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纳新，黄向阳

(湖南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一、文化生态的内涵

生态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Oikos，通常指生物及其生存繁衍的各种自然因素和条件的总和。1955年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理论》中首次提出“文化生态”的范畴，用以“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其后这一术语被一些学者陆续采用，当今国内学界，“文化生态”一词运用比较普遍，但不同学者对这一术语的解释不尽相同，概况起来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指文化赖以形成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组成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这种理解与斯图尔德一脉相承，是对其理论的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持这种解释的有学者司马云杰、邓先瑞等人；另一类以方李莉、刘春花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文化生态系统构成还包含各种文化元素内部之间的相互作用系统，文化不仅与外部复合生态环境之间具有关联性，同时文化系统内部之间也存在着各种有机关联[1]。本文所述的文化生态概念倾向于第二种解释，指文化资源的拥有状况，以及影响和制约文化生成、实践、传播、发展的各种自然条件、经济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总和。

优良的文化生态能够带来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效应，其一是促进地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维持居民文化生活持久丰盛；其二是有利于构筑居民文化认同，促使社区凝结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即培育居民共同的文化意识和心理品质，包括精神价值、人格理想、伦理情操、生活趣味、行为模式等等，完成对居民公共性人格建构的同时，往往也酝酿生成文化的地域特色；其三是优化社会秩序，这种秩序不同于经由外部强力而形成的政治秩序、治安秩序，根本上是经由文化上的充实和谐而内生的社会秩序、生活秩序。

二、我国传统农村文化生态的景象：“人”“物”“事”

表征良好文化生态的最直接明显的景象是“人”兴旺、“物”充沛、“事”活跃。

“人”指人气。人是创造发展文化和践行承载文化的主体，文化生态中首要的是人这一元素。文化在人类生活中除了娱乐的功能外，更重要的是引领、教化、整合的功能。所以，文化是有方向性的，在文化的生态中，需要有发挥倡导、引领、创造、组织、动员作用的细胞组织和机制。良好的文化生态应该有位于文化的高点，扮演文化领袖和头部的人群，这些文化精英凭籍内在的自觉和责任，通过引入推介、或酝酿创新文化的精神价值、伦理情操、礼仪风尚、范式形态，引领社会大众建构起普遍的精神气质、生活趣味、行为模式以及社会运行的规则尺度；在一个社会构成文化的生态中，如果缺乏了文化精英的创新、引领和组织调动，整个社会就极有可能失去精神价值的方向感、社会秩序的规范性、礼仪风俗的庄重气、文化活动的活跃度。传统的中国农村，读书人并不成批地向城市单向集中，更多的是安居散布于农村社区，这些称为“士”的文人以及退休返乡官员在本地文化生态中构成关键的一环，承载了难以替代的文化使命：传播文脉火种、倡导礼仪伦理、褒扬品格风范、串联文化娱乐、厘清社会规范、建构地域精神。从效能上看，我国传统农耕时代的大多数时期，读书人都被赋予超越一般民众的道德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的言行和姿态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和很大的影响力，起到了文化标杆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文化的本质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式[2]，必须被人践行着和传播着才能获得生命。因此，人更是文化的践行者、保持者、传播者，具体实现途径是以文化的模式进行生产、生活。任何一个文化元素，不管是符号标记、表现形态、还是精神内容，如果没有被一定规模的人群在生产或生活中践行和传播，就难免会消亡。一个社会如果承载不了一定规模居民从事生产和生活，就难以形成具有规模的相对稳定的居民，也就缺失了文化得以践行和传播的载体，难免呈现出文化衰败的景象。我国传统农村社会居民流动性小，尤其是文化活跃度最高的青壮年在人口结构中占据着合理的比重，使得文化不是悬在空中，而是在普遍而丰富的生产生活中被践行，从而获得蓬勃的生命。

“物”是指能够被看见或触摸的物态文化环境。包括文化的物化形态和物质外观、文化标记物以及文化生活的基础设施和设备等。具体形式包罗万象：文字语言、符号标记、图案、碑匾、牌坊、楹联、书籍、生活器物、生产工具、桥梁、场地、民居、庙宇、馆所、建筑样式、街巷及院落形态等等[3]。物的因素在文化生态中的作用一是为居民的文化生活，尤其是群体性文化活动的展开提供物质条件，二是将抽象的文化意识固定下来，形成物件形态的文化，构成人们可以直接触摸和感知的生产生活环境。从物的维度考察，具有良好文化生态的地区大都有完善和发达的文化基础设施，而文化昌盛地区的建筑以及生产生活中的器物、符号标记除了实用外，往往同时大量地成为传达该地区集体文化意识或个人精神趣味的载体。农耕时代我国农村注重且善于运用公共建筑和生产生活中的物件工具记载、描述、传播文化理念，用以表达情感，教化子弟，积累和沉淀了比较丰富的物态文化，构成文化生态重要的有机成分。其中比较典型的包括：祠堂、牌坊、庙宇、楹联、碑匾、族谱、家训等等，这些物态标记在文化昌盛的地方几乎都比较流行。在物质朴素、建筑简陋的传统社会，这些静态的文化标记物往往制造得最为庄重和考究，成为置身其中的居民不可忽略的环境，发挥着无声的影响。这些物“文化”了居民的生产生活场景，置身于这种场景中的居民往往更容易捕捉到生命的灵感，觉悟到生命、生产、生活的更深层更高远的意义，也更容易领会传诵着的精神、先辈们的教诲，更会增添一份庄重、神圣、恭敬、谦卑、文雅、从容、坚忍的气质。

“事”是指使文化中的精神价值、品格意志、伦理情操、社会规范、生活趣味得到传播、操练的行为、活动和事件，包括生产活动、居家生活、休闲娱乐、社会交往，也包括地方流行技艺、礼仪、民俗活动等等。“事”是否生动活跃是鉴别一个地区文化生态是否良好的重要指标。如前所述，文化需要被践行着和被传播着，才有生命，文化需要蕴含在生产生活的一板一眼中，一个地方的文化蓬勃充沛，这个地方的生产与生活必定生动活跃，如果生产萧条、生活冷清，文化也就自然萎缩衰败。另外，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都得与具体的生产和生活契合，有什么样的生产和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如果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都可能失去依托的土壤而衰败。文化中那些最深层的精神以及抽象的价值不能靠口号和臆想而存活，而是需要具体化为居民在生产生活中易于养成的品格意志、易于培育的伦理情操、易于遵循的行为规范，并借助制度化的活动和行为让居民习惯性地实践演练，不知不觉中内化成稳定的心理品质。居民共同的文化意识、彼此的文化认同更是在生动活跃的“事”中才可能发育成长。中华传统农耕文明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社会生产生活有热度，传统中国又被称作“礼仪之邦”，凡事注重礼节、仪式、程序。从生产活动的耕种屠宰，到日常生活的你来我往，讲究程序性、强调仪式感，也往往带有活动气氛。比如，传统农耕时期我们的祖先酝酿生成了许多节日，自然经济条件下这些节日成为社会和生活的极为重要的调动机制，发挥着强大的文化功能。这些节日生命力的获得、文化功能的发挥需要借助种种民俗活动及活动中的规范仪式，借助这些仪式和活动，全体社会成员串联了起来，行动了起来，相应的文化意识得到普遍的实践和广泛的传播。文化生态良好的地区往往对传统节日相当重视，对仪式礼节讲究、对庆典活动热情。不少地方甚至还有自己的地方性节日，节日的重点和亮点也是全员参与的精彩民俗活动。

三、传统农村文化生态的瓦解

经历建国之后的制度变更和社会改造，我国传统农村几千年沉淀而成的文化生态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松动变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又遭遇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新一轮冲击，趋于瓦解，广大农村地区虽然在物质上呈现出现代气派，但“人”兴旺、“物”充沛、“事”活跃的繁荣景象逐渐消失，曾经的精神家园日趋萧条：风俗人情趋于淡薄、礼仪伦理慢慢失范、精神价值不复往日、文化记存部分毁损、群众活动荒废过半、共同意识走向解体。

(一)市场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和性质发生变化的第一步是市场化。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农村居民社会交往生活包括交往接触的对象、空间、模式以及动机，与传统农耕时期比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农村文化生态留存。费孝通曾用“乡土”二字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进行了概括，“乡”是群、故乡和具体的时空坐落，它形象反映了农民活动交往的空间范围和尺度，也揭示了传统农村居民精神情感的依归。乡土小农之间交往接触主要并不基于生产活动，而是发生于居家日常和农闲娱乐活动中，受到一定的空间和地域限制，圈子狭小且相对封闭，这样的交往空间格局决定了接触交往的对象之间比较熟悉，构筑了生活和情感上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人们交往接触的动机很少是为了完成经济利益的交换，而是寻求生活的互助、身心的娱乐、情感的交流、价值的认同。这种熟人社会形成了一整套有关人际关系认知和交往行为模式的自洽的文化系统，既包括丰富的精神内容，也讲究具体的形式表现，其主要组成是礼法规矩、伦理道德、人情世故，这也是中国传统农村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市场化发展以来，农村居民基于生产经营的社会交往接触频繁起来，交往对象突破了“乡村”地域空间和熟人的局限，交往界面得到极大扩展延申，实现直接的经济利益超越其他需求成为最常见、最重要的交往动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变得多元和复杂，其中，经济利益联系最为常见。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的这种变化使人们对于人际关系和交往行为规范的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农村中那一整套关于礼法规矩、道德伦理、人情世故的文化系统失去了依托而逐渐解构，最终没落。

(二)工业化

我国农民融入工业化稍晚于市场化，工业化对传统农村文化生态留存有进一步的消解作用，首先是因为它使农民的生产活动方式和生产活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乡土中国的另一个标识是“土”，“土”既是农民世代耕种的土地，延申为人类赖以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环境，也代表一种系统的文化意识、文化习惯。我国传统农村的生产活动离不开土地，并仰仗水、阳光、气候等自然条件和自然时节变换的力量。与此对应，我国传统农村文化系统的构成中，有关人与土地、与宇宙自然、与万物生灵关系的认知以及对待宇宙自然态度的内容相当丰富。这些文化元素是千百年来我国农民在丰富而具体的农耕生产活动中发掘、演绎、发展而生成的，深度契合着传统农耕生产活动的方式、情景和过程。这些文化元素反过来给传统农民提供强大支撑，帮助人们建立起朴素的世界观、宇宙观，认识生命、自然和宇宙，也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工业化的推进改变了农村居民生产活动的环境、模式以及生活的节律。生产活动不再以土地为中心，生产环境与自然万物有了一定的隔离，朝着无机、人造、死寂的方向变化，生活节奏加快，不再遵循自然时节的变化。文化结构中有关人与宇宙自然、与万物生灵关系认知的内容不再那么重要，这些文化成分或慢慢淡出人们的世界，或被人们直接否定，最终大量衰败凋零。另外，我国近几十年工业化的重化工化特征很突出，这个阶段的工业化强烈地展现了人类对于自然的控制改造能力，也激发并放大了人类面对自然时的意志和自我，这种自我完全不同于传统农耕文化中对自然的谦卑和恭敬，对人们的认知及行为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造成了对传统农村文化系统的严重冲击。

(三)城市化

我国的城市化是以市场化为前奏、工业化为背景的，但却是比市场化和工业化更复杂更深刻的社会变迁。城市化对传统农村社会造成的最直接影响是伴随城市化而来的农村人口空心化，对传统农村文化生态瓦解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由于人口空心化，传统农村原有的文化生态逐渐解体，包括文化精英的缺位、生产生活的冷清、物态文化标记的毁损、文化精神价值的流失、文化活动的萧条、共同文化意识的破碎。知识阶层和文化精英是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群中流动得最积极主动也最为彻底的一个群体，他们通过升学、就职基本留在城市。这一群体的离开使农村文化生态中失去了骨干力量，文化资源的创新及挖掘、精神价值的诠释及引领、伦理礼仪的倡导、地域意识和共同意识的培育、文化活动的调动和组织都失去了最主要和关键的主体。青壮年人口也大量向城市流动，虽然有一部分没有完全脱离农村，但由于在城镇就业，在农村的存在就非常有限而且零碎。青壮年群体的离开使得农村生产生活冷清下来，文化失去了实践的支撑，也就失去了生气。城市化对传统农村文化生态造成的冲击还有另一个方面，我国农村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是简朴、平和、舒缓的，而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模式受到西方工商文明的深刻影响(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都有这个特点)，消费主义、效率至上、理性色彩、轻传统、讲时尚、推崇个性和张扬，以此为基调的城市文化和我国农村文化传统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和对立，一波波城市文化潮流通过各种现代传播媒介和传播手段强势涌动，进一步挤压了农村传统文化生态空间，削弱了农村传统文化的影响。

四、农村文化生态的重构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部署，实现乡村振兴必须重构农村文化生态。如果农村自身没有良好的文化生态，就不可能孕育出枝繁叶茂的文化景观，就不可能满足农村居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生态同时还关系到农村社会凝聚整合以及社会秩序的和谐安康。

(一)农村产业振兴是农村文化生态重构的前提

农村文化生态恢复的前提是聚敛农村人气，改变人口空心化的状况。人口空心化必然导致文化萧条衰败，中青年人口是文化活动的主要人群，是文化需求和文化创造最活跃的群体，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文化生态中必须维持一定比例和规模的中青年人口。农村能否吸引并留住中青年人口的关键在于经济是否兴旺发达，能否为他们提供有吸引力的就业平台和充足的就业机会，因此，生产兴旺是农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前提。今天显然不能还通过加强和扩大传统农业促进农村生产兴旺，而是要走出一条创新和丰富农村产业形态的新路。一个方向是发展现代农业，延伸产业链；另一方向是大量培育或引进与农业农村相关的新产业形态，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细胞的多元和丰富。只有这样，才能为中青年人口提供有效充分的就业平台和有吸引力的就业岗位，为农村保留一定量的中青年人群，从人口的数量规模和比例结构上改变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状况。近几年，有些地区在延伸农业产业链和农村产业创新发展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不小的成效，创新创造了农村电子商务、特色农业、循环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健康养生业、特色工艺业等很多新业态[4]。目前，农村业态创新和传统农业转型发展还受到一些限制，除了思想观念的束缚外，更多的是体制机制的障碍，其中涉及到农村耕地制度、宅基地制度、投融资制度、保险制度等等，这些障碍的存在提出了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整体而言，当前我国农村业态创新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需要政府予以一定的鼓励和扶持，尤其是制度上的鼓励和政策上的扶持。

(二)农村传统风貌修复是农村文化生态重构的基点

农村文化生态的重构应该将农村传统风貌的修复做为基础性工作。文化是发展的事业，但首先是继承的事业。中华文化的母体是农耕文化，传统农村是储存保留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空间，传统农村风貌是农村传统文化最主要的外观和重要内容，是我们民族对历史最表层也是最通俗的记忆[5]。以农村传统风貌的修复为基点，是因为文化的根脉不能断裂，是为了给农村文化生态铺垫一抹历史传统的底色。构成传统农村风貌的元素很多，包括信仰、禁忌、礼仪、节庆、传统手艺以及各种非物质文化传统等动态流动的乡风民俗，也包括院落、街巷、祠堂、庙宇、凉亭、古树、古井、古桥、碑匾、楹联以及道路、民居、建筑的风格样式、村落的整体布局这些静态凝固的景观。近几十年，广大农村地区不仅民俗大量凋零[6]，在自身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出现过度的现代化倾向，求新求异求洋，大拆大建，对传统农村风貌不够珍惜，造成了农村传统物态文化资源的严重毁损灭失。修复农村传统风貌，一个方面是修复传统农村静态景观。具体可做的有保护、修复、回归传统村落形态，对村庄进行整体布局规划和风格设计，房屋、道路的建设回归和自然环境生态融合的传统，对留存传统民居、宗祠、寺庙、古树、古桥、古井、碑匾等物态文化标记加强保护修缮，重建必要的共同记忆标记物和地域文化标志建筑，合理恢复它们的功能形态。另一个方面则是唤醒恢复有意义的乡风民俗，捡拾和保护传统手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织补、延续传统乡村文脉，激发乡村活力。

(三)文化内容资源创新是农村文化生态重构的重点

文化需要发展，不断创新才会获得生机。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有文化的映照和指引，文化内在的生命在于能否反映、解释并引导时代、社会和生活。近几十年，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对文化的内涵也必然产生了很多新的需求。农村文化生态的建设不是单纯地回归和修复传统，而是在继承和延续基础上进行重构。对于具体的个体生命而言，文化的功能是娱乐生活、构建社交纽带、确认社会身份、获取社会认同、振奋精神、提升价值认知、安顿灵魂[7]，因此文化生活本质是精神上的，缺乏了内容，文化就只剩下空壳，再华丽的外衣、新潮的形式都无法遮盖空洞。近几十年，一面是仅靠传统文化资源已不足以解释和引导新的社会生活，一面是农村文化生态的瓦解，传统文化大量或消亡，或遗失，来自于城市的文化内容又与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不相契合而无法沉淀扎根，文化实质内容的匮乏不足直接决定了农村文化生活的空洞虚无。因此文化内容资源的创新创造是使农村文化生态焕发生机的通途，只有创造出大量能够映照、引导、支撑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实践的文化元素，才能充实和丰盈他们的文化生活，才能营造农村文化昌盛的繁荣景象。与基础设施、设备等物质资源的建设可以通过加大投入迅速弥补甚至超越发展不同，文化内容资源必须通过创造、积累、沉淀才能形成，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无法省略也无法替代，只有大量创造者深入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将艺术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创造有生活根基和生命力的文化内容。

(四)文化生成机制重塑是农村文化生态重构的关键

文化生成、传播、发展的机制是文化生态的关键构造。我国传统农村文化生成和发展本质上凭借的是一种体制性力量，农村士绅群体利用独特的社会地位、声望和对社区的掌控，以内在的文化自觉，主导了本社区文化的生成、发展和传播。当代我国城市并存着市场和体制两种力量，改革使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也不能忽略体制内的力量，虽然政府越来越少直接介入文化事务和文化生活，但由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的宣传、教育、党建、文体娱乐等活动，密度和力度都非常大。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结构极为松散，细胞构成单一，自组织能力低下，文化市场萧条，市场供应主体稀缺，文化生成的力量和机制相当薄弱。重塑农村文化生成机制，当前首先要强化体制性的力量，我国政府文化职能改革的定位是做好管理和服务[8]，单就城市文化市场来说，这种改革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对农村而言，由于缺少了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这些体制内文化生成力量，政府，尤其是农村基层政府，就不能仅当农村文化的旁观者，而是要积极地融入农村社会，扮演“运动员”，成为主心骨，主动参与文化事务、建构和引导农村文化观念、组织和串联居民文化生活。显然，目前农村基层政府的文化职能距离这个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需要国家层面有重大的制度和政策调整。其二，也要培育壮大市场的力量，引导经营性文化企业和资源进入农村，但由于农村文化市场边际收益远低于城市文化市场边际收益，经营性文化组织会自然向城市集中，因此在农村文化市场发展壮大之前，还需要予以农村文化市场补贴以吸引经营性文化资源[9]。其三，培育农村社区的内生力量，鼓励和引导农村社会组织、尤其是群众性文化组织的创立和发展，培育扎根农村社会的公益文化社团。群众组织和公益社团是粘合社会、动员群众、活跃社区非常有益的细胞，也是文化生成、传播、发展的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