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从祥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

王肃之父王朗为汉末一代名士。 建安初，王朗出任会稽太守，王肃便出生于会稽。 会稽为孙策攻占后，王朗北归，后任少府、奉常、大理等职。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卒，曹丕为魏王，王朗迁为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 同年十月，曹丕称帝，王朗为司空，进封乐平乡侯。 明帝时，进封兰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户。 后转为司徒。 明帝太和二年（228）卒。

王肃（195－256），字子雍，王朗之子。 或许因受其父王朗的荫庇，王肃出仕较早，且起点较高。魏文帝黄初中期，王肃为散骑、黄门侍郎，官秩五品。 其父亡后次年，即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年仅三十五岁的王肃被拜为散骑常侍。散骑常侍“比二千石，第三品，入侍左右，出则待事于廊庑之下”［1］(P149)。 此后王肃一直任常侍，又曾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

《晋书·皇后列传·文明王皇后传》：“文明王皇后讳元姬，东海郯人也。 父肃，魏中领军，兰陵侯。……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发于自然，其父益加敬异。 既笄，归于文帝。 生武帝及辽东悼王定国、齐献王攸、城阳哀王兆、广汉殇王广德、京兆公主”［2］(P950)。 据《三国志·王朗传》记载，王朗卒于魏明帝太和二年（228），时王肃之女王元姬年十二岁，以此推之，王元姬当生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古代女子十五岁行笄礼， 故王元姬当于明帝太和五年（231）嫁于司马昭。

魏明帝亡后，齐王曹芳继位（239），由曹爽和司马懿辅政。 王肃虽然早于魏明帝太和五年（231）已结姻于司马氏，可这并没有给王肃带来好运，反倒带来了厄运。齐王曹芳正始元年（240），任常侍十余年的王肃却被外放为广平太守。 郡太守，官秩仅为五品，与黄门侍郎平等，远不及三品散骑常侍。不久征还，却仅为议郎，官秩仅为七品。不久，迁为侍中，迁太常。 侍中，官秩三品；太常为九卿之一，官秩三品。经过一番周折，王肃总算又回到三品官位。中间虽有变迁，但至高平陵政变时（249），王肃依然为太常，时王肃已年五十五岁。

高平陵政变之后，王肃为河南尹，官秩三品。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平定毋丘俭、文钦叛乱之后，王肃迁为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官秩三品，时王肃已年六十一岁。次年（256），王肃卒。至死，王肃官职依然停留于三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早在魏明帝时，年仅35岁的王肃便已为散骑常侍，官秩三品。可是后来，不管是司马懿辅政时期，还是司马师、司马昭执政时期，王肃官职虽有不少变迁，但始终在三品及以下徘徊，并没有得到更多提升。 因此，从官秩变迁来看，司马氏并没有将王肃视为“死党”加以重用，从而导致司马氏执政十六七年间其官职并无实质性的提升。

二

魏明帝时，王肃为散骑常侍，积极参与朝政议事。 太和四年（230），大司马曹真伐蜀，王肃上疏劝谏，后又上疏陈政事。青龙二年（234），山阳公（汉献帝）崩，王肃上疏议葬礼。 景初年间，明帝大兴宫殿，王肃上疏劝谏。后又曾与明帝议汉代李云及司马迁著《史记》等，这些皆可见于《三国志·魏书·王肃传》。 可见，在明帝时，王肃颇受器重，在政坛较为活跃。

到了齐王曹芳时，王肃外放为广平太守，征还，拜议郎。 不久，为侍中，迁太常。 正始十年（249），曹爽兄弟从车驾谒高平陵，司马懿发动政变，废曹爽兄弟，夺得朝廷掌控权。当时司马懿谋事非常谨慎。《晋书·景帝纪》：“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司马师）潜画，文帝（司马昭）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2］(P25)。既然如此，王肃不可能参与此事的策划。《晋书·宣帝纪》：“于是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事，领爽营，谓柔曰：‘君为周勃矣。 ’命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摄羲营。帝亲帅太尉蒋济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桥”［2］(P17)。 由此可见， 发动高平陵政变时，司马懿倚重的是高柔、王观和蒋济等人。王肃时为太常，为九卿之一，却未得参与其事。 直至次年（250）十月，身为太常的王肃奉诏册命司马懿为丞相。《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嘉平元年二月）丁未，以太傅司马宣王为丞相，固让乃止”［3(P123)。《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注引孔衍《汉魏春秋》曰：“诏使太常王肃册命太傅为丞相，增邑万户，群臣奏事不得称名，如汉霍光故事”［3］(P123)。《晋书·宣帝纪》：“（嘉平元年）二月，天子（齐王芳）以帝为丞相……奏事不名”［2］(P18)。 王肃奉命册封司马懿为丞相，乃出于太常之职责，并非源于司马懿对王肃的重用。可见，司马懿对其姻亲王肃并不是很看好，更没有将其视为亲信而加以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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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陵政变之后，王肃先为光禄勋，后转为河南尹。 由于王肃为儒学大师，精于礼学，长于礼仪，故此后王肃依然兼任太常之职。司马懿亡后（251），其长子司马师执政， 王肃方得参与朝廷议事。 《晋书·景帝纪》：“魏嘉平四年（252）春正月，（司马师）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王肃、陈本、孟康、赵酆、张缉预朝议，四海倾注，朝野肃然”［2］(P26)。 王肃身为太常，参与朝政之议，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此亦不可视为王肃背叛曹氏而党于司马氏的依据。

王肃曾预见东关之败。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时有二鱼长尺，集于武库之屋，有司以为吉祥。肃曰：‘鱼生于渊而亢于屋，介鳞之物失其所也。 边将其殆有弃甲之变乎？ ’其后果有东关之败”［3］(P418)。《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嘉平四年）夏五月，鱼二，见于武库屋上。……十二月，吴大将军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不利而还”［3］(P125)。 此乃出于职事，并非其他。

又王肃参与嘉平六年（254）废立之事。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注引《魏书》：“是日（嘉平六年秋九月甲戌），景王承皇太后令，诏公卿中朝大臣会议……于是乃与群臣共为奏永宁宫曰：‘守尚书令太尉长社侯臣浮……河南尹兰陵侯臣肃……等稽首言……帝本以齐王践祚，宜归藩于齐’”［3］(P129-130)。《三国志·魏书·王肃传》：“嘉平六年， 持节兼太常，奉法驾，迎高贵乡公于元城”［3］(P418)。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注引《魏书》：“使中护军望、兼太常河南尹肃持节，与少府袤、尚书亮、侍中表等奉法驾，迎公于元城”［3］(P131)。可见，王肃只是此次迎高贵乡公曹髦的使臣之一。 王肃参与其事，显然与其任太常之职有关。康义勇云：“肃时为太常，奉法驾迎高贵乡公，乃职务中事，谓其忠于太后之命则可，谓其党于司马师则谬矣！［4］”所言甚是。

此后，王肃与司马氏关系渐为密切，参与一些具体事务。 嘉平六年（254）十一月，有白气出于斗侧，王肃预测东南有叛乱。 次年（255）正月毋丘俭、文钦叛乱，王肃劝司马师亲征。《晋书·景帝纪》：“帝会公卿谋征讨计，朝议多谓可遣诸将击之，王肃及尚书傅嘏、中书侍郎钟会劝帝自行”［2］(P30)。司马师亲征毋丘俭、文钦之乱时，司马师问策，王肃献计，曰：“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御卫，使不得前，必有关羽土崩之势矣”［3］(P419)。 司马师从之，果破毋丘俭、文钦叛乱。 因平乱有功，王肃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 司马师在平定叛乱中卒，其弟司马昭接过大权，惜次年（256），王肃便卒。

综上所述， 司马懿对其亲家王肃并不看好，更未予以重用。司马师执政初期亦是如此，直至后期，王肃方得以参与一些重要事件的策划，如平定毋丘俭叛乱等。 司马昭掌权不过年余，王肃便卒。 可见，王肃虽然与司马氏结为姻亲，但司马氏一直对王肃并不器重，直至其晚年，方受到重用。 因此，王肃与司马氏关系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密切，更不可谓其为司马氏亲信或“死党”。

三

如上所说，魏明帝时，王肃颇受重用，且比较活跃。 但到了齐王曹芳时，王肃外放为广平太守，不久征还，拜议郎。后为侍中，迁太常。时大将军曹爽专权，重用其亲信何晏、邓飏等。王肃与蒋济、桓范论政时，曾严斥何晏、邓飏等为奸臣恶人：“此辈即弘恭、石显之属，复称说邪”［3］(P418)！ 以致曹爽闻之后，戒何晏等曰：“当共慎之！ 公卿已比诸君前世恶人矣”［3］(P418)。 一些学者将此事作为王肃党于司马氏的依据，实不足为据。

其一，王肃批判何晏等乃出于其亮直性格。魏明帝时，王肃曾上疏劝谏大司马曹真伐蜀。 明帝本人大兴宫殿， 王肃亦上书加以劝谏：“今见作者三四万人……方向盛寒，疾疢或作。 诚愿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深愍役夫之疲劳，厚矜兆民之不赡……［3］(P416)”。又陈“诸鸟兽无用之物，而有刍谷人徒之费，皆可蠲除”［3］(P417-418)。 如此直言，显然当需胆识，故陈寿称其“亮直”［3］(P423)。此时，曹爽兄弟权势熏天，而同为辅佐大臣的司马懿却因受排挤而失势。当时政治形势未明，谁也不能预料司马氏将来会重掌大权。 故此时王肃批判曹爽亲信，当是缘于其“亮直”的性格，并非因其党于司马氏。

其二，批判何晏等并非个别现象。曹爽专政，重用何晏等人进行改革，因此遭到了众人的批判。《三国志·魏书·蒋济传》：“是时，曹爽专政，丁谧、邓飏等轻改法度。会有日蚀变，诏群臣问其得失，济上疏曰：‘……今二贼未灭，将士暴露已数十年，男女怨旷，百姓贫苦。 夫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后，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 终无益于治，适足伤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率以清平，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3］(P454)。在学术上，王基坚持郑学，故对王肃经学多作批判。 王基还曾担任过大将军曹爽的从事中郎。 虽然如此，王基对曹爽专权亦曾多加批判。《三国志·魏书·王基传》：“时曹爽专柄，风化凌迟，基著《时要论》以切世事”［3］(P751)。《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云：“是时何晏以材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好变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而夏侯玄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求交于嘏而不纳也。 ……（傅）嘏答之曰：‘泰初（夏侯玄）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邓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 邓玄茂（邓飏）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 以吾观此三人者，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3］(P623-624)”时人甚至作谣言以批判曹爽亲信。《晋书·宣帝纪》：“（正始）八年夏四月，夫人张氏薨。 曹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 帝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 五月，帝称疾不与政事。 时人为之谣曰：‘何、邓、丁，乱京城’”［2］(P16)。

另外，《汉晋春秋》载，王凌起兵叛乱时，先遣舍人语其子广，广曰：“今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 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3］(P759)。此类说法虽有夸大之嫌，但亦说明曹爽集团颇不得民心。

由此可见，王肃批判曹爽集团，一方面源于其耿直性格，另一方面源于当时的风尚，并非源于其对司马氏的支持与忠心。

四

王肃有感于郑玄经注存在的问题众多，乃遍注群注，创立王学。王学盛行于魏晋时期，颇有胜过郑学之趋势。 后世一些学者将王学立于学官，归因于王肃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 如皮锡瑞《经学历史》云：“肃以晋武帝为其外孙，其学行于晋初。《尚书》、《诗》、《论语》、《三礼》、《左传》 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立学官”［5］(P109)。汪惠敏云：“肃以外戚身份而强立其说为学官，使学者诵习”［6］(P236)。此类说法皆为臆说，不足为信。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3］(P419)。王学何时立于学官的呢？王肃卒于高贵乡公正元三年（256），下距司马昭称帝尚有十年。据《三国志》记载，早在王肃卒之前，王肃所注群经便盛行于世， 立于学官。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正始六年）十二月辛亥，诏故司徒王朗所作《易传》，令学者得以课试”［3］(P121)。可见，王朗《易传》早已于正始六年（243）便立于学官了。

《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纪》： 甘露元年（256）夏四月丙辰，皇帝幸太学。 讲《易》毕，复命讲《尚书》。帝问曰：“郑玄曰：‘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 ’二义不同，何者为是？ ”博士庾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定之。 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 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洪范》言之，肃义为长。 ”……帝又问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思无不周，明无不照，今王肃云‘尧意不能明鲧，是以试用’。如此，圣人之明有所未尽邪？……于是复命讲《礼记》。 帝问曰……［3］(P136-138)”。 王国维云：“又《高贵乡公纪》载‘其幸太学之问，所问之《易》，则郑玄注也；所讲之《书》，则马融、郑玄、王肃之注也；所讲之《礼》，则《小戴记》，盖亦郑玄、王肃注也。 ’是魏时学官所立诸经，已为贾、马、郑、王之学”［7］(P599)。王国维先生所言甚是。可见王肃所注《尚书》及《礼》等皆早于此前已立于学官②。此时下距司马炎称帝尚有十年。由此可知，王肃在世时，其所注群经便已立于学官，与司马炎称帝并无丝毫关联。

总而言之，司马氏虽然与王肃结为姻亲，但不管是从仕职变迁，还是从王肃政治活动来看，司马氏一直未将王肃视为亲信而加以重用，而王肃亦未表现出明显的拥司马氏反曹氏的政治举措，甚至王学立于学官亦与司马氏无丝毫关联，因此不可简单地将王肃归为司马氏亲信或死党。

注 释：

①详情参见李学勤的《竹书〈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 年第2 期）和孙少华的《〈孔丛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版）等。

②曹髦幸太学时，博士论庾峻《尚书》时将马融、郑玄、王肃并提。 此表明，将王肃注经立于学官，是于诸家之外再增立王学一家，并非以王肃经注全面取代郑玄经注。一些学者不明于此，以为王肃驳郑是为了争立学官，是为了以王学全面取代郑学，实是一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