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红娟，余 涛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2.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 100101）

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然后从科学到现实两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空想社会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谓是社会主义的初级形态。因而在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中，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本应占有相当的比例。但经作者整理发现，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来说，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说，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①作者在中国知网上先后通过输入“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查询得知（默认为“主题”的查询方式），有关“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文章分别是38895篇和2012篇（查询时间：2020年1月16日）。两者相差的比例较大。同时就这些文章来看，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深入、系统论述的文章不多。有鉴于此，本文将再次从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贡献与局限等方面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有关内容展开论述，希望能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做出微薄的贡献。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空想社会主义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的，其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16—17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早期无产者的斗争还处于零星的自发阶段。因而这一时期的空想家们也往往只是以一种较为文学化的手法来展现微弱的共产主义。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莫尔和温斯坦莱、意大利的康帕内拉以及德国的闵采尔等。

莫尔是15—16世纪英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家。1516年，他发表了空想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第一部著作《乌托邦》。在书中，作者通过与一位水手的对话，描绘了这位航海家在乌托邦岛国的奇异见闻。通过该书，莫尔首先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祸害的总根源。同时，莫尔通过该书，“设计”出一种完美的国家制度。莫尔的思想开创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先河。

康帕内拉是意大利著名的思想家和爱国者。他因反抗西班牙的统治者而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牢狱之灾。在狱中他写出了《乌托邦》的姊妹篇《太阳城》。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也是采用对话的形式，描绘了一幅以公有制为基础、没有剥削和压迫、公正平等的未来美好社会图景，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充斥着自私自利的现实剥削社会。

德国的闵采尔与莫尔和康帕内拉不同，他主张采用“大震荡”即暴力革命的手段来实现理想中的“千年天国”。他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将自己描绘为“上帝的选民”，[1]（p63）对一些宗教人士的虚伪和封建政权的压榨作了无情的揭露。在此基础上，闵采尔号召人们争取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共同享有的“天国”社会。

温斯坦莱继承了莫尔、康帕内拉等人对社会私有制和人类不平等的批判传统。他认为私有制，特别是土地私有制是“产生使人陷于一切贫困之中的一切战争、流血、盗窃和奴役法律的原因”，[2]（p35）号召人们建立土地公有的理想社会。在达到理想社会的方法和道路问题上，温斯坦莱坚持采用和平运动的方式，幻想通过自己的呼吁和行动打动或感化当权者。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还有很多的不足。例如对平等、平均的混淆，存在着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和强烈的平均主义等。但它们已经开始闪烁出真理的火花。可以说正是在这些早期成果的基础上，空想社会主义才能得以进一步的发展。

（二）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中期发展阶段。

资本主义发展到18世纪后，其生产已经进入了工厂手工业发展阶段。同时在这一阶段，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开始表面化，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也开始对封建主义发起了全面进攻。空想社会主义在这一背景下继续发展。

梅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由于长期、频繁地与农民接触，梅叶对穷苦民众十分同情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对贵族与僧侣对农民的压榨和欺骗非常愤恨。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遗书》上。《遗书》大部分章节揭露和批判了宗教的荒谬与僧侣的伪善，其余部分着重批判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和描绘了美好的未来。

这一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代表是摩莱里。他的代表作是《自然法典》。在这部被称为“共产主义法典”的书里，摩莱里对私有制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3]（p148）公有制才是符合人类天性的制度。他用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实现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的三原则。这比之前莫尔、康帕内拉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用文学化的手法来表达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因而被恩格斯称之为“直接共产主义理论”。[4]（p525）

巴贝夫是该时期又一位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平等派运动的领袖。他主张依靠贫苦劳动群众、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平等的共和国。其核心思想是有关平等的论述，最新颖杰出的地方是“他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动力阶级斗争给予头等重要的意义。”[5](p16)他同时又是革命实践家。在革命实践中探讨向公有制社会过渡的步骤和措施，第一次将共产主义作为实践问题提了出来。因而巴贝夫主义的革命性和实践性是以往任何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无法相比的。

总之，在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能够认清社会剥削或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对封建王权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相应的揭露和批判。同时巴贝夫还认识到了阶级的概念，试图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进行问题分析并试图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

（三）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的高级发展阶段。

19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其阶级对立也已很明显。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吸收法国启蒙学者的理论形式和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同时，提出了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方案。空想社会主义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发展。

圣西门出生于法国。他的思想属于“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6]（p62）圣西门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把人类分为由学者、艺术家和一切有自由思想的人、坚决反对改革而不属于第一阶级的有财产的人、在平等口号下联合起来的其余人等三个阶级；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实业制度理论和按才能和贡献分配这一不同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这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巨大推进。

傅立叶也是一位出生于法国的思想家。由于其曲折的经历加上非凡的天赋，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有关学说。傅立叶认为“文明制度过去是，将来也只能是一切罪恶的渊薮”，[7]（p155）人类必然要步入完善的和谐社会。傅立叶还提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等思想。这些都为后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欧文是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作为“英国共产主义的代表”，欧文在对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和思考中逐步认识到造成不合理社会的根本在于竞争，而造成竞争的根源又在于私有制。因而他主张建立不仅能解决失业而且能取代现存社会制度的合作新村。“所筹划的新村将是富裕、睿智、善行和幸福的园地”。[8]（p232）欧文设计了一个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

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天才般地预测了包括社会历史发展等在内的一些真理，对未来社会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设想或方案。虽然由于思想和社会条件的限制，他们也时常倒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阵营，并看不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规律等，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包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正如恩格斯所说，德国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肩上的。[6]（p218）

（四）19世纪30—40年代：空想社会主义的渐进发展阶段。

这是一个相对特殊的阶段。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地位在欧洲主要国家已经确立，圣西门派已经瓦解，傅立叶和欧文派也渐于没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股被恩格斯称为“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出现了。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布朗基、卡贝、德萨米和德国的魏特林等。

布朗基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由于其家庭及个人经历的缘故，布朗基对资产阶级的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并进行了充分揭露。针对资产阶级政府的自我吹嘘，布朗基针锋相对地指出：“这种制度建立起来只是为了富人剥削穷人，只是为了不体面地、粗暴地满足富人的物质利益。”[9]（p5）同时他还将政府比作压榨人民血汗的抽压机。对于资产阶级选举、法律及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他指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愚弄人民的行为和“众所周知的谎言”。[9]（p47）

魏特林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他认为“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10]（p74）金钱是造成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魏特林认为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状态、奴隶制社会、和谐与自由的社会三个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属于现代奴隶制度，必然要被和谐与自由的社会所代替。另外，魏特林还非常重视未来社会的教育问题并设计了学习军制度，认为无产阶级是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力量。各国的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推翻资本主义等。

卡贝和德萨米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伊加利亚旅行记》和《公有法典》中。在这两本书中，他们都对剥削人的现实社会进行了鞭挞，并对相应的美好图景进行描绘。尤其是在德萨米的《公有法典》中，作者首先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时代混乱和工、商等行业丑恶现象的根本：“与其归罪于人，还不如归罪于制度。”[11]（p56）其次德萨米主张采用社会革命的方式来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的社会制度等。同时他还明确表示要为无产阶级立言，支持工人运动。虽然此时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还不是真正的、纯粹的工业无产阶级，但他这种依靠无产者的想法，无疑向科学社会主义更进了一步。

总之在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和欧洲工人现实斗争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有了更为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还试图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实现共产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更加立足于现实并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

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深刻分析了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对所处时代的社会制度尤其是私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并对随后的工人运动起到引导作用。

例如，16世纪初，针对当时英国社会“羊吃人”的奇怪现象，莫尔发现：“凡出产最精致贵重的羊毛的，无不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12]（p21）“他们使所有的地耕种不成，把每寸土都围起来做牧场，房屋和城镇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作羊栏。并且，好像他们浪费于鸟兽园囿上的英国土地还不够多，这般家伙还把用于居住和耕种的每块地都弄成一片荒芜。”[12]（p21）透过这些问题，莫尔发现私有制度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因此，“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度,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12]（p44）莫尔通过文学化的阐释给困顿迷惑中的人们以指点迷津。

18世纪的梅叶作为神父，很早就对“一些人仿佛生来就只是为了横暴地统治别人，永久享受生活的一切幸福”[13]（p82）等不平等现象产生怀疑。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梅叶认识到宗教的虚伪和现实政治的邪恶，指出“人人天生都是平等的”，[13]（p82）封建制度特别是封建私有制是造成这一切不平等现象的根本原因。在私有制度下，各等级之间财富分配不平等，一些人将土地占为己有、过着“寄生”式的生活，不同家族间出现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等。因而，梅叶构想建立一个财富共有，彼此间友爱互助，人人都能丰衣足食，婚姻、家庭关系自由幸福的理想社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19世纪时被称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的圣西门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他指出，现行的资本主义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利己主义这个人类的坏疽侵害着一切政治肌体，并成为一切社会阶级的通病”，[14]（p286）一部分人正对广大劳动者进行残酷掠夺。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必须进行彻底改造，“改造的需要已经成为燃眉之急，势在必行。”[14]（p254）后来，德萨米在《公有法典》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现代奴隶制”，无产者被资本家用“贫困的铁项圈”套在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时代的混乱和多行业的丑恶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和艺术教导人们粉饰和崇拜种种罪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的社会制度。德萨米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公有社会的想法。

此外，闵采尔、摩莱里、傅立叶、欧文和萨米德等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对所处时代的社会弊端进行了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总体看来，虽然他们其中有些人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深度不够，所揭露和批判的着眼点也各不相同。但正是在这些对现有社会揭露和批判的基础上，人们才得以进一步认清剥削社会的本质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规律，工人运动才得以蓬勃发展起来。

（二）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提出了很多积极主张和天才性的设想，这为后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思路或发展方向。

例如在康帕内拉描绘的太阳城里，“他们都是富人，因为大家共同占有一切”，[15]（p24）一切劳动、公职、和艺术工作都由全体公民共同承担；由社会组织生产和公平分配劳动；实行全民义务教育；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每个公民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并从事体育锻炼和科学研究；人们的身心都能得到健康自由的发展，过着幸福而快乐的生活。在摩莱里的《自然法典》里，人们用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三条“基本的和神圣的法律”：即财产公有；依靠社会生活；各尽所能，促进公益增长。[3]（p106-107）在这样的社会里，基本生活资料全体公有，全体公民都根据自己的专业和特长尽力地为社会服务并从社会获得供养。摩莱里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用经济法律规范来调整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法，这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尝试。

傅立叶在吸收前人“合作社”思想的基础上，根据自己亲身的生活经验，“设计”出了未来的“和谐社会”方案。在这种由“法朗吉”或“工农协作性”所组成的和谐社会里，人人都应当参与劳动、都具有劳动权，实行按比例分配的方案；男女平等，对儿童实行免费的社会公共教育并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农业是首要经营的，同时也从事其他各项行业；其总收入一部分用于社会福利，一部分用作生产开支，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转。

布朗基深受圣西门、傅立叶的影响，提出通过协作建立一个国家政权不复存在、阶级对立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不复存在并且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社会”。在他所设想的“共产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神圣的”；[9]（p86）“没有一点权威的阴影，没有一点强制的因素，没有一点权贵的气息”；[9]（p88）没有利己主义；实行教育平等和免费的义务教育等。

另外，莫尔也“设计”出一种没有私产、按需分配、政治民主、信仰自由的国家制度；闵采尔勾勒出了一个理想的“千年天国”；梅叶描绘了一个全体居民友爱互助、人人劳动并实行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卡贝认为在私有制度和共产制度之间必须有一个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过渡性制度。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现实社会的同时，也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积极设想。这些内容有些是具有天才性的设计，其中所包含的某些积极因素与合理成分，成为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来源。

（三）空想社会主义虽然还有很多内容不切实际，停留在“空想”的阶段。但毫无疑问，这些美好的设想或憧憬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灭亡的认识前提之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一定到来的基本态势和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客观规律。

闵采尔主张建立一个产品平均分配，取消徭役、地租、特权等，消灭财富不均和剥削，人人参加劳动，一切权力属于民众的“千年天国”。正如恩格斯所说：“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6]（p248）但“天国”的实现，需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暴君和凶手”，消灭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无疑暗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趋势。

巴贝夫主张要相信人民、依靠贫苦劳动群众，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实现“贫民革命专政”、建立“共同劳动、共同享有”的平等共和国。他同时又是革命实践家，“站在群众的最前列领导群众向前迈进”，[5]（p23）第一次将共产主义作为实践问题提了出来，同时在革命实践中探讨向公有制社会过渡的步骤和措施。这也充分揭示了巴贝夫对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信心和决心。

欧文作为“英国共产主义的代表”，认为“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8]（p3）因而他主张建立不仅能解决失业，而且能取代现存的建立在私有社会制度上的合作新村。在这样的新村里，环境优美，设备方便，物品价格低廉，人们丰衣足食地共同生活在一起；一切病人、子女和年幼的孩童等都将得到照看；儿童循序渐进地学习手艺或者工业生存技能。很明显，欧文的“新村”的建立是以私有制社会的灭亡为前提的。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也是欧文理想的另一种体现。

魏特林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一定会被“和谐与自由的社会”所取代。这也是一个消灭了私有财产、商业和金钱制度，没有政府、法律和刑罚，人人劳动、一律平等，全体成员的能力和欲望都达到充分和谐与自由的“民主共产主义的家庭联盟”。[10]（p341）在实现未来社会的道路问题上，魏特林认为无产阶级是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力量，各国的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推翻资本主义。魏特林的思想虽然是一种“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6]（p13）但它无疑表明了魏特林对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原始社会）向高级（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与信念。

此外，莫尔、康帕内拉和卡贝等通过所描绘的乌托邦、太阳城或具有依加利亚特色的共产主义图景，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对不平等的剥削社会的厌恶；梅叶、摩莱里、圣西门、傅立叶和布朗基等在对私有制社会深刻揭露和无情鞭挞的基础上，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认识和信心。空想社会主义在对未来社会“空想”的同时，却也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性

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有不少贡献，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空想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很多内容都是建立在直觉判断和主观想象的基础之上，缺乏相应深入的科学分析和合理“设计”，还存在很多的不足。首先，空想社会主义尤其是前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时往往采用直接推导的方法，很少看到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更难以将社会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联系起来。例如莫尔认为，有人从事盗窃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迫使“不幸的人”逃离家乡，他们在流浪中花光所有积蓄之后被迫所为；[12]（p22）康帕内拉觉得，由于拿那波利城七万居民中“差不多只有一万至一万五千人从事劳动”，并且那些“不幸沦为奴仆的多数人”也被“游手好闲”的人所传染，不愿意“去履行社会义务和完成有益的工作”，从而造成他们现在仍然存在仆人；[12]（p23-24）闵采尔在《十二条款》中通过农民的口吻，认为负担不起沉重的地租原因在于存在不合理不公正的地租；[16]（p143）温斯坦莱认为英国没有“自由的人民”原因是广大“无地的贫农”没有得到可以耕种的土地、还没有生活得像地主那样富裕。[2]（p16）——空想社会主义在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时往往建立在直接推导的方法，不免显得有些直接和浅薄。

其次，在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上，空想社会主义者往往依据个人的既有经验和主观臆想来进行“设计”，这不免使得空想社会主义陷入“空想”的泥潭并时常背离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例如莫尔所津津乐道的乌托邦，仍然是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手工业生产社会。农业是乌托邦的支柱型产业，大家在掌握一项专门手艺的前提下以务农为业，辛勤劳作。这与以现代化大生产为基础、劳动变得轻松愉悦的共产主义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他们在工作、外出时间要求统一着装，不准自己的公民进行屠宰、携带任何“不洁”的东西进城，将“另一国家的贫无以为生的苦工”作为“奴隶”等做法都明显有悖于共产主义。同样，在康帕内拉所描绘的太阳城里，生产力水平仍然相当低下，要求居民一律都穿白衬衫，衬衫上面罩着一件连裤的无袖衣服，裤腿用带子系着，腿上戴护腿套，一年换四季衣服，主张实行公妻制度和废除家庭等。不难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这种对未来看似细致的“安排”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而是一种平均主义的表现。其中有些方面还在客观上违背了共产主义的自由原则。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4]（p529）

（二）空想社会主义往往忽视了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发展趋势，因而不可能找到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和变革力量。首先，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往往过分看重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明白人民群众才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这就导致他们难以找到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常常在大规模的群众斗争面前“迷失”方向。例如莫尔认为“一个国家的祸福系于官员的品德”，将社会发展的良好愿望寄托于“选择正直而不为利诱的人”之上，看不到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作用；[12]（p92）梅叶虽然思考问题时着眼于劳动人民，认为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但他又对劳动人民“虽然用尽各种方法（好的方法或不好的方法）想努力摆脱贫困，但用各种公正和合法的方法总是不能摆脱贫困的”[17]（p217）现象表示惋惜，进而否认劳动人民的力量；傅立叶拒绝甚至恐惧人民群众的运动，妄想用个人的力量去影响和改变社会。“他这个‘平凡的售货员’深信自己目的的伟大，作为一个为了光明的未来而忘我斗争的战士，作为一个人类未来幸福的预言家，英勇地投入了反对占据统治地位的一切邪恶和社会不公正的斗争。”[18]（p45）因而傅立叶时常沉浸于“一厢情愿”的理想追求中，排斥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其次，空想社会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往往把无产阶级当作一个值得同情和救助的对象，缺乏对无产阶级全面正确的认识。这就使得他们很难找到社会变革的真正力量，进而将革命运动置于鲁莽或混乱的状态或者是反对革命、坚持改良。例如闵采尔不了解实现共产主义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即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不了解工业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因而，他幻想在宗教神学的外衣下，通过宗教仪式和宣传来组织群众，采用“大震荡”的革命形式来夺取政权。圣西门生活在法国刚历经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后的一段时期内。此时的无产阶级刚从第三等级中分离出来，“他们也说不清用什么方法能够减轻他们处境的苦难”，[19]（p7）正处于一个相对迷茫的成长阶段，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因而圣西门对无产阶级的境遇深表同情，同时也认为无产阶级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获得胜利，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同时代的傅立叶和欧文与圣西门相似，他们都把无产阶级看作受苦受难的群众，对无产阶级的不幸深表同情，并力图减轻其苦难。但他们“并不是想解放某一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6]（p526）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傅立叶坚决主张用改良的手段来改造社会；欧文认为社会改造应该由政府来实行，幻想政府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改革。

（三）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对社会问题分析时往往采用宗教神学的方法，或者只是从简单的理性或人性出发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进行判断。这就使空想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并最终倒向唯心主义的阵营，陷入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的泥潭，难以从根本上解释人类社会的剥削现象，更不可能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例如温斯坦莱认为私有制，特别是土地私有制是一切暴政和不合理、不公平法律的根源。而私有制是由于亚当与夏娃后代中的“兄长”利用人类的弱点，采用欺骗和暴力的方法掌握权力，进而对失去土地成为奴仆的兄弟们进行肉体和心灵上的迫害。这样一来，人类的不平等就出现了，奴役性的法律、暴力和各种社会罪恶也随即出现。魏特林认为“一切民主观念都是由基督教产生的”，基督教是“自由的先知”，是“上帝和爱的象征”，要求人们“为了解放全人类，必须利用宗教”，[20]（p63）将共产主义归结为早期的基督教。在此基础上，魏特林甚至提出了“爱敌人”的口号，明确提出作为基督徒，要爱敌人而不应惩罚他们。[20]（p144）很明显，魏特林将共产主义理想与宗教信仰混为一谈，最终必然跌入唯心主义，失去科学性。

摩菜里认为，理性的力量高于一切。[3]（p198）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问题上，摩莱里又认为共产主义是与“人类的天性”相适应的。人类初期的社会是家长制的共产主义，财产公有，土地均享，自愿服从长者的管理。但不久出现了成文的法律代替家长制的管理。出于无知，法律制定者规定平分公共财产，允许私有制存在。在私有制下，人们开始产生贪欲，进而造成无数的社会恶习。因而，为了杜绝恶习和恢复人类的幸福，就必须废除私有制。摩莱里从“人性”的角度论述了废除私有制的必要性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行性。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都要为人类建立合乎理性或人性的社会。他们认为合乎理性的社会之所以没有出现，是由于真正的理性尚未被发现出来，尚未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最终，得益于他们天才性头脑的“伟大发现”，合乎理性的理想社会才被发掘出来。他们还依据抽象的人性来判断社会，认为资本主义违背人性，是人类的迷误，迟早都要灭亡等，将理性或人性作为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

总之，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空想社会主义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带有不少的缺陷。正如恩格斯所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6]（p528）空想社会主义产生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出现不久，无产阶级还很幼稚，“他们只能是这样。”[21]（p282）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从16世纪到19世纪30—40年代的这段时间内，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社会结构与矛盾发生变化的前提下，空想社会主义应运而生并得到相应发展。同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空想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还带有很强的局限性。但空想社会主义在对现实社会进行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提出了一些积极性的主张和天才性的设想。这无疑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准备了相应的条件并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说正是在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结合着欧洲的工人运动，最终创立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此外，空想社会主义中所蕴含的经济、教育、建设和管理等思想传播开来，也在全球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摩莱里和德萨米的经济法思想奠定了现代经济法形成的基础，欧文的管理思想对工业革命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空想社会主义甚至于还改变了后来英国工艺美术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类的艺术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2]（p55-57）时至今日，空想社会主义中的某些内容仍然还在启迪和指引着人们，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