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凡铭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 沈阳 110122)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7年时间，我国贫困人口累计脱贫达9 348万人，截至2019年年底仍有551万人仍未脱贫。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强调“脱贫攻坚最后堡垒必须攻克，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必须补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贫困户生产经营和扶贫项目开工等诸多方面受阻，因此打赢脱贫攻坚战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要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坚持稳就业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一、脱贫攻坚背景下辽宁发展“飞地经济”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意义

“飞地经济”是一种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产业发展是脱贫攻坚关键点，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动力源。近年来，辽宁抢抓产业转移机遇，着力发展“飞地经济”，省政府出台《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辽政发〔2018〕43号)，全省上下如火如荼开展“飞地经济”取得显著成效。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国务院第六次大督查发现的典型经验做法给予表扬的通报》(国办发〔2019〕48号)中，辽宁省积极发展“飞地经济”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的经验做法得到通报表扬。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通过发展“飞地经济”为贫困劳动力就业找到突破口。

(一) 国家层面

有利于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价值目标，让中国走向富强，实现共同富裕。辽宁发展“飞地经济”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为其提供更多合适的就业岗位，增加其收入，是有效解决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方式，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真实体现和政治保障。“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消除贫困，国家文明程度会显著提升，会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国家朝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

(二) 社会层面

有利于形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取向。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通过教育引导贫困劳动力解放思想、打破固有观念束缚，实现意志、存在和发展多方面自由。辽宁发展“飞地经济”，将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搭建平等就业平台，创造平等就业机会，保障其不受用人单位歧视，体现了贫困劳动力依法享有平等参与就业、平等享受发展成果的权利。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三) 个人层面

有利于形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贫困劳动力在脱贫攻坚中主体地位，积极调动其脱贫内生动力。辽宁发展“飞地经济”，帮助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会促进更多家庭和谐、稳定，他们也会更自觉地报效祖国。用人单位聘用贫困劳动力，引导他们立足岗位增强就业技能，帮助其形成敬业精神。贫困劳动力接受组织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能促进其向善、向上、积极进取，做人、做事会更加诚信、友善，提升其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脱贫攻坚背景下贫困劳动力就业的现状及制约因素

辽宁省为贫困地区、贫困劳动力脱贫，采取加强完善政策、精准识别服务、拓宽帮扶渠道、加强工作调度和增加补贴指标等多项帮扶举措，并把贫困户大学生子女就业难问题纳入到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中。针对贫困劳动力、贫困家庭大学生等重点群体，辽宁省政府制定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及实施细则，构建系统化、精准化就业扶贫政策体系，制定了《辽宁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全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就学状况核查暨精准帮扶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习总书记曾指出：“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在全省2019年度建档立卡的515名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中，有2名毕业生由于参加升学考试没有就业打算外，其余513名寒门学子全部实现就业。截至2019年底，我省8.6万贫困劳动力中，通过各方面通力协作，实现需帮扶贫困劳动力就业率达97.1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企业停工停产，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受阻。从前期文献研究和实地走访调查中发现，贫困劳动力就业过程中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思想因素

第一，保守思想严重，缺乏探索创新意识。一些贫困劳动力害怕改变现状带来的不确定性，有的人不愿尝试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导致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少数人主观方面存在慵懒思想，想不劳而获，等政府拨付救助资金，帮助自己渡过难关。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不足，严重影响脱贫攻坚成果。第二，投机主义倾向，跟风思想严重。有些贫困劳动力专门寻找周期短、成效快、技术要求较低的项目发展，却缺少对自身抗风险能力的科学测评。第三，内心思想矛盾。有的农村贫困劳动力憧憬向往大城市美好生活，又担心受歧视，没有自己的安心居所，只有“独在异乡为异客”孤独漂泊感，也影响他们选择去城市发展的决心。

(二) 素质因素

一是文化素质。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教育信息化程度偏低，贫困劳动力文化程度也普遍偏低。有的由于主观不爱读书，或客观经济困难，早早步入社会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调查中发现，贫困劳动力大多缺乏法律维权意识，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出现劳资纠纷时，要么选择息事宁人，妥协退让，要么缺乏理性，义气用事。二是技能素质。贫困劳动力技能素质不高，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即使给予他们专业技能培训机会，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学习能力不强，其就业技能水平短时间内也难以快速提升。三是身体素质。贫困劳动力因自己或家人生病致贫的很普遍，看病花去很多治疗费，有的欠下外债，有的变卖房产。女性贫困劳动力由于身体原因，无法进行高强度作业，所以可选择的职业有限。

(三) 经济因素

一是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须承担迁移成本和社会附加成本等费用支出。有的人外出务工呈现周期性和空间性，须承担往返交通费，为谋求更适合的工作岗位，得投入教育学习上的精力和花销，这些都是迁移成本。另外,他们还要面对来自住房、工作和情感等多方面的社会附加成本的压力。二是产业结构调整影响贫困劳动力就业选择。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传统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逐渐减弱，贫困劳动力面对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到来，倍感焦虑，更显得举足无措。这些现代产业对劳动力技术技能的要求更高，因此影响贫困劳动力在现代产业中谋求就业岗位的意愿。

三、脱贫攻坚背景下辽宁发展“飞地经济”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对策

(一) 加强思想帮扶，激发内在潜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扶贫先扶志。辽宁发展“飞地经济”，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让贫困劳动力看到改变命运希望和机遇。以铁岭县为例，从2006年到目前，全县共计引进“飞地项目”达到172个，总投资金额达89亿元，实现税收多达9亿元，帮助解决就业人数有近7 000人，包括不少贫困劳动力。通过激发贫困主体主观能动性，变“输血”为“造血”，给有就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提供适合就业的工作岗位，增强其脱贫致富斗的志和信心。持续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为农户提供政策解读、法律咨询和知识普及等服务，帮助贫困劳动力开拓眼界，鼓励他们探索尝试新鲜事物，应用推广新工艺和新方法。向农户介绍科技兴农成功案例，让其相信农业科学技术能增产增效增收，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引导和帮助贫困劳动力树立正确的就业创业观念，宣传发展“飞地经济”帮助人民脱贫奔小康的典型，让贫困劳动力由“要我脱贫”变“我要脱贫”，真正挺起脱贫致富腰杆子。

(二) 加强教育扶贫，提升就业技能

从根本上“拔穷根”，关键在教育，通过教育扶贫，能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我省14.86万平方公里内，共辖14个地级市，共有59个市辖区、16个县级市、17个县，8个自治县。县区自然条件良莠不齐，资源禀赋各有不同，辖区面积有大有小，发展基础有薄有厚。辽宁发展“飞地经济”，通过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有利于补齐县域地区民生短板，更加推进公共事业稳步发展。一方面，加强学历教育帮扶，让贫困家庭子女都享有公平受教育权利，不因贫困辍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类学校都暂缓返校，开始线上教学。一些贫困家庭子女可能连宽带、无线网络都没有，要去别人家蹭网才能听课，显然要加强贫困落后地区教育信息化程度。采用“飞地经济”发展模式，加快改善教育基础设施，积极引进优质办学资源，提供师资队伍学习交流机会，甚至将大学科技园引入飞地园区，更好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建设。另一方面，围绕“飞地经济”园区企业用工需求，组织人员深入乡村调研，制定培训计划，向贫困劳动力提供不同形式精准技能培训帮扶措施。针对留守妇女、或身体素质不佳，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开展“就近式”培训，提供就地就近培训机会，让他们感受到在家门口学习的便利。组织愿意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作开展“订单式”培训，为达成就业意向的贫困劳动力提供就业和培训同时推进模式的技能培训。根据贫困劳动力的特殊培训需求，提供“点菜式”实用技术培训。

(三) 加强就业扶贫，增加经济收入

结合辽宁省各市县产业发展优势和特点，壮大上下游产业链，推动产业联动发展，促进形成产业集群化发展效应，可带动更多劳动力就业，尤其为贫困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学习借鉴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锦屏社区“山上兴产业，山下建社区，社区办工厂”的发展思路，充分挖掘“飞地经济”园区可开发利用的项目，兴办工厂或车间，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可利用废旧校舍、乡村集体老厂房等闲置房屋、土地，通过“企业+车间+贫困户”模式，引进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创建分厂或扶贫车间；依托专业合作社优势，联合企业，通过“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模式，拓宽生产基地种植空间；针对外出务工不便利、劳动能力不强的留守妇女、残疾人、老年人等贫困户，通过“企业+贫困户”模式，开设居家扶贫作坊，增加收入来源；加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鼓励大学生、外出务工能人返乡创业，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壮大特色产业，带动贫困劳动力共同发展。抓住辽宁省与江苏省对口合作、京沈对口合作契机，积极营造“飞地经济”优质营商环境，深化省内外劳务协作机制，加强劳务输出基地建设，持续加大贫困劳动力转移输出力度，搭建就业信息平台，推进有组织地劳务输出工作。合理使用扶贫资金、就业专项资金，为支持异地转移就业，减轻贫困劳动力迁移成本，向跨省务工的贫困劳动力提供一定交通补助。鼓励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通过以上途径，多方面为贫困劳动力创造就业条件，促进更多贫困劳动力就业，增加经济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