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英，雷佳娣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外国语学院，甘肃 成县 742500)

纵观世界文学史，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圣经》那样对西方社会产生如此巨大深远的影响。《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史学鸿作，也是一部文学经典巨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圣经》就是一部内涵丰富、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能从中汲取养料——宗教学家可以从中探窥基督教的早期发展史，史学家可以从其记载的历史资料、民族文化习俗、法规中考证犹太民族的发展史，其中的人物原型、故事母题、叙事结构、隐喻手法、语言风格也为文学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斯坦贝克的创作生涯更是深受《圣经》的影响，他在许多作品中引用圣经典故与隐喻，力图鼓舞处于困境中的民众，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并为解决当时美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提供方案，他对社会现实的客观描绘与辛辣揭露使他备受劳动人民的爱戴，也使他的声誉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文坛如日中天，这一切都为他日后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拟从斯坦贝克作品的主题入手，探讨斯坦贝克的创作与《圣经》的渊源，从而分析斯坦贝克的圣经情结以及该情结在其作品中的体现。

一、斯坦贝克与《圣经》之缘

1902年，约翰·斯坦贝克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山谷中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之家，父亲恩斯特·斯坦贝克经营着一家面粉厂，曾担任过当地蒙特利县政府的司库，母亲奥莉薇·汉密尔顿为爱尔兰后裔，是当地一所公立学校的教师。良好的家庭条件使得斯坦贝克从小便接受了系统正规的教育，在母亲的精心教导下，斯坦贝克阅读了《圣经》和大量世界文学名著，在这些作品中，他尤为喜爱情节丰富、主题突出、人物刻画鲜明的圣经故事。正如他在回忆童年往事时所言的那样：“我置身于文学的氛围之中，《圣经》浸透了我的肌肤。……也许正是这本书，使我对英语语言产生了激情的爱。”[1]上述这段文字说明圣经典故中所蕴含的哲理、展现的价值观念、传达的人文意蕴、宣扬的道德取向不仅给予了斯坦贝克人生成长过程所需的养分，激发了他对文学创作的兴趣，也为他日后的创作生涯提供了许多绝妙素材，以至于在他开始小说创作后，“作品里充满了出自圣经典故的一些简单又引人联想的代表性主题和人物”[2]。这充分表明，童年时熟读《圣经》的经历使斯坦贝克具有了丰厚的文学积淀，使他在创作时能够更为游刃有余地利用圣经典故来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写作风格。

二、斯坦贝克的圣经情结及其作品主题表现

1.兄弟相争主题的再现。家庭是最基础的社会单位，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即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兄弟姊妹间的关系等是一个很复杂的伦理问题。尤其是兄弟姊妹间的关系，由于涉及财产继承，才智能力差异，以及争夺父母关爱等矛盾，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或许都有过与兄弟姊妹攀比，并感到心理不平衡的体验，总会有人认为自己在家中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觉得父母更偏爱其他孩子。在《旧约·创世纪》中，兄弟相争的主题俯拾皆是：该隐杀死亚伯成为人类第一起兄弟残杀之例；雅各和以扫争夺继承权；利亚和拉结争夺丈夫雅各的爱；由于父亲偏爱，约瑟遭到兄长们的敌视和仇恨，被卖到了埃及等。所有这些争端都有个相似之处，那就是上帝或父母偏爱小儿子。

《伊甸之东》是斯坦贝克于1952年完成的一部长篇世家小说，书名出自《旧约·创世纪》中非常著名的“该隐杀弟”的故事，斯坦贝克以这个典故为蓝本描写了萨利纳斯峡谷中汉密尔顿家族与特拉斯科家族三代人的生活经历。特拉斯科家族的第一代塞勒斯凭借伪造在美国内战期间的从军经历从而获得了地位和名誉，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他深信，军队即使算不上十全十美，仍旧是男人唯一体面的职业。”“认为他的儿子们除了参军之外就没有更理想的前途了。”[3]21于是，在两个孩子还非常年幼的情况下，他便违背孩子的天性，开始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孩子们刚会走路，塞勒斯就让他们学兵器教范。孩子们上小学时，已经把列队操练当成呼吸那般自然、地狱那般讨厌的东西。”[3]22长子亚当生性善良懦弱，惧怕暴力，他却执意要让他应征入伍；小儿子查尔斯天性好勇斗狠，渴望参军建功立业，可他毫不理睬。他对亚当的偏爱招致了查尔斯的妒忌，差点给亚当带来了杀身之祸。一天晚饭后，查尔斯诱骗亚当出去玩耍，结果却将他毒打至昏迷，之后从家里取来斧头，想要杀死亚当，幸好亚当苏醒后，藏在路边的排水沟中，躲过一劫。若干年后，亚当的儿子迦尔也因为妒忌父亲对弟弟亚伦的偏爱，便将他们的母亲没有去世、而是在当妓女的事实告诉了善良的亚伦，亚伦因接受不了这一残酷的现实，于悲痛中应征前往欧洲战场，最终战死疆场，亚当也因这一沉痛的打击伤心而亡。这些情节与该隐杀弟的故事如出一辙，通过这些故事情节，斯坦贝克意图告诉读者：嫉妒是人的天性，但其根源却是父母的偏爱，正是这种偏爱使得兄弟间曾经拥有的平和表象被打破。兄弟友爱的温情面纱剥落后，显现的并不是外人所见的那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家庭关系，而是受冷落一方埋藏在记忆最深处的嫉妒、愤怒与伤害。

2.善恶对立主题的沿袭。善恶对立、或善恶冲突，是古往今来无数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的永恒主题，《圣经》也不例外。具体而言，圣经中首次出现的善恶冲突是亚当夏娃受蛇的蛊惑而偷吃了“辨识善恶树”的果实。此后，善与恶、上帝与撒旦、九大天使与堕天使之间的对立斗争便一直此起彼伏。利兰·莱肯就认为贯穿圣经的主要情节和人物冲突便是善恶冲突，表示“圣经文学中的每一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几乎都是这种善与恶的原型情节的再现”[4]。斯坦贝克也认为：“我们只有一个故事，所有的小说和诗歌都基于善和恶在我们身上的永不停息的搏斗。”[3]525正是由于拥有这样的观点，善恶对立的主题频繁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人鼠之间》中，善的一方是以乔治、莱尼和坎德为代表的季节工人，他们四处打短工，所奢求的梦想不过是“以后可以靠微薄的积蓄盖一间小屋，弄一片菜园子，再养上一些家畜，冬天下雨时就不去干活，在家休息”[5]。恶的一方则是农场主的儿子柯利及其妻子，柯利身材矮小、懦弱无能，却仗着少东家的身份在农场中横行霸道，经常对雇工非打即骂，是众人都非常讨厌的“混账家伙”；柯利太太则举止轻佻，四处勾引挑逗男人，是个不守妇道的坏女人。作为善的一方，乔治和莱尼，尤其是人高马大、智力低下的莱尼，生性善良，胆小怕事，他们与恶的一方——柯利因误会而发生冲突。柯利因四处寻找妻子而受到卡森的奚落时，看见莱尼脸上愉快的微笑，以为他在嘲笑自己，立马暴跳如雷，把他打得满脸流血，而吓坏了的莱尼却两手垂在身体两侧，任其欺辱，其实莱尼之所以微笑，是因为他还沉浸在乔治之前描绘的未来农庄生活的美梦中。之后在乔治的鼓励下，莱尼抓住了柯利扬起准备继续打他的手，在无意之中将其捏断。担心别人知道这件事的经过会嘲笑他的无能，断手后的柯利并未向父亲告状。作为极具社会责任感的现实主义作家，斯坦贝克通过故事情节上的推进，尝试表达自己的善恶观，即在善与恶的冲突中，善虽然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最终必将战胜恶。小说的最后，莱尼因失手杀死了柯利太太而遭到追捕，乔治一方面不希望莱尼被捕捉后受私刑折磨，另一方面也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只好忍痛亲手将这个与他相依为命的朋友杀死。这也说明，即使是善的一方，在切身利益遭到损害或面临风险时，为了确保自己不受影响，也会显示出自己恶的一面，这种恶存在于人的天性中，是与生俱来的。这也是《圣经》中传达的“人性本恶”的善恶观在小说中的具体体现。

此外，善恶对立的主题也多次出现在斯坦贝克的其他作品中，如《胜负未决》中罢工运动的领导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月落》中为人谦逊温和、有学者风范的奥登市长与纳粹占领军上校兰赛之间的对立，《珍珠》中善良敦厚的奇诺一家与贪婪奸诈的神甫、医生及珠宝商之间的对立等，例子不一而足。《圣经》中善恶对立的主题对斯坦贝克写作风格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3.出行主题的文本仿造。在《创世纪》中，亚伯拉罕一家最初居住在吾珥，后来北迁到哈兰生活，最后又遵照上帝的旨意西迁至“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迦南，从此，这里便成了希伯来人心中的“希望之地、富饶之乡”。在《出埃及记》中，为了摆脱埃及人的压迫与奴役，居住在埃及的希伯来人在先知摩西的带领下，逃离埃及，渡过“红海”，穿越荒漠，到达西奈山，最后由约书亚带领成功抵达圣地迦南。由此可见，出行 (journey) 是《圣经》中又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种主题范式通过描写主人公的离家出走、旅途漂泊、探险征战等活动，来表现人类获取知识、谋求财富或者获得对人性本质的发现。”[6]

在为其赢得了广泛赞誉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斯坦贝克以美国大萧条期间大批农民破产、逃荒和斗争的故事为背景，描绘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破产农民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农场主、银行家、官员之间英勇斗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加上百年不遇的旱灾，中部各州农作物大量枯死，导致庄稼歉收、绝收，从而把生活本就极为艰难困苦的广大农民推向了绝境。然而，贪得无厌的大庄园主、唯利是图的银行家以及腐败糜烂的官员相互勾结，通过各种卑劣的手段，乘机大肆侵占农民的土地，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向西逃荒以谋求活路。在小说中，汤姆·乔德的爷爷在启程前激动地说道：“让我到加利福尼亚去吧，我到了那儿，看到橙子，就要伸手去摘来吃，葡萄也行……让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流。”[7]91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果树飘香的加利福尼亚显然成为了流民们心目中“流奶与蜜”的希望之地迦南。不过，与《圣经》中希伯来人到达迦南后过上幸福生活的美满结局不同，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加州后，却发现这里并不是想象中的乐园：这里提供的工作机会也非常少，许多流民仍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不得不乞讨求生。即使有了工作，仍然要遭受层层盘剥，雇主们携手压低工资标准，拼命榨取他们的劳动成果；资本家对他们的苦难境遇熟视无睹，为了哄抬物价，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不惜毁掉成熟的果实；当地的警察也时不时地来找他们的麻烦。为了打破不合理的现状，牧师凯西带领工人据理力争、奋起反抗，结果被前来镇压的警察抓进了监狱。出狱后，他又四处奔走，号召工人组建工会，希望通过罢工运动与资本家进行斗争，却不幸被大地主豢养的武装流氓杀害。对乔德而言，凯西就是启发和引导他的先知摩西，让他懂得穷人应该团结起来与剥削阶级作斗争，而不是坐以待毙的道理，当凯西被打死后，他愤然而起，将凶手杀死为凯西报仇。在逃亡的过程中，其思想也得到了洗礼与升华，他在和母亲告别时说道：“到处都有我——不管你往哪一边望，都能看见我。凡是有饥饿的人为了吃饭而斗争的地方，都有我在场。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场……我们老百姓吃到了自己种出的粮食，住着自己造的房子的时候——我都会在场。”[7]487这充分说明，汤姆·乔德在思想上已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为穷苦大众谋利益的新征程，成为一个像凯西那样为改变社会现状而奋斗的先行者。

因此，在《愤怒的葡萄》中，出行主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破产农民从中部的俄克拉荷马迁徙到西部的加利福尼亚谋求幸福生活属于表层或空间上的出行，他们在西行过程中的种种遭遇则揭示了人生历程的艰难曲折。汤姆·乔德从被压迫的劳动者中的一员成长为一名具有高度革命意识的工人领导，原先自私自利的罗莎夏最后用乳汁救活了一个素不相识的路人，这些均代表着人类在精神上的“出行”，揭示了人类心理的自我认识和灵魂的洗礼升华，象征着人类寻求救赎的历程。而这正是圣经所呈现的“一个既超越又身在的救世主形象”的具体体现，“形成一种‘创造——原罪——拯救’三部曲式极富张力和深度的人性观”。[8]

三、斯坦贝克圣经情结产生的根源

从以上论述可知，斯坦贝克在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圣经情结可以归根于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斯坦贝克自幼熟读圣经，对圣经典故表达的主题意向和价值观念了若指掌，可以说《圣经》已自然而然地根植于他的思想与写作之中，变为其文学素养的一部分，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作品主题的选择与表达。其次，《圣经》在西方社会属于大众读物，其中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对斯坦贝克而言，引用或借鉴其中的主题情节不仅有助于自己作品主题情节的推进与发展，而且耳熟能详、平铺直叙的叙事范式可以避免因主题晦涩难懂而使读者敬而远之。此外，世俗化的故事模式也更易于引发读者的共鸣，从而更好地发挥文学作品批判丑恶社会现实、探索人性本质的作用。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斯坦贝克在创作的过程中经常援引或借鉴圣经文学主题揭示社会现实问题，其作品揭示的主题往往是对圣经文学主题的再现、沿袭与模仿。通过这些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普遍性问题折射现代人类的生存窘境与危机，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矛盾，向世人传达人生的真谛。因此，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斯坦贝克的作品仍然充满着独特的文学魅力和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