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白璐，任晓伟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人民群众的需求层次和社会主要矛盾都在发生变化。党和政府通过协商民主能够广集民智，充分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变化，找到人民需求与社会发展的平衡点，找准社会主要矛盾的症结所在，从而解决矛盾实现社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一、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分析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与人民需求层次相契合

2017年，党的十九大做出了我国进入“新时代”的科学命题，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民需求层次从片面的物质文化需要发展到全面的美好生活追求，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决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需求。最能反映人民需求层次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1956年，党的八大第一次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科学总结，这时候的新中国刚刚成立，落后的农业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满足不了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样落后的经济文化现状也满足不了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期望。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第二次科学总结。我国社会改变了落后的农业国的发展现状，但社会生产能力仍然落后，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2017年，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和繁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又一次转化。这三对社会主要矛盾中都内含着人民需求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的关系，当低水平的需求满足后，随之而来的是更高阶段的需要，但社会发展水平一时间还无法满足这种更高阶段的需要，也就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在不断解决矛盾过程中得以发展，人民需求也得以满足。

人民需求层次的变化与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紧密相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最大的需求是赶走西方列强，有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二十八年，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人民的需求得到满足，社会主要矛盾也得以解决。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九大以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不相适应，落后的社会生产满足不了人民对于物质文化的需求。于是从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进入新时代，人民需求层次又一次提高。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指出：“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人民需要的是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美好社会，这对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纵观我国近现代历史，人民的需求始终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不断满足人民需求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水平得以提高，可以说人民的需要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人民群众作为连接“需求”和“发展”的主体。需求是人民的需求，发展是为了人民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发展，深入调研，全面理解人民需求至关重要。

二、实现社会发展进程与人民需求层次相契合的纽带：协商民主

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是什么层次，人民群众需要什么类型的精神文化，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很复杂的问题。首先，人民是一个由多元化利益主体组成的历史范畴，不同的利益出发点不同决定了诉求的不同。所以在面对不同利益主体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中央就用这种办法分清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动力、主力军和同盟军，虽然现在我们消灭了阶级，但是这种阶级分析方法却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用这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分清人民主体之间的多元化利益诉求。其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的内涵是不同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存和安全需求到新时代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反映了人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需求，这使得党在解决社会发展矛盾过程中既要关注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又要考虑人民群众需求层次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是首要前提，于是党和政府通过民主恳谈会、听证会、座谈会、议事会这样的方式，充分听取民意，在政府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过程中与人民群众进行协商，也就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架起了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沟通对话的桥梁，是听取群众呼声、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

协商民主作为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形式是我国独有的，它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从观念上肯定到制度上确立的过程。2015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明确了我国协商民主的内容、方式和地位。其中指出“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2](P291)追溯我国协商民主的历史会发现我国有着深刻文化基础和实践基础。就文化基础而言可以追溯到我国传统的“天下为公、求大同，存小异、兼收并蓄”为代表的“和合”文化以及我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我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使得中国人的骨子里内生着和谐协商的精神特质，在历史积淀下与传统的民本思想共同建构起了协商民主的思想基因，深刻的文化基础必然要在现实的实践行为中生根发芽。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在民主联合战线中与国民党寻求党际协商。在之后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战争中，进行民主探索的“三三制政权”是包含着协商民主思想的最初实践雏形。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党试图与国民党就新中国成立问题进行协商共和的努力是党协商民主的又一次实践。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协商民主在我国真正开始了制度上的实践。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还要不要继续存在有了两种声音，为此毛泽东专门召开座谈会肯定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这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包括了各方面，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而不是多余的。”[3](P315)自此，人民政协作为我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直到今天都是发挥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推进协商民主发展，1991年“两会”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江泽民提出了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的思想，他说：“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力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4](P506)值得注意的是，协商民主的概念并非在这里就纳入官方使用，这一概念正式使用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中(2007年11月)。该白皮书还重点强调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协调并行。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5](P26-27)至此，协商民主从党中央权威的高度、从一种民主实现形式正式成为一种制度要求。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协商民主的界定更具体化：坚持要求协商应发生于决策前和决策中，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新时期我国政改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民主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十九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心，而政治体制的改革是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总书记习近平重新强调了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对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将进入到新的党章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协商民主理论愈渐完善、协商民主制度愈渐成熟、协商民主实践愈渐广泛、协商民主文化愈渐深厚，保证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与重大事项决策的协商民主制度已成为推动政治领域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因素，并且已经体现在党领导和执政工作的方方面面。

协商民主将党的群众路线体现在政治领域中，是党和政府听民意、集民智的重要方式，更是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方式。人民是由多元利益主体组成的历史范畴，这决定了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取得共同意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民需要的是美好生活，社会需要的是发展，并且社会应在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中发展。因此，新时代、新时期，要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必须推进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

三、推进协商民主建设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凝聚共识和团结力量

“什么是民主”，这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但却极其复杂。词源中定义，民主即人民做主。抛开字典里的字面释义，把民主放到复杂的社会形态中，回归到现实生活中，什么叫“民”“主”，“民”和“主”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词源学无法解释的。世界上很多国家，尽管人民在为实现本国的民主不断努力，但民主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是奢侈品。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中有一句话叫“公平正义的目的乃是实践的”，民主也一样。从理论上谈民主不是民主的目的，落实到实践上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以人民群众为强大的依托，始终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注重在人民群众中落实民主实践，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2018年12月29日政协新年茶话会上，习近平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用与民协商的方式争取民心和凝聚共识，最大程度的调动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来促进发展，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党和政府秉持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今天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贡献，离不开我国不断推进的协商民主建设。

协商民主在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需求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于“承上”而言，人民需求是多元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党和政府要充分认识人民群众需求的变化，找准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这就需要与人民协商，推进协商民主建设。对于“启下”来说，不断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保障人民拥有充分表达意愿的权利，这使得党和政府能够充分了解人民群众需求的变化，有利于更准确地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清除社会发展障碍，这是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发展水平与人民需求层次相契合的重要纽带作用。

首先，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有利于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从而建立起广泛、多层的利益表达层次。这对于市场经济背景下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现实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让更多的民众能够充分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这是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基础。其次，协商主体的广泛化是协商民主广泛化的最重要体现，能够使党和政府在决策中以及政策的执行中广泛听取民意和各方信息。这是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基础。同时通过广泛听取民意和信息得出的决策能最大限度的实现利益的普遍化，保证决策的顺利实施。最后，推进协商民主发展保证了协商主体能够充分表达基于自身利益的意见和诉求。协商主体之间通过理性的交流、沟通以达到取得共识的目的，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民众习得了必要的政治知识，提高了民众的政治素质，同时也会培育人民群众的规则意识、道德意识、价值追求、理性能力等。人民在协商民主实践中提高的政治素养同时保障了协商民主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走进新时代的大门，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迈上了更高的层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有了更深刻的要求，用协商民主的方式听取人民对社会发展的新需要、新期待、新向往，有利于更深刻的理解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更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是新时代推进协商民主建设对于我国来说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离不开协商民主制度所发挥的凝聚共识和团结人民力量的重要作用。

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个体追求的独立解放，个体之间追求的自由平等，社会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已然成为新型的生活形态，这种变化已经渗透到政治生活的组织、价值和制度之中，影响着政治生活的制度安排。更多的人民群众要求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自身的价值，所以对于我国来说，整体规划民主政治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方面，协商民主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未来中国发展的关键，不是赋予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以协商政治的形态，而是基于协商民主的逻辑，整体规划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原则、路径、步骤与节奏。”[6](P64)

“两个一百年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人民正翘首期盼这一目标的实现，这要求党在领导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过程中要充分把握好社会发展脉搏，在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下掌握好社会发展方向，这对于当下的我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经过历史的沉淀，我国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我们需要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新的协商民主理论指引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事业的发展方向。新时代背景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必然的选择，协商民主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推进协商民主发展不仅体现了党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承诺。而且加强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已然成为新时代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