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驹，刘志香

（1.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2.中共坊子区委党校，山东 坊子 261206）

序论

日本明治维新奠定了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日本列岛有史以来第一次迎来了强盛时期。1894年，日本在甲午之战中让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一举控制了朝鲜，吞并了我国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通过《马关条约》从清政府勒索了多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并将之专项用于发展日本的造船、机械、石化、军工、纺织等重点产业，奠定了日本近代工业的基础。1904年日本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沙俄帝国。对于贯穿日本近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对外扩张和侵略，我们持坚决的批判态度，而对当时日本所采取的战略、政策措施，我们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去积极分析和借鉴其成功的经验，为我所用。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的“坚船利炮”让中国少数观念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大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睁眼看世界。林则徐、魏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魏源编纂了中国第一部世界史地著作《海国图志》①《海国图志》：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此后一再增补，10年后，全书达到100卷。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命题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洲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共60卷，不仅介绍了西方各国史地政情，还涉及科学技术、造船、制械及练兵之法。书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本应对中国社会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可结果却没能发挥作用。而在邻国日本，这本书反倒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的出现，原因在于中日两国国情的差异。

一、近代中日两国国情的差异

首先，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进程中，中国曾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疆域最广、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周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汉字文化圈。中国的封建帝王和封建文人自以为中国是“天朝大国”，民族心理上养成了自傲自大的负面特征。反之，日本是一个岛国，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养成了向外来文化学习的长处和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其次，中国自明朝中后期以来，长期推行闭关禁海政策，尤其是清初驱逐西方传教士后，朝野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清朝严格的文化禁锢政策和愚民政策让知识分子仅有的一点追求新知识的欲望荡然无存。反之，日本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虽然也实行“锁国政策”，但却在长崎留下了对外交往的窗口，允许荷兰人和中国人赴日通商。以西方自然科学为主的“兰学”，也一直影响着日本的知识分子，因此日本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了解要比中国知识分子深刻。

第三，在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下，中国缺少接受西方新思想的主体力量，而日本的经济体系相对开放，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高于中国，有接受新事物的主体力量。所以，一场鸦片战争并不足以让清朝皇帝及大多数士大夫从传统的思维定势中摆脱出来，他们把《南京条约》看成“万年和约”，以为忍受有限的损失，天下从此就能太平。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朝野上下很快又沉浸在了轻歌曼舞的太平盛世氛围中。而当《海国图志》传入日本时，日本朝野正面临着沦为欧美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地的威胁，日本的有识之士正在探寻救国图强的方策，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一下子便被日本社会接受，引起巨大反响。

《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命运。在它的祖国，此书出版后几乎无人问津。被革职流放的林则徐1841年6月在镇江的船上，将手中的《粤东奏稿》《澳门月报》和《四洲志》亲手交到魏源手上，要求他组织人员编纂《海国图志》，完成自己未竟之业时，两人肯定不曾料到，直至他们去世，《海国图志》也没进入普通中国民众的视野，更遑论启迪民智，在士大夫阶层就早早被封杀了。

历史上中国长期实行愚民统治，认为民不可教，连识字的人都很少，认识字的人又大多是受封建礼教影响的士大夫阶层，对这本书根本就不可能重视。在当时的中国，科举及第或落第士子、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还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共有100余万人，能够识文断字，具备基本阅读能力的人口多达300多万，但去认真阅读并领会《海国图志》精神的人却不多。以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惊世骇俗主张出版的《海国图志》一面世就遭遇守旧势力一片喊“烧”之声，仅印刷了1000册左右。守旧势力不愿意接受《海国图志》对所谓“蛮夷”的正面肯定。在他们眼中，此书所言纯属胡说八道。因此，在中国能看到《海国图志》的人很少，更谈不上影响。《海国图志》在国内曲高和寡，可说是时代的悲哀，中国社会错失了一次认识外部世界、学习西方的极好机会。

1851年，日本人抓住了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从停靠在长崎的一艘中国商船中检获该书3本。《海国图志》很快被渴望改变国家命运的日本维新人士争相抢阅。日本直接盗版该书，盗印20多次，价格狂升三倍的《海国图志》成为日本当时的畅销书。近代日本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读后感慨：“呜呼！我和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①佐久间象山《省諐录》第11页，出版人：森田铁五郎，1892年。原文为：嗚乎予與魏各生異域不相識姓名感時著言同在是歳而其所見亦有闇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謂海外同志矣。巧合的是，日本盗印该书的当年，美国准将佩里的黑船舰队闯入东京湾，敲开了日本封闭263年的国门。

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国民大部分人识字，会算术，会打算盘，全国人口中接受过基础教育的比例很高，具备基本阅读能力的人口比例也很高。《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后，短短几年再版二十几次，阅读过的人数以千百万计，成为日本人求变求发展的一本教科书和励志书，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与当时日本社会教育程度高有极大的关系。

幕府末期,众多日本学者、文化人从“尊王攘夷”向开国主义的转变，其背景有《海国图志》的存在应是事实。例如，佐久间象山就是通过阅读《海国图志》，大为震撼，从此前的“攘夷”论者转变成为倡导向西方学习的积极推动者，认为日本应认真考察、了解西方诸国实际情况，制定日本的国家战略。横井小楠也从《海国图志》中受到启发，和佐久间象山一起倡导学习西方各国的成功经验，打开日本的国门，认为日本发展之路必是东洋道德与西洋技术的结合，对日本当时社会舆论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当时的日本由于经历了“黑船来袭”事件、下关战争、萨英战争，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内反西方情绪高涨。因此，他们看到了《海国图志》中的“制夷”，认为“制夷”的核心是“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师夷之长技”才有可能抵御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经济侵略。要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独断专横、懦弱无能、保守愚钝的江户幕府已经成为最大的障碍。因此，必须在日本实行政治上的民主，从而发展本国的工商业，和其他国家进行平等的贸易。至此，推翻德川幕府渐渐成了维新势力的共识，维新思潮日趋高涨，倒幕派势力也日益壮大。1867年11月，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奏请“奉还大政”。次年1月3日，年仅14岁的睦仁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随后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1月27日，萨摩、长洲藩为主的倒幕军与幕府军在京都附近打响鸟羽、伏见之战，德川庆喜败走江户。1868年5月，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被迫交出江户城。11月初，倒幕军平定了东北地区叛乱诸藩。1869年春，倒幕军出征北海道，6月27日攻下函馆的五稜郭，彻底剿灭了幕府残余势力，结束了德川幕府长达263年的统治，开启了明治新时代。

二、中日之间的四次战争及其影响

（一）白村江之战

远在公元663年，“大化改新”后的日本为了与当时的唐朝争夺朝鲜半岛的利益，就曾出兵朝鲜，中日之间爆发了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此役唐军主将刘仁轨利用战船高大坚固、武器先进的优势，大败兵力、船舰数量占优的日本水军，迫使日本退守本土。此后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向唐朝臣服，开始以中国为师，谋求自强，中日之间维持了近千年的和平。

（二）丰臣秀吉两次征伐朝鲜

1584年，时任太政大臣的丰臣秀吉提出带有时间表的扩张计划：占领朝鲜之后，于1593年初占领北京，1594年日本迁都北京，然后再进军印度。计划将朝鲜半岛、琉球群岛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中国明朝，征服中国之后再吞并印度及攻取南洋地区，建立一个日本主导的包括中国、朝鲜、印度、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大帝国。1592年4月，为实现其“图朝鲜，窥视中华”之宿志，出兵14万征伐朝鲜，5月占领汉城后即开始筹划迁都北京，自己“居守宁波府”，以便“尊圣意，占领天竺印度”。1593年1月，明朝军队赴朝参战，平壤之战后双方开始议和，至1595年战争第一阶段基本结束。1597年2月，日军14万大军再侵朝鲜，朝鲜二次求援，明朝初次调集4万兵力赴朝救援，后续不断增兵，最高至7万。1598年8月，丰臣秀吉病死，遗嘱撤军。至年底，残余日军或逃或被歼，战争结束。

（三）甲午之战

1853年的黑船来袭，让日本认识到不想被殖民就得殖民。1855年吉田松阴就主张日本应开拓北海道，控制冲绳、朝鲜，割南满，收台湾、吕宋，占领中国，君临印度。这些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最终演变成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通过其弟子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得以实施。1879年4月4日，日本吞并琉球王国，将其改为冲绳县。1887年制定“清国征讨方略”，决定1892年前完成对华战争准备，进攻目标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1894年7月25日，日本在朝鲜牙山湾口丰岛西南海域不宣而战袭击中国海军舰船，击沉“高升号”运兵船，甲午之战爆发。此时的清朝虽然纸面国力强于日本，但内部政治腐败，官场派系林立，人民生活困苦，国家散沙一盘，国防外强中干，军力实际上弱于日本，再加上仓促应战而最终战败。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这是继《南京条约》后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此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获得了《马关条约》中除割地赔款以外中国给予日本的所有特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加深了我国的民族危机。

《马关条约》签订后，围绕朝鲜和辽东半岛的利益之争，日本和沙俄帝国于1904年至1905年间在我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非正义战争，粗暴践踏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使东北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财产和人身损失。最终日本惨胜，双方于1905年9月5日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日本获取了在朝鲜和我国东北的一系列权益。对我国而言，虽然在美国调停下双方都承认清政府对中国东北的主权，沙俄保留了满洲里-绥芬河（中东铁路）的铁路支线，日本得到了大连租借地和长春-大连的铁路支线（南满铁路），双方各自从中国东北撤军，但日本接管沙俄在东北的权益之后，借南满铁路、旅顺、大连的租借地，开始逐步向中国东北渗透。

（四）抗日战争

日俄战争后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的交通运输业、工矿业、商贸业等各经济部门进行了全面的侵略。通过经济侵略,日本独占了东北的经济利益,攫取了巨额利润和大量物资。日本对东北的野心一开始主要是经济利益,但当经济利益受到威胁时,战争作为特殊形式的政治手段却必然要为实现经济利益服务,而日本的经济侵略又为其武力占领东北奠定了基础。在日本的经济侵略下,“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实属必然。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经济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在此背景下，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最终，经过14年抗战，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一员，中国人民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我国蒙受的经济损失却高达6,000亿美元，死伤人数高达3,500万。

三、近代中日两国国家战略的反思

根据弗兰兹·博厄斯的理论，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为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150年前的中国与日本，是位于远东地区的两个相互平等，彼此民族命运基本相同的国家。换句话说，当时的日本并不是中国清朝帝国的附属国。当时的中国也不是日本国的宗主国。中国与日本，都是封建皇帝专制统治下的中央政府，都推行强硬的与世隔绝的闭关自守政策。日本大批的基督教皈依者在17世纪中已经被无情地消灭干净。同样，中国清朝政府官员也悄悄地支持义和团民众以个人肉体为主要武器英勇地进攻西方列强的侵略军。

在侵略扩张成性的西方列强面前，首先是中国，然后是日本，都被迫敞开国门，都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接受西方的商人、传教士、领事和炮舰。以150年前美国与日本签订的两个条约为例。美国要求日本开放港口、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美国人在日本享有民事治外法权和刑事治外法权、在日本的外国人宗教信仰自由。这些条款基本复制了美国和当时的满清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稍后，荷兰、沙俄帝国、英国、法国也接踵而至，逼迫日本签订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

耐人寻味的是，同样处于民族屈辱的日本民族，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恢复了民族活力。首先，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先后放弃了对日本的特权；其次，日本本身成为了不是西方列强中的列强。1895年日本在历史上首次战胜了中华大清帝国；1905年日本在中国的领土上打败了西方列强之一的沙俄帝国，改写了远东历史及世界历史，创造了历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一个非西方国家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国门后奋发图强，首次战胜了西方列强国家。其后又在历时四十年的侵略扩张中先后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大陆，在太平洋和东南亚与西方列强中的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同时进行争夺殖民地的战争。

同样的50年间，中国满清王朝在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后，为何会不但停滞不前而且全面溃败于当年与自己同时受到西方列强进攻的日本，值得我们深思。笔者在此无暇探讨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而分析研究彼时中国清朝与日本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与应对手法，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一个社会集团的生存与发展，更具历史参考价值。

当时的中国清朝和日本对外部世界都毫无兴趣，对于当时西方国家数百年来发生的变化及西欧各国的人和事一无所知。大清朝廷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西方国家的任何商品，称所有的外国人均为“长鼻子的蛮夷”。日本的德川幕府在江户初期就认为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宗教、西方传教士严重破坏了日本固有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此后实行了263年的“闭关锁国”政策。清朝的乾隆皇帝就曾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说：我在统治这个广阔的世界时，我只考虑一个目标，即维持一个完善的统治，履行国家的职责。奇特、昂贵的东西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正如你的大使能亲眼看到的那样，我们拥有一切东西。我根本不看重奇特或精巧的物品，因而不需要贵国的产品。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闭关自守的国策，幻想让自己的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离，维护自己的皇权，关起门来做皇帝，永远存续自己对国家的统治。

西方列强以充满活力的经济实力和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军事力量，迫使中国和日本先后敞开了国门。鸦片战争的过程众所周知不再赘述，1858年至1865年间，日本军人也曾经以大刀长矛为武器，以“尊王攘夷”的口号向西方列强侵略者发动了反攻。西方列强军舰以不可阻挡的炮火轰炸了日本的港口与江岸防御工事，给日本各藩首领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青年武士们认识到必须尽快得到西方列强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在思想意识上抛弃了排外主义观念的就是之后推翻日本德川幕府政权的日本青年武士集团。他们狂热地鼓励日本手工艺人仿造西方武器。他们要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武装自己。日本青年武士集团正是在军事上挫败后及时接受教训，转而吸取了西方列强国家的经验，从西方列强文化成就中获得了好处。

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权力全部集中在正走向衰落的满清皇族手中。中国职业军人没有社会影响力。中英战争中取得局部胜利的林则徐被解职发配新疆，理由之一是他将西方“蛮夷”从南海“祸引”去了北方。之后唯一一个曾经掌握当时清王朝最强大的、具备现代化军事战斗力军队的军人袁世凯，谋求的却也不是中国社会整体的改革发展，而只是追求自己做皇帝的梦想。

西方列强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两年后的1868年，德川幕府倒台，日本青年武士们以明治天皇的名义控制了日本全国，为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换句话说，日本青年军人集团无条件地支持他们的皇帝对日本社会进行全面改革。明治天皇颁布誓文，其中特别强调了两点：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然而在中国，直到被日本打败后的1898年，才由光绪皇帝颁布了仅仅施行不到三个月的一系列改革法令，即所谓的“百日维新”，最终还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所扼杀。

当然，明治政府虽然狂热地吸收西方文明，但仍然是有选择的。例如他们把神道教列为国教，认为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推崇武士道精神，维持着日本民族精神上的统一。全面实施义务初等教育，认为“国家需要有文化的公民”。重金聘请大批外国专家来到日本创办学校，传授和指导先进的工业技术；成千上万的日本青年出国学习，回国后在新学校任教。日本人虽然不追求人人会说英语，但却用日语几乎翻译了世界各国的所有科学技术文献资料，甚至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军事方面，明治政府彻底改变了幕府时期以武士为主的军队体系，学习英法德等国编练新式军队，凡日本国民均可加入军队。其中，由德国人协助成立了日本陆军，由英国人协助成立了日本海军。值得一提的是，明治政府认识到了工业化的现代经济体系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将军工产品的开发和生产放在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明治政府还通过各种手段扶持国策公司，以确保军工产业为其对外侵略、扩张的战略服务。其中包括采矿业、钢铁工业和造船业等重工业。在重点行业，政府往往出资将企业建成后，以极低的价格将其出售给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商人，甚至还会给予经营补贴。这一时期的日本各大财阀，均属于此类享有特权的私人企业。换句话说，当时的明治政府根本不担心所谓的“国家资产流失”，它只负责开办实现日本经济现代化所必须开办的企业，却不想以天皇或政府的名义去经营它。动用国家资源创办企业，支持私人购买并拥有这些企业，让其专心致志地经营，为国家战略服务。

反观大清帝国，基本上不接受任何外国文化，同时也不允许皇帝之外的任何人拥有这个国家的一草一木。天下之大，四海之内皆为皇土。天下所有的一切，都是皇帝一人的。或者说，以所谓的皇帝的名义，以所谓国家的名义所占有，决不容忍任何他人染指。中国皇帝信奉的只有儒家学说，强调的只是伦理道德，对民众所灌输只是君臣父子夫妇上下等级尊严，要求民众的是服从、服从再服从。封建教育的经典教材是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四书五经，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小学教育，现代意义上的中学、大学更是一片空白。1872年，中国皇帝曾派出由120名身穿长袍的少年到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学校学习。为了让中国这些未来的现代化人物准备传统的经典著作的考试—这仍是中国读书人踏上仕途的先决条件─这些学生由旧式的中国老师陪伴着，这些中国老师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在同西方的这一前所未有的接触过程中这些青年学生的儒家道德不会被玷污。尽管如此周密防范，国内的王公大臣们仍不能放心，终于在不到9年的时间内，将所有留学生全部召回国内。

当时的清朝政府曾开展过洋务运动。1872年就成立了轮船招商局，1878年成立了天津开平矿务局，1881年开通了中国的第一条铁路，等。然其指导思想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坚持中国应获得西方在武器和机械方面的优势，但仍保持着中国的儒学至尊地位。花费大量白银从西方列强手中购置了当时最强大的军舰与火炮，却不进行提高和维持战斗力的后续投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不过是一个缩影。

后记

今天，日本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在科学技术、产业竞争力等诸多方面仍然领先我国，但就综合国力来说，中国超过日本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近代之前，“中国强，日本弱”的状态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近现代百余年来，“日本强，中国弱”，日本一直以“亚洲老大”自居。而今天，中日进入两强时代，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对中日两国的战略心理、外交立脚点和两国关系必然产生全面影响。

在中日两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作为汉字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日本无疑有着不少的相同点。表面上看，同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同样信奉儒家哲学，近代之前同属封建社会；日本出现了明治维新，中国也有戊戌变法，甚至早于日本，中国就兴起了洋务运动。最终的结果，却是我国在甲午的战败以及1945年之前遭受的侵略。甲午之后我们也曾认真地向日本学习，然而殊途终未同归。究其原因，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受到社会内部、自身因素的极大影响和制约。日本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着极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但因为有了强有力的政治共同体引导、推动社会变革而得以成功。这一点正是中国近代社会所缺乏的，几千年的宗法制度在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变成了阻力，成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内部原因。

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日本认识到了大清帝国的软弱、落后以及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强大、先进。发展和生存的需要加上根深蒂固的扩张野心，促使日本以其特有的拿来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奋起直追，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型。之后日本的军国主义走向给我国和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已经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近代日本崛起的过程在今天依然有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在国家整体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以务实的态度去认识，理解我国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吸取他国的教训，借鉴别人的经验，制定现实可行且实用的经济政策，保证其不折不扣的实施，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