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平，武余芹，陈 刚

(蚌埠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致力于摆脱贫困，追求美好生活的文明史。从苏格拉底的省察人生、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神性生活，到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从陶渊明的“桃花源”、《礼记》中的“大同世界”，到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都体现了古今中外仁人志士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确切地说，真正意义上的摆脱贫困，只有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才具备现实可能性，唯有工业文明，才能超越农业文明的生产局限，借助科学技术的耦合作用，调动各生产要素，形成现代生产力，从而实质性的推进物流、人流、信息流的全球涌动，开辟“世界历史”。正是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市民社会贫困现实，形成了黑格尔政治构建必须直面的疑难：现代社会的苦恼。[1](P245)由此，贫困问题进入现代意义的议程，成为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现代性问题。

一、悖论：黑格尔市民社会贫困的苦恼

众所周知，按照黑格尔政治哲学设置，君主与市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形成矛盾辩证法，贫困问题成为沟通黑格尔法哲学两大主要领域(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主要枢纽。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的贫困归结于偶然的、自然的、外部的因素，中断了更深层次的经济学追寻，而寄望于普鲁士专制国家化解贫困的矛盾，建立伦理共同体，结果在实践中濒于破产。应当肯认的是，黑格尔对贫困问题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其一，突破了此前盛行的以市场至上原则为基础的乐观主义社会政治理论。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看来，按照自由市场原则组织生产，造就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全体成员都能享受社会福祉，即贫困问题为市场运行的逻辑自行消解。黑格尔则坚决否弃市场逻辑对市民社会贫困的解决方案，揭示了市民社会内在对立结构关联及其内源性紧张关系。

其二，从思想范式上对现代社会政治进行深度批判。与黑格尔倚重理性、强调总体、普遍性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有别，洛克、斯密等基于原子论思维路向，认为独立的个人是政治活动的基本单元，从而个体优先于国家，国家则沦为个体的附属，对私人利益进行保障。当两者产生抵牾时，私人权益具有绝对优先性。贫困作为个体活动的结果，主要在于个人主观不作为或偶然性所致。黑格尔敏锐意识到财富过剩与市民社会财富不足(贫困)，不能仅归于个体，而是在市民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推究贫困问题的产生，社会政治秩序难逃其咎。而作为贫困治理的国家、同业公会，具有更高的整体原则，无法进行原子论还原。只有超越洛克式私人所有权，才能在普遍伦理共同体中找寻个人发展的真实场域与现实依归。

其三，黑格尔沿着自由主义启蒙政治哲学理路，试图提出贫困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对待贫民问题上，黑格尔尝试提出三重解决途径：富人或私人团体救济、海外殖民与同业公会，但出于更强调贫民“丧失廉耻和自尊心”“懒惰和浪费”等主观责任，因此上述途径均无力解决现代政治的“贱民难题”。易言之，黑格尔方案不过是学理层面的伦理筹划，而非现实的政治解决，只有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这一理论进路历史地落在马克思身上，并由其实质性地完成。

二、重构：悖论性贫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为人类解放和幸福奋斗的“初心”，可以追溯到中学时期对职业选择的思考。马克思个人贫困经历与对贫困现象的独特关注，是指引他从事政治经济学的一条隐性线索。

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撰写的系列政治论文，就围绕着贫困群众生活问题，试图为他们呐喊疾呼。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对当局将穷人捡拾枯枝定性为盗窃行为表示严重不满；《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将葡萄种植的贫困破产现象，上升到法与国家制度的批判高度，从国家治理层面深度挖掘贫困原因。这一时期，马克思秉承自然法哲学立场，对法的“自由主义”信念仍然深信不疑，以理性批判活动作为解决贫困的主要方案。但是，马克思自觉这种解决贫困问题的方式，是面对“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要退回书斋，进行理论研究，解决这一苦恼的现实问题。

如果说《莱茵报》时期的工作经历动摇了此前对黑格尔法哲学的信仰，那么，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支点，马克思开启了对贫困问题的深度研究，一方面，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直接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转向经济学的最初尝试，虽然开始突破黑格尔法哲学理论框架，将市民社会—国家进行结构性倒置，但思想方法尚未发生根本变革。另一方面，深化经济学研究，进一步批判黑格尔法哲学。黑格尔将国家视为超越市民社会的定在，马克思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国家、法的关系只能从市民社会中探求，因此对黑格尔法哲学理论的批判，转换成直接解剖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资本论》中，黑格尔关注的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成为马克思关注的核心议题，通过详实的社会学资料和实地调研，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工业化造成的工人阶级的赤贫现状进行了深入勾画，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深掘致贫的制度根源。

第一，深入经济运行机制，揭露资本与贫困的悖论性。将贫困主体由“市民”界定为“无产阶级”，指出与资产阶级贫困出于偶然性不同，无产阶级的贫困是普遍的必然性，是制度性宿命。工人的贫困与其劳动、劳动生产力成正比，表明悖论性贫困是工人阶级的必然宿命。

第二，深入雇佣劳动式的生产关系批判，揭示无产阶级贫困的制度性根源。如果说贫困不过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那么深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马克思发现了工人生产贫困的自身性。为他人生产财富，为自己生产贫困的悖论根源，在于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

第三，从资本主义生产前提看，雇佣劳动制是悖论性贫困产生的社会根源。结构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是资本能够贯彻强制逻辑的依据，因而表现为一种制度性贫困。破除现代性贫困的根本出路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寻找社会主义制度性替代方案。资本积累必然引起经济和社会紊乱，大量的剩余人口为了生存的尊严而战。“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2](P874)无产阶级的觉醒，认识到贫困的社会物质根源，发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造成工人阶级苦难的渊薮。这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意识就会爆发，斗争的结果是，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贫困的社会制度性和解，造就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

第四，指明无产阶级整体脱贫的方向和途径。首先，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贫困的内源性矛盾，无产阶级贫困的解决必须在资本主义根基处推倒重来，完成制度性颠覆，继而重建社会主义制度；其次，阶级剥削引致贫困化，必须通过剥夺“剥夺者”，消灭阶级及其统治；最后，生产力发展是贫困治理的根本出路。如果人们陷入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一切腐朽的东西就会死灰复燃。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治理之道。

三、突围：我国贫困治理的制度性建构

马克思以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的贫困治理理论，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解决贫困难题的根本理论依据，也是国家制度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根据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结构性贫困，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安排，劳动与资本的紧张关系得以消除，无产阶级贫困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当前我国贫困问题不是制度性贫困，而是生产力不够充分和平衡的生产性贫困，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态等方面协调发力，综合施策。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除了产生与解决贫困的制度性阻碍。为探究救国救民之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制度方案与救国方略，大多归于失败。主要原因在于脱离了中国国情，没有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先进性政治组织，来解决一盘散沙分崩离析的治理乱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以消除贫困，致力于民族独立与人民幸福为初心和宗旨，在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砸碎了腐朽的上层建筑，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与解放，继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消除贫困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社会主义工业化、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为人民脱贫致富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实践证明，新中国的制度探索和治理效能十分有效，迅速摆脱了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贫困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其次，以改革开放为主轴的中国道路，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的发展活力，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历史性转变。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思想解放前奏，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序幕，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从农村向城镇延伸，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推进，从经济向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深化。正如邓小平指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3](P266)改革开放突破了造成贫困的制度性瓶颈，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几亿人实现了脱贫，为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奠定了现实基础，提供了中国方案。与此同时，极大地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活力，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提升了国人的综合素质，提振了人民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的美好生活自信。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解读中国化贫困成功之谜的政治密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邓小平指出反贫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计划经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经济运行机制变化理顺了基本制度优势与人民主体性的畅通渠道，农业劳动必要时间释放出的时间节余，转化为其他社会劳动时间，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农民收入结构优化与收入来源多样化。市场经济大步迈进，国家财富累积与贫困人口收入同步增长，生产要素配置作用进一步强化。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国道路以追求经济发展为优先目标，与传统救济式反贫困不同，开发式反贫主要发展投资经营，如基建扩容，社会公共领域与公共产品供给扩大。进入新世纪，中国贫困线随经济发展而水涨船高，扶贫更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教育等内生性造血式扶贫。

四、攻坚：新时代精准扶贫的治理之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行进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道路上，继续创造中国之治的人类发展的历史奇迹；实现全体人民的小康，让每一个中国人摆脱贫困，成为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精准扶贫成为新时代贫困治理的重要议程。

其一，共产党人的“初心”决定了脱贫致富达成美好生活是其使命和初衷。判断一个政党的成色，主要看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没有狭隘的个人私利，他仅遵循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形形色色政党的根本标志。既然人民利益就是党的利益，那么治理贫困就是党治国理政题中应有之义。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都庄严履行着为人民谋幸福的神圣使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准确定位中国道路的时代坐标和制度准星，精准把脉社会主要矛盾，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目标提上治理议程，[4](P70)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和治理效能的实践标尺。

其二，构建我国贫困治理的“四梁八柱”，完成了治贫的上层建筑顶层设计。在目标上，确保2020年现行标准下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既体现了收入标准和国际贫困线接轨，又体现了贫困度量的多维性，涵纳了基本生活、教育、卫生等要求。在责任方面，发挥党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签署责任书，由上而下，层层压实，实现了政治与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国家贫困治理的现代化与效能化。在工作体系上，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做到“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四个问题”的顶层设计与“十大精准扶贫行动”“十项精准扶贫工程”具体对接。在政策配套方面，十八大以来，“中办”“国办”出台了13个配套文件，制定了200多个扶贫政策，覆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就业、生态建设等领域。投入与动员上，发挥政府主体投入与主导作用，转向投入、涉农资金、金融投放、小额贷款、资本扶贫、保险助力协同发力，形成专项、行业、社会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在监测方面，建立中央巡视、民主党派监督、检察审计、资金监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行建档立卡精细识别、动态管理精准退出，用最刚性的扶贫政绩考核倒逼各地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实施第三方评估、省际交叉考核、媒体暗访考核，让贫困治理暴露在社会阳光下，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检验。

其三，精准扶贫的当代价值。一是，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理论。从改革开放肇始的反贫困，到开发式扶贫、综合扶贫，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扶贫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扶贫思想体系。二是，这一思想成为了当代中国脱贫攻坚指导思想，有力地指引了当代中国贫困治理实践。三是，为全球减贫贡献了中国力量与中国智慧。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中国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支持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致力于国际减贫交流，让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方案和智慧。中国扶贫伟大实践是对世界减贫事业的有力支持，也是中国制度为世人所认同的重要方面。精准扶贫作为民生工程的一个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优势，是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其四，有效回应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公平价值观。西方学者罗尔斯提出差异原则，要求财富分配向最不利者倾斜，促使分配正义更为有效。[5](P48)麦金泰尔对“谁之正义”的追问，切中了公平正义主体的多元性，但却选择性的遗忘或无视阶级利益的根本差异。而后现代主义更关注多元、差异的公平正义，但对多元主义的差异化过度关注，走向了相对主义，对现实利益选择性回避。可见，公平正义离开背后的阶级利益，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实体衡量尺度，造成理论与实践抽离化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