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悦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南太平洋文学是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其地缘性和特殊的历史背景对于后殖民语境下的多元文学和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极其有限，截至2019年12月16日10时，以“南太平洋文学”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上进行主题检索，仅检索到三条相关期刊论文。其中马祖毅1980年发表的“大洋洲岛屿的新兴文学”界定了南太平洋文学的地域概念，将南太的土著文学和与南太相关的西方文学都归类于南太平洋文学。[1]之后他在1990年的《外国文学》上发表“南太平洋新兴的英语文学”一文，梳理了20世纪中后期南太平洋新兴英语文学的代表小说、诗歌和戏剧，认为它们作为一种新的文艺复兴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指出各个岛屿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并对研究走向做出了乐观预测。[2]2005年王晓凌发表于《江淮论坛》的 “南太平洋文学初探”，界定了南太平洋文学的研究范畴，追溯了南太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并总结了其独特的文学风格。[3]在2006年出版的专著《南太平洋文学史》中，王晓凌详述了南太平洋文学的类型、历史发展与性质特征，对于开展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4]

殖民与后殖民语境下，西方与南太诸岛在文化和价值体系认同上的关系变迁有着特殊意义，而英语世界中以南太为创作背景的文学作品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也是南太平洋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作为20世纪英国的代表作家之一，毛姆对于其他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其中包括南太平洋的原住民文化。1916年，为了搜集关于高更的写作素材，毛姆来到塔希提岛，之后又游历了斐济、汤加等南太诸岛。1921年出版了根据其南太见闻写就的短篇故事集《叶之震颤：南太平洋故事集》(以下简称《叶之震颤》)。本文在后殖民语境下，分析该作品的时代和地域背景，透视殖民者所建构的“他者”刻板印象如何在历史的发展浪潮中，因为“他者”的觉醒而走向消亡，从而更好地参与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关系的建构。

一、“绝对他者”的幻象：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通过分析主人与奴隶间的关系，指出“他者”是构建自我意识的重要概念，奴隶这一“他者”的存在促成了主人主体意识和权威的形成。[5]115他同时认为奴隶通过劳作与外在世界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关联，更彻底地克服了“他者”性和单纯的物性。[5]522在萨特看来，“他者”摈弃了“我本学”的立场，更加强调“他者”是自我存在的先决条件。[6]293因此，和“他者”之间的冲突对于构建自我认知具有重要意义。而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批评西方的“东方主义”是其自我对“他者”的想象性建构，充斥着对象化、本质化和刻板印象的描述性表达。[7]97-98

后殖民语境下的“他者”并非简单的殖民者自我对立面，而是一个存在复杂层级的动态概念。“他者并非只是基于殖民者自我形象的对立面而建构的负面概念”[8]78,“它不单单涉及白种人与黑种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这样一些矛盾。殖民关系始终是异质并存的、游移不定的。‘他者’与其说是无区别的一个整体，不如说其内部有多重复杂的分界。某些民族或文化的范畴被认为相较其他一些民族或文化更接近与欧洲的自我形象，具体情况视语境和帝国的利益而定。”[9]94而“绝对他者”指作为自我绝对对立面而存在、被完全固化的“他者”概念。

透过文学作品中殖民者的视野，可以窥见其构建的被殖民者层级化“他者”概念，从中厘清对“绝对他者”形象的刻板书写。这里的“绝对他者”不同于列维纳斯基于自我的哲学认识所提出的观点，也不同于波伏娃基于女权主义思想提出的概念，而是植根于殖民者二元对立思想、对于被殖民者的僵化认知。“他者”的层级化体现在人物的外在特质和心理特征。就外在特质而言，除去种族不同、年龄上的层级性以及性别上的差异，“他者”既有和殖民者沆瀣的“合谋者”，也有无畏的“反抗者”；就心理特征而言，“合谋”的因素包括谋取经济利益、提高社会地位等，“反抗”的动因则包含追求平等、捍卫利益和守卫家园等。无论殖民者建构的“他者”是怎样复杂的连续统，最终都无法逾越其二元对立思想，也无法逃脱植根于白人优越论的狭隘价值观和虚伪道德观，只能在“他者”的觉醒中，迎来“绝对他者”幻象的消亡。

伴随着这种消亡的不仅是个体的毁灭，更是片面刻板思想在“异域”背景和“他者”映照下的扭曲与崩塌，透射着作为本我的个体和自我、超我的个体的双重悲剧。六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们既是事件的亲历者，也是语篇的缔造者，他们独立发声，又相互关联。而人物的自我意识来源于作者赋予人物的自我认知，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包括本我和自我以及超我三个层次。其中，本我包括本能欲望、构成人格的生物面、自我涵盖价值观和对社会原则的认知；超我也是自我的一部分，包括道德观。这三者在冲突与协调的动态关系中构建了完整的人格体系。[10]在“异域”的环境中，因为 “他者”的觉醒，人物个体本我与自我、超我的冲突失衡，最终毫无例外地指向了殖民主义二元对立思想的瓦解。

二、《叶之震颤》中殖民者的“绝对他者”书写

《叶之震颤》中“他者”的形象呈现出变化的层级体系，既有以乌合之众面目出现的原住民，也有持相左价值观的白人包括妓女等人群，而对南太及其原住民等“绝对他者”形象的构建贯穿始终。纵观全书，无论是萨摩亚的阿皮亚(1)萨摩亚即萨摩亚独立国，旧称西萨摩亚，英联邦成员国，阿皮亚为其首都。、美属萨摩亚的帕果帕果(2)美属萨摩亚，即东萨摩亚，首府位于帕果帕果。、还是塔鲁阿(3)塔鲁阿系萨摩亚群岛中较大的岛屿之一。、塔希提(4)塔希提为法属波利尼西亚向风群岛中的最大岛屿。，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均为西方殖民地，呈现出典型的殖民地经济特征，殖民者的种植园、椰子干贸易等反复出现在故事情节中，在主人公眼中充满神秘落后的异质性。“绝对他者”的书写以萨摩亚、塔希提等南太岛屿原住民为主要对象，还包括其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因素，以及其他所有被殖民者视为绝对对立面的事物。通过环境渲染、冲突描写和人物刻画，毛姆展示了殖民者自我与“他者”之间绝对化、固化的二元对立。殖民者基于这种对立试图建构的“绝对他者”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本质映照下的“异域”

同样在《东方学》一书中，萨义德指出，东方被观看，……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7]103,[11]115。这一点在《麦金托什》中尤为明显，行政官沃克尔将整个塔鲁阿岛视为自己的王国，把当地人视作子民，有时甚至一连坐上几个小时，沾沾自喜地俯视着整个王国。而发出“真是一片伊甸园”感叹的还有《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中爱德华的好朋友贝特曼，他从芝加哥来到塔希提，不仅带着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还带着“文明世界”审视异者的评判。塔希提岛上美丽的异域风光让贝特曼羞愧难当，反映出殖民者将自我放在居高临下的中心位置，从而产生的与“他者”的二元对立。

在对“绝对他者”的刻板书写中，异域从来不是具有自身价值的独立个体，而是殖民者自我中心映照下被物化的工具、被同化的对象。对《阿赤》的叙事者尼尔森来说，梦幻的美景是因为肺病不得不背井离乡、谋求生存的异地。而对主人公阿赤而言，异国情调也只是他年轻时美貌的烘托、惊鸿爱情的注脚、厌倦后可以即时抽离的异乡。《池塘》的故事发生在相对繁华的阿皮亚，距阿皮亚一两英里外的池塘再美丽幽静，也只是主人公劳森离开伦敦的慰藉，“此时他不再为伦敦，也不再为他放弃的生活而懊悔，因为眼下的生活似乎即圆满又精致”[12]133。池塘还是他与混血儿埃塞尔爱情的孕育地，也是他试图缓和社会关系、重新找到自我的渠道。《火奴鲁鲁》中“我”发现当地典型的西方城市特点之后那份惊喜正是源于其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而异域仅仅是用来满足其猎奇心理的工具。在《雨》中传教士戴维森夫妇的眼里，帕果帕果和其他南太诸岛完全沦落为贫穷、疾病、堕落和罪恶的代言人。他们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试图通过强行的宗教感化和与经济制裁等强权手段彻底同化异域。

在《叶之震颤》所有的故事中，主人公无一不从自身的价值观出发审视“异己”，南太诸岛对他们而言要么无关紧要，要么是逃避的良药、猎奇的工具，亦或是亟待拯救的炼狱。这种二元对立，恰好契合萨义德指出的“东方主义”的特征之一，即东方始终作为西方文明的对立面而出现。[13]200

(二)文明对立面的“落后”

出于本质和异域的心理抗衡，《叶之震颤》的主人公们总是以一种“非我”的态度，通过居高临下的审视，将本国和南太岛屿置于文明与落后的二元对立中，这种对立主要体现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物质上，殖民者不加区分地将原住民的衣着和语言视为落后与粗鄙的象征；精神上，殖民者眼中的原住民是一群生活懒散、不思进取的乌合之众。

就物质层面而言，被以“绝对他者”形象固化的卡纳卡人(5)波利尼西亚人的一支，自称卡纳卡人。大多以衣不蔽体、语言粗鄙的面目出现，如被赋予负面象征意义的“缠腰布”反复出现在不同的故事中。毛姆在《麦金托什》中描写酋长的儿子马努马时写道，“为了证明他不再是野蛮人所以没有裹缠腰布，而是穿一条粗布裤子”[12]20。在《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中贝特曼对于朋友爱德华赤裸上身、腰缠布条、赤脚裸足的举止不仅甚为不解，甚至有些恼火。在《池塘》的故事中，毛姆更是直言道，(教堂里)“男人都穿着长裤，因为教会认定缠腰布有失体面”[12]171。而《雨》借着戴维森太太之口，将戴维森先生二元对立的心理暴露无遗。“戴维森先生认为应该用法律禁止(6)缠腰布，笔者注。。这些人除了在腰上围一条红棉布以外什么都不穿，你怎么能指望他们讲道德？”[12]213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传教士、种植园主、贸易商、船长等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片面地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唯一标准，举着所谓“法律”和“文明”的旗帜，将殖民地当地的风俗片面地等同于落后、甚至有伤风化，反映了极其僵化的二元对立思想。

此外，书中的主人公们不约而同地将英语凌驾于当地的语言之上，把当地人听不懂英语视为落后的表现。《麦金托什》一文中，麦金托什听着马努马一半萨摩亚语一半英语的哀求，带着乞丐一般的颤音，心生厌恶。[12]30又如《池塘》中劳森的岳母，挪威人老布列瓦尔德的第四任妻子出场时，作者这样写道，“她是个相貌端正的当地人，算不上年轻，只能说几句英语，但始终微笑着”[12]138。后来劳森因为混血儿子安德鲁黝黑的肤色而痛心疾首，作者特别提到了他的担心，“他们(7)指阿皮亚的混血孩子们。身上的特征自然地将他们与白人区别开来，他们彼此间说当地话”[12]143。而在妻子埃塞尔无法适应苏格兰小镇的生活，两者矛盾越发不可调和之时，有一次争吵中劳森吃惊地发现，埃塞尔说着萨摩亚语，于是怒气冲冲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用文明的语言说话”[12]146。作为一个和混血儿通婚的白人，他本应更加尊重当地文化和语言，却同样将萨摩亚语视为落后、不开化的代表。在自我与他者、本质与异域二元对立的视野下，当地人的语言也被当成英语的对立面，成为无法摆脱的“异域”落后身份象征。

在精神上，“绝对他者”的书写突显在对卡纳卡人贪得无厌、生活懒散、工作低效、不思进取群体形象的刻画中。如《麦金托什》中以酋长的儿子为首的当地人因为薪资问题拒绝执行沃克尔修路的命令；《阿赤》中卡纳卡人甚至没有能力爬上桅杆找个靠岸的入口，并因此遭到船长唾弃；《池塘》里椰子种植园附近“到处邋遢不洁，无人照料”[12]137，劳森回到岳父家之后，“每每会发现那里聚集了一群当地人，他们横趟竖卧、抽烟睡觉、喝着卡瓦酒，滔滔不绝聊个不停”[12]153。而在《火奴鲁鲁》里，干脆通过“我”的叙述，直言“卡纳卡人不喜欢干活”[12]189。同样的，在《雨》中戴维森的眼里，当地的传教士“缺乏干劲”，“如果你把教会事务交给一个当地的传教士，无论他看上如何值得信赖，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他已经容许毁谤行径悄然出现”[12]220。戴维森太太“说起当地人的堕落行径，她的声音是任谁都压服不了的”[12]210。在西方价值观这一唯一标尺下，“绝对他者”就这样被迫毫无区分地站在了工业文明的对立面，成为面目不清、懒惰散漫和不思进取的刻板形象。

综上，《叶之震颤》的主人公们无一例外自视为先进文明的代表，从言谈举止到心理活动都渗透着或微妙或张扬的优越感。他们给“他者”烙上落后的刻板印记，不仅不加区别地将他们的衣着、语言、风俗视为不开化的象征，更是在精神上将他们贬低为落后愚昧的乌合之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业文明与农业社会碰撞的背景下殖民者二元对立思想的肆意横行。

(三)强权统治下的“臣服”

经济政治发展悬殊的语境下，二元对立思想必然导致权力的极度不对等，出现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多重强权统治，具体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四个方面。而权力失衡使得殖民者更加肆无忌惮地剥夺被殖民者的话语权，加剧了对“绝对他者”“臣服”形象的刻板书写。

在政治上，形成了以自我为权力中心的殖民者对“他者”的强权统治。譬如《麦金托什》中行政官沃克尔在塔鲁阿岛上宛如国王般行使着无上的权力，“用专制手段统治这座岛屿”[12]8。他用自己定义的公平和公正来维系整个岛上的秩序，看似秉公执法，实际上通过辱骂、诽谤、甚至是低劣的手段肆意报复损害其利益的原住民。他审视着自己的王国，为自己“开发”当地的功劳沾沾自喜，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强令岛屿上的土著免费为其修路，在遭到拒绝后，使出卑劣的手段逼其就范。在下属麦金托什提出异议之时，他呵斥道，“你不知道？我有权在这个该死的岛上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12]28。这种毫无遮掩的霸权使得“他者”处于极度失语的状态，又进一步滋长了殖民者对“他者”的片面刻板书写，使得其二元对立思想更加积重难返。

在经济上，以自我为利益中心的殖民者对“他者”进行着资源和劳动力上的剥削和压榨。对当地劳动力的无耻压榨不仅出现在《麦金托什》中，类似的场景也出现在《雨》中。戴维森通过对当地人罚款或者罚劳作来禁止他们穿裹腰布、跳舞和不去教堂，当麦克维尔惊讶于当地人从未拒绝执行时，戴维森太太回答道，“敢站出来反对戴维森先生的人，想必一定有天大的胆子”[12]223。在殖民者看来，对方的臣服和自己的权力一样，都是理所应当的，体现了殖民者二元对立思想的无可救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戴维森夫妇得意于自己能够使用经济手段逼迫当地人就范，因为任何反抗都会导致他们被教会驱逐出去，直接的后果是“他们将再也卖不掉自己的椰子干。有人捕到鱼的话他们也分不到该有的一份。这差不多意味着挨饿”[12]223。

就文化方面而言，在脱离国内政治环境的语境中，以自我为中心的殖民者“唯我独尊”的霸权心理被无限放大。除了攫取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压榨劳动力，殖民者对于殖民地的文化霸权统治首先体现在以自己的价值观衡量“他者”，肆意践踏原住民尤其是女性的尊严，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在《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中，以旁观者身份出现的贝特曼从芝加哥来到塔希提岛，以工业文明的价值观为唯一衡量标准，对岛上的一切事物做出居高临下的价值判断。他将爱德华的小岛之旅视作为了回到芝加哥、迎娶伊莎贝尔的曲折救赎路线，在他看来，塔希提岛只是可供白人们各取所需的场所，而非拥有着自身文化和价值观的平等社会。所以当爱德华的价值观发生改变、要留在岛上的时候，贝特曼痛心疾首。他这样说道，“我曾希望你干一番事业，而你以如此可悲的方式浪费自己的才华和青春，浪费你的机会，想一想都让我难以忍受”[12]91。同样，《麦金托什》中的沃克尔频繁标榜视当地人为自己的孩子，以彰显其 “仁爱”之心，而事实是他一边说着当地的姑娘们“多可爱啊，他们把我当成父亲” ，一边“跟几个姑娘说着猥亵的笑话”[12]35。与其说这是一种“仁爱”之心，不如说是霸权思想和强权思维下放纵欲望、肆意妄为的无耻行径。而一旦损害到自己的利益或者违背了他的意志，他就会竭尽所能，辱骂甚至殴打当地人。

此外，臣服的“绝对他者”形象书写还体现在殖民者剥夺女性被殖民者的主体性，将其视为发泄欲望的工具。在《池塘》一文中，知道劳森要迎娶混血姑娘埃塞尔，德裔美国人米勒说，“我完全赞成找女孩子寻欢作乐，不过要是跟她们结婚——那绝对不行，这一点我可以明言相告”[12]140。在当地，“一个混血儿能让白人男子娶她，这种事情非同小可”[12]139。而劳森的岳父挪威人老布列瓦尔德则娶过四个当地人妻子，以至于他的孩子多到数不过来。在二元对立的语境下，殖民地的妇女沦为殖民者发泄欲望的对象，凸显了白人优越论和霸权统治思想的肆意妄为。

最后，作为文化殖民的重要载体，宗教这一外衣试图隐藏的是殖民者的霸权思想。《雨》中传教士戴维森夫妇打着救赎的幌子，强迫当地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他们甚至将暴露自己的身体、跳舞以及不去教堂统统列为罪恶，不仅要通过“文明”的立法手段来禁止当地人穿裹腰布，还要禁绝当地人热爱的舞蹈，也不允许当地人对基督教教义有任何疑问和不同意见，最终通过罚款、甚至是垄断和实施经济制裁来迫使当地人就范。在殖民地二元对立的语境下，宗教和经济与社会地位捆绑在一起，成为奴役当地人的强有力工具。这一点在《火奴鲁鲁》里也得到了呼应。美国人温特尔在向“我”介绍火奴鲁鲁(8)火奴鲁鲁，又译檀香山，早期为波利尼西亚人的村庄，现为美国夏威夷州首府，南临太平洋。的风土人情时说道，“我们这儿所有显赫的家族都是传教士家族，只有你的父亲或祖父使得异教徒们改变了信仰，你在火奴鲁鲁才会有地位”[12]180。正是通过高压政治、经济垄断、文化霸权与宗教输入的多管齐下，殖民者将自己的意志和价值观强加给当地人民，但同时也将自己置于悲剧的深渊之中。

三、“绝对他者”幻象的破灭

和其他殖民时期文学一样，毛姆笔下《叶之震颤》中的主人公们毫无例外受到二元对立思想的束缚，一味从自我的利益、需求和欲望出发，对 “他者”进行重复的僵化刻板书写，将其塑造成“异质”“落后”和“臣服”的“绝对他者”形象。而在脱离了束缚的异域环境里，由于“他者”主体意识的觉醒，殖民者们自身的种族优越感、以及基于此的价值观不断扭曲变形，最终导致自我认知崩塌、逐渐走向毁灭的道路。这种或显或隐的崩塌体现在基于种族优越感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个人认同等方面。

(一)“他者”平等意识的觉醒与殖民者“白人优越论”的崩塌

殖民者基于种族优越感的价值观在《叶之震颤》中表露无遗，譬如虽然麦金托什看不惯上司沃克尔压榨当地人的独断行为，但依然逃脱不了白人优越论的思想禁锢。在借枪杀人、结果未明之时，他试图找人聊天以分散焦虑，最后决定去找名叫杰维斯的商人，因为“那人是混血儿，但他的白种人成分让人可以跟他聊一聊”[12]31-32，而他不想做杰维斯的女婿，因为“谁都知道她(9)即杰维斯太太。死死管着她的丈夫，完全不顾他的白人血统”[12]32。当杰维斯嘲笑沃克尔修路那件事的时候，尽管麦金托什也十分厌恶沃克尔的做法，却并没有深表赞同，而是“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他怎么敢用这种口气说行政官？这个混血商人应该称呼‘沃克尔先生’才是”[12]34。所以，从本质上说，麦金托什和沃克尔都秉承着白人优越论，将这种心理优势凌驾于是非曲直之上，反观被他们视为落后和臣服的“他者”马努马，先是勇敢地对沃克尔说“不”，后来则拿起了麦金托什“无意间”提供的武器，虽然作者没有花费任何笔墨来描写马努马枪杀沃克尔时的场景和心理活动，但正是因为有了马努马等“他者”平等意识的觉醒，异域环境中的麦金托什建立在“白人优越论”基础上的价值观局限促使其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二)“他者”道德观的践行与殖民者“文明传教士”形象的幻灭

类似的还有《雨》中的戴维森，作为一个传教士，他以高高在上的“救世主”自居，标榜着基督教教义，看似意志坚定，道德高尚，实质上奉行的仍然是白人优越论的价值观和虚伪的道德观。他所谓的教化，不过是通过经济制裁和政治施压逼迫当地人接受自己的观念。如前文所述，在戴维森眼中，当地人毫无罪恶观念，无论从穿着、娱乐到工作，都需要去感化、教化甚至通过罚款和立法等等“文明”手段来扭转。他以道德救赎者的面目自居，对自己披着宗教外衣，通过强权建立的王国沾沾自喜。

在从事“那个行当”的汤普森小姐登船之后，他先是表示强烈愤慨，说红灯区是“我们文明的污点”[12]228，“太平洋地区最见不得人的丑恶之地”[12]229，在教化无果的情况下，仗着教会对华盛顿的影响力，对总督施压，终于成功逼迫汤普森“悔过”，在她心里种下“甘受惩罚的热切愿望”[12]256。汤普森小姐虽然不是原住民，但因为从事的行业也被戴维森视为需要改造的“他者”。在脱离了本国的异域环境中，戴维森最终选择屈服于自己的欲望，撕下了伪饰的道德面具。汤普森小姐在撕开了戴维森的伪善面目之后愤怒至极，“无人能够形容她表情中的鄙视，还有她在回答中投入的轻蔑和憎恨。‘你们这些男人！你们这帮污秽、肮脏的猪！你们全都一样，全算上。是猪！是猪！’”[12]262传教士所营造的“绝对他者”的幻象在他者道德观觉醒中走向消亡，而他不仅走上了和麦金托什殊途同归的毁灭之路，也在“他者”的嘲笑声里走向了自我认知的末路，其建立在“文明传教士”基础上的道德观分崩离析。

(三)“他者”审美价值观的确立与殖民者西方中心主义审美观的崩塌

二元对立思想中固有的刻板印象一旦面对“他者”的觉醒，就会以更清晰的面目折射出其价值观和道德观中虚假和不堪一击的部分，从而具有更强的讽刺意味。《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中的贝特曼处处体现出种族优越感，映射出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由于爱德华对塔希提原住民价值观的认同，从故事伊始就被贝特曼置于“他者”这一对立面上。贝特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总是强调自己对伊莎贝尔“无私的爱”，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但依然无法掩盖其内心强烈的优越感，譬如看到爱德华在当地的店铺里裁量棉布，“见他干着如此卑微的营生” ，贝特曼“着实吃了一惊”[12]67，在看到爱德华居然没有任何尴尬的反应之后，他赤裸裸地说道，“我没想到你会在这儿给油腻腻的黑家伙吆喝三尺半烂棉布”[12]68。而“芝加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12]74，更是直白地将这种二元对立思想清楚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贝特曼基于二元对立思想的价值观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上的优越感，还表现在他的心理优越感甚至种族优越感。在得知爱德华竟然并不想回芝加哥之后，他大声疾呼，“这不是一个人该有的生活，你现在简直是行尸走肉……你会像染了毒瘾的人戒掉了麻醉品一样，到时候就会明白这两年里你一直在呼吸有毒的气体。一旦你肺腑里装满祖国清新、纯净的空气，你都无法想象那有多么快慰”[12]82。正是由于这种优越感和二元对立思想，才会让贝特曼和伊莎贝尔认为爱德华的选择是一种“堕落”。

和《池塘》里以米勒为代表的白人一样，贝特曼也将和当地混血儿的婚姻视为不可理喻。听说爱德华准备和伊莎贝尔分手，迎娶混血儿伊娃时，“惊得如遭雷击，‘你不能和混血儿结婚，你总不会疯狂到这种地步吧？’”[12]90贝特曼将塔希提岛的一切都视为西方文明的对立面，以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审视着岛上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将爱德华的选择视为无可救药的“堕落”之举。

在来到塔希提之后，爱德华改变了自己的审美价值观，相形之下更加彰显出贝特曼西方中心主义审美观和虚伪道德观的不堪一击。“原来生活中那些看似相当重要的东西逐渐显得琐碎、庸俗……每当我回想起以前过的那种生活，心里就充满了恐惧。”[12]86-87尽管贝特曼基于“白人优越论”苦苦相劝，爱德华还是不为所动，而是无比热切地描绘了自己期待的生活。“我要为自己在珊瑚岛上造一所房子，在那儿住下，侍弄我的树，用延续了无数年的古老方式摘果取肉。我要在园子里种满东西，还要捕鱼……最为重要的，是变化无穷的大海和天空，是黎明的清新、落日的美景，还有瑰丽多姿的夜色……但愿等我成了一个老头子，在回顾往昔时发觉自己的一生幸福、简单而平和。”[12]91塔希提这一“异域”环境中“他者”审美价值观的觉醒，使得贝特曼伪善道德观和错误价值观昭然若揭。故事结尾贝特曼和伊莎贝尔瞬间被点燃的爱情就是其思想局限最好的注解和最大的讽刺。

(四)“他者”家园意识的觉醒与殖民者个人认同的扭曲

因为有了“他者”的觉醒而崩塌的还有二元对立思想中自我的个人认同和家园意识，其根本原因正是“他者”家园意识的觉醒。《池塘》中劳森虽然娶了混血儿，但骨子里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依然随处可见，除了训斥妻子埃塞尔要用“文明”的英语说话，还费尽心机要把儿子留在苏格兰上学，从而成为“真正的苏格兰人”。他试图将妻子留在英国生活，然而家园意识逐渐觉醒的埃塞尔最终选择回到阿皮亚。而劳森不愿接受混血儿佩德森提供的工作，仅仅因为“哪怕我还有一口气，就不会为一个黑鬼干活”[12]154。在不得不接受这份“终极羞辱”的工作之后，一方面他不得不整日和当地人以及混血儿“为伍”，一方面又竭力维系自己那高人一等的虚荣，在“他者”的映照下，他基于种族优越感的个人认同迅速扭曲变形，“再也没了白人的威望”[12]155，走向奔溃的边缘。而他在这种困境中的对策是去英国人俱乐部获得身份认同，通过酗酒麻痹自己，或是通过语言和行为暴力来泄愤，试图在家庭内部建立权力秩序，弥补缺失的优越感，修复扭曲的个人认同。然而二元对立思想的禁锢、扭曲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让他“遇到很多白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有点胆怯加入他们”[12]167。最终“绝对他者”幻象的消亡使得他成为了在自我和“他者”之间游荡的亡魂。因此，与其说是通婚导致了劳森的悲剧，不如说是基于种族优越感的价值观和因此而扭曲的个人认同禁锢了他的思想，导致他失去了家园意识，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从而促使他走向毁灭。

四、结语

异域环境中对“绝对他者”的刻板书写，打破了殖民者本我的欲望与自我、超我约束间的平衡，而“他者”的觉醒加速了殖民者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崩塌。麦金托什的本我中包含着打破沃克尔专制统治的强烈欲望，然而在“他者”的映照下，却逃脱不了殖民者二元对立思想和自我强烈的种族优越感的束缚，因此在挣脱了超我的良心束缚、服从了欲望之后，变成“借枪杀人”的同谋，导致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崩塌，借由个体的自我毁灭隐喻了二元对立思想的覆亡。

类似的还有《雨》中戴维森道貌岸然的传教士面孔下，本我中隐藏着的性欲和权力欲，因为“他者”的觉醒，陷入与自我和超我强烈的矛盾冲突中，同样无法走出根深蒂固的殖民者二元对立思想和种族优越论的困境，导致了个体灭亡和价值体系崩塌的双重悲剧。《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则以强烈讽刺的意味揭示了贝特曼和伊莎贝尔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虚伪的道德观，在“他者”的映照下，他们所谓文明世界的“上进心”和高尚无私的“爱情”也不过是本我的动物本能而已。因为有了“他者”的对照，无处藏身的自我矛盾和殖民主义二元对立思想宣告了个体精神世界的毁灭，以及种族优越感和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灭亡。

同样，《阿赤》中主人公看似荒诞的转变，无非是在“异域”的自由环境中，失去自我和超我控制的情形下，本我欲望的极度张扬，是二元对立思想将“他者”绝对化的悲剧。《池塘》中劳森在二元对立思想的束缚下，面对“他者”的觉醒，其自我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不断扭曲，逐渐丧失了个人认同，从而走向肉体与精神、个体与社会价值体系的双重灭亡。《火奴鲁鲁》中巴特勒船长的艳遇以强烈讽刺意味的意外结局否定了他的优越感，揭示了二元对立束缚下殖民者和殖民思想走向灭亡的必然性。

因此，在后殖民语境下审视《叶之震颤》，不难看出当时历史条件下殖民者由于二元对立思想的禁锢，试图塑造的 “异域”“落后”和“臣服”的“绝对他者”刻板印象。最终“他者”的价值观、道德观、平等思想和家园意识的觉醒，带来了“绝对他者”幻象的消亡，加速了殖民者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扭曲崩塌，导致本我的欲望与自我、超我的束缚之间失衡，走向了个体消亡和二元对立及强权政治的灭亡之路。在多元文化共存的今天，打破二元对立思想，秉承“共生共存，互惠互利”的共同发展道路，让不同的成员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符合人作为个体对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认知需求，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与道德观，从而建立平等、文明、有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