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君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王安忆的作品世界，呈现了多个角度、多种面相的上海都市景观。《长恨歌》和《天香》的绚丽跃动；《启蒙时代》《我爱比尔》和《月色撩人》的飘摇悬浮；《富萍》《众生喧哗》和《月娥》的凝神淡定……历史文化、地理风貌、风俗人情和市井生态，这一切构成了丰饶缠绵的上海世界。创作于2015年的《匿名》和2018年的《考工记》分别以两位上海男性的人生际遇为中心，翻转出繁华世界的另一面，探寻日常生活中的人性显微，再续上海传奇。

一、关于离家和守家的故事

《匿名》讲述了一位几乎“足不出沪”的、年过花甲的上海男人被误认为公司老板而遭到绑架，完全脱离原有生活轨道，远离社会和现代文明，被抛在荒僻的野地，被强大的自然力量驯化而神奇地生存下来的曲折离奇的人生经历。

作品中的主人公“他”长居上海，凡事皆有计划，日常生活作息极有规律，养成了严格依循规则和秩序、“保持一贯的整洁和条理”(1)王安忆：《匿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2页。的都市人的性格特征。某一天，“他”出其不意地、隐秘地被绑架。家人四处寻找下落，却毫无音信，也杳无踪迹，最后只好在失望中注销户籍，不得不接受“他”不在人世的残酷结果。其实，这位谨小慎微的上海男人，是以匿名的方式隐身在世界的另一处。“他”只是陡然间、拔地而起般地被强行带离了本来熟悉和习惯的日常生活和人生常态，被强行剥夺了一切文明社会的物质资源，被剥离了文明社会的名字符号，被放逐在与世隔绝的蛮荒自然中。在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适应了周围环境，身心都得到很大改变。后因居住地着火被救出，“他”又走上了迢迢的文明回归路。由于“他”避世生活，外貌也发生很大变异，没了牙齿，失去了记忆力，语言能力也逐渐退化成单字表达。再因各种机缘获得路遇的人合力帮助，“他”一点点地唤回原来的思维和意识，一点点地积累回家的条件，慢慢地接近现代文明中的社会和家庭，最后借助基因鉴定，终于被确认身份。但在回上海的轮船上，“他”落水自沉。王安忆对于“他”的塑造，放弃了绑架事件中被害者的角色定位，也放弃了善恶的社会伦理视角。关于上海男人离家的故事变成离开上海这一现代文明社会，在极端条件下的人性状态的刻画和描摹。社会事件在小说中被转换为形而上的探寻：从现代社会中脱轨，而置于物质资源极其匮乏和稀缺的绝境中，人如何生存？绝境下的人性的限度或将如何？

如果说《匿名》是生长于现代上海文明的主人公走向荒野和原始的一次人性探索，那么《考工记》则是上海古老遗风的自我疏离和隐藏。这部作品以上海洋场上的“西厢四小开”之一的陈书玉为中心，讲述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上海发生的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中的前世遗民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来自不同家庭的四位富家公子，在时代浪潮中虽难舍友情，努力相互照应，但在社会和时代剧变的强烈冲击下，也只能随世沉浮，各奔东西。而背负着老房子这一“旧时代”重荷的主人公陈书玉，更承受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中的各色变故，经历各种人事沧桑，一生一世孑然一身，闭户独居在日渐衰败的老宅子，伴随着经历岁月风霜的老宅子慢慢变老。陈书玉虽然侥幸躲过了政治运动的波及，但也终身迈不出“煮书亭”的大门，老宅子也成为他终身的桎梏和负荷。日渐颓坏的老宅子陷落在周边后造的高楼群中，与它的主人陈书玉一起，作为沪上的过往风气做了城市的“锅底”，人和物都成为沪上一道突兀的风景。王安忆在宏阔的沪上历史中展示了时代夹缝中的一幅人生世态图，陈书玉半个世纪的守家史成就了他对上海文化的守护。

《匿名》和《考工记》都讲述了上海文化培育的城市男性离家和守家的特殊人生经历。《匿名》中的“他”经历蛮荒和粗粝的生活，上海文化润泽和养成的人性伸向野性和蛮荒的试验；而《考工记》中的陈书玉在不可逆转的历史变迁和在个人无可抵挡的时代大潮中极力退隐的姿态，则是对逝去的文化和人性尊严的固守。同为生活在现代大都市的上海男性，他们的性格和经历既是现代都市上海长期熏染、日常烟火滋养而致，又表现出都市文化中不拘一格的隔阂和淡漠。他们孤身“出”和“驻”的人生情境和经历，宛如从芸芸众生的社会网眼中漏出去的那部分内容，既符合上海文化的基本逻辑，又是庞大现代都市中的特例。敏感、细腻、善良、恬淡、理性等现代都市人的性格特征既让他们养成温厚的性情、务实的心态，又让他们自动疏离激烈的对立和冲突，偏安一处，独处一隅，维护尊严，避免难堪。岁月流逝和世事变迁，两部作品中的两位沪上男子，虽然他们与周边环境的物质能量的交换，形成了适应生存的小气候，而他们不管是离开，还是隐遁，身上共同的为上海文明所养就的精神气质依然不变。长期的变与不变的调和平衡，才造就了沪上传奇故事。

二、隔绝的生命之境

在《匿名》和《考工记》两部长篇小说中，两位主人公所经历的长期而漫长的“独处”的特殊境遇，产生于他们各自“被分离”的空间场所。

《匿名》中的“他”，其人生经历最为传奇的是：遭遇意外绑架后被抛弃在“林窟”，自生自灭，却能够在自然、原始和隔绝的环境里生存下来。林窟，位于浙西南三县缙云、青田和永嘉的交界地，隐藏在大山的皱褶里。20多年前还只是一个自然村，而后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村民不断外迁，直至无人再居住于此。当“他”来到此地时，村落已完全荒芜，原来村民的屋舍、旧物也大都破败，逐渐退化成自然、原始状态，被世人所遗忘。身处于如此自然敞露的空间中，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且极少离沪的“他”来说，这就是一个物质资源异常匮乏、与世隔绝的“绝地”。“他”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积累的所有的人生经验，在这里都失去了价值。在如此异质、陌生和隔绝的生存环境中，“他”只能试图放弃现代文明培养的生活习性，再度打开被现代文明所遮蔽和萎缩了的人和自然、原始的通道，重启潜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潜能和本能，尝试连通人与世界的另外渠道，获得完全不同的生理感知和生命体验，逐渐融进林窟这一自然而蛮荒的环境。“他”在不断地增长新的生存能力和驯化自己的过程中，获得了最基础的生存条件，赢取生存机会。

除了“林窟”这一与世隔绝的生活场所，作品中还描写了一些欠发达的、带有原始、野性气息的空间。如从林窟搬出去的一家人后来落脚在“野骨”；从林窟大火中救出“他”到新落脚点的“九丈”；哑子小时候成长的小村庄“藤了根”；盘山公路破开的“五尺”；野骨男人赖以生存的良种场等。这些地方都是文明发展不充分，现代和蛮荒并存的空间环境。它们虽并未充分被现代文明所覆盖，也并不是全然荒僻，但正是在这些“类蛮荒”的中间地带，才能让“他”这样一位一直在上海生活，曾经浸润于高度现代文明世界却又经历野性蜕化的“老新”(2)作品主人公“他”被人救出后，忘记了自己走失前的信息，“他”从外表上看出有一定年纪，又暗示经历人生此劫，成为新人，曾被叫“老新”。人，能够在原始的林窟和高度文明的上海之间拥有身心过渡地带。在此间，“他”看到各种处于现代社会边缘的人的生活，接触到了生理残障的人群，并在心里缓慢复苏关于上海的记忆和信息。

其实，文明的隔绝不只是外在表现，更是心理上的。《匿名》中除了“他”在被绑架后逐渐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后，对原先所拥有的上海都市生活，也体现出另外意义上的陌生和隔阂。在上海都市中，“他”和妻子、女儿在同一空间中生活了一辈子，然而在“他”失踪后，她们不得不走出家门四处寻找，在这一过程中，才明白在她们熟稔的生活空间外，这个城市还隐藏着许多不为她们所知的隐秘和凌乱的场所。实际上，她们自己的生活与外部世界也是隔绝的。寻找失踪家人的过程也表明：即使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文明空间中，人们也只是生活在自己日常熟知的环境里，而对于外部广阔的世界仍是隔绝和陌生的。

如果说《匿名》在人生突变反观世界时感到陌生和隔阂，那么《考工记》中的陈书玉则以刻意规避和隔离的方式为自己营造了一个“隔绝”空间。首先，作品中的“隔绝”空间指的是有形的老宅子。最初，陈书玉从重庆回到上海的那一刻，感受到自己对上海以及南市老宅的深厚感情，“他不过走开二年半，却像有一劫之长远，万事万物都在转移变化，偏偏它不移不变。”(3)王安忆：《考工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5页。老宅子以不变的姿态隔开了动荡的时代。陈书玉选择老宅子作为自己的城墙，与时代涌潮保持现实和心理的距离，以苟安的方式获得内心的安宁。随着老宅子里其他人逐渐离开，老宅子更成为了陈书玉以隔离保持独立和心理安全的独立空间。破败而高耸的风火墙，古旧的大门和铁锁，与外面的世界拉开了距离，也为陈书玉构筑起了一道防护屏障。即使外面的世界瞬息万变，种种社会、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如火如荼，陈书玉躲在老宅子里也尽其可能地独善其身。

其次，陈书玉通过压低和拒绝“欲望”来保证自己和外界的隔离。因此，即使陈书玉有机会调入中学，他也总是婉言谢绝；在他出现情感波动时，意识到情感可能影响到他的独立，总是有效地适时把控，以至于不发生密切交往；仅有一次被裹挟到大规模的喧嚣的群众运动中，他也选择悄然离席；甚至收到好友邀他去香港的信件，也被他委婉推辞等等。陈书玉多次以克制欲念的行为，有效保持了可能被外界扰乱的稳定心态。最难堪的是，他在饥馑年份中对食欲的克制。当陈书玉在饥饿时面对自身的强烈食欲所带来的躁动、狼狈的反应时，“此时此刻，对自己生出嫌恶，觉得他在堕落。”(4)王安忆：《考工记》，第154页。当失控的食欲被遏制，他又回复到原有的淡定和从容，“他越来越节制，攫取和消耗均适可而止，让自己贴世界的边锋，最不起眼，有和没差不多。大约就因为此，方才能够历经变更而以完身”。(5)王安忆：《考工记》，第230页。陈书玉经历了一辈子的回缩和节制，越发坚信欲念才是自己隔绝世界的根源，他通过节欲，让自己在获得了心灵的开脱：“寂静，无边无涯，其中有他，渺小极了的一个欢喜”(6)王安忆：《考工记》，第229-230页。。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用“铁屋子”这一空间意象来隐喻中国传统文化空间的隔绝、封闭和令人窒息。王安忆在新世纪创作的《匿名》和《考工记》中，描绘两位上海男性——“他”和陈书玉的人生经历时，依然能够感受到世界中普遍存在的隔阂而造成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间的陌生、不解和压抑。只是作家的经验和态度已然不同，王安忆笔下的两位主人公，面对人生困境，他们选择了坦然接受、不卑不亢地承受方式。

三、“路上的人”和“门外的人”

作为叙事作品，《匿名》和《考工记》为了使两位上海男主人公的人生传奇经历合乎逻辑地存在，除了设置了特定的空间外，还为其行为的展开设置了行为链条上的相关角色。

《匿名》中的“他”被带离上海后，历经了许多传奇和意外得以存活，又通过多方协助和努力联系家人，确认身份后准备返回上海，回到家人身边。至此，这段离奇的人生经历空间上形成“离家—回家”的回环路线。在“他”由现代文明社会进入蛮荒环境，又从蛮荒环境回归到现代文明过程中，离奇的遭遇中遇到的“人”，宛如接力传递一样，一环接一环，一路接续，保证“他”完成这一传奇的人生过程。为减少不同环境间的巨大差距，降低经历身心蜕变的主人公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的难度，尽快获得生存和行动的能力，作者有意安排生理残障人物系列和社会边缘人物系列，帮助“他”完成这一艰难的人生转换。

其中生理残障系列的人物有哑子、二点、病孩张乐然、患白化病的青年鹏飞等。一方面，这些人物因为生理缺陷不能与社会进行正常沟通，但是他们却因为这些生理疾病的阻隔，开启了与世界沟通的另外通道或方式，拥有了常人所不具备的奇异能力，或是理解世界的别样方式。如哑子，虽然是个哑巴，但听力却非常灵敏；遭受天谴的哑子获得了更强的感受能力，“能通天地”(7)王安忆：《匿名》，第67页。，还能识别那些遗落在林窟的古老文字。这些被排除在文明世界之外，却拥有适应荒野生活的奇异能力，以及具有通融于自然蛮荒的异秉的人们，既保证了“他”在荒野环境中极低的生存基础和物质供给，又不能快速把他送回文明社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生理残障或缺陷的人的陪伴，使“他”在逐渐丧失文明的人生阶段，更容易理解感官和智力上受限的人透露出来的有限的信息，更易于扩展自己被文明抑制了的自然生存能力，尽快适应蛮荒的新环境而得以存活。而在“他”重返回归文明之路时，他们也在不断地引导“他”生长出生存的适应能力。同时，由于他们都有生理缺陷，与现代社会难免存在隔阂，却也意外地避免了“他”回归的过度仓促，他这才能以应有的节奏完成“回家”的过程。

除了残障的“异人”外，“他”还路遇了从文明到野蛮，再从蛮荒到文明的路途上各环节的人。他们看似偶然出现，却是“他”的离奇的命运中不可缺少的节点。其中有白麻子、敦睦等黑道上的人，还有从林窟搬出来的野骨的男人、柴皮的男人、九丈派出所所长等许多好心人。他们在社会边缘地带活动，或为生活打拼，或为争地盘，都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行为准则；游走于理性社会边缘，个性自由、性格豪放，且能独当一面；曾经经历过封闭、蛮荒生活的人生记忆，能够以开放的心态理解和接受世界，包容和接纳各种奇异现象。这些人组成了“他”这一路途中的接送队伍。他们和“他”路遇的残障人群一起，接力组成了“他”与文明世界连结的链条，成为“他”再度连结文明世界的纽带。然而，“他”不可能真正地重新回归到文明社会。因为，自从“他”被带离单位的那一刻开始，便被动或主动地改变，不断地和外部空间交换物质、能量、信息和观念，“他”已不再是原来的“他”，所以，“他”不可能再返回现代文明的上海。于是，就在他被安排登上重返上海的木筏上，溺水而亡。这是作者为“他”“安排”的人生结局，合乎其人生逻辑。毕竟，“他”要回归的文明社会是高度秩序化的、条理化和逻辑化的社会生活，而经历过野性力量驯化的“他”，体内生产出来的进化能力难以为文明社会所容纳。

与《匿名》被带离又回归的人生轨迹不同，《考工记》描述的则是一辈子不再离开上海的“沉到底”的人生故事。小说以陈书玉为中心，在其周遭设置了两个圈层的人。首先保留了曾经活跃于沪上的“西厢四小开”这一旧时朋友圈。这是陈书玉人际交往内核的圈。四个年青人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又在上海十里洋场混迹，在此过程中结成了牢固的情义。不管世事如何变化，他们都相互牵挂，在人生困难的时候适时出现，帮助朋友度过难关。而他们之间的情谊也是陈书玉保留沪上文明做派的表现。即使多年不见面，不管是等级化的社会阶层，还是激烈的社会动荡，都无法隔断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这种挂念和情分，是陈书玉坚守的精神核心。但即使是这种关系，陈书玉也总是按捺住内心涌动的情感，极力表现得淡然和平静。例如，陈书玉在探视关在提篮桥监狱里的好友朱朱后，有意避开了与朱太太的见面；后来他们邀他去香港，“他无比地重情，生怕一触手，将游丝触散，无影无形”(8)王安忆：《考工记》，第228页。，但还是出于极其克制和理性的心态，他委婉拒绝对方的好意。

除此之外，陈书玉一生所遇到的人组成了他社交的外圈层。能使陈书玉侥幸绕过时代冲击和政治动荡的是多方的保护力量，即来自于陈书玉在其人生不同阶段所邂逅的、若即若离的人们。如他在去往重庆的路上结识的“弟弟”——一位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共产党人，后来不仅帮助陈书玉解救了好友朱朱，还给陈书玉介绍小学教书的职务，并且在陈书玉面对房子问题时给予“顺其自然”的忠告；还有陈书玉任教的小学校长，在时代浪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智的判断；甚至瓶盖厂的厨师和帮厨，曾经帮他修过房子的“汪同志”，当年帮他递交文书给奚子的“小李”，被定为“右派”的“副校长”等等，这些在他的人生中不期而遇的人，不断地帮他阻隔所受到的时代冲击，以免他受伤害，“他这一生，总是遇到纯良的人，不让他变坏”(9)王安忆：《考工记》，第111页。。陈书玉自身的温厚又理性的性格，让他内敛而低调，“他越来越克制，攫取和消耗均适可而止，让自己贴世界的边缝，最不起眼，有和没差不多。大约就因为此，方才能够历经变更而得以完身。”(10)王安忆：《考工记》，第230页。正是因为陈书玉如此沉浸在属于他的旧上海氛围中，以恬淡平静的方式应对上海的激烈的历史变迁，才能与他的老宅子一起完成了承压和变化的生命过程。

不管外圈层，还是内圈层，陈书玉都有意地、自动地克制情感，极其理性地控制自己的交往热度。即使是他所非常欣赏甚至心仪的朱太太，也未能让他当面敞开心扉，也不至于失态而保持了始终理性的态度。

“路上的人”和“门外的人”分别构成了这两部小说主人公传奇经历中的交往人群和人际环境。《匿名》中的“他”在失踪过程中所遇到的残障、生理有缺陷的人群和身处社会边缘的人群，“他们都是缺乏一个主流表现形态的，好像完全在蛮荒里一样的。”(11)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361页。这些人作为中介，帮助“他”在蛮荒世界和现代世界间、在离家和归家的闭合路线中流转，而他们在完成各自角色的作用后，就终止他们的有限交往，一路别后不再见。而《考工记》中的陈书玉则驻守在老宅子这一固定空间位置上，而围绕他所形成内外圈层的人，因缘际会出现在不同时期和场景，也会因为亲密程度不同而出现次数和表现程度不同。这些人围绕着主要人物的行为而渐次展开，在“他”和陈书玉的人生经历的不同时空中邂逅的人物系列，让读者意识到，在封闭空间和人生困境中的人物，不会完全与人类整体系统割裂，只是打开世界的方式和通道改变了。王安忆在在刻画出了孤独人生时充满了温情和暖意。

四、物性和非物性

《匿名》中的“他”从上海走出去，在与自然和蛮荒的对接碰撞中反思现代文明，而《考工记》中的陈书玉则在激烈变迁的当代上海历史中，终其一生将自己隐匿在旧时代的老宅子中。这两个人物通过对上海文明的一“开”一“合”，展示了典型的上海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伸展和变化。这是王安忆继《长恨歌》《启蒙》《月色撩人》《天香》等上海书写后，在当下语境下展开的对生命体验的新探索。两部作品分别体现了新的消费风潮下两种“物”的向度。《匿名》中的“他”退休后供职在一家公司，因误被绑票带离上海后，在物的“匮乏”状态下经历生存极限体验，而《考工记》讲述陈书玉终其一生经历物的“赘余”状态下的生活和情感。他们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都经历了物的“对象化”过程，并形成不同的“物象化”情景，同时，两人又以非物欲的态度探寻着物性中的人性限度。

首先，两个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打破了俗世层面的人和物的关系链。

《匿名》中的主人公，一位“保守、本分和谨严”(12)王安忆：《匿名》，第10页。的上海男人，陡然间被抛离原来的生活轨道，被抛掷到陌生的世界，完全割断了与社会的所有联系，迫使“他”从存活的角度重新生长和定位自己的生存环境。如果说《匿名》中的“他”以转移空间的方式被抛离出原来的生存环境，与原有生活脱轨，那么《考工记》中的陈书玉则以固化时间的方式滞留在前朝旧世。日益破败的老宅子，随着家人的不断迁出，只剩下难以证实的曾经繁盛的传说，越来越像掏空了内容的虚空壳子。处在新时代的洪流中，成为了历史的虚幻影子，早已名实不副。而一人独守大宅子的陈书玉只能承担着旧物的精神负担，凝固在前朝时代，宛如被遗落在旧时代，隔断了他与不断往前的历史和新生活间的连结。

这两位上海男人分别因为空间的改换和时间的暂留阻隔了与长期浸润的上海生活的联系，在后来的世界里，他们不能快速地建立新的人和物的关联。“先已展开的世界让世界内的东西来照面”(13)[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节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60页。，由此，他们和物之间的关系由断裂到错位，造成了他们在新的世界里沦为“异己”。《匿名》中的“他”丧失了记忆，阻断了语言和意识的对应；《考工记》中的陈书玉始终不能进入新时代，变成旧时代的“爷叔”，他们都在变化的世界里找不到自我定位。

其二，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因为被隔断人与物的关系，不能连接上新环境和新时代，但他们却在各自空间里建构了非常意义上的“丰饶”的世界。

《匿名》中的“他”，在这样被社会遗忘的荒僻世界里，改变了原来的生活和思维习惯，挖掘了为文明所抑制了的生理本能和意识，也发展出了更多的适应环境的生理潜能。在开掘出的各种感知的引导下，他感应到纤毫入微的动静声响，丰富的光影声色的环境，感受到天地自然的慷慨和丰富，还借助于月色，通过日光、山涧和草木，适应周边的环境。他在哑子的指导下学习建立原始状态的人与自然的联系。而后，又通过对废弃的旧屋的整理和寻找，发现了原来的居住者留下来的物质资源和劳动工具，开始发展更多的物质资源的供给。在此基础上，还发现了前人留下的各种文明的遗迹，延续着他从现代文明世界所携带的记忆和能力。就在充满自然性、原始性、野蛮性、灵性的广袤世界里，使之成为有别于上海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生存环境。

《考工记》中的陈书玉在巨大的时代洪流中始终低调，悄然隐匿在老宅子里。在与外界区隔的老宅子中，他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开始学习过世的爷爷练毛笔字；在天井的鱼缸里养鱼，听鱼尾扑水声……尽量避开外界的各种冲击和干扰，超然于时代之外。置身于空阔的老宅子中，他怡然地感觉到这里的生命气息，感官变得非常敏锐，听得见各种细微的声响，辨得出各种细小的变化。加上独自生活，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尤为富足，陈书玉能够“翻阅报纸，茶的苦香弥漫，和着报纸的油墨的辛辣，嗅觉变得敏锐，可辨别细腻的差别”(14)王安忆：《考工记》，第158页，。他又因为能够自食其力，有收入保障，物质上足以自足，几乎没有受过艰窘的日子。即使在饥馑难捱的日子里，还能够独自享用加餐的美食，令“满楼生香，流淌到天井，漫出墙头”(15)王安忆：《考工记》，第136页，。而困难时期好友从香港带过来的美食，更把他的口欲狂欢推向了顶点。这一生，老宅子为他保留了完整的内心世界和独处的自由空间。

不管是在蛮荒处境，还是固守旧屋；不管是被动适应，还是理性主动选择，“他”和陈书玉都拉开与世俗眼光的距离，隔开了与原有世界的联系，放弃了世俗意义上的器物价值的理解，以不寻常的专注和理解营构出另一丰饶的世界。这一世界是他们所独有的。日常的市井人生一方面养成物质的珍惜和享受，另一方面也真正形成坚忍的性格和坚实的人生，“张爱玲是冷眼看世界，我是热眼看世界。”(16)王安忆：《小说课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18页。塑造两位被迫改变生活的上海男人，也是在显现俗常生活中被遮蔽了的人性表达，体现了作家王安忆对当下世俗世界的关注和审视。

第三，以脱离俗常的现代社会的“物”的概念，寻找人与物之间对象化的关联。

《匿名》中“他”在被迫抛离原来生活轨道后的新的生存状态中，以极低的物质资源维系了生存的可能和限度。在被剥离了文明社会各种有序的、规整的、可控的“名”和“物”的包装和连结后，“他”处于非“人化”的生存条件下而茫然失措。但是，在巨大的求生本能驱动下，“他”极大地开发了人获得生存资源的主动性，身心都因适应环境而起了很大的变化。小说安排哑子再度回到林窟，意识到：“别小看一个人，他那一点点生产活动，也会影响大山里的生物圈，不定什么时候促成突变。”(17)王安忆：《匿名》，第200页。“他”经历的极端、难以想象的生命体验过程，是接近于去社会化的，或者去文明的极致人性的状态和表现。在“他”的人生中再一次经历人与物之间不断对象化的过程，重构人和物之间的关系。

《考工记》中的陈书玉则悬置了新的环境和社会，保留旧时代的惯有思维和做派，自始至终停留在“西厢四小开”的眷恋和牵挂中。为此，他与家人关系疏离，对同事防备，一辈子没有婚娶。这样的人际设置与他固守在老宅子的心态一致。即使在新世纪，陈书玉依然固守着已经成为“城市锅底”的老宅子，还记着已故老友大虞的嘱咐：保留“几帧完整的窗扉门扇”(18)王安忆：《考工记》，第266页，，以供将来修葺的样板，固执地阻止邻人拖木板；在台风季来临之际，他以七十七岁的高龄上屋顶盖住楼顶的地方。陈书玉保留了旧上海的文化和旧上海的遗少作风，并以刻意守旧、恒定不变的方式与旧宅子、旧世界融为一体。他也保留了纯粹的人性和纯粹的物性，穿越了文明变迁而超然存在。

不管是原始、蛮荒的生存环境，还是沪上的老宅子，对于作品中的“他”或陈书玉来说，不再只是环境或者客体化的存在。它们也铸造了人的身心，与人形成了相互交融、相互对象化的关系。这是在当下物欲膨胀的社会语境中无可避讳的，但又常被忽略的。王安忆在这两部作品中体现的物性与非物性的思考，也是她对文明和蛮荒关系理解的一个角度。

五、结语

王安忆曾经说过，“小说要做的，给我们平凡的生活增添传奇，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平凡。”(19)王安忆：《小说家的第十四堂课》，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31页。她描绘市井人生和日常生活，希望通过洞察日常人生，寻找到超越日常生活的本质认识。《匿名》和《考工记》都是她在社会事件中抽离出来的小说题材。《匿名》取材于一位失踪教授的社会新闻，而“这城市失踪的人数居然如此巨大，平均下来，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人销声匿迹。”(20)王安忆：《匿名》，第47页。王安忆在貌似无迹可寻的《匿名》中写出：“一个在我们的表象底下，抽象的存在，抽象的美学。”(21)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第372页。而《考工记》中的陈书玉则是“西厢四小开”中真诚实在、“只是样样不落忍，一径被推着走”(22)王安忆：《考工记》第18页。的被动的性情。在陈书玉的生命历程中，尽量小心翼翼地和时代保持距离，不引起关注的寂寥落寞状态。但是，他却通过漫长的坚守和等待，超越了物的价值，在超验层面上实现了主体独立。王安忆避开高速运转的社会中心，挖掘了为喧嚣的社会所淡忘或者为时代大潮所掩藏的人物形象，勾勒出被中心所忘却和遗落的时代边缘生活，构筑边缘状态的分离而自足的人性空间。这两个人物与王安忆在《遍地枭雄》中驶出上海的韩燕来们展露豪迈气概探索外面世界的姿态不同，也与甘愿悠哉自足地生活在上海的逼仄空间中，以旁观者的态度欣赏上海新变化的《众生喧哗》中的欧阳伯伯不同，也有别于《启蒙时代》中投入上海激变的时代浪潮与其强烈共振的南昌和陈卓然，而是以隐者的姿态各自表达出对上海这一物质最为发达的中国都市的不同的层次的感受和理解。王安忆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的欲望书写，《长恨歌》《天香》《月色撩人》等作品中对上海历史、文化和现实的描绘，近年来进入一种更为平淡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欲的书写，即通过《匿名》和《考工记》饶有趣味地讲述独居者的故事。这两部小说连同2019年的《红豆生南国》，共同书写了在世道沧桑中的人生际遇和人世命运，通过表面寻常、性情恬淡的日常人群确立越来越坚守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