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曦

（1.浙江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6）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妇女研究，相较以往最大的变化就是“性别视角”“性别话语”成为反思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重要分析工具，[1](p17)被遮蔽的妇女问题和妇女价值在性别话语分析下逐渐“浮出历史地表”。随着后现代主义话语批判在妇女研究中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话语分析成为反思中国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研究思路。海内外学者对妇女话语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特定时期国家话语与妇女话语关系的学术反思，主要集中在五四时期、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二是对不同领域女性话语的关注，如媒介、教育、文学、法律等。

相较其他历史时期的女性话语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妇女话语的演变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成果就略显单薄。目前大致有以下两种归类研究：一是平行结构归类。吴小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性别话语模型由国家主导转变为市场导向，形成了国家话语、市场话语与传统话语三者彼此相交的动态性别话语模型。[2](p163-208)也有学者从话语主体出发，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性别话语分为国家话语、学院话语和大众话语。二是对某类妇女话语的归类。佟新认为1949年以来妇女就业知识上存在着三种主流话语：计划经济时代的“革命话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代的“素质话语”和市场化时代的“男性强势话语”。[3](p135-149)

总的来看，上述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妇女话语研究体现了话语分析作为妇女研究的有力抓手，并力图在性别话语的塑造中发现妇女主体性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也留下一些继续研究的空间，特别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语境中，梳理妇女话语演变的纵向研究；如何把握性别话语与妇女话语之间的关系，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妇女话语的内涵、定位及作用。

有鉴于此，本文以“妇女”话语为研究对象，在学术反思视域中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妇女”所经历的话语流变，一方面从话语演变角度折射改革开放以来本土妇女研究的发展与变化，另一方面希望为学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话语体系建构中寻求新的研究思路。

一、革命话语的质疑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妇女解放模式，曾一度被西方女性主义视为世界女权运动的范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吸引了一批西方女权学者来访中国，这些刚刚经历了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波”高潮的西方学者，以己为度，对中国妇女解放的经验进行研究，其成果也成为日后影响中国妇女解放研究的三本“经典”。①20世纪70年代末，一批西方女权主义学者访华后展开了对社会主义中国性别制度和性别现象的研究。这些研究成为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妇女问题的基础性文献。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参见Croll Elizabeth：《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New York》，Schocken Books出版社1978年版 ；Kay Ann Johnson：《Women，the family，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出版社1983年版；Margery Wolf：《revolution Postponed：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1985年版。相较于60年代对中国妇女解放的推崇，在这一批学者眼中，卷入市场的“女性”已不再有当年社会主义“妇女”的光芒。中国的妇女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解放”[4]或者“延迟的革命”[5]。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第三波”也开始运用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来解读中国的妇女解放。克里斯蒂娃遵循德里达语言解构逻辑去分析中国社会的两性关系。在她看来史前的中国社会所建构起的联系社会促成了中国社会的阴性化特征。中国社会没有内在的性别冲突，并且自五四以来中国妇女解放所建立起来的“法的精神”让身处社会主义的中国妇女有着“前所未有的新生”。[6](p111-190)

无论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不满，还是将妇女解放所获得的成果归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内在性别秩序在不同社会的维护。这些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者对中国妇女解放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成果极大地影响了1978年以后的中国妇女研究，并形成了日后中国学者对妇女研究的基本脉络：在西方女性主义“普适”话语中批评、反思中国妇女解放。

20世纪80年代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探索中国妇女解放的主体成为妇女研究和妇女解放实践的核心问题。在80年代的思想界启蒙的大背景下，妇女研究学者对妇女解放的反思从分离开始，与“阶级”“革命”“政治”的分离成为妇女研究者寻找妇女解放主体的切入点。另一方面，市场在中国经济中不可逆进程的加速，“妇女问题”也促使学者试图以性别差异来“寻找女人”。

（一）从文学作品到文学批判：改革开放初期妇女解放话语的批判转向。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中国，理论界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将社会主义改革的问题归于“批判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历史使命,以启蒙的方式容纳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7](p8)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走向未来》丛书出版、中国文化书院成立等为标志的新启蒙运动的兴起，将思想解放的重心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要求的制度现代化转移到“文化的现代化”。这与20世纪80年代冷战后期西方女性主义潮流趋势相契合，即从总体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社会政治运动转向文化批判。

理论上的反思形成对个人价值的高扬，这成为中国知识女性进入文化实践的话语环境。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妇女研究者也是在此背景中从各自的学科中走出来，以文化批判的方式开启中国妇女解放研究。

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作品成为国内妇女发声的主要方式。这些出生在20世纪40或50年代的女性知识分子，成长在“男女都一样”的公共语境，却在步入婚姻和家庭时不得不面对传统的性别观念。对于该时期社会流行“回归女人”的呼声，大多数女性知识分子并不认可。在她们看来，获得政治与经济地位的解放，坚持奋斗实现自身价值的“妇女”才是中国女性的形象。①参见该时期的女性文学作品。例如，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方舟》（1982），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1980）等。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对妇女关注从文学作品创作转向文学评论，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开始进入国内妇女研究与话语实践。该时期女性文学评论对妇女解放话语的关注，最早来自对欧美女性文学评论的翻译。②参见[美]E.安·卡普兰，姚晓濛（译）：《母亲行为、女权主义和再现——情节剧和妇女影片（1910—1940）中的母性》，载《当代电影》1988年第6期，第7—25页；参见[英]克里斯·威登，林树明（译）：《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载《山花》1993年第6期，第68—70页。中国学者尝试将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带入中国女性文学评论，并通过文学评论中挖掘女性话语的力量。③参见荒林：《陈染小说：为妇女获得形式的写作》，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第28—33页;乐铄：《易识的叛逆与解放话语——现代妇女文学中的独身女性题材》，载《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第36—39页。这种由妇女特殊生活条件决定，“跨越国界、种族和社会存在的抽象概念”的“妇女意识”，[8]p279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妇女话语的分离倾向不谋而合。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下的反父权“女性”就是毛泽东时代“男女都一样”话语下的“妇女”，两者皆是被社会政治所异化的女性意识。只有通过回归传统性别差异的“女人”，才能证明“妇女的价值和批判父权，赢得男人的尊重”。[9](p60)

对于此时“妇女”“女性”与“女人”三者的话语差异，李小江认为反映了“中国大陆知识女性对两个世界的关注和对女性主义的相对隔绝”。[10](p183)

李小江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对国内妇女话语研究的影响状态，即国内妇女话语研究呈现出话语上的圈内与圈外的“两极分化”，大有“群氓”与“精英”之别。圈外是上述普遍存在地受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启发有所认识，似懂非懂的性别意识懵懂状态；圈内则是借助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推动妇女学科建立，无论是对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拿来”还是“落地”，都营造出更为专业、更为精英的中国妇女解放话语的建构趋势。

对于后者而言，这样的“独秀”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国内知识界新启蒙运动的潮流驱动。20世纪90年代，受到市场经济挤压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传统到有机的分化，通过各自拥有的知识场域建构知识分子共同体。汪晖认为“新启蒙要构建的思想界，具有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的性质，通过民间的自由论坛或公共传媒，讨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公共事务”。[11](p20)这种新启蒙的“公共空间”建构无疑影响了女性知识分子跻身学术主流的话语选择：与体制保持距离的民间色彩和与“女权”政治区别的学科化态度。

二是源于自身性别困境的思考。这个时期走进妇女研究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源于自己所面对的“男女都一样”的官方话语和日常生活中对妇女的固有偏见的困惑。④参见李小江：《中国妇女文学的历史踪迹》，载《文艺评论》1986年第5期，第62—66页；李小江：《改革与中国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兼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妇女问题及妇女理论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第300—310页。她们站在妇女的立场上为妇女利益发声，赋予此时妇女研究的本质——“文化领域的政治运动”。[12](p23)因而这一阶段的妇女研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方式，以及为妇女自发行动开辟的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在理论表达上呈现出话语的先锋性。

（二）“妇女话语”的两个认识维度：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当代西方女性主义。

“寻找女人”与重新认识“妇女”成为该时期妇女解放话语讨论的主要问题，也因此形成了对“妇女话语”的两个认识维度：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前者希望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来解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为中国妇女解放寻找新途径，后者则尝试运用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建构不同于革命话语的“女性话语”。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学者看来，“寻找女人”就意味着重新认识“妇女”，认识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人类解放的关系。李小江认为妇女解放尽管与阶级解放并不同步，但妇女解放必然融入人类解放。妇女解放同时也是摧毁父权制的价值体系和建立新的文化伦理秩序。[13](p142-166)但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下妇女已经获得人的权利，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获得“女性本体解放”从而达到两性和谐，最终走向人类的解放。[14](p37)

相较之于重新认识“妇女”，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尝试运用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建构不同于妇女话语的“女性话语”。尽管女性文学批评仍是该时期国内妇女研究的主要载体，但国内学者也开始将视线扩大到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较为系统地引介，①参见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慧敏：《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精粹》，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陈龙：《从解构到建构——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渊源》，载《当代外国文学》1995年第5期；刘霓：《赋予灰色理论以生命的活动——女性研究的理论发展与争论》，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37—44页。并尝试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来建构有别于革命话语的“女性话语”。这些尝试一方面来自学者个人借鉴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海内外举办以妇女为议题的学术论坛、学术会议，将西方女性话语引入国内学界。

前者而言，戴锦华和孟悦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学者尝试在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框架下，开启对中国妇女解放话语的反思。作者批评新文化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以主义和信念裹挟妇女进入革命，妇女成为革命力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劳动力资源。当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作为知识和科学方法指导文化的属性，妇女就失去了女性主体性的追求，无法获得“精神性别的解放”，[15](p263-269)“女性掉入一个心理的、更是话语的陷阱”，[15](p268)它表面上针对妇女解放，但实质从属于五四的反传统话语。据此，作者强调“性别差异远不是一个应当抛弃的概念”，[15](p268)提出作为文化现象的妇女解放需要女性自己的话语言说。

后者来说，该时期以妇女为议题的学术论坛和会议，不仅将西方女性话语引入国内学界，而且也是女性知识分子通过女性知识场域构建话语及知识共同体的主要途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的哈佛会议和1993年天津师大研讨班，如果说哈佛会议将Gender（社会性别）带入中国问题研究，天津师大研讨班则是将Gender引入中国妇女解放话语。在接下来的国内妇女解放研究和实践中，Gender成为妇女、性别研究的“元话语”，具有绝对的话语控制力量。

在举办首届中国妇女研讨会的20年之后，海外学者在哈佛再次召集研讨会，其意义不仅在于显示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汉学界妇女研究的蓬勃生机，而且更被国内妇女学界认为是国内妇女研究与国际接轨的起点。[16](p48)但对于受邀的八位中国学者来说，海外学者的研究趋向与国内的学术反思却呈现出“难以沟通之处”。[17](p121)此时国内学者力倡“有性人”视角对社会文化进行审视，批判父权国家的妇女话语在市场经济中将妇女视为“甩掉的包袱”，用“找回女人”来划清与革命话语“妇女”的关系。而海外学者却在去西方化的研究背景中，尝试纠正西方中心视域下欧美女权主义看待中国妇女解放中的偏颇，重审社会主义国家妇女话语的“解放”意义。[17](p119-121)面对海外学者提出对中国语境下的“妇女”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以及中西语境中“妇女”的不同使用问题，此时的国内学者则更愿意关注在推进国内妇女研究学科化进程中，如何借助社会性别进行研究转型，建构与西方妇女研究不同的研究主体。

“难以沟通”让国内学者看到了海内外中国妇女研究的差异，也促使国内学者开始转变对西方女性主义学说的态度。90年代初的国内学界对西方的认识已经从价值观讨论转化为知识建构的讨论，此时中国盛行一时的“主体性”理论也已对“人”有了新的想象与形塑要求：从革命、乌托邦、大叙事回到日常生活。[18](p143-144)因此在“告别革命”，反思知识基础的中国语境中，将西方理论视作知识工具成为中国学者面对此次会议中西之间“难以沟通之处”的处理态度。同时，受西方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和后殖民主义影响，中国学者对白人女权主义也有所警惕，力图将方法论“在地化”来削弱西方女权话语对中国妇女解放话语控制的企图。

除海外学术团体对国内妇女研究的推进，国内学者也利用国内知识分子结构分化的契机，积极筹办学术会议促进妇女研究的发展和学术共同体形成。1993年天津师范大学主办妇女与发展研讨班和1992年上海中外妇女问题研讨会，[19](p60)将西方女性主义学说带入社会转型时期妇女解放的实际问题，倡导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用妇女改变学术和公共与私人的关系，这对日后国内妇女学科发展中强调“始终把妇女作为主体并置于中心位置”和妇女解放实践中“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提供了话语支持。[20](p19)

总的来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国内妇女研究已经尝试运用话语来思考妇女问题。相较于原有性别模糊的革命话语，“有性人”视角把妇女从“家”“国”和各种主义中脱离出来，“让女人说话”，回归到寻找女性自己的历史。[21](p7)

将性别革命从阶级革命中分离剥离出来，挖掘女性作为性别主体对自身能动性的促进作用，这无疑具有话语启蒙意义。但被市场经济排挤的妇女在“回归女人”的号召下变成了“让女人回家”的就业选择，西方新保守主义回归所带来女性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合谋也被隐藏。正如杜芳琴对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妇女研究的评价：“‘有性人’视角看到有性别分野的男女,但对整个性别制度的结构、变化及其对男女两性的影响和两性的互动关系缺乏观察的深度和解释的力度”。[20](p16)“男女有别”取代了“男女都一样”的主流话语地位，“女性意识”“性别意识”在宣告妇女同阶级范畴分离的同时，妇女研究的“学科化”研究范式也逐渐剥离了“妇女”话语的政治性和历史性。

不可否认的是，90年代中期国内对妇女“自然女性”话语定位的批判促使了社会性别的引入与传播。社会性别通过强调性别的后天社会建构而将两性的自然差异转移到社会差异，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个人是社会存在物”的理论不谋而合，而且对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凸显的“妇女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途径。’95世妇会后，伴随着社会性别理论的助推，迎来了国内妇女研究引进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蜜月期，具有革命、国家话语属性的“妇女”也逐渐“边缘化”，从国家话语退场到有限的官方话语。

二、知识话语的塑造

20世纪90年代的国内思潮以强调自由为主。在此背景下，高呼“个人即政治”的西方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颇受国内妇女研究者的欢迎。’95世妇会把国内妇女研究“从隐形变为显性”，[22](p66)将改革开放以来妇女研究中的西学东渐潮流推向了高峰。联合国提倡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成为中国妇女组织推动各级政府实施男女平等承诺的有力砝码。与此同时，社会性别及其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涌入国内，对传统妇女理论的告别和对新理论建构的渴望成为当务之急，“挥手”与“握手”同时进行。

90年代末国内“后学”的兴起，激发了西方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的引介，受20世纪70年代法国知识革命影响下的欧美女性主义思潮涌入中国。不同于对女性集体政治目标的号召，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拒绝女性身份单一化和本质化，“反思自身”的后现代主义，在新的话语概念工具以及话语分析助力之下，国内妇女研究以女性话语的反思与建构为切入点将妇女问题带入到知识话语时代。与此同时，带有政治和历史内涵的“妇女”在学术反思中逐渐被中性而温和的“女性”所边缘。

（一）文化批判转向：知识话语的学术反思。

李小江《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是国内较早运用话语分析来研究中国妇女解放。不同于同时期在文学语境中进行的女性话语研究，她立足于中国社会与历史语境，借助西方后学的话语分析方法，尝试将中国妇女研究从文学批判转向文化批判。

李小江认为中国的女性话语存在于三种话语世界。一是传统或本土的话语，二是启蒙话语，三是社会主义话语。[23](p82-83)社会主义话语产生于革命语境中，“妇女”与“同志”相连，表征着被革命塑造的中国女性跳出了封建家庭，进入到国家。[23](p83)当被赋予革命意蕴的“妇女”作为独立使用的词语时，就产生了官方与日常生活两种语境下的两种内涵。在官方话语中，“妇女”是一个“在官方文件中或在会议上官员对女人的统称”，而在日常生活中，“妇女”依然持有“已婚的、成年的、老态的、旧式的”历史文化内涵。[23](p84)为何革命话语的标签一旦落实到具体的人，就被认作是“一个受女人鄙视被社会掷荒了的词语”？[23](p84)李小江指出这种话语上的分歧是试图切断女人作为“有性人”与历史的关系。“妇女”作为国家话语的结果是“男女平等”在国家权力作用下，从“百姓思考的话语”转变为“社会行为准则”，妇女解放从未完成的社会运动转化为一个“社会承诺”。[23](p83-84)

“承诺”意味着“被解放”，如何才能真正解放？李小江提出：在女性经验中寻找自我，在“男女都一样”中剥离“女人”。换而言之，就是基于女性经验，在质疑革命话语中开启女性的主体性建构。

21世纪初以来，借助社会性别研究范式，女性主体性与国家间关系的文化批判成为对“妇女”学术反思的主要方向。金一虹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铁姑娘”为话语考察对象，分析在“男女都一样”的国家话语下的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如何影响了女性新的劳动角色的形成。[24](p169-193)全红和魏漫红以政治宣传画和《中国妇女》杂志为话语考察对象，分析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对女性性别主体建构的影响。无论是“铁姑娘”，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官方妇女杂志塑造的妇女形象，上述学者都认为作为国家话语的“妇女”，一方面塑造了“男女平等”的性别蓝图，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国家意志“挪用和压制”了妇女的身体，[25](p136)导致了妇女对性别意识的“集体无意识”。[26](p18)

如何在中国语境下让西方社会性别话语发声，“妇女”不仅被中国学者关注，也进入了海外学者的视线。在21世纪初的妇女研究成果中，汤尼·白露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名字，她在《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中关于妇女范畴的问题中提出“过去的未来”妇女史研究方法。该观点不仅为许多国内学者所津津乐道，而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中国语境下“妇女”范畴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建构了其后中国学者的妇女想象。

白露认为进入全球化范畴中“妇女”和“女性”都是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的特殊人群。她以建构“过去的未来”的妇女史研究方法来探讨“妇女”在作为历史性词语的误用，提醒“妇女”在中国重新改写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寻找适当解释对象的概念，它需要通过校正女性主义、殖民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历史连接方式来解释，而不是停留在翻译的概念之中。[27](p46-51)但悖论是，她对中国妇女的历史连接方式仍然没有离开殖民现代主义的背景。如同许多西方学者一样，她对中国妇女的学术研究始终是置于这样的框架：父权压迫+殖民现代主义控制+第三世界妇女的主体性抗争。这样的框架总是在力图回避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所造就的中国妇女的不同之处。

无论是李小江以“有性人”视角去解读西方理论中的性、性别差异，并以此试图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寻找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契合点，还是汤尼·白露沿着社会性别范式的轨迹，建构“过去的未来”妇女史研究方法去考察“妇女”话语在中国语境下的历时性。两者都试图将“妇女”引向个体生活实践，建立把个人作为一种方法，改变宏大理论的叙述方式。美国明清妇女史专家高彦颐更是在《闺塾师》一书中质疑“封建社会尽是祥林嫂吗？”，[28](p4)开启了海内外妇女研究对“五四”革命话语的批评。她认为，“五四”公式将中国封建女性形象被统一打上“受压迫”的悲惨形象，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28](p4)

革命话语固有的集体性与政治性似乎已不再适用于个体日常生活的言说，知识界“告别革命”的思潮又将“妇女”推向话语边缘。但是，作为知识生产的“女性”话语成为妇女解放话语主流，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与被替代的新陈代谢。Feminism翻译在国内出场的复杂性暗示了两者之间的杂糅。

（二）学术反思的两个维度：劳动话语与知识话语。

’95世妇会在成为向世界妇女展示中国的同时，也成为推动“社会性别”进入中国妇女研究的热潮。在社会性别理论的引领下，女性知识分子以追问中国女性主体性向各学科全面发声，批判与反思不绝于耳。几乎同时，国内妇女研究与妇女运动又迅速分化，各派别之间有穿插与联系，但更多是对立与矛盾。吴小英在对21世纪以来国内妇女性别研究的回顾中指出，国内妇女解放话语的分歧来自学术合法性及社会源泉的两方面批评。[12](p27)可以说，吴小英较为准确地指出了21世纪初妇女话语的研究的两个反思维度：妇女话语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还是成为批判文化的“社会性别棱镜”？①王政认为社会性别是观察社会，检验已有理论的研究“棱镜”。参见曹晋，吴娟：《如何从边缘到主流: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的困境——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王政教授访谈录》，载《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2期，第10页。

对于后者，如果追溯20世纪80年代Feminism进入中国的翻译伊始，就不难发现国内妇女研究从一开始就小心地抽掉了西方女性主义的政治性，而将其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定位在方法论。

西学东渐在80年代的中国已经蔚然成风，但Feminism仍被视为与资产阶级女权相关。由于“对女权主义的拒绝和对女权主义的翻译介绍同时进行”，[29](p113)Feminism译成“女性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不仅是出于对资产阶级女权的回避，也是国内妇女研究各方力量对西方理论认识态度的反映。

闵冬潮考察了国内接受“女性主义”不同心态：妇联出于对新理论的渴望，希望以此来解决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现实问题的冲突，但又受困于推进社会性别时受到政治体制的限制；民间、学院研究者认可西方理论的权威，但同样坚信中国有自己的妇女理论，并将Feminism译作“女性主义”以区别于西方的“女权主义”。[29](p112-122)

上述两者对Feminism持有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更多是与当时国内对后学的态度保持一致。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后学并不是像西方那样以解构为目的，而是带有明显启蒙思想传统的建构性”。[7](p26)也就是说，后学在中国成为一个整体性替代方案而不是竞争性方案。这意味着“女性主义”虽然来自西方，但由于这些理论依然被置于中国的语境中，被赋予了特殊的建构目的，将女性主义的建构指向了方法论。

总的来看，国内各研究力量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将Feminism译为“女性主义”，唯一能够被各方所接纳的是将Feminism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打造为“普适”学术研究工具的推广。这促使90年代中后期学院研究成为女性主义的研究主流。

佟新回顾了女性、性别社会学研究30年的发展，认为妇女研究30年的发展是以进入学术主流为目标的发展进程，强调“女性、性别社会学对社会学的突出贡献是在知识生产或方法论方面”。[22](p67)女性话语成为批判父权制文化的有效工具，也重构新的知识。作为新知识生产工具的女性主义，正努力通过妇女研究话语的知识化，建立“一套分析概念和能够解释中国的理论框架,以理解性别权力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22](p68)国内妇女研究在推进学科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并“将‘社会性别’作为研究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解释框架”。[30](p191)

“女性主义”或“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成为跨学科中被频繁使用的研究方法，知识话语让妇女研究从隐形走向显性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区隔了话语使用的妇女群体。知识话语在妇女群众中难以被“普适”，加之市场经济的冲击，原有的传统性别话语又陆续回来。不仅如此，由于知识话语建构的西化语言与思维，加之研究群体内部分歧，知识话语不仅在妇女群众中难以普及，就是跨出自身学术共同体也非易事。以学科化为导向的知识话语建构导致妇女研究的现状呈现出“圈子越来越小，调门越来越高”①关于“圈子越来越小，调门越来越高”的提法，最早是《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于1998年组织的中国妇女研究“圈子越来越小，调门越来越高”的讨论。参见姜秀花：《“调门高”与“圈子小”？：中国妇女研究评价》，载《妇女研究论丛》1998年第1期，第26—33页。的话语局限。

三、劳动话语的重振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日益为世界瞩目，“中国理论建构”的热潮和妇女研究本身具有的批判性促使学者开启对知识话语的学术反思。这支反思力量既有国内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研究者，也有海外长期进行中国妇女研究的学者专家。

海外研究者以王玲珍、柏棣、苏红军、王政、王雪萍等为代表。她们无一例外具有这样的身份：成长在国内革命话语时期，长期受海外学术训练，并且是将西方女性主义话语较早引入国内的妇女研究学者。这样的学术身份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位置促使她们开启对国内“妇女”话语困境的反思。

柏棣通过分析“社会性别”在西方学界的批评脉络，尖锐地指出“‘社会性别’被引诱了，完成了跟资本的联姻”。[31](p6)“物质主义女性主义”对生理性别的“女人味”强调，其实是加大了“社会性别”的分化，是重新社会性别化(re-gendering)。因此，柏棣认为西方女性主义的“女性意识回归”本质是“去”妇女解放的。[31](p1-6)

王玲珍指出西方女性主义所带有的西方中心和变相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导致了对中国妇女解放的两个经典结论，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父权本质和性/别系统和女性主义实践都应该具有自治独立性”。[32](p6)这样的结论让国内妇女研究在去政治和去历史的同时，也在话语建构中试图给“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预定为统一而绝对的概念。但现实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实践深刻揭示了女性主义不可能超越其历史环境，它造就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主体性具有多重维度”。[32](p18)

王政也同样指出，毛泽东时期的妇女主体身份恰恰是多种话语构成，而并非主导的社会性别话语构成。[33](p16)如果用“一个面目不清的父权制党国假设”去寻找被社会主义国家男权特征所抹杀的女性特质的妇女历史，在为中国女性呐喊主体能动性的同时，却恰好通过否定革命从而“排除了国家运作过程中妇女反抗行动的可能性”。[34](p20)

几乎同时，国内学者也借助于国内知识界对“西学东渐”的学术反思热潮，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反思知识话语对中国妇女解放带来的影响，重审“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话语意义。

宋少鹏认为市场转型带来的产权私有化和家庭私人化，这种再生产的私人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再生产的女人化，从而导致代表公领域的“妇女”在中国社会的失语和边缘化，妇女群众面临着从国家承认的可见政治力量的势衰。[35](p5-12)因此，中共“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案所提出妇女受到资本和家庭的双重压迫在今天仍然适用，妇女解放的途径依然是“妇女解放伴随着劳动解放进行”。宋少鹏重新审视中共话语中对“妇女”的偏爱：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下，比起“女权”彰显性别分类与权利意识，“妇女”一词更“凸显了妇女解放与整体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36](p77)只有在唯物史观下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归于私有财产制度，赋予“劳动妇女”与生产制度的联系，才能超越妇女与婚姻家庭制度的关联。

对于“劳动光荣”作为国家话语对女性解放工具化的质疑，光梅红考察了“劳动光荣”话语建构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妇女就业实践的密切关系，指出正是在“劳动光荣”的国家话语塑造下，中国妇女就业达到一个巅峰期。只有“劳动光荣”与“妇女解放”的利益一致或基本一致，才是“劳动光荣”话语价值所在。[37](p55-61)董丽敏也指出，延安时期妇女“组织起来”的话语意义也在于通过相对平等的人与人之间互助合作劳动，“询唤出一批具有劳动自觉、尊严感与‘公家’意识的‘新妇女’”。[38](p10-21)刘希考察了1949—1964年三份妇联刊物中底层妇女叙事，发现正是“劳动妇女”“主人”“同志”等话语重塑了底层妇女的自我认同。底层妇女通过肯定自身的劳动付出，从而在新社会积极建构“受尊重的和政治性的主体身份”。[39](p58-70)

妇女研究的革命转向带来了妇女研究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关系反思，如何将革命重新带回新时代妇女解放实践，海内外的研究学者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劳动话语的重塑。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和劳动的理论作为对抗新自由主义对妇女解放伤害的有力武器。

苏红军评析艾森斯坦《被诱惑的女权主义：全球精英是怎么利用妇女的劳动和思想来剥削世界的》指出，西方学者对女权主义去政治性的批判，无疑是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路径对当代女权主义的反思的合理性。[40](p101-106)

鹿锦秋对南希·哈索克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发现，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唯物辩证法为分析工具，才能在性别化视域下有效地揭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原始积累男权本质的同构关系。[41](p10-15)揭爱花在对妇女解放的国家话语生产机制考察中也指出，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性决定了性别解放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的基础之上。[1](p2-8)石红梅关注了家务劳动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意义，指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对再生产活动的合理解释是重估私领域家务劳动的有效途径。[42](p13-16)

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妇女问题，亟须解决的问题不是陷入中西二元权力对峙的“本土化焦虑”，[43](p37)而应是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海内外妇女研究学者重拾马克思主义对劳动妇女的关注，把研究重点拉回资本的视域，其立意本身就是立足于劳动妇女作为中国妇女解放主体的社会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武器，重新召唤劳动妇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核心概念的理论旨趣和现实价值。21世纪中国的妇女解放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伟大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赋予了妇女解放话语不仅是“本土特色”，而且为第三世界妇女的解放话语重构带入了新的理论空间和实践路径。

四、结语

在学术视阈下回望改革开放40年来“妇女”在妇女解放话语中的演变，从革命话语到知识话语，再从知识话语的反思到劳动话语的召唤。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妇女解放研究的成果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妇女解放理论和实践，在反思中建构起来的本土性别话语也推动着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不断进步。但我们仍需看到，“妇女”这个曾以表征政治集体的概念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标志性符号，在四十年中不断变化的话语位置所折射出本土妇女研究的曲折与复杂。

一方面，“妇女”在学术反思中的话语流变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术思潮影响下，学者在中国语境下寻找妇女主体性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艰难探索。回望学术反思中批评国家话语“妇女”遮蔽下中国妇女的“被解放”，到重新唤回五四时期“女性”的知识话语塑造。告别革命话语的“妇女”，摆脱国家意识形态以争取女性主体性几近成为知识女性的共识。但这种建立在西方价值逻辑基础之上放弃革命想象的“女性”，既难以适应当下中国语境，也不能简单地回归五四语境。否定革命话语并不能让知识话语的塑造更为合理。

重拾革命时期的劳动话语虽然颇具中国妇女研究的本土意蕴，但这样的探索还处在艰难的起步阶段。目前海内外学者对“妇女”劳动话语的关注大多还停留在探讨劳动话语的理论意义，对劳动话语在新时代的理论建构还没有展开充分的研究，诸如劳动话语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关系问题，“妇女”作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话语和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话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问题，“中国妇女”在世界妇女解放话语中的地位和贡献问题等，都亟须下大力气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妇女”在学术反思中话语流变的背后是中西文化的互促与意识形态的斗争。回顾四十年来妇女解放与妇女研究，“妇女”从革命话语到知识话语，并在妇女解放话语体系日趋边缘化，其变化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西学东渐”在国内文化流动和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如果说80年代的妇女研究是以批判传统文化和现实制度，更多是道德的反思，那么90年代，特别是’95世妇会以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被大量引入，促使本土妇女研究从道德反思转向知识反思。应当承认，学术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以来妇女解放话语研究增添了新的维度，拓展了中国妇女解放话语研究的空间。但是，如果仅从研究范式角度讨论“妇女”话语，只能将问题继续停留在文化批判，从而赦免了对西方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44](p98)

李小江在反思后殖民主义对国内妇女研究的影响时，痛心地指出，由于缺乏对社会主义体制下妇女解放宝贵资源的挖掘与整理，中国妇女解放话语陷入两个“不得不”，一是站在颠覆父权文化的立场上，不得不使用男性中心话语；二是不得不使用被西方女权主义所控制女权主义话语。[45](p45)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之时，中国妇女解放话语的学术研究需要更多的“中国声音”，坚守学术话语权，发扬“中国智慧”创新“妇女”话语，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继续挖掘马克思主义“妇女”话语的理论内涵、革命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