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世琳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近年来随着宫斗剧、历史剧的热播，甄氏越来越被频繁提及，无论在《洛神》《新洛神》，还是在《军师联盟》《三国机密》，甄氏都成为被反复演绎的主角，连“甄嬛”名字里的“甄”都取自甄氏。但在学术研究领域，关于甄氏的研究一直相对较少，而《三国志通俗演义》里的甄氏与真实的甄氏的对比分析更是稀少，更别提系统、细致、深入的学术研究了。本文将《三国志通俗演义》里的甄氏，与历史上真实的甄氏进行比较，以小说、正史的细节、整体作为具体文本，之外的其它历史、文学、艺术作品作为广阔坐标系，以及创作者的历史背景作为深入途径，力图真正洞察潜藏于文本背后的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的裂缝，以及创作者的微妙心理，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也能对未来的考证研究有所裨益。

一、外在加法：一个倾国洛神，一个凡间女子

《三国志通俗演义》对甄氏的外在做了加法。

首先是外貌层面，《三国志通俗演义》有意增添了甄氏的容貌之美。小说里甄氏仅出场了两次，却两次都特意强调甄氏容貌之美。甄氏一出场，小说就直接强调甄氏有“倾国之色”[1]324，无论是正面描写甄氏本来披发垢面，曹丕用衫袖一拭其面，甄氏即刻现出“玉肌花貌”[1]324的真容，还是用曹丕看见甄氏美貌后愿意保护袁氏全家，曹操看见甄氏后命令曹丕娶其为妻这些事件来侧面烘托甄氏之美，都在刻画甄氏外在姿色的美丽。第二次出场也极写甄氏之美，因其美接连被袁熙、曹丕聘娶。但在正史记载里，却并无一笔写到甄氏有倾国倾城之颜。《三国志》里记载甄氏时，夸奖了她的慈悲善良，她的嘉言懿行，她的冰雪聪明，却唯独没有夸奖她的容貌。在提到大乔、小乔的篇章里，陈寿都写到了“桥公两女，皆国色也”[2]1260，可见历史上真实的甄氏其容貌并未达到“国色”程度，至少没有达到足以被《三国志》夸赞的级别。行文至此，需要解释一下“国色”这个词对美貌的夸奖等级。“国色”出自《春秋公羊传》“骊姬者，国色也”[3]134，自此一直用来形容第一等的绝色美女。南北朝时，为《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虽然写甄氏“颜色非凡……姿貌绝伦”[2]160，却并未用“国色”这个形容第一等美女的词，他把这个词写给了许嫁赵云的樊氏，袁术妾室冯氏。可见甄氏就算美，也算不上“国色”这样的第一等美女，最多算第二等美女。而且裴松之所在的南朝，是一个发现女性外在容貌之美，重视女性外表之美的时代，比如南朝成书的《后汉书》里就专门设置了《列女传》，开正史先例。而在《洛神赋》(又名《感甄赋》)的广泛传唱中，甄氏更被赋予了诗意的美好幻想。但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裴松之还是不写甄氏是第一等美女，可见真实的甄氏与“国色”是有一定差距的。但《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却极写其美，描述甄氏是“倾国之色”，可见小说是在有意拔高甄氏的容貌。

拔高的用意在于，将甄氏写得越美，越能写出曹丕、曹操乃好色之徒，从而达到丑化曹家的目的。在写到曹丕后纳的郭贵妃时，小说也是极其刻意地虚构郭贵妃的外貌“此女极美”[1]877，即使正史上未有一笔写过郭贵妃的容貌。给甄氏、郭贵妃的外貌做加法，其实也就是在给曹氏家族的形象做减法，就像文学艺术里，用褒姒之明艳映衬周幽王之昏庸，用西施之秀丽突显吴王夫差之短视，用飞燕、合德之袅娜侧写汉成帝之荒淫无道，用貂蝉闭月之貌折射董卓、吕布之好色，用杨贵妃“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4]158衬托唐玄宗之重色享乐。将甄氏写得越美，也越得格外突出甄氏改嫁这件事。在元末明初年间，程朱理学盛行，社会伦理是明确反对女子改嫁，甚至有“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5]301的说法。而曹丕霸占人妻、曹操妄纳子妇明显是程朱理教所厌弃的。通过突出甄氏改嫁这件事，即可突出曹操、曹丕父子的不道德，不守理，是名教罪人。而《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一直都有尊刘贬曹，维护汉室正统的写作倾向，比如小说中会把刘备一方有意塑造得君臣亲密，曹操一方则被塑造得君臣离心，就跟作者罗贯中另作的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一样，将自己所认为的正统集团塑造得君仁臣贤，也从而达到通过文学艺术作品正三纲，谨五常的目的。这种尊刘贬曹的思想一定程度上继承于金院本、元杂剧里的三国戏曲。三国戏曲深刻地影响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甚至某些小说情节直接来源于三国戏曲，比如院本《刺董卓》《赤璧鏖战》，杂剧《虎牢关三战吕布》《白门斩吕布》《七星坛诸葛祭风》等。而这些三国戏曲全都是尊刘贬曹的，作者罗贯中自然会受其影响。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元末民初年间，民间也是普遍尊刘贬曹的，流传广泛的《三国志平话》、民间传闻等皆在贬低曹操，毕竟刘备精心打造出的仁君形象更符合百姓对仁政的期待。罗贯中一生漂泊，身处社会底层，自然会深受民间尊刘贬曹、讴歌仁君的影响，从而《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在有意扬刘抑曹。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元朝统治者被罗贯中等汉族平民视作北虏异族，在研读三国历史的过程中，罗贯中等汉族很容易将北魏等同于元朝统治者，从而极力否定北魏曹氏家族。就像偏安江南一隅的东晋南朝、南宋容易获得蜀汉的观察视角，从而批判类拟于北魏的北方异族。

围绕甄氏的神异现象，小说有意做了加法。在甄氏的出场段落里，写到曹丕看见甄氏在刘夫人怀里哭，他本来已经拔剑斩向甄氏，忽然“红光满目”[1]324，才按剑没杀甄氏，反而问起了甄氏的身份。小说里这一段红光满目救了甄氏的神异现象纯属虚构，历史上并无相关记载。作者还在小说里渲染甄氏出生的离奇，“其母张氏常梦见一仙人，手执玉如意，立于其侧；临产之时，见仙人入房，以玉衣盖体，遂生甄氏”[1]324，十分神秘，但史书上的记载并没有这么的过分奇特，“每寝寐，家中仿佛见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2]159可见小说是在有意增添甄氏的神秘，给甄氏的神异做加法。

将神秘现象写得愈发离奇，一方面的确是为了增强小说的可读性，一方面也是源于前代人的影响。甄氏被赐死后，儿子曹叡也受牵连获罪受罚，从齐公被废为平原侯。甚至其父魏文帝曹丕一度想立徐姬所生儿子京兆王曹礼为太子。在此期间，曹叡如履薄冰，小心谨慎，过得胆战心惊，生怕再次受到更严重的责罚。因此他一成功登基，就开始像报复父亲一样，开始频繁地大规模纪念母亲。比如追尊甄氏为文昭皇后，为她修建史上第一座后妃庙，下诏文昭皇后的寝庙享受与宗庙同等的祭祀礼仪等。在《三国志》里，有整整三页，1836字，都在讲曹叡如何隆重纪念甄氏。曹叡举办的各种纪念甄氏的仪式活动，使甄氏虽已逝去，却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并逐渐被神化。再加《洛神赋》被传言其原型为甄氏，在各种演绎、论证中，甄氏被逐渐等同于洛神。《三国志通俗演义》会有意突出甄氏的神异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内在减法：一个苍白花瓶，一个德才兼备

对比鲜明的是，小说在给甄氏的外在做加法的同时，却对甄氏的内在极力做减法。

首先在甄氏的品德方面，小说大做减法，尽数删去了，其中删减得最严重的是甄氏嫁入曹家后的德行。小说对甄氏嫁入曹家后的德行一笔未提，但在史书里，是大段大段记叙了甄氏温良贤惠的品德言行，比如：

十六年七月，太祖征关中，武宣皇后从，留孟津，帝居守邺。时武宣皇后体小不安，后不得定省，忧怖，昼夜泣涕；左右骤以差问告，后犹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动，辄历时，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忧愈甚。后得武宣皇后还书，说疾已平复，后乃欢悦。

十七年正月，大军还邺，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动左右。武宣皇后见后如此，亦泣，且谓之曰：“新妇谓吾前病如昔时困邪？吾时小小耳，十余日即差，不当视我颜色乎！”嗟叹曰：“此真孝妇也。”[2]160-161

无论是甄氏劝勉有宠的妾侍努力上进，安慰开导无宠的妾侍，常常劝曹丕多纳妾使子嗣繁盛，请求留下被驱逐的任氏，还是孝顺婆婆，甄氏都是传统伦理上嘉言懿行的贤妻，恪尽孝道的儿媳。但小说却将大段历史记载视而不见，有意不写甄氏温良贤淑的一面。在甄氏嫁与曹丕前的段落里，小说则是在细节方面有意无意地删减甄氏的内在品德。小说写道，袁熙出任幽州刺史，甄氏没有同去幽州的原因，是“甄氏不肯远行”[1]324，给读者留下甄氏不愿远行吃苦，与丈夫同甘共苦的印象。但历史上，甄氏没有同去幽州的原因却是要留在邺城侍奉婆婆刘夫人，即“熙出为幽州，后留养姑。”[2]160小说将甄氏未去幽州的原因，从侍奉婆婆的孝顺改为了不愿远行吃苦，把甄氏的内在品德直接由美变丑。还有一处细节，小说里写甄氏之所以这么喜欢看书，是因为要学习“古之贤者”[1]324，但正史原文却是“古者贤女”[2]159，《三国志通俗演义》将史书上的“女”字删去了。中国古代主流思想向来蔑视女子的才能，西周时即有“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6]489的说法，人们普遍认为男子有才能是益，会成就一番伟业，女子有才能是害，会祸国殃民。宋代程朱理学的深入人心更是让“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制度化，形成男女有别、男女大防的封建思想，进一步束缚女性，扼杀女子的才能。《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年，社会主流思想谨遵传统礼教，极力规训女子。而小说里的甄氏不学习女子该学习的传统贤女，而去学习男子才学习的贤者，明显违背了封建礼教上的男女之别，逾越了女子所能学习的范围，小说通过性别上的一字之差暗贬甄氏逾越了规距，违背了理教，是无德之人。小说也故意没写甄氏与嫂子的相处情况，历史上甄氏对寡嫂极好，相处得十分融洽和睦，“寝息坐起常相随，恩爱益密。”[2]160还三番五次劝母亲多体谅爱护嫂子。但小说就有意删减了甄氏对嫂子的好，将甄氏的温暖善良减损大半。

小说对甄氏内在的智慧也是极力做减法的。小说里写到甄氏“三岁丧父”[1]324，就再没有写其他的相关情况，只此一句。但小说是有意删去了历史上甄氏对此的反应，“逸薨，加号慕，内外益奇之。”[2]159年仅三岁的甄氏在父亲去世时就已经流露出悲伤了，这样的早慧甚至令周围的人感到她有别于众，但小说却减去了甄氏令人惊奇的早慧。同样地，小说还删去了甄氏九岁就“视字辄识”[1]324的聪敏，将其天资有意抹去。小说写甄氏是“借诸兄笔砚使用”[1]324，但正史原文却是“数用诸兄笔砚”[2]159，小说有意将“数”字删去了，删去了甄氏借诸兄笔砚的频繁程度，也就删减了甄氏学习的勤奋程度，删去了甄氏有心坚持学习，提高自身见识修养的大智慧。甄氏的才情也被《三国志通俗演义》掩埋掉了。真实的甄氏文才出众，创作的大量诗歌都被收入到了《古诗源》中，其中所写《塘上行》尤为沉致生姿，风采殊绝，但《三国志通俗演义》一笔未提。在尊刘贬曹的基本立场下，连“建安三曹”之一的曹丕，其诗作也是一笔未提的，更别提曹氏家族里甄氏的才情了。

《三国志通俗演义》对甄氏的出身只简单提了一句，“中山无极人，上蔡令甄逸之女。”[1]324只此轻描淡写的一句，再无其他。然而历史上的甄氏家世显赫，是名儒重臣之后。她的先辈博山侯孔光是孔子第十四世孙、太师孔霸之子、四朝辅政大臣，官至太师，位极人臣，甚至以天下名儒的身份成为了汉平帝的老师。孔光德行高洁，通晓经学，被王政君、汉成帝和汉哀帝尊崇。孔光的女婿甄邯及其甄氏家族由此入朝为官，凭借才能颇受权臣王莽倚重。甄邯、甄丰、甄寻、甄心四人更是威震朝野，被称为四甄。曹操最爱的儿子曹冲死后，曹操特意为他聘娶了甄家亡女合葬，可见当时甄氏家族地位之高。任何史书只要稍微涉及到无极甄氏家族，都会特意写一笔其乃权贵世家，“太保、后承承阳侯甄邯为大司马，承新公……是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卫将军广阳侯甄丰为更始将军，广新公……是为四将。”[7]4100-4101“文昭甄皇后，中山无极人，明帝母，汉太保甄邯后也，世吏二千石。”[2]159“逸娶常山张氏，生三男五女：长男豫，早终；次俨，举孝廉，大将军掾、曲梁长；次尧，举孝廉。”[2]159史书上几乎必写的甄氏娘家的鼎盛，被《三国志通俗演义》轻描淡写地掩过去了，历史上尊贵的世家小姐甄氏在小说里被降格为了普通官家女子。

历史上诸多关于甄后的典故、诗词流传甚广，是创作文学作品极佳的素材，但《三国志通俗演义》只字不提。比如著名的“甄后出拜，刘桢平视”。还有甄氏师法自然，效仿灵蛇梳发髻，所创发髻巧夺天工，被人们称作灵蛇髻，可见真实的甄氏是一个非常有情致、灵慧，有个性，有想法的人。历史上的甄后还喜爱芳草，时常采撷芙蓉、灵芝以怀之，曹丕、曹植都曾写诗描摹过甄氏采摘芳草的情形，十分婉转优美。《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之前，已经有大量的诗歌关注到甄氏了，比如《塘上行拟甄后》就以甄氏的口吻写其感伤思绪，“白露下塘蒲，芙蓉秋露湿。不忍生离别，时抱蒹葭泣。”还有《和梨花》“甄妃梦玉衣”，《与萧旷冥会诗》“玉箸凝腮忆魏宫”等。这些丰富微妙的情致《三国志通俗演义》都有意不写，而甄后本身内在性情的丰富性也在小说的不写中消逝了，变成了单薄、纯粹线索性的人物，个性苍白得宛若薄纸。

小说删减得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甄氏的篇幅。小说里甄氏只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出场，第二次就被赐死了，两次出现都字数寥寥，还未开放就已然凋零，极其短暂。笔者统计，《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727269字，关于甄氏的记叙只有1017字，仅占0.14%。小说吝啬于给甄氏笔墨，也就降低了甄氏的重要性。但正史上，甄氏作为文昭甄皇后，魏文帝曹丕的妻子，魏明帝曹叡的生母，从来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占据着一定的篇幅，比如在《三国志》《魏略》《魏书》里，甄氏都是单独成传的，有专门的文昭甄皇后传。就算是传奇小说、诗歌文学、民间野史等，也会在提到甄氏时，浓墨重彩地写她的人生经历，甚至出于娱乐性特意为甄氏增添许多美谈，比如《世说新语》里写曹操当年率军攻打邺城是为了甄氏，《唐传奇》里萧况在洛水边偶遇甄氏，《聊斋志异》写甄氏化作神女与刘桢后人刘仲堪相恋，古代有记载的专门写甄氏的诗歌就多达39首，现代以甄氏为主角的影视戏剧也达到了18部。1800年了，时至今日，甄氏依然被各式各样的人们反复思索，吟唱，感怀。可见，无论是甄氏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还是其传奇因素，《三国志通俗演义》都没有理由略写她。可《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将其略写了，浮光掠影，篇幅短到稍不留意就可能错过，更不可能对甄氏产生多深的印象。罗贯中宁愿损失小说本身的传奇性，甚至艺术深度，也要减少对甄氏内在的塑造，实在令人不得不深思。

《三国志通俗演义》之所以对甄氏的内在极尽删减，笔者认为主要有四点原因。首先，《三国志通俗演义》极其厌恶女性，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三国戏曲的取舍中就可看出端倪。小说采用了很多金院本、元杂剧里的三国戏曲，也有对某些三国戏曲弃置不用的情况。在对比过现存三国戏和《三国志通俗演义》后，笔者发现，以女性为主角的戏曲基本都已被舍弃，比如《小乔哭周瑜》。而沿用的戏曲里，就算有以女性为主角的戏曲，但也必须得是维护汉室正统的女性，比如《锦云堂暗定连环记》里为维护汉室正统，周旋于吕布、董卓之间的貂蝉。再看《三国志通俗演义》里所写到的女性人物，全都下场悲惨，悲剧结尾，无一例外。可“《三国》里的妇女与实际生活在汉末的妇女并不太相同……《三国》就所提及和描绘的妇女而言，不是生活的写照，不是历史的镜子，而是作者主观安排的妇女们的‘悲惨世界’。”[8]33由此就更可看出作者对女性的态度了。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就算呈现出某种男化倾向，也照样被作者安排得没有好下场。比如英姿飒爽的祝融夫人亲自领兵上阵，生擒了蜀国大将张嶷、马忠，何等威风，但不久就仰鞍落马，沦为了诸葛亮的阶下囚，从此再未领军打仗。罗贯中甚至还在小说里明确赞扬刘备歧视女性的思想，“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而尚有更换；使手足若废，安能再续乎？”[1]142小说作者如此厌弃女性，自然会极尽删减女性人物甄氏的内在品格才情，使其沦为一片苍白。

而且，南宋以来，理学不断兴盛，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日益受到重视，三纲五常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道德规范。特别是罗贯中所生活的时代，程朱理学盛行于民间，社会各界谨遵儒家礼教，要求女子从一而终，夫死当守节，反对改嫁。但历史上的甄氏却改嫁了，况且还是在袁熙没死的情况。罗贯中自然对于原嫁袁熙，后改嫁曹丕的甄氏心有厌恶，也自然会大段删减她的内在底蕴。罗贯中以封建礼教眼光审视女性，刻意矮化女性的心理不仅呈现在对甄氏的塑造上，对其他女性人物也是一样。比如传统伦理训诫里，明确反对女性参与政治，《三国演义》开篇即写汉末出现动荡，“蜺堕鸡化，皆妇人干政之所致也。”[1]2把雌鸡化雄、地震山崩等异常现象、灾祸都归于妇人干政。而小说的女性人物只要参与了政治活动，普遍都会起消极作用，而且以悲剧收尾。比如黄奎的小妾李春香出卖了衣带诏的机密，最后自己也被押赴刑场斩首；蔡夫人为让刘琮继位，费尽心机陷害贤臣，结果被纳下首级；伏皇后密谋传诏想要扳倒曹操，反招致杀身之祸。从种种情节的主观取舍、演绎、安排、设计，即可看到《三国志通俗演义》里浓厚沉重的礼教思想。

另一方面，尊刘贬曹的主题思想也使得《三国志通俗演义》会倾向于减少甄氏的内在描写，甚至刻意贬低甄氏，毕竟她是曹氏家族的人，贬低甄氏也就贬低了曹氏。不愿对甄氏进行更多描写的罗贯中，将甄氏的内在一再简化，把小说里的甄氏最后勾勒成了一个衬托曹丕、曹操好色的花瓶，生育了曹叡的子宫，连接前后情节的线索而已。与极力减少甄氏的诸多美德才能相反，嫁给刘氏的孙夫人，就重点刻画她的明理机智，进行美化，原因仅在于孙夫人嫁给了刘备。《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虚构了孙夫人的传统美德，刘备要逃回荆州时，孙夫人主动表示，愿意跟随丈夫刘备一起去，“我已嫁事于君，君所去处，我愿随之。”[1]525甚至主动帮助刘备设计，用江边祭祖的计谋一起逃回荆州。与虚构的甄氏嫁给袁熙后，不肯远行，才没有随袁熙同去幽州，形成鲜明对比。足见罗贯中的一褒一贬。还特地虚构上，孙夫人是尊刘备为汉室正统才愿意嫁给他的，进一步强调了刘备的正统地位。

《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刻画的时期是政治、军事纷繁的战争时期，囿于题材限制，小说重点描绘的只能是有纵横捭阖的斗争，壮怀激烈的战争与叱咤风云的男性英雄。小说不可能，也不愿意分过多笔墨给予女性人物，里面描写到女性的目的只是为了衬托男性。换言之，《三国志通俗演义》里的女性是为了衬托男性而存在的，就像一幅画的背景，一群无法言说，没有面容的影子。描写甄氏也是为了衬托曹丕、曹操父子的好色昏庸，违背礼教，小说里甄氏这一人物的功能仅限于此，自然不会用更多的笔墨来打造她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她只是小说的一个工具罢了。就像被掳掠的八百多名女子，是董卓残暴的衬托；伏皇后、董贵妃是曹操凶狠奸诈的衬托。吴国太是诸葛亮智慧的衬托；铜雀台上各色嫔妃是曹操奢靡的衬托；甘、糜、孙三夫人是刘备仁厚的衬托。《三国志通俗演义》里的女性沦为了男性的衬托，男性的影子。很多女性人物甚至在小说里被简化为了男性的礼物。甄氏当然是曹丕、曹操父子攻邺胜利的礼物。就像曹操曾选十名美女赠与关羽；吕布的女儿虎女是吕布想送给袁术的礼物；张绣的婶娘是曹操的礼品，只是为了解决曹操的生理需求；长袖善舞的貂蝉是王允送给董卓、吕布的礼品，只不过是像潘多拉魔盒一样的礼物罢了。小说里赏赐有功之臣，除了金银珠宝，一般都有女子。当罗贯中视女性为男性的衬托、男性的礼物，必然会忽视女性个体的生命情感体验，也就不会将笔墨用在女性内在的塑造上了。

甄氏就这样，一边被极力减去内在，一边被做外在加法，成了小说里贫乏苍白，毫无灵魂的花瓶。

三、死因虚构：一个提线木偶，一个主动抗争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里，甄氏死于郭贵妃的陷害。郭贵妃想要除掉甄氏，成为正宫，就与张韬商量计策。正好此时曹丕生病了，郭贵妃就让张韬刻了一个桐木偶人，上写着曹丕年命。郭贵妃把桐木偶人呈给曹丕，说是在甄氏那里挖到的这个桐木偶人，是甄氏想要用巫蛊之术害曹丕。曹丕听了很愤怒，不探究这件事的真假与否，就把甄氏勒死在了冷宫中，立了郭贵妃为皇后。但真实的历史却是并未发生这场巫蛊之术的陷害，这是罗贯中虚构的。甄氏真正的死因有两点。第一是甄氏失宠后有怨言，“黄初元年十月，帝践祚。践祚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2]160第二是郭贵嫔的受宠，“甄后之死，由后之宠也。”[2]164第三点则是受到了诬陷冤枉，即如周宣所言，“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2]810《三国志》中记载是郭贵嫔进谗言中伤甄氏，“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忧暴崩。甄后临没，以帝属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说甄后见谮之祸，不获大敛，被发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殡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2]166-167《资治通鉴》里也说是“郭贵嫔谮之，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赐夫人死。”[9]2188但究竟甄氏是怎么被郭贵嫔冤枉的，历史上被没有明确记载具体的事件经过，更没有这场巫蛊之术的陷害。

小说之所以虚构这场巫蛊陷害，主要是为了贬曹。曹丕仅凭郭贵妃的一面之辞，就大怒，处死了甄氏，不将甄氏召来两方对质，不追查这件事的真假，就武断地勒死了甄氏，实在可见曹丕的昏庸无能，不辨是非。而且郭贵妃拿着桐人木偶来，说“适于甄氏位下掘得此物，系魇镇陛下也。”[1]877这话本来就很可疑，在甄夫人的房间里，也就是甄夫人势力范围内，擅室数岁的正宫夫人甄夫人居然会让头号情敌郭贵妃在自己的座位下面仔细挖掘？而且还是藏着桐木偶人的地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曹丕居然不认真思考就信了，大怒了，足见其昏庸至极。而且曹丕仅凭新欢的三言两语，就草率处死了旧爱，丝毫不念往日夫妻情分，弃之如敝履，更突出了曹丕的冷血。而曹氏家族里的郭贵妃、臣子张韬联手设计陷害他人，更可见曹氏集团的心狠手辣，不仁不义。

《三国志通俗演义》里，甄氏在整场巫蛊陷害里从未有过主动性，一直是他人施加行动，甄氏被动地接受。她被陷害，被赐死，从未有过自己主动的言语与行动。正史里至少甄氏还会因为曹丕不公平的对待，有所怨言，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小说里的甄氏在结尾处彻底丧失了主动性，像一个提线木偶，苍白凝滞，毫无灵魂，更不可能读者留下什么深刻、难以忘怀的印象了。在退场这一段里，她的出现只是起到一个连接情节的线索罢了，表明曹叡的出身，仅此而已。而这儿正是厌恶甄氏，不愿多提甄氏的罗贯中潜意识里所希望得到的效果。

此外，甄后之死从魏明帝时代起就一直是颇受关注的话题，融入了很多的想象。在这种氛围里，《三国志通俗演义》会对此进行想象性虚构也不足为奇。

再仔细研读史书，会发现甄氏的死或许还有另一层原因。《三国志》里记载，曹叡病逝于景初三年(239年)1月22日，时年三十六岁，“三年春正月丁亥……帝崩于嘉福殿，时年三十六。”[2]114按照年龄逆推，曹叡应该是生于建安九年(204年)。但曹丕是在曹操平定邺城时，才见到的甄氏。而曹操平定邺城时是建安九年(204年)八月。曹丕204年8月才见到甄氏，而曹叡204年就出生了，很容易看到曹叡不是曹丕的儿子，而是袁熙的儿子。《三国志》作者陈寿不直接点明曹叡是谁家的骨肉，而写曹叡驾崩时是三十六岁，这是史家曲笔，读者只要稍微根据曹叡的年纪倒推，就可以知道曹叡是袁熙遗留的骨肉，并非曹丕的儿子。曹叡从小聪慧俊美，深得曹操喜受，可曹丕始终不立曹叡为太子，曹丕临死前的最后一刻，曹叡才被匆匆立为太子，更加可以佐证曹叡的血缘。即如《三国志集解》作者卢弼所言，“窃谓承祚此文，实为曲笔，读史者逆推年月，证以甄夫人之赐死，魏明之久不得立为嗣，则元仲究为谁氏之子，可不言而喻矣。”而曹丕留下儿子曹叡，赐死母亲甄氏，很有可能是为了灭口。《三国志》中曹丕与曹叡关于子母鹿的对话，也颇值得玩味，“帝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2]91。

综上，通过对比分析《三国志通俗演义》里的甄氏与历史上真实的甄氏，并且以小说作品之内的细节、整体作为具体文本，之外的其它文学、艺术作品作为广阔坐标系，以及创作者的历史背景作为深入途径。笔者得出结论，罗贯中通过对甄氏的外在做加法，对其内在做减法，以及虚构死因，塑造出了另一个甄氏，一个美则美矣，毫无灵魂的花瓶，与历史上人品贵重，内心丰盈的才女甄氏形成鲜明对照，而究其原因，是创作者尊刘贬曹、谨遵礼教、贬低女性等一系列复杂的文化心理使然。

而这种对女性有意无意的贬低，时至今日，仍旧通过当代传播最广泛的影视剧、网络小说轮番上演着。宫斗剧里，女性角色全朝着恶毒阴暗发展。历史上的慧贤皇贵妃高佳氏是一品大学士之女，谥号慧贤，被赞誉“协赞壶仪、缱绻怀淑、天家礼度、女史箴铭”，是温静从容的淑女。但《延禧攻略》硬是把高贵妃塑造成了愚钝作恶的蛮横毒妇。而《如懿传》里，高贵妃再度被黑化，惩罚宫女狠毒到用滚烫的热炭填嘴。还有女性对男性的亘古不变的依附关系，《陆贞传奇》里的陆贞靠着长广王高湛一路开挂，《武媚娘传奇》里的武媚娘永远都有各种男性角色在为她铺平道路，《楚乔传》里的楚乔是被宇文玥养成的。所谓的大女主戏永远都是女主角在被各种男性角色拯救，依附着男主角才成就所谓的“大业”。就算在现代剧里，甚至职场剧里，女主角也还是依附着各种强大的男性才一路通关。《我的前半生》《亲爱的翻译官》《极光之恋》皆是如此，所谓的成长只是一场桃色权力的隐喻，丝毫不见女性自身的独立人格与真正意义上的成长。文学艺术作品里的人设都是经过创作者思考挑选的，这种过滤反映出了创作者的价值取向。而一部又一部热衷于矮化女性的影视剧，观众都爱看，使其成为热播剧，折射出了当代观众的心理倾向。无论在影视剧里，还是在众多网络小说里，无论是在古代，民国，还是现代，不论时空如何变换，它们的性别设置都始终惊人地一致。从性关系这一细节，即可了然。比如男主角能和各种女性上床，但女主角只能和男主角上床，不能被其他任何男性碰，而设置的恶毒女二、女三这种坏女人就必然会“背叛”男主角，与男主角之外的男性上床，其中的性别观念，流露出的腐朽贞节观，就足够分明了。而且关键是这些影视剧、网络小说几乎都是当代女性编剧、女性作家，也就是说，这种对女性的歧视贬低是由女性自己亲手书写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