受，便于学习创作格律诗词。

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一些诗词作者，以韵律作为诗词品鉴的唯一或者最高标杆，陷入形式主义泥坑不能自拔，讲究“词必有韵，诗必格律”，其对韵律规则勤勤恳恳、恭恭敬敬的态度实在令人感动。尽管有些人拼音不熟、发音不准，但仍热衷于“平上去入”，捧着各类不尽一致的韵书，循规蹈矩寻觅着入律，自囿藩篱而虚耗光阴，却未明“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道理。墨守成规、生搬硬套便如是之。韵律有了，却没有真情实感，押韵也是千篇一律，写诗写成这样，也难怪现在的青年人不愿与之为伍。特别是在讯息发达的网络时代，受限于方言发音，难道格律诗就只能成为会讲普通话或大部分北方方言的学者文人的雅趣吗？试问，这样形同虚设的格律，误人还浅吗？对待如此虚伪的东西，还有必要趋之若鹜吗？这样难堪的现状继续下去，还有意义吗？旧体诗词以往的内容、语言、意象等有些已陈旧过时不宜再用，如果不改革创新就会丧失生机。

三、诗歌创作要紧跟时代并贴近生活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改革趋势是必然的。没有创新就意味着停滞不前，停滞不前就意味着倒退，倒退必将走向灭亡，所以以创新精神推动韵律改革，正是时候、势在必行。

倡导诗词改革，需要转变思想，赋予诗词时代感。中华诗词的形成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中的经典部分，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么长的历史，律诗自身的成就有目共睹，必须给予肯定。在诗词范围内，应允许古风创作形式的存在，因为古韵有重视意境而轻视形式的特点，而格律诗词是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二者缺一不可。而当下制约诗词韵律创作的原因主要是诗格内在弊端所造成，同时也与长久以来所承袭的保守、僵化、空泛的诗风不无关系。我们有义务肩负传承和创新的责任，或许卸妆重见会让人们感觉耳目一新。有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现在的的确确该是改变这情形的时候了，以让这种古老的生命艺术重放光彩。

倡导诗词改革，需要突破束缚，让创作与现实结合。有的人认为诗词无须改革，原汁原味最好，要不然就没有了古典诗词的韵味，甚至说中华五千年的文化瑰宝就要被遗失，故而一味地摹仿古人，袭用古人的词色，摹写古人的思想情趣，写出来的东西以模仿古人为满足，不关心时代生活，不关心抒发自我的感受。这样的诗词写得再好，也不过是复制的“唐三彩”，何况又只能是邯郸学步，想超过前人的高峰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对古人的格律诗词有争议，众人莫衷一是，是很多人还不明白什么是所谓的格律诗词！那些所谓的古格律诗词维持者简单认为古人的规定就是格律诗词，如平仄对仗等。但他们却忘了今天的汉语发音改革已经有了新的规定，又忘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崭新的时代，语言基础和时代背景都已不同，怎么可能还用以前的模板去束缚创作的思想呢？新汉语标准同样能产生新的对称书写形式，新的时代也同样能产生出流芳千古的绝句名言，因此诗词创作在用词方面应该灵活运用、自由选择，不能硬性规定。同时，要让优秀的作品得到承认，打破原有的旧秩序旧平衡，建立符合新时代语境环境要求的诗词新机制。

四、结论

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瑰宝旧体诗词的复兴也即在望，改革势头强劲。从语言文字层面上说，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从生产生活层面上说，农耕文明被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取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时代的巨变，是对旧体诗词的考验与挑战，而极端地认为越古雅越好，拘泥于韵律的创作方式，事实上已经妨碍了旧体诗词的时代发挥，也影响了旧体诗词的时代张力。

今天，旧体诗词的创作者亲历改革开放、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时代巨变。这些诗人以饱满的家国情怀、激越的精神情感、热切的创作欲望创作诗词，表达心中所感所想，反映时代瞬息万变，弘扬新时代伟大的民族精神。新生活、新观念、新语境，给旧体诗词改革以极大鼓舞，为诗词创作提供了改革条件和精神养料，诗词创作也应该更好地反映时代反哺社会。

今天，不拘泥于格律的旧体诗词诗人和诗词作品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随着旧体诗诗人和作品数量逐年扩大，诗词刊物逐年增多，作品质量逐年提高，创作体例变化多样，创作的思想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旧体诗词和自由体新诗比翼双飞、共生共荣的友好繁荣格局初步形成。旧体诗词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成为当代中国一道壮丽的文化景观。

今天，创作诗词发布文章的途径也多种多样，利用手机、微博写作诗词、交流思想、抒发感情更是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新时代新途径，对诗词创作与欣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旧体诗词蓬勃发展的今天，培育诗词的大众阅读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面貌，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今天的旧体诗词就应当呈现新的时代特征，适应读者的阅读欣赏口味。

综上所述，旧体诗韵律改革是不可避免的“阵痛”，必将对新时代诗词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关系着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繁荣，任重而道远。只有让古典诗词变得易懂易学，吸收更多的人，尤其是中青年参加，诗词才能继承、发展、创新，才会有广阔的前景。最后强调一下：看似微不足道的韵律改革，其实质是对传统文化守旧顽固顽疾的批判和破除。面向未来，需要让传统文化在新的土层中“别开生面”，需要让中华诗词文化“别具一格”，为明天沉淀下这个时代的文化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