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星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余志平的书稿《刘庆邦小说创作论》即将出版，令人高兴。他希望笔者为此书写篇序言，笔者当然乐意。

志平出身农家，通过刻苦攻读，先后完成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湖北大学文学院硕士和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的各科学业，获得了相应的学位，实属不易。他的本科毕业论文《试论电影造型的表现力》在《孝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发表后很快就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电影、电视艺术研究》分册1991年第2期全文转载了，也可见他的眼光和起点。他后来花了许多精力在行政事务上，常常感慨没时间做学问。笔者很理解。因为这是许多博士出身的中青年学者都难以逃脱的烦恼。好在有时间他还在努力做，一直抽空写文章，颇有收获。这本书也是一个证明吧。

志平对刘庆邦的作品情有独钟，体现了他对于乡土小说的某些独到见解：一方面，乡土小说一直是当代学界关注的重点，关于汪曾祺、陈忠实、贾平凹、韩少功、莫言、张炜、刘震云、阎连科这些大家的研究一直是评论界持续热议的话题，相比之下，对于一些颇有创作实力、成果也相当可观的作家究竟为当代乡土文学提供了哪些新的看点，则总结得不那么够，例如像刘庆邦这样的“实力派”作家，几十年来一直在用心写作，而且常有佳作引人注目(笔者记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轰动一时的《探索小说集》中就选了刘庆邦的短篇小说《走窑汉》，笔者读过以后至今记得其中揭示的命运的悲剧、人心的偏执、复仇的可怕，都很有尖锐感)，还有好些和他一样很有实力的作家(如矫健、高建群、刘玉堂、田中禾、李佩甫、邵丽等等)，他们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文坛贡献了哪些可贵的经验，是值得好好探讨的。另一方面，如何通过对一位作家的创作研究表达研究者对于当代乡村、农民命运的思考，也可以看出一位从乡村走出的学者的学术个性。当代许多学者在走上文学研究之路后，都一直对乡土文学倾注了特别的心力，常常与他们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每次与志平相聚，他都会谈到对兄弟的帮扶、对家庭的责任，都使我感到他的朴实本色。虽然，新时期以来，广阔乡土上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可是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一些地区的“三农”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为什么近年来聚焦“三农”问题的作品依然层出不穷？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说到当代的乡土小说，学界的研究成果已可谓洋洋大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很能体现出当代中国乡土小说的成就，可不可以说比起现代乡土小说，当代乡土小说并不逊色？当年，鲁迅、沈从文、萧红、姚雪垠(例如他的长篇小说《长夜》)、李劼人(如他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的乡土小说或针砭农民的“劣根性”，或赞美乡民的淳朴，或探索民间野性的强悍，都堪称经典。到了当代，以赵树理、孙犁、柳青、周立波、浩然为代表的写“新人”的各种尝试，以李凖(如他的《黄河东流去》)、张贤亮(如他的《河的子孙》)、周大新(如他的《汉家女》)、莫言(如他的《丰乳肥臀》)、李佩甫(如他的《羊的门》《生命册》)为代表的聚焦农民生存智慧、展示乡村泼辣民风的思潮，以贾平凹(如他的《浮躁》)、阎连科(如他的《两程故里》)、张炜(如他的《古船》)、刘震云(如他的《故乡天下黄花》)、李洱(如他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为代表的研究乡村政治矛盾的思潮，还有王安忆(如她的《小鲍庄》)、叶广芩(如她的《青木川》)、迟子建(如她的《额尔古河右岸》)为代表的描绘乡村五光十色文化景观的阵容……都以更丰富多彩的风格书写出乡土小说的新篇章。如果再加上描写“农民工”的众多力作(如刘庆邦的《走窑汉》、罗伟章的《我们的路》、贾平凹的《高兴》)，可以说，当代乡土小说在描绘乡村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方面，相比现代乡土小说，显然是有了相当可观的超越的。

在这本书稿中，作者对刘庆邦小说创作的丰富性及其文学风格的特色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关于“偏抒情型小说”、“酷烈”风格的论述都很有新意。河南作家一向以写实风格见长，从姚雪垠、李凖到周大新、乔典运、阎连科、刘震云、李佩甫，莫不如此。只是，有的雄浑，有的朴素，有的调侃，有的醇厚，各有千秋，给人杂花生树、美不胜收之感。同时，河南作家也在新的文学浪潮中不断探索写实与魔幻风格融为一体的新路，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阎连科的《日光流年》都体现出这一点。如何细细品味河南作家各自不同个性的微妙区别？怎样通过这样的品味辨析揭示写实道路的广阔与多样？本书对刘庆邦“偏抒情型小说”、“酷烈”风格的阐述足以表明：作者是力图在“写实”、“抒情”等等常用词之外寻找更准确的措辞，其中，笔者觉得尤其是“酷烈”一词概括得有力度。“酷烈”是当代许多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共同风格。巨变的时代、纷乱的人生、激化的各种矛盾，都交织成不同于“深沉”“清新”“朴实”的旋律，催生出“粗糙”“粗鄙”“激烈”“酷烈”的种种人生。从《走窑汉》到《家属房》，从《平原上的歌谣》到《神木》，都能够使人真切体会到何谓“酷烈”。由此甚至可以联想到刘震云的《故乡天下的黄花》、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还有邵丽的《刘万福案件》等力作。当人们常常谈到“岁月静好”或者“狂欢化”这些词时，那些“酷烈”风格作品的存在却一再提醒人们：不可忽略了“酷烈”人生如野草般的粗蛮存在。

在揭示刘庆邦小说创作风格时，本书作者是十分注意把作家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进行考察的。一方面，他认为刘庆邦的酷烈风格小说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对人性的恶作了深刻的表现，多篇作品表现出人性的冷酷、残忍，挖掘出庸众的看客心理、麻木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刘庆邦小说深受沈从文的影响，多篇小说写出人性的善良与美好，如《梅妞放羊》《鞋》等；同时他还敏锐发现，刘庆邦的许多小说其实是“抒情”“酷烈”二者互相渗透的。此外，作者还注意到刘庆邦小说创作的理论自觉，认为刘庆邦的短篇小说理论是建立在学习与借鉴中西其他短篇小说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是学习、选择、借鉴和发挥的结果。这些都体现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批评眼光。

记得志平在写作此书时，笔者还建议他从“周口地域文化”切入，去进一步辨析刘庆邦小说的地域文化特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是河南籍作家，周大新笔下的南阳小盆地、阎连科笔下的耙耧山、李佩甫笔下的平原“绵羊地”，都很有各自的地域文化特色。刘庆邦笔下的煤矿、乡村、旷野也是有着浓烈的乡土气息的。那里的人们在悠久的历史、深重的苦难中形成了怎样的民风？“酷烈”既是一种文学风格，也就折射出一种地域文化精神吧。笔者觉得在这方面多加强分析，论文会显得更厚重一些的吧！因此，笔者也觉得这个话题还有接着做的空间。

不知不觉间，志平也过了知天命之年了。想起多年前他在武大攻读博士学位时成天乐呵呵的往事，就感到时间过得太快。这本书的出版值得庆贺。同时，笔者也希望志平将这本书的出版看作一个新的起点。衷心期待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出新的研究著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