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竹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脱贫减贫工作，累积减少贫困人口数量高达8亿，占世界减贫人数的70%以上，[1](p610)按照脱贫减贫工作先易后难的推进趋势，目前我国也逐步进入了“啃硬骨头”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以条件型贫困为代表的显性贫困逐步消失，而以素质型贫困和机制型贫困为代表的隐性贫困问题逐步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扶贫脱贫逐步向模式精准化、主体多元化、手段多样化过渡，[2](p131)随着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条件的逐步改善，脱贫的最大障碍逐步由自然条件让位于人的综合素质。[3](p36)而教育扶贫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在提高个体素质、激发自主脱贫内生动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亦对教育扶贫工作做出了重要部署，“贫困地区教育事业是管长远的，必须下大力气抓好。扶贫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4](p83)

一、现阶段乡村教育扶贫的主要进展及存在问题

教育扶贫主要通过对贫困人口的素质改造和提升，把反贫困变成穷人的自觉行动，把贫困人口从接手援助的被动脱贫者转变为自觉寻找脱贫机会的主动脱贫者。[5](p46)目前我国施行的乡村教育扶贫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上的乡村教育扶贫以乡村学校教育为主要内容，进行教育投资和教育资助，其涵盖范围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广义上的乡村教育扶贫则将培养和塑造乡村人口的教育行为都理解为乡村教育的构成环节，除了狭义上的各类正式教育的形式外，其内容还包括村规民约、乡村历史文化、农业发展技术等，其组织方式亦更加多样化，包括村民小组、社区宣传、网络课堂等。现阶段，乡村教育扶贫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实践层面。

1.教育环境问题逐步改善，教育深度问题逐步凸显。

党的十九大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乡村教育扶贫长效机制的实现提供了政策保障。在扶贫工程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作用、共谋共治之下，乡村教育资源配备已逐步升级，以“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特岗计划”为代表的系列工程一定程度改善了乡村教育经费、乡村学校、乡村教师的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都为乡村教育发展提供了亟须的物质条件。在此基础上，乡村教育扶贫的重心可以逐步过渡到教育深度问题。隐性贫困需要依靠教育力量唤醒贫困人群的主体性作用，提升个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能力。[6](p18)无论是“文字上移”还是“文字下移”，乡村教育扶贫开展的环境和地域只能对教育发挥辅助作用，教育扶贫更需要着重于如何真正唤醒贫困人口的主观能动性，将脱贫减贫从被动转向主动，而这正是目前的乡村教育扶贫所欠缺的地方。

2.学校教育扶贫推进快，其他形式教育扶贫相对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教育扶贫经历了从普及初等教育、扫除农村青壮年文盲向拓展多层次、多类型教育政策体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校教育是最受关注的环节。然而，学校教育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表现在其教育内容的局限、教育方式的局限和教育对象的局限，教育的常规课程如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均受到应试教育的功利性影响，难以实现个体教育的创造性发展。同时，学校教育中的地域差异、师资质量、被教育者的经济能力等又进一步导致了质量贫困、机会贫困、信息贫困的出现。因而，必须同步发展其他教育形式与学校教育进行平衡。乡村教育扶贫是消解隐性贫困，提升贫困人口社会存在感、获得感、增强其自信心与幸福体验的重要手段，从这一角度，教育的对象不仅应该针对儿童或青少年，而应该是广大的乡村贫困人口，教育的地域应该从学校拓展至社区，教育的手段应该跳出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而这些在现有的乡村教育扶贫中仍处于相对滞后的发展阶段。

（二）理论层面。

当前有关乡村教育扶贫问题的理论观点可划分为三种视角。一是理论解释视角，多表现为相关理论的完善，在对现有经验、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尝试运用不同理论模型、范式或分析方法解读时下我国乡村教育扶贫的有关问题，[7](p21)强调跨学科思维；[8](p30)二是政策研究视角，以中央及地方推行的相关政策为切入点，研究地方教育扶贫的总体政策需求，从而进行政策上的修正与调控。这包括论证了教育扶贫的顶层核心理念的转向、[9](p42)政策制定对扶贫目标达成的重要意义、[10](p91)教育扶贫政策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阻碍因素及其归纳总结[11](p36)等；三是执行机制视角，认为地方教育扶贫的政策执行影响其实施效能，[12](p12)政策执行可分解为执行政策的行动逻辑、目标功能、有效介入因素、组织结构、变通机制、激励机制、评价体系、监督机制、程序立法、配套建设等问题。[13](p87)

现有的研究较好地总结了乡村教育扶贫阶段性发展特征，对现存问题进行了归纳和剖析，形成了解释模型和制度设计，为乡村教育扶贫的理论需求和实践引导提供了较强助力，但更多关注的是乡村教育扶贫推行的客观环境，如教育物资投入、公共设施和师资队伍的建设等，但在激发乡村教育扶贫的内生动力学术研究的解释力与引导力上较为不足，对于如何实现乡村精神文化层面的推进和发展缺少充分讨论。

综上，乡村教育扶贫现阶段的主要进展集中于对显性贫困因素的改善，对隐性贫困因素关注较少。然而正如《贫穷的本质》（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作品）中反复强调的，贫困人口的贫困并不仅仅因为物质（包括金钱）的缺乏，其背后有更深刻的影响因素，如信息来源的匮乏、悲观的自我预期等均会导致贫困。在教育方面，贫困人口不愿意接受教育的真正原因并非教育环境的落后，而是因为对教育意义的误读、对教育的投资—回报率理解偏差、过高的期望和短期现实之间的落差导致的悲观自我预期（S形曲线的贫穷陷阱）等因素。[14](p83)这些“贫困陷阱”恰是现阶段的乡村教育扶贫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大量的乡村扶贫物资和技术的投入反而助长了一部分人“等、靠、要”的不良作风。因而，本研究着眼于造成贫困的隐性因素，深入思考如何通过教育进一步解决隐性贫困问题，从而激发乡村人口的内生动力。而乡村教育扶贫与“价值教育”的融通正是当下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思路之一。价值教育这一教育机制的使用，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乡村教育扶贫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的缺失，通过对个体核心价值体系的纠偏、重构和激活，为乡村贫困个体挖掘自身潜力、实现个体价值提供动力源泉，从而实现乡村教育扶贫的良性运转。

二、价值教育的概念及在乡村教育扶贫中的作用

（一）价值教育的界定。

西方价值教育理论在20世纪末传入我国，并被我国学者引用来解释教育实践中的现象和问题。[15](p49)但其实在20世纪早期，我国的教育运动中已暗含价值教育思想，如陶行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育要贯穿人生命的始终”的教育理念，[16](p192)梁漱溟提出的“乡村建设方案”中对“乡村文明”的论述，以及在他建立的乡农学校中对乡村不良习惯的改造和农业技术的学习等。[17](p179)

目前通说认为价值教育是通过对个体价值素质的生成施加影响，最终将个体培养为合格公民及各种社会角色的人，且这些个体又能在各自的实际活动中扮演自我价值和各种价值的创造主体。[18](p54)价值教育的目标在于“引领”个体的自我实现和社会价值创造，即帮助个体达成完整的生命发展。[19](p24)乡村价值教育是价值教育在乡村地区的具体应用，具体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建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价值教育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概括，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核心价值目标和价值理念，[20](p46)该体系以共同富裕为价值理想，以为社会做贡献为人生追求，以集体主义为行为准则，是凝聚和统一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利益群体思想的有力武器，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凝练，[21](p86)也是价值教育本土化的具体呈现；二是辅以现代化生活生产观念的普及。现代社会发展呈现节奏快、效率高、跨地域、跨领域的特征，如在农村生产生活中，农民的就业市场和婚姻市场亦逐步全国化，外出务工时间的早晚、参与市场的程度、家庭资源的分配、劳动力的配置方式均影响到贫困的形成，因此必须使贫困人口了解并理解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实情，鼓励他们追求、向往现代社会的发展成果。

（二）价值教育在乡村教育扶贫中的作用。

1.社会层面。

（1）完善乡村教育扶贫体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根据教育扶贫的定义，可将教育扶贫的功能归纳为两方面：第一，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第二，辅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生成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自主脱贫。现有的乡村教育扶贫在完成第一项功能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在激发贫困地区人口的内生动力上存在不足。而价值教育的运用则完善了这方面的缺失。价值教育提出完善“人的存在”，具有将人的自觉性、社会性、精神性和超越性进化为能够超越自然生命、本能生命，走向社会生命、精神生命的属性的功能，[22](p46)其重点作用在于精神建设，助力个体向“整全人”发展，引导个体完成自我实现和社会价值的创造，从而激发个体自主脱贫减贫的内生动力。价值教育与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衔接，将乡村教育培养体系由仅传递知识、科技转变为能力建设、知识建设、价值建设多头并进，以此为载体建立正确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扭转目前我国在文化传承、道德教育和学术精神建设等方面的不良局面，引导乡村贫困人口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实现。

（2）助力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建，保障社会稳定运行。

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价值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一直广受认可，例如传统村庄“熟人社会”的特征有利于村庄成员产生基于共同道德生活经验和道德传承的熟悉、信任和认同，形成良好的村庄共同体凝聚力和道德权威影响力。然而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对乡村传统价值形成强力冲击，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乡村旧有的封闭格局，使乡村价值体系呈现多元化、自由化发展。价值取向多元和自由是乡村发展的必然变革，同时也是乡村社会乃至我国整体社会矛盾的诱因之一，因而乡村文化面临重构和革新。通过乡村价值教育的引入遏制因价值多元主义和价值取向危机产生的不良影响，避免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交往互动中可能面临的价值冲突，减少由此产生的社会失范与越轨行为，从而达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对价值的认知提升，个体的“本我”和“自我”对人的束缚将减小，“超我”将逐渐显现，人也因此具有了社会性，能够参与到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中，成为社会集体的一部分，从而为社会稳定运行提供保障。

2.个体层面。

（1）帮助建立自我价值认知以破解“S形曲线贫困陷阱”。

常言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贫困户而言，“渔”包含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尤其是对缺乏人生规划和人生理想的贫困户，过高的期望和短期以及现实之间的落差往往会导致的其形成悲观自我预期，即相信自己无法成功，并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自我设限（S形曲线的贫困陷阱）。而对于那些陷入贫困陷阱的个体，物质资助只能形成短期之效，长期还会助长其“等、靠、要”的不良作风。价值教育，以提升和更新个体的价值认知为阶段性目标，以引领个体完成自我实现和创造社会价值为终极目标，通过纠偏、重构和激活三种路径，激发贫困个体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纠偏即纠正个体的错误认知，有的贫困户对人生规划的理解仅局限于眼前的短期利益，这种认知难以形成脱贫推动力，即使不断地对其投入扶贫物资和资金，也只会被其迅速使用，而无法形成家庭发展的积累和动力。因而必须调整其价值认知，如能够享受现代社会的科技成果、使家人能够获得更优质的生活、使自己获得其他人的尊重等。只有在完成对其价值观的纠偏，使其认知到自身具有突破“S形曲线的贫困陷阱”的可能，方可对其进行下一步的价值观重构，形成积极的价值认知。

案例1宜昌市点军区M村有易地扶贫搬迁的贫困户28人，由村集体统一建设搬迁房，每人每月500余元。搬迁后，这28人中有16人就不再种地了，剩下的12人还种点菜，主要是供自己吃。大家每天聚在一起玩牌喝酒，最高兴的事就是每月发扶贫款的时候！问他们对未来有什么安排、打算，大家都摇头表示没有，有人说，“现在这样就很满足了，不想其他的，反正政府每月发钱，也不愁吃喝。”（案例取自宜昌市实地调研访谈记录）

（2）助力更新社会环境认知以破解“信息贫困陷阱”。

信息的缺乏使贫困人口相信那些错误的事情，诱导他们做出错误的决定，如因为不知道疫苗的用处而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或因为难以理解保险的作用而未购买保险最终却大大增加了因病致贫的可能性，或者体现在教育上，因为看不到教育短期回报而选择忽视教育。信息贫困陷阱在乡村地区尤为常见。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互动频繁，国际之间信息传递激增，城市发展跳过递进式的发展流程，而直接呈现为跨越式发展的态势，但在乡村则明显处于落后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存在大量乡村人口对社会环境的改变缺乏认知，未能及时加入市场化经济的步伐，在生产方式上停留在传统小农经济的固有模式中，在生活习惯上则局限于贫穷的生活模式中。

案例2李勇（化名）一家四口之前居住在深山中，靠种菜和茶叶为生，只有一条蜿蜒的山道通向外界。2017年政府开展易地扶贫搬迁，李勇一家被搬到了现在居住的社区，该社区交通便利，健身娱乐措施一应俱全。然而李勇却并不喜欢新社区，一有机会就回去山中老屋居住。李勇说，“老屋都是住习惯了的，这边环境好，但那些东西（娱乐健身设施）我又用不上，还拘束，上个厕所冲水都要花钱。”当时与他一起从山中搬出来的还有十多户，都和李勇是同样的心态。（案例取自宜昌市实地调研访谈记录）

案例3贫困户孙大力（化名）是地方重点扶贫户（红卡户），政府不仅每月给他发几百元的补助，还给他办了农村医保。去年政府给他买了一头牛，指导他学着做养殖，哪知过几天再到张家时就发现他把牛给卖了。同村的孙志（化名）也是类似的情况，政府给了羊，孙志不仅没想着如何学习养殖，反而把羊宰杀吃肉了。（案例取自宜昌市实地调研记录）

若以他者的眼光审视李勇、孙大力和孙志三人，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此三人仍然不愿改变、不敢改变、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变。因为找不到追求家庭积累与家庭扩大再生产的意义，其行动逻辑局限于家庭支出的即时性，进而形成“收入不高、生活质量不低、弱家庭积累”的生活习惯。[23](p7)对于这样的贫困户，强制性对其实施扶贫也难以见到成效，必须配合价值教育，使之知晓社会变化，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节奏。

三、乡村价值教育扶贫的实现机制

化解乡村价值危机，通过价值教育重构乡村价值体系，从而引导贫困个体实现对自我的内省，激发其内生动力，这是现阶段乡村价值教育扶贫的主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其难点及攻坚路径主要涉及乡村价值教育扶贫的“硬件”与“软件”建设。

（一）乡村价值教育扶贫的“硬件”攻坚。

1.资源配置模式由“阵地式”转向“流动式”。

以往的扶贫工作开展，其资源配置模式往往选用“阵地式”，即以区位为单位的配置模式。该模式具备两方面缺陷：第一，资源相对稳定化，表现为资源投放地域的稳定、辐射范围的稳定和配置品牌和配置人员的稳定，稳定即意味着教育对象难以选择资源配置的内容，而更多表现为被动性接受；第二，资源的配置逻辑与乡村实际不适配，“阵地式”集中最优资源、发挥最大效率、创造最大价值、提供最高待遇、激励最好表现，形成良性循环的配置逻辑，该逻辑资源使用效率低，并不适用于地广人稀、人口密度低、聚居规模小、激励手段缺乏的中国乡村。因而价值教育扶贫的资源配置模式不可沿用传统的“阵地式”，应立足我国乡村自身特点，建立有乡村特色的价值教育资源配置体系，开发“流动式”资源配置模式。

第一，建立网格化资源流动体系。以各村村委和学校为基点建设价值教育基站，将优质资源进行区域内流转，如组建模范乡村教师团在各价值教育基站开展巡回授课、组织脱贫致富文艺汇演进行流动演出等。第二，鼓励拓展可流动价值教育资源，将优质资源盘活，形成辐射效应，如将脱贫典型的事迹、方法、经验汇集成册，以月刊形式在各价值教育基站传播，或拍摄优质视频资料进行滚动播放。第三，以遴选派出形式，将各类人群根据其特征进行派出学习，如对于现代化认知缺乏的山区贫困个体通过组织现代城市深度游学的形式，给予贫困个体机会直面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从而促使个体生成改变动力。

2.核心价值教育资源以外部支援与内部挖掘相结合。

现阶段乡村核心价值教育因本土资源有限，往往倚赖于外部支援，包括外部资金和技术支援、开展定期交流学习等，但这并非治本之策。一方面，外部支援存在不稳定性，支援的内容和频次不可控，难以形成长效机制；另一方面，外部支援的获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自我革新、自我去粗取精的过程，容易形成依赖性。然而，完全抛弃外部资源的供给在现阶段并不现实，因此，必须结合外部支援的优势，同时进行内部挖掘。第一，加强乡村自身核心价值教育资源的治理，引导其向优质价值教育资源转化；第二，筛选更为适合提升地方价值教育潜力的优秀外部资源加以引进和利用，通过充分调研，总结各地乡村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将内外两种资源进行有效衔接，使得外部资源不单纯地起到赞助作用，更多发挥扶持和教授功能；第三，使得内部资源不断的更新传统的教育观念，同步时下价值教育理念，不断完善实现价值教育方法、方式。从具体操作上，核心价值教育资源内部挖掘的开展可以不同场域为单位，以有形的村庄生产生活为依托，合理利用现有的公共设施。

案例4 2018年宜昌市点军区X乡开始召开“屋场会”，傍晚的时候村民们聚集在村中空地上聊国家政策和村中大事。大家搬着自家小板凳过去参会，会上也不说那些一套套的空话套话，而是讲身边人的故事、说身边的榜样、看视频来帮助村民们理解各项政策，帮助大家树立脱贫的信心。（案例取自宜昌市实地调研记录）

农村屋场会活动实际上就是价值教育基站的雏形，通过举办屋场会，在上传下达的同时完成思想沟通，通过挖掘身边的榜样，开展榜样教育，如挖掘家庭中勤劳致富、主动脱贫的典型代表现身说法，通过言传身教将内化的价值观表现在日常的点滴生活中。

（二）乡村价值教育扶贫的“软件”攻坚。

1.合力建立适应时代需求的新乡村价值观。

乡村价值教育扶贫的建设需引导乡村适应和建立城乡激烈互动时代的新乡村价值观，具体上需统筹社会各界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营造价值教育的氛围。从内容上，新乡村价值观需涵盖三方面内容，一是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振兴，二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嵌合，三是传播现代社会生产生活观念。传统乡村文化暗含伦理规范与个体行为间的因果链，是乡村公共体内的精神主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核心价值目标和价值理念，具有指引功能；现代社会生产生活观念是社会变迁的具体产物，是新乡村价值观中最具可操作性的部分。此三方面的内容需要多方共同传播和普及，形成整体氛围，在具体操作上需注重下列领域。

第一，以学校传播为主，其他类型教育为辅。新乡村价值观的普及需以学校起点，以学生为第一受众进行普及传播，可以通过校园文化构建形成整体校园氛围，学校不仅要口头宣传，从规章制度的设定、课程的安排、奖惩机制的建设、作业的布置到校园设施的引入、校园环境的营造等等方方面面进行调整，形成整体价值教育的整体氛围。

第二，以激励机制为主，以惩罚机制为辅。新乡村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必须由观念宣传到逐步接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多鼓励多支持，尤其是部分村民可能一开始呈观望态度，此时不可强制要求，而应以激励为主。如地方道德超市就是极具可操作性的行动。除了可以设置类似的鼓励制度，还可以增加一定的惩罚机制，奖惩并进。

案例5贵州关岭自治县沙营镇实施的“道德超市”，通过对“遵纪守法、勤劳致富、家庭卫生、移风易俗、孝老爱亲”方面进行评分，并根据评分到超市兑现生活用品。这一做法就是乡村开展“文明”价值教育的具体体现。[24]（案例摘自中国文明网）

第三，以活动影音传播为主，以文字传播为辅。乡村人口，尤其是贫困人口，往往受限于其教育层次，对文字的理解有限，如果以传统的文字宣扬新乡村价值观，其接受程度有限，因此要使用更加便于村民接受的活动、影音、图像等媒介进行宣传。

2.转变地方政府教育扶贫政策的执行方式。

教育扶贫与经济扶贫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其扶贫的成效不显性，扶贫周期长，见效慢，收益低，因此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容易出现执行不足、执行偏差、“变通”执行、形式执行等问题。目前对国家和地方的教育扶贫执行方式产生影响的因素可归纳为三方面：相关政府执政能力和执行方式，包括政策执行者与目标群体、执行环境等之间的关系，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因素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地方教育发展水平与教育结构，包括地方教育的责权分配等；地方教育扶贫的资源配置，包括地方学校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这些都会对乡村价值教育扶贫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实现政府政策执行方式的转变，制定现有体制下实现政策执行主体多元化路径，实现政府与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社会个体共同实现政策目标，并在执行政策工作中保持互动、互制的关系，用公共领域内“看不见的手”打破政策执行中的权威掣肘。

地方政府执行教育扶贫政策的方式转变的具体设想包括实现网格化“自助”执行，由政府制定细化的边际和框架，围绕执行价值教育扶贫目标，采用弹性的多元整合力量，集中、高效地自主执行政策，并受政府监督，转换原有的由政府执行、社会监督的传统政策执行格局，回避机会主义的滥权陷阱，提升乡村地区各群体对政策的服从力。同时，地方政府执行教育扶贫政策并非照本宣科，而是要立足政策在地方的影响力，以获得当地公民内生性的认同为目标，达到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政策与社会意识的互动，从而真正从软基础上解决问题。

3.建设信息化价值教育扶贫交流平台。

价值教育扶贫须与现代信息技术接轨。相比较于经济扶贫，价值教育扶贫的信息化平台建设更注重价值观的传播而非数据统计和追踪实录，这意味着价值教育的信息化平台是集课程、新闻、文学、艺术、音乐等于一体的信息体，是乡村个体进行精神陶冶和文化学习的平台。通过对个体价值观的引导和整体素质的建设，使优秀文化被乡村人口接受和掌握，进而内化为自我思想意识与行为的内在导向。在具体实践中，信息化价值教育扶贫平台的建设可以与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软件开发相结合，形成特色APP或专有程序，在设置中形成互动程序或价值共建小组，实现跨地域、跨领域、跨时间的价值教育。同时以大数据作为分析手段，实时掌握乡村人口的思想动态，随时进行诊断评估和反馈处理，形成价值教育信息化、现代化的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