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衡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墨子（公元前468～前376），名翟，墨家学说重要创始人，春秋末战国初期鲁国人。墨子曾为宋国大夫。他出身平民，自称“北方之鄙人”（吕氏春秋）。《墨子》一书，为墨子及其门徒所著，《汉书·艺文志》说有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在先秦著作中，独《墨子》提出“巧”这一概念，说明它对美有足够的认识。墨子的“非乐”观一直为人所诟病，定性为反审美、反艺术，其实，墨子并不是不懂艺术审美，但基于社会现实，他不能不提倡“非乐”的生活。同样，他也不是不懂得锦衣玉食之好，同样基于社会现实，他不能不倡导节俭。其实，非乐，节俭，朴素，也未尝不可以看成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墨子》并无系统的环境美学思想，但它在论述别的问题时涉及环境审美，其中有一些说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以天为法”

在《墨子》一书中，“天”是一个重要概念，天，既是自然的天，又是神性的天，不论是自然之天还是神性之天，都是人的环境。

《墨子》说的自然的天，具有客观性，它是人的自然环境。关于它与人的关系，在《法仪第四》中有一段重要的论述：“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1](p29)这段话出发点是讲法。法，在这里，为法度。《说文解字》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2](p202)《管子·管子解·形势解第六十四》云：“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3](p774)按墨子的观点，“天下从事者无不可以有法仪”，[1](p29)下面，他谈到了“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1](p29)继而说到“治天下”“治国”“治家”、做人皆有法。所有的法，以何法最高，他说：“莫若法天”。

天，在这里，不具神性的意义，是指自然的天。这自然的天，是人生活、生存与发展的世界，它具有本体义、环境义、资源义、家园义、规则义等等。因而，法天，包含敬畏本体、保护环境、重视资源、爱惜家园、遵循规则等多重意义。

根据上面引文，《墨子》以“法天”为主题，主要谈了两个重要的思想：

（一）天何以能成为人的法度？原因有二：

1.“天之行广而无私”。说天“行广”，一是强调天具有充沛的活力，如《周易》所云“天行健”；二是强调天的“无私”品格。天无私，故天下的人、家、国在天看来，都是平等的。天，作为人类主宰，对于所有的人，皆一视同仁。如果说，天的行为（天行）利于人，那是人合于天法，而不是天亲人；如果说，天的行为（天行）不利于人，那是人背离天法，而不是天敌人。墨子这样说，是为了让人明白，在天人关系上，天是主导的一方，而人只是服从的一方；天可以为人利用，然而不能为人改变。

《墨子》的着眼点是社会，然而给我们的启发却是整个地球。在这个地球上不仅生活着人，还生活着别的生物，它们均在天之下，在“天之行”内。它们与人是不是平等的呢？《墨子》没有谈这方面的问题，然而按“天之行广而无私”逻辑，结论是显然的：其他生物与人平等。墨子没有现代的生态理念，但是他有生态意识。这“天之行广而无私”说，让今天的我们想到了今天的生态理念：生态无私，生态平等。

2.“其施厚而不德”。“德”在这里可理解为恩惠。“不德”意思是说天对于人和其他生物均无恩惠，这依然是在说天无私，同样具有生态平等的意思。《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4](p78)这里的“不仁”即“不德”。“天地不仁”，就是天地不德。天地统称作天，天地不德就是天不德。《越绝书》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劳而不矜其功者也。”[5](p72)这里说地道“不德”，地道属于天道，说地道“不德”，也就是天道“不德”。

（二）人应如何法天？

《墨子》说“既以天为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度于天”即以天为法度。以天为法度，内容极广，无有穷尽。人的一切行为包括思想方式均须以天为度。无数事实说明，法天则胜，违天则败。人类社会全部历史，概言之，就是法天与违天的较量史。

“度天”的核心是懂得“天之所欲”与“天之所不欲”。《墨子》说：“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天之所欲”是人“相爱相利”“天之所不欲”的是人的“相恶相贼”。应该说，有限度地“相爱相利”，人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在血亲范围内，问题是不能将这“相爱相利”扩大到整个人类，不仅不能做到，而且经常损害他人的爱与利。这就引起社会的纷争，造成社会的动乱。因此，只是有“相爱相利”还不行，还需要在“相爱”前加上一个“兼”字，做到“兼相爱”；在“相利”前加一个“交”字，做到“交相利”，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墨子将“兼相爱交相利”这种品质归之于天，认定这是天的品质，说是“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何以见得天具有这样的品质？因为天“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这就是说，正是因为天具有极为广阔的胸怀，故万物“兼而有之”，成就了大千世界；也正是因为万物“兼而食之”，故万物能生生不息。

人要做到“兼相爱，交相利”,唯一之路是向天学习。那么又凭什么让人向天学习？墨子说：“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牛羊，豢犬猪，洁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1](p29)既然人是天之臣，国是天之邑，所有的人都要用牛羊犬猪酒醴粢敬事天，而天也都接受了他们的食品，当然也会一视同仁地对待天下的人，所以，天不希望人相恶相贼，而希望人相爱相利。

墨子说这样的话，目的是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家与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然而，如果以这样一种观点来看更为广阔的世界，就会发现，世界不只存在着国与国之间、家与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而按墨子的天“兼而有之”观，人与地球上的动物、植物、无机物，皆为天之臣民。既然皆均为天之臣民，就都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这就暗合了今日所说的生态平等的观念。

人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不能不向自然进行获取，这种获取，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不仅于人是必要的，于自然也是必要的，但是，人的取利，必须有一个限度，如果过分，就会损害自然的利益，反过来也损害人的利益。取利，是人与自然都必须的。动植物需要生存，需要发展，需要繁衍，无机物也需要更新。如果将人对自然的获取与自然界自身的繁衍、更新统称之为“食”的话，那么，可以说，人与自然界均“兼而食之”。人与动植物乃至无机物均要生存，要更新，要取“食”。这取“食”就会发生关系，事实上，人与自然界之间以及自然界内部诸因素之间均存在着一种“食物链”的关系，这种关系维系人与自然界生态平衡，维系着人与自然界的存在。生态平衡问题，虽然目前是作为环境与资源的问题来处理的，然而它的意义远大于环境与资源，实际上，它决定或影响着人类新文明的性质与建设的进程

二、“顺天之意”

关于天，《墨》子是从两个方面认识的。一是认为天自为法，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是认为天有志，它可以根据人的行为，采取或赏或罚的措施。谈天法，取唯物主义立场；谈天志，取唯心主义的立场。虽然取的立场不一样，但目的一样，都是为了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墨子》认为天有“志”，这“志”就是爱民。何以知道天是爱民的？《墨子·天志中》写道：“且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有矣。曰：以历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为四时春秋冬夏，以纪纲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长遂五谷丝麻，使民得而财利之；列为山川溪谷，播赋百事；为王公侯伯，以临司民之善否，使之赏贤而罚暴，贼金木鸟兽，从事乎五谷丝麻，以为民衣食之财。自古及今，未尝不有此也。”[1](p299)《墨子》这段话有三个要点：一、天是有秩序的，具体表现为日月星辰位置及运行有律可寻；春夏秋冬演变有纲可纪。自然的有序性有助于人在天地间生活。二、天是人的财利之源，比如，它的“雷降雪霜雨露”，有利于五谷丝麻的生产，让人获利。三、天是人事的舞台。王公侯伯的治民，百姓们的耕作，全在这大地上。自古及今，人类就在这大地上，“播赋百事”，书写历史，创造文明。

《墨子》是从自然与人本然和谐的维度来谈这一问题的。所谓本然的和谐，就是说，天有它自身的客观运行规律。人只要遵循这规律，就可以实现与自然的和谐。人作为自然的产物，它对自然规律的适应，是符合人的本性的，这种适应是顺应。这样一种既切合自然本性又切合人的本性的和谐为本然和谐，这和谐是有利于人的。

这段文字除了将天说成有心志的人格神外，对天与人的关系的阐述均很到位。实际上，他要表达的是：自然界是人的生存生活之本，这本，包括生命之源、生活之所这两种意义，换句话说，既是人的资源也是人的环境。无资源人不能生存，无环境人不能产生。

《墨子》说“天之爱民之厚者，有矣”，爱，提到理论上，是一种道德规范，墨子称之为“义”。“义”本是天的意愿。墨子说：“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欲不义。”[1](p288)义来自“天志”，对于人类社会有着重要意义。“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1](p288)

“天下”指人类社会，天有义，按天与人的本然和谐来说，人也应有义。但是，因为人性不仅有自然性，还有社会性。社会性有本然的一面，也有反本然的一面。这反本然的一面，集中表现为贪婪——对权利、财富、利益、享受等的贪婪。这种贪婪总是突破“义”的樊篱，具体表现为多种形态：国对他国的侵略；家对他家的侵夺；人对他人的侵犯。这样的无义，必然导致“乱”“贫”“死”。

《墨子》当然不希望这种局面发生，他提出“尚义”的主张。为了使“义”能够在人类社会产生作用，《墨子》使用了三种手段：一、让人们在道理上懂得尚义的必要性，如上面引文说的有义的好处和无义的害处。二、搬出“天志”来，让人们明白，“义”是天的意愿。人必须顺从天意。“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1](p290)三、搬出榜样来，榜样就是古代的“圣王”。《墨子》说：“古者圣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为寒热也节，四时调，阴阳雨露也时，五谷孰，六畜遂，疾葘戾疫凶饥则不至。”[1](p298)这段话是说：古代的圣王懂得天鬼（天意的奉行者）喜欢什么、憎厌什么，按天的意愿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天为满足人的需要，做到寒热有节、四时分明、阴阳协调、雨露有时。最终的结果有利于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各种疾病灾难也没有了，一个美好的社会出现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循环论证：一方面，人顺天；另一方面，天顺人。“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1](p288)“天之所欲”即“人之所欲”，天人合一。这种合一包含有文明与生态共生的意义。与现今说的文明与生态共生基本性质是一致的，重要差别有二：一、墨子说的“天之所欲”具有神秘的意味，天被神化了；而当今的生态文明认为，“天之所欲”是物性而非神性。“人之所欲”之所以得到“天之所欲”的肯定，是因为人本来自自然。二、现今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进行，它所追求的文明与生态的共生，是通过高科技的手段实现的，而非自然与人的本然共生，它所创造的文明比现今所有的文明更高，更先进，它既能让人类更幸福，又能让自然得到更新，更具活力。

《墨子》所说的天人合一，核心是人顺天。人顺天是天顺人的前提。故此，墨子特别提出“顺天之意”的命题。“顺天之意”内涵丰富。《墨子》说：“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若国家治，财用足，则内有以絜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环璧珠玉，以聘挠四邻。诸侯之冤不兴矣，边境兵甲不作矣。内有以食饥息劳，持养其万民，则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慈孝。故惟毋明乎顺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则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饱食，便寍无忧。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1](p297-298)

《墨子》在这里说的“天之意”就是他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概括则为“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这种社会理想的实现，包含有多种关系的正确处理：一、家庭关系的处理：“父子兄弟慈孝”；二、国内上下关系的处理：“食饥息劳，持养其万民”，“君臣上下惠忠”；三、人与鬼神关系的处理：“以絜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五、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遵道利民”，于是，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饱食，便寍无忧”。

这五种关系，最根本的是人天（自然含生态）关系。人天关系的正确处理，关键是人的“顺天”。有了人的顺天，才有了天的顺人，人天相合，则有了生态的和谐，有了社会和谐、宇宙的和谐。这是人类最为美好的生活愿景。

三、“俭节则昌”

“节”，是《墨子》中一个重要概念。节，它的含义有二：一是俭节，二是调节。俭节的节，为简约，它通向道家哲学的“朴”。调节的节，为理序，它通向诸家哲学共同认可的“和”。

墨子讲的“节”有个基本的目的——“民富国治”。[1](p49)核心内容包括：

首先，反对统治者“厚作敛百姓”。统治者自己不劳动，他们的生活资源全是百姓提供的。他们的生活如果追求奢华，就必然加重百姓的负担。墨子将今王与古代的圣王作比较，认为古代的圣王生活是简单的，讲究实用，今王的生活是奢华的。墨子以古代圣王为正面榜样，从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一）“宫室不可不节”：墨子说，古代圣王做宫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然而当今的王“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缕之饰”。[1](p45)（二）“衣服不可不节”：《墨子》说，“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而当今之王，“冬则轻煗，夏则轻凊皆已具矣”，然而当今的王，除了讲究实用外，还要追求形式的美观，“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1](p46)（三）“食饮不可不节”：《墨子》说，古圣人“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而今王“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小器”[1](p46)极尽排场。（四）“舟车不可不节：《墨子》说，古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完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而“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完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1](p46)（五）“蓄私不可不节”：私，这里指的是妻妾，《墨子》说，“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民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而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1](p47)

凡此种种，所造成的后果，在墨子看来，均是政治的。对于古圣王，百姓是拥护的，而对于当今之主，百姓是憎恨的。所以“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宫室、衣服、食饮、舟车、蓄私不能不节。

其次，反对一切浪费。反对浪费，不只是针对统治者而言，而是针对全体百姓而言。《墨子》具体说了“节用”“节葬”“非乐”三个方面。关于“节用”，《墨子》提出两点：一是“用财不费”，二是“去无用之务”。一切以适用、够用、能用为止。关于“节葬”，墨子反对厚葬，他语气坚定地说：“此非仁非义，非孝子之事也”，[1](p258)“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1](p258)关于“非乐”，《墨子》说：“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1](p373)

这里，它没有否定音乐的审美作用，他谈这个问题，有两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维度：第一，“仁者”的维度。从仁者的维度来看，“仁者之为天下度”，[1](p373)这“度”，指天下百姓的利益，“仁者之为天下度”，就是说仁者为天下作想，为百姓谋利。换句话说，仁者是为公的，他不寻求个人的声色之乐。那种为了自身的快乐而“亏夺民衣食之财”的行为，“仁者弗为也”。第二，现实的维度。现实是：百姓生活艰难，社会动乱，战争频仍。作为统治者应该更多地关注百姓的生存问题、社会的安定问题、国家的存亡问题，而不要将音乐欣赏放在过高的位置上。墨子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1](p374)意思是：百姓最大的忧患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些重要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去一味追求“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这样奢华的娱乐生活，是非常不合适的。

《墨子》也谈到过古代圣王奏乐之事，但强调四点，一、这是“事成功立”之后的事，也就是说，在做好仁者的事之后去作乐；二、是以礼为乐，乐的品格是高的；三、古圣王作乐，不是频繁的，只是在必要时作乐。

以上《墨子》说的“节”，主题是节俭。用意是政治上的：反对统治者的奢华，维护百姓的利益。它在今天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有批判社会腐败的意义。腐败者虽然主要来自统治者，但不限于统治者。二、有保护自然生态，防止资源浪费的重要意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实质是对自然生态的保护，这一保护以绿色生活为旗帜，而绿色生活的重要内容是资源的节约与环境的友好。

最后，《墨子》的“节”，不仅有节俭义，还有调节义。关于调节义，包括自然界自身的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调节两重的意义。《墨子·辞过》中有一段话：“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牝牡雌雄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1](p47)

阴阳之和，是宇宙总原则。它既表现在自然界之中，也表现在人类社会中。在自然界，天地分上下，四时分阴阳；禽兽分牝牡雌雄；在人类社会，则分男女。这种分，说明宇宙有序，有序即和谐。墨子将这种和谐称之为“天壤之情”。这种“天壤之情”，先王也不能更改。自然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其中就有生态调节。自然调节必然涉及人类社会的调节。为了保护自然、保护生态，同时也是为了保护环境、保护资源，人类不能不做相应的调节。这是自然的必然，生态的必然，同时也是人类进步发展的规必然。

四、“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的人生观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p338)《墨子》一书多处见到这句话，这里，“天下”这个概念需要辨析一下。“天下”，顾名思义，天之下，《周易·系辞下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6](p150)这里说的“天下”指包牺氏统治领域。中国古代多喜欢将天下与王权联系起来，故天下具有王权的意义，王权所及，一是百姓，二是疆域中的自然物。因之，“天下”其实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人类社会，另一个是自然界。为了某种需要，古代哲人将自然界提升到天的高度，并且将自然界与天合一，于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地位就不是平等的了。人受命且受制于天，这就引申出人类社会受命并受制于自然界。

墨子无心关注自然界，他关心的是人类社会。他说的“兴天下之利”，此利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利。就他具体论述来看，这人类社会的利，一是太平，没有战争，没有争夺，二是丰收。这两者，墨子谈得最多的还是太平。墨子认为实现社会太平的根本之路是行“义”，具体来说就是“兼相爱，交相利”。为了让人更能重视并接受这一道理，他将义说成是天义，是天在尚义，天在“兼相爱，交相利”。基于天的绝对权威性，人不能不以天为则，于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即人与天的和谐，成了实现社会的和谐的必由之路。就实现人与天的和谐来说，《墨子》大体上提出了五种学说：

第一，提出“天志”说。将“相爱”与“相利”归之于“天志”，提出要“顺天之意”。关于这一点，上面有所介绍。

第二，提出“尚同”说。尚同，就是天下有一个共同的行事原则，这共同的原则必须兼顾大家的利益。怎样才能做到同？关键是选出一个好天子，什么样的人才是好天子？必须是“天下之贤可者”，“贤可”即“仁”，因此，“国君者，国之仁人也。”[1](p108)天下同于天子，天子又同于哪里呢？同于“天”。《墨子》说：“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则天葘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葘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1](p116)这里，最重要的是“同乎天”。“同乎天”包含着人与自然统一的意思。统一的前提是人在思想上尊重自然，其次是在行为上遵循自然规律行事。墨子将“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葘戾疫”等一切灾难归之于人逆天，而解决这一切问题唯一之路是“上同乎天”

第三，提出“明鬼”说。《墨子》认为有鬼神，这当然是唯心的，也可以说是迷信的，但他的意图是让人守义，相爱，相利。“鬼”实际上代“天”行志。墨子制造鬼神说，是想借助鬼神的威慑力，将他的理论更好地推行到人民中去。

第四，提出“治天”说。墨子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治天”的概念，但从他对大禹治水的赞许，说明他认为这种治理是有利于百姓的，而且自然界也是可以治理的。

第五，提出“兼爱”“交利”说。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1](p156)“兼相爱”这爱如何“兼”，“交相利”这利如何“交”，《墨子》说：“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1](p156)

这种“兼相爱”关键处是视他为己，即将他人的国家视为自己的国家，他人的家视为自己的家，他人之身视为自己之身。概而言之，爱人若爱自己。“交”是相互的意思。“交相利”即相互生利，你好我也好，大家都好。这样做，就是爱遍天下，利遍天下。应该说，这种理念带有很大的理想性，在现实中未必能完全做到，但局部的有限的做到并不断地向前推进，还是有可能的。此种社会理念应该大力肯定。

值得我们重视的，兼相爱、交相利的重大意义还不只是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先进的理念，而且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了一种先进理念。自然界中生活着的诸多动物、植物，它们与人类存在着生态的联系。生态关系是生态伦理的基础，生态伦理中有爱——具有生态意义的爱，虽然这种爱不能等同于人类之间的爱，但爱是肯定的。人与动物、植物的这种生态性质的爱，实质是人与动植物均得利，是“交相利”。某种意义上，无机物与人也存在着一种“相爱”“相利”的关系。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如果也能做到“兼相爱、交相利”，那就能实现人与生态的共生，人与自然的共荣。这不正是我们生态文明建设所主张的吗？放宽来看“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仅含有人类社会和谐的意思，还含有整个宇宙和谐的意思、生态和谐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