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斯怡

（广西大学文学院，南宁 530004）

一 宋人研究杜诗的概况

两宋时期，杜诗学史达到了第一个研杜高潮，但是由于唐代的杜学并未得到十足的发展，因此宋人研究杜诗尚在创始阶段，其发展过程大致如下：初期表现为在收集与编辑杜诗的过程中，开始有人对杜诗进行编年并分类，并在南宋时期出现了对杜诗进行讨论和点评的诗话等作品。在这样一个从整理到研究，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论著层出不穷，并诞生了许多重要观点。宋人研杜主要有三个代表性理论成果：一是对晚唐时期提出的杜诗“集大成”说的认同和发展；二是苏轼提出“一饮一食，未尝忘君”的“忠君说”；三是黄庭坚提出的杜诗“无一字无来处”说。这三种说法为后人研究杜诗的提供指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仇兆鳌注杜诗基本接受了以上三种观点。

北宋中期，杜集整理兴起。在雕版印刷术发展的背景下，杜集刊行于世之后，“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可见杜诗在宋朝引发了跨越性别、职业、阶级及具有社会性的广泛讨论。同时，在“杜甫热”下，对于杜诗的解读也产生了差别和障碍，杜诗笺注由此日益兴起，并在两宋之交尤为繁盛，出现了诸家杜诗选本、注本，比比皆是，时人称之为“千家注杜”。虽然不乏夸大之嫌，亦足以可见宋人研究杜甫的空前盛况。从历代文献记载情况来看，当时注杜者总不少于两百家，然而大多注存书亡。今天所能见到的尚有《杜工部草堂诗笺》（以下简称“《草堂本》”）、《九家集注杜诗》（以下简称“《九家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以下简称“《千家注》”）、《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以下简称“《百家注》”）等五种。据《千家注》中提及的注杜家说来看，此书虽号“千家”，但实则收注家151人，数量也相当可观。

此外，“宋人喜言杜诗”不仅表现编纂和注解杜集上，还有对杜诗艺术方面的批评，其表现在对杜诗的写作风格、篇幅体裁、章法句法、炼字对仗、用典声律乃至艺术渊源及艺术成就等，都有准确精彩的评论和独树一帜的见解，肯定了杜诗无所不备的体裁运用之功，表现于其在古体、近体等各类诗体之所长。在章法艺术方面，从“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新精神，上升为杜诗的炼字才能和用典艺术，从而总结出杜甫涵古茹今、转益多师、引经据典，点铁成金的创作才能，为“集大成”说的确立和“无一字无来处”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艺术风格方面，既有对杜诗或清丽婉转、或沉郁顿挫的独特诗风的深切体认，也关注到其包罗万象、贴近生活的诗歌题材选取。从创作实际出发，对杜诗的艺术成就冠以“诗圣”，最终成为文坛共识。这为后世研究杜诗学提供了丰富的方法和门径，甚至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一页，还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此外，在两宋时期的诗话、笔记、选集等文献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宋人对于杜诗进行艺术鉴赏和评论的材料。这种诗话论杜的方式对宋人注杜起到了影响和启发的作用。

二 《杜诗详注》所引宋人研杜资料的类型分析

（一）训释字句资料

宋人不仅在编纂杜集和杜诗编年上取得了显著成果，而且杜诗笺注上也投入了很多努力，《千家注》就是杜诗集注的代表作。此书在四库全书中又题为《补注杜诗》，系黄希、黄鹤父子续成之书。此书对前人材料疏误处多有驳证，又综合采纳各家之说及各类诗史材料，对杜诗编年作了最为详细、准确的完善工作。但仇兆鳌认为宋人注杜者有百家以上，《千家注》对宋人研杜资料的采集尚有疏漏——而对于洪迈的《容斋随笔》、叶梦得的《石林诗话》、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等几十种遗珠，他做了全面收录。此外，蔡梦弼的《杜工部草堂诗笺》也是目前所存为数不多的一本宋代杜诗集注，对后世尤其是清初的杜诗学研究，也产生过极大影响。仇兆鳌注杜时也大量引用了蔡梦弼的注释内容，并关注到他的注释观点，采其方法，取其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仇兆鳌并没有不加分辨地引用这些资料。相反，对于宋人注杜中一些不良风气，如为杜诗“假托古人”甚至编造故实的做法，他不仅予以批评并慎重地删去了。他说：“旧刻《分类千家注》多载伪苏注，大概以杜句为主，添设首尾，假托古人，初无其事。蔡傅卿编年千家本削去，最快。前辈如邵二泉、焦弱侯，多为伪注所惑。后来《五车韵瑞》遂引作实事。张迩可《会粹》又本《韵瑞》，且附会古人处妄添某史，可谓巧于缘饰矣。近日吴门所刻《庾开府文集》亦误引伪注，沿讹不觉，亟当正之。此篇所引伪苏注数条，概从芟却，不使惑人。”所谓“伪苏注”，是指宋人伪托古人为杜诗作注的一种。《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一书便存在许多“伪苏注”，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序》云：“杜少陵诗，世号诗史，自笺注杂出，是非异同，多所抵悟，致有好事者缀其章句，设为事实，托名东坡，刊镂以行，欺世售伪。”并且郭知达自云此书“随是非而去取之。如假托名氏，撰造事实，皆删削不载”，说明郭知达在注杜时已经发现了伪注的现象，并能够分辨。后来出现的《草堂本》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是并没有将“伪苏注”删削干净。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凡例》中表达了他对蔡梦弼这种去伪存真的笺注精神的肯定和对一些牵强附会而贻误后人注释的批判：“蔡梦弼注本，删去伪注，最为洁净。但参入刘须溪评语，不玩上下神理，而摘取一字一句，恣意标新，往往涉于纤诡，宋潜溪之流泒，全无精实见解，故集中所采甚稀。”

如“蔡侯静者意有余，清夜置酒临前除”一句，仇兆鳌注为：“梦弼谓：‘蔡侯为人恬静而意气有余’今按：谢灵运诗：‘还得静者便。’公三用之。如《贻阮隐居》诗云‘贫知静者性’，《寄张彪》诗云‘静者心多妙’。师氏以静为蔡侯名，误矣。”“前除，庭前阶除也。”从第一处注释看，师古认为“静者”是蔡侯的名，仇兆鳌结合《草堂本》和其他资料认为“静者”在诗中应指蔡侯是深得清静之道、超然恬静的人，从而纠正了师注的谬误。第二处对于“除”字的注释，仇兆鳌参考了九家注的“除，阶除也。”

又如《巳上人茅斋》“天棘蔓青丝”，百家注引“伪苏注”曰：“苏曰：工部《己师茅斋》诗也，注者不一，皆不究源而苟生波澜。先生曰天棘梵语，柳也。伊吾曰:‘本竺国呼柳为天棘。’梦疑弄字，可与正文妥帖。王逸少诗曰:‘湖上春风舞天棘’信柳非疑也。”仇兆鳌删去了这条“伪苏注”，并采纳了《草堂本》的注释，注曰：“郑侯升《秕言》曰：《冷斋诗话》以天棘为杨柳。蔡梦弼注以天棘为天门冬。罗大经《鹤林玉露》则引佛书云：终南长老入定，梦天帝赐以青棘之丝，故云“天棘梦青丝”。其说牵合难从。考郑渔仲《通志》：柳名天棘，南人谓之杨柳。庾信诗：‘岸柳被青丝。’亦一证也。杨慎升庵曰：郑樵之说无据。柳可言丝，只在初春。若茶瓜留客之日，江莲白羽之辰，必是深夏，柳已老叶阴浓，不可言丝矣。若夫蔓云者，可言兔丝、王瓜，不可言柳。天棘非柳明矣。按《本草索隐》云：‘天门冬，在东岳名淫羊藿，在南岳名百部，在西岳名管松，在北岳名颠棘。’颠与天，声相近而互名也。此解近之。”《秕言》《通志》都是古代训诂学、校雠学著作，由此可见，仇兆鳌为使杜诗含义明了清晰，对前人经典注释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谨慎的筛选。

（二）史实考证资料

杜诗在唐代就已经被称为“诗史”，到了宋代，人们纷纷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发掘“诗史”说的本质，不仅接受了“诗史”说，而且对其内涵进行了丰富的阐释和扩展。“诗史”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反映了时事的杜诗可称之为“诗史”，宋祁于《新唐书·杜甫传》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此“时事”既指那些描写“安史之乱”的杜诗，又包含了反映当时社会历史现实的杜诗。二是杜甫在作诗前的细致观察和作诗时运用的春秋笔法，这些所表现出的充满真实性的史学品质被称为“诗史”。由于“诗史”讲求“无一字无来处”，宋人在笺注杜诗时也接受和传播了“诗史”说，为后人理解杜诗这一创作特征的内涵提供了帮助。像黄希黄鹤父子的《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王十朋的《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不仅直接以“诗史”为题指称杜诗，而且“信其诗为诗史”，以史注诗，甚至以诗补史。他们把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都被仇兆鳌收入《杜诗详注》之中。

如《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一诗，黄鹤在《千家注》中注云：“《旧史》言，至德初，英乂迁陇右节度使兼御史中丞，不言兼太仆卿。《新史》言，安禄山乱，拜秦州都督，陇右采访，至德二载加陇右节度使，不言兼御史中丞与太仆卿。公此诗题曰 ‘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殆有补于二史之缺，信其为诗史也。”由此可见，黄鹤认为杜诗能补史书记载之阙漏，也说明了仇兆鳌对杜诗史学价值的认可。

（三）编年研究资料

清浦起龙有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少陵为诗，不含少陵自为谱矣。”仇兆鳌也很重视杜诗编年，《杜诗详注·凡例》云：“依年编次，方可见其平生履历，与夫人情之聚散，世事之兴衰。今去杜既远，而史传所载未详，致编年互有同异。幸而散见诗中者，或记时，或记地，或记人，彼此参证，历然可凭。间有浑沦难辩者，姑从旧编。”他在每首诗的标题下都对此诗的写作年代进行确认。仇兆鳌引用宋人杜诗编年资料大部分参考《黄氏补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勘误补正。如《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引鹤注：“许即任城主簿。当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至兖州，与许游南池时相先后。今诗云‘东岳云峰起’，则是在兖州甚明。鲁訔年谱引公酹文云：‘二十九年（741年），在洛之首阳祭远祖。’则至兖在二十九年（741年）之前。梁权道编在天宝十三年（754年）载，非。盖是年公在长安矣。”《丽人行》引鹤注：“天宝十二年（754年），杨国忠与虢国夫人邻居第，往来无期，或并辔入朝，不施障幕，道路为之掩目。冬，夫人从车驾幸华清官，会于国忠第，于是作《丽人行》。此当是十二年春作，盖国忠于十一年十一月为右丞相也。”以上均可见宋人杜淳编年工作成就可圈可点，尤其是黄希、黄鹤父子以诗史互证之法对杜诗的写作年代进行精确细致的考证，《黄氏补注》也因此成为宋代杜诗编年的集大成之作。

（四）宋代诗话资料

宋代作为杜诗学的兴盛期，在评论杜甫方面成绩斐然。诗话作为此时兴起的一种诗歌理论批评的专门形式，反映了宋代诗人评论杜甫的具体状况，促进了杜甫经典地位的确立。《杜诗详注·凡例》云：“自元微之作序铭，盛称其所作，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故王介甫选四家诗，独以杜居第一。秦少游则推为孔子大成，郑尚明则推为周公制作，鲁黄直则推为诗中之史，罗景纶则推为诗中之经，杨诚斋则推为诗中之圣，王元美则推为诗中之神。诸家无不崇奉诗法。”如严羽《沧浪诗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叶梦得《石林诗话》、杨万里《诚斋诗话》等，其中既记载了诗话作者对杜诗内容、艺术手法的理解和阐释，又有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对杜甫其人的品评，从中可以看出宋人尊杜、学杜的浪潮。仇兆鳌注多引用，并常置于注后，作为诗文附录，“又唐宋以后题咏诗章，及和杜、集杜、集杜诸什，皆当附入。而诸家评断见于别集凡有补诗学者，并采录末卷，犹恐挂漏蒙讥，尚俟博采以广闻见焉耳。”据统计，《杜诗详注》采集宋代诗话资料涉及几十部著作、共几百条，可见仇兆鳌对宋代诗话研究杜诗的关注。如《游龙门奉先寺》引严羽《沧浪诗话》：“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子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又曰，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又曰：‘李、杜、韩三公诗，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龙吼虎哮，涛翻鲸跃，长枪大剑，君王亲征，气象自别。”

三 《杜诗详注》所引宋人研杜资料的使用价值

（一）有助于正确理解杜诗字句含义

宋代训释资料中有许多对于杜诗关键性词语的注释，都被仇兆鳌收录，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杜诗字句含义。如《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中“白水见舅氏”引王洙注：“左传：晋文公谓子犯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借用其语。”《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其四》中“泱泱泥污人㹞㹞”一句引蔡梦弼注曰：“㹞，鱼斤切，字当作狺，犬吠声也。”《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柱史晨征憩”一句引黄鹤注：“御史在殿柱之间，亦谓之柱下史，一名柱后史。”《羌村三首·其二》中“已觉槽牀注”一句引鲁訔注：“酒牀，即酒酢也。”有的则加有仇兆鳌自己的辨析。如《题省中壁》对“掖垣竹埤梧十寻”注释：“蔡梦弼注：‘掖乃省中左右掖。垣、埤皆墻也，高曰垣，低曰埤’……朱注引王褒《山家》诗‘众林积为籁，围竹茂成埤’，此是竹埤二字所本。当从此说。”

（二）有助于辨析杜诗的写作地点

杜甫一生身若浮萍，根据《杜诗详注·杜工部年谱》记载，吴越、齐赵、洛阳、齐州、长安、奉先、鄜州、华洲、成都、梓州、夔州、公安、潭州，岳阳等地都留下了杜甫的足迹。辨析杜诗的写作地点不仅有助于考证杜诗编年，而且读者也能借此考察到杜甫在人生各个阶段的行踪。仇兆鳌引用了很多类似资料。如《夜宴左氏庄》引鹤注：“公未得乡贡之前，游吴越，下第之后，游齐赵。此诗云：‘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则是游齐赵时做。未详左氏庄在何郡，旧次在过宋之问旧庄后，则左氏庄亦当在河南。”又如《哀江头》引鹤注：“此至德二年春日，公陷贼中作。长安朱雀街东，有流水屈曲，谓之曲江。此地在秦为宜春苑，在汉为乐游园。开元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笑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江侧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蕖，依映可爱。黄生曰：诗意本哀贵妃，不敢斥言，故借江头行幸处标为题目耳。”

（三）有助于辨析杜诗编年之正误

仇兆鳌对清代以前的杜诗编年采取了以下两种处理方法：

1.只引原文

对于杜诗的编年，清以前许多朝代学者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以宋为盛。如果仇兆鳌认同前人编年工作，就将原文引在诗题之下。如《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引鹤注：“天宝二年（743年）三月壬子，亲祀玄元庙，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庙为太微宫，天下为紫微宫。据旧史改庙为宫，已在二年，题曰玄元皇帝庙，仍旧称也。五圣联龙衮，是天宝八年（749年）闰六月事，题云《冬日》，当是其冬作。盖天宝九年，公归长安，进《三大礼赋》，不在洛阳矣。”仇兆鳌注引文与《补注杜诗》基本一致，说明仇兆鳌认同《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的编年大致在天宝九年（750年）。

2.加入按语

在黄鹤或前人编年未确定的基础上，仇兆鳌加入按语对该诗确定编年。如《送灵州李判官》一诗的创作时间，黄鹤认为可能是干元二年（759年），仇兆鳌则认为是杜甫至德二年（757年）在凤翔时所作，按语说：“黄鹤及朱、顾诸家，俱编在干元二年（759年）。玩诗中羯胡血战等语，及近贺中兴一句，当是安史正猖獗，灵武初即位时，盖至德二年（757年），在凤翔时所作。当从《杜臆》。”再如《瘦马行》按语：“黄鹤以为至德二年（757年）为房琯罢相而作，则诗中所谓去年者，指至德元年也。蔡兴宗以为干元元年（758年）公自伤贬官而作，则诗中所谓去年者，指至德二年（757年）也。今考至德元年，陈陶、青坂王师尽丧，区区病马又何足云。及二载收复长安，人情安堵，故道旁瘠马亦足感伤。况诗云‘去年奔波逐余寇’，明是追言二载事，当从蔡说。”通过按语的形式，辩驳了黄鹤的至德二年（757年）说，确定了诗歌是杜甫追忆至德二年（757年）事，应为干元元年（758年）所作。

（四）有助于理解杜诗的艺术成就

宋代学者对杜诗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关注颇多，因此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经常引用宋代诗话资料中的独到点评。如《春日忆李白》引宋笔记小说《遁斋闲览》：“王荆公编杜、欧、韩、李四家诗。或问公云：‘子编四诗，以杜为第一，李为第四，岂白之才格词致不逮子美耶？’公曰：太白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子美，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师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公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元稹谓兼人所独专，斯言信矣。”这段记载了王安石编《四家诗》论李白杜甫之长，从中可以看出杜诗沉郁顿挫、变幻莫测的艺术风格。又如《题省中壁》引叶梦得的《石林诗话》曰：“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函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其浅深以是为序。予尝戏为学子言，老杜诗亦有此三种语，但先后不同。如‘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当为函盖乾坤句。‘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当为随波逐浪句。‘百年地僻柴远，五月江深草阁寒’，当为截断众流句。若有解此，当与同参。”这段是宋人叶梦得将云门宗之“云门三句”与老杜诗法互参，赞扬杜甫诗法的气概豪迈、浑然天成、灵动不羁。这些资料对于杜诗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画龙点睛的分析，精确展示了杜诗的魅力，对后人理解和欣赏杜诗有极高的价值。

四 结 语

《杜诗详注》对于宋人研杜资料的引用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对文字的考订和训释，不仅参考各种版本，确认杜诗用字，真正做到“无一字无来处”，而且对宋人注杜的资料进行谨慎地采集，并剔除伪注，在笺注杜诗上取得了可观成果。这有助于后人更加精确理解杜诗字句含义和整体内容。二是在杜诗“诗史”说方面，除了引证宋代的“诗史”说资料外，还加以个人的考辨，诗史互证，补前人之阙。三是杜诗编年，将宋人著名的编年资料搜罗殆尽，参合各家年谱，有些则添加了仇兆鳌自己的按语，使杜诗编年更接近原貌，有助于辨析杜诗的创作时间和地点，还可以让读者清晰地看到杜甫一生的行踪。四是荟萃宋人诗话资料中的名家评论，对杜诗艺术成就进行全面关注，读者通过阅读《杜诗详注》便可获得许多前代观点，并能在分析仇兆鳌所采资料中明晰杜甫其人其诗成就如此之高的原因，从而开阔了后人学者的研究视野。

综观所述，《杜诗详注》可谓集杜诗研究之大成，仇兆鳌对于前人典籍资料的全面收集和整理，对前人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开拓，都使其成为杜诗研究学者案头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