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伟（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030801）

长期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富有理论价值的哲学思想，它的形成也被视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的标志。 以这一重要理论为指导，20 世纪， 在俄国和中国等国家相继发生了改变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变革，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在社会实践中，真切地体现了理论的巨大威力。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创立这一理论的一百多年后，时代发生了任何人都无法精准预测的深刻变化。 20世纪末，人类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备受争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梳理、审视、阐释这一深刻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唯物史观的传统理解及其形成原因简析

关于唯物史观，传统理论认为，马克思在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做了经典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1]

此后，在马克思主义文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教学中，将唯物史观概括为几条：（1）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2）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3）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一）唯物史观传统理解形成的理论原因

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解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教学中，这一理论被阐释为唯物主义哲学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 但同时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阐释构成了一种障碍。

众所周知，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主要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四个部分。从历史和逻辑上讲，哲学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和前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唯物主义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与唯心主义对自然界和认识的阐释是不相容的。 然而马克思本人对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未做过系统阐释，其理论兴趣和关注重点也不在此。传统哲学原理当中所阐述的唯物论其主要的理论来源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

根据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被认为是一种“物质实体本体论”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大千世界万事万物被区分为物质与意识两种现象， 相对于意识，物质具有实在性、第一性，它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它现在也存在于人类之外， 而整个物质世界按照辩证法所揭示的三大规律做着有规律的运动。 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 用这样一种体系去观察和理解社会现象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是人类观察社会现象，预测社会发展方向的科学武器。

暂且不论这样的“物质实体本体论”的体系是否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类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它在人类出现以前是不存在的，而且不存在于人类之外，而只能存在于人类之中。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也用客观实在解释社会现象， 但这一客观实在必定不同于作为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的客观实在的概念。因此我们便不能同意列宁的如下观点， 他这样写道：“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2]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理解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 因此，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深深打上了列宁主义的烙印，其主要的特点就是，将社会存在类比于自然存在，这样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必然具有一种强调客观性， 忽视人的主体性的倾向。而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偏离或曲解了马克思的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些局限和不足。

（二）形成唯物史观传统理解的实践原因

二十世纪，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发生了影响极为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苏联、中国等东方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 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成功地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二十世纪人类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发生在苏联、中国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先行”的革命[3]。 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旧的社会形态中逐渐孕育、形成和发展的。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时， 已经发育成熟的生产关系就会取代旧的生产关系， 成为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从而实现社会形态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往往伴随着社会革命。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4]在西方历史上，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正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在此展现了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强大解释力。

然而， 在二十世纪的苏联和中国等国家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却与西方历史上社会形态的更替有很大的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生产力取得极大进步之后才能建成，新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继承先前发展的全部财富，新的、 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关系必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得到了充分的孕育，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没有创造历史，它是历史的“助产婆”。显然在苏联和中国等东方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些国家之所以爆发社会主义革命， 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政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按照人为绘制的蓝图对社会进行的一种改造。 这种改造的更直接的理论依据是列宁主义。

列宁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 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 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者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5]据此，列宁主义的实质可以概括为：先夺权，后创造条件。夺权即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实际发生的革命是在意识形态直接指导下的社会改造。

第二，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中国等国其基本的国情是经济社会发展非常落后，这是在这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实践特点。 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和中国不仅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且帝国主义列强环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农民占整个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 根本不具备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这些条件主要包括：发达的生产力、无产阶级占据人口的大多数、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人民群众有了较高的文化素质、社会经历了市场经济的洗礼、资本主义制度引发了经济危机等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 制定了党的纲领、形成了革命的策略，对革命后的政权组织和国家建设有了一定程度的规划。 但是，广大的革命群众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理论准备， 相当多数的革命群众包括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文盲、半文盲。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 要争取更多的群众参加革命并取得革命的胜利， 一个重要的革命策略是——要给积极参加革命的群众一个解放的承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就需要把这个解放的承诺变成一个规律的体系， 即诉诸规律的必然性。就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来看就是要强调、论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因此在俄国、中国等国家流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就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旨趣。东方马克思主义更强调规律性，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为关注的是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不断加强无产阶级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意识、文化上的认同，才能不断壮大阶级队伍，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阐释

（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理解——对唯意志论与宿命论的双重抗衡

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 唯心主义否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或者把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归结为神、理性、英雄人物的意志等等。 历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是不相容的。 历史唯物主义试图从客观实在出发对社会现象做出解释， 并进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实践的力量在客观性的层面上改造世界。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然而，如前文所述，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观察、 解释社会现象之基础的客观实在与唯物主义自然观所理解的客观实在是不同的。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存在的决定性基础和实质性内容是物质生产或物质财富的生产。这种生产绝不是随意的，而是在前人遗留的生产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每一代当下所进行的生产总是基于过去的、既定的东西，并必然在历史的发展中留给下一代。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生产有一种客观实在性，它不仅独立于生产者个人的意识和意志， 而且也独立于继承全部生产遗产及其本质特征的一代人的生产活动整体。

这种社会的客观实在与唯物主义自然观所理解的客观实在相比具有特殊性，它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主观的，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或者说是“主-客体实在”。 社会存在的客观性在于人的思想观念通过劳动实践的对象化、客观化，而这种实践活动在体现人的主体性、 能动性的同时也受制于之前的社会活动（在马克思主要强调生产活动）的发展状况。 因此，相比于唯物主义自然观，历史唯物主义所奠基于其上的客观实在，不是脱离开人的意识、人的活动的某种“自然”，而是人的活动本身。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第一次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概念，并就其主要观点进行了论证。在该书中他们已经深刻揭示了上文所述的社会存在的这种主客观辩证法。他们写道；“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7]

这样， 历史唯物主义就把社会生产的发展作为观察和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钥匙， 实现了社会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正是因为有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人们对历史必然性或者历史的规律性有了全新的理解， 这种理解当然与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不同， 也不同于以往的唯物主义所论证的决定论。

然而如前所述，由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并未达到马克思的水准，这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观点的卓越意义。 马克思之前的启蒙时代的唯物主义所论证的决定论往往带有强烈的自然主义式的宿命论倾向。 任何结果的出现必然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从而就把因果联系与必然性等同起来了。当人们用这样的必然性概念去观察社会现象时， 就会忽视人类社会现象的必然性与人类社会之前的、 之外的自然界的必然性的差别。在唯物主义者那里意志自由、选择自由等概念遭到拒斥、被斥之为唯心主义。 与此相关，人就在事实上被看作是受制于自然界以及他的生存条件的客体，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人的自由意志，人之为人的尊严失落了。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其辩证性就在于， 他承认社会现象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也就是历史的必然性，但是这种必然性又是人在自己的自由的活动中创造的。也就是说：人总是受制于自身生活的客观条件，但是这种客观条件是人自己创造的，而这种创造又不是随意的，人只能在之前世代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这种创造。 马克思根据这一点得出了既消除了宿命论也排斥唯意志论的结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8]

（二）社会生产同时也是人的生产——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

启蒙时代的唯物主义为了对抗神学世界观， 提出了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 神不再是人类社会的主宰，人的历史只能是人自己创造的。 但是由于其宿命论的必然性倾向， 人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论题无法在既有的哲学框架内得到论证，最终，从中世纪神的压制下解放出来的人，又陷入了一种新的必然性的压制之下。 对于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来讲， 这种必然性就是客观规律， 在这种客观的规律的体系下，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论证、体现客观规律，人不可能具有创造历史的积极作用，人的主体性不可能真正得到确立。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后， 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论题才得到合理的说明。根据唯物史观，人类生活的外部环境和人的自然都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人类的历史，相反，它们都受人的现实的社会生产的制约。 社会的生产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人的活动改变了自然环境，另一方面，人总是在改变客观自然的同时不断改变着人自身。人的社会生产活动，既是物质财富的生产，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归根结底是人自身的生产。 因此马克思说：“整个所谓的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9]

三、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基础——社会生产的总体性理解

前文述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理解、解释人类社会现象和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崭新理论， 其根本点在于特别强调了社会生产在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通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及社会生产主要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其中又特别强调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一般表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 ”

生产力概念最初见于英国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的学术著作， 他们用这一概念主要表征劳动力和劳动工具在劳动中的必然结合，这种结合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显然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整体上是不断增强的。对于生产力概念，马克思没有止步于此：一方面，他看到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体现为人自身的各种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体现为一定的特殊形式， 这就是社会生产关系。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生产关系不仅仅是在劳动过程中基于分工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更为基本的内容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由此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占有制、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以及近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都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特定的生产关系，根据生产关系的性质，马克思区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

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马克思科学地解释了不同社会形态的交替更迭。 他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原有的、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桎梏， 而新的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必然取代旧的生产关系。 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析，他力求论证人类政治史上的经济必然性。在马克思之前， 一定形式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被理解为法律的直接规定， 而马克思揭示了隐藏在直接法律规定背后的起着更为本质的决定性作用的人们的生产力状况和水平。这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学说就成为人们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以及人自身发展状况的一把钥匙。 马克思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 ”[10]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理解的生产力是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结合。 在这种结合中，劳动者与劳动工具，或者说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何者是主要的？ 马克思认为，人是主要的生产力，劳动工具是人的知识、能力的物质化、客观化。 这一点在经历了数次科技革命后的二十一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由于本文前述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原因， 通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于这种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的观点有一定程度的遮蔽， 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技术或者工艺的决定论。

应当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这种技术或者工艺的决定论就是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工业革命的时代，技术的力量震撼了马克思及其同时代的人们。对于技术进步水平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关系， 马克思确认道：“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1]应该承认， 这样来认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是片面的。 此外，1848 年革命后，马克思评价道：“（这些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 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12]马克思把它们和技术进步做了比较：“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13]诚然，马克思无意否定1848 年革命，但很显然，马克思对于工业革命相比与政治革命寄予了更大期望。

当然，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产过程，而且深刻改变了人类生产关系，作为一个阶级，工人阶级正是在工业革命当中得到塑造的。 然而，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规模宏大的技术变革正是首先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的英国，德国、法国的工业革命也正是在1848 年革命之后逐渐形成规模的。 也就是说工业革命与政治革命在这里表现出一种非常辩证的关系。

一定技术条件下的生产工具或机器设备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个时代生产力水平最显著的外在表现。 然而，生产力还包含着与技术有着本质区别的其他内容。二战以来，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高潮迭起，在科技革命的带动下，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技术及工艺决定论得到极大推崇，然而同样的历史事实，恰恰从反面证明，仅仅从技术及工艺决定论的角度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乏力的。

首先，无论技术进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面貌，影响了历史发展进程，它终究不是内在地、自足地发展的。 任何技术进步都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及在此条件制约下形成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正确理解。这些社会关系或者促进了或者阻碍了技术的进步。因此，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往往把技术和工艺的进步作为生产力当中决定性的实体内容，尽管前文述及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有此倾向，但是它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公正地讲，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理论中这种偏离并不是一贯的。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期，马克思就敏锐地发现了劳动过程的组织结构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14]特别是在《资本论》中他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手工业生产与工厂生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地不是技术水平的不同，而是劳动过程组织结构的不同，他说：“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 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15]我们看到与其说这种生产力是依赖于技术的， 不如说它更取决于生产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区分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生产关系也就是生产力。

第二，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在生产发展中起着前所未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经是世所公认的事实，以至于人们做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然而，仔细考察理论的发展，我们认为，隐藏在科学技术背后的人的重要意义，仍然未在理论上得到足够的重视、反思和发掘。 从重视人的主体性的意义上， 与其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毋宁说，人本身是第一生产力。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 生产力主要指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但早在19 世纪50 年代，马克思就对科学的发展投入了极大的关注， 并预见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发展中可能具有的威力。马克思这样评价机器、铁路、电报的使用，他说：“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16]

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主要强调了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体力劳动者的作用，认为强调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起着首要作用，具有贬低工人阶级的作用。 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 这样的事实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 比如， 在过去的100 年中，各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提高，产品质量得到了极大提升，背后起最大作用的是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有， 更为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催生了一大批新的产业，极大地拓宽了人类生产活动的领域。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解强调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实践活动的依赖，但是在一定的基础上、一定的条件下，不是生产决定科学的发展，而是科学的发展引发各种新的生产部门的产生，并决定它们的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中作用的增强， 劳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 ”[17]劳动的这种性质的变化，最显著的体现就是生产自动化的增强，随着生产自动化的增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渐融合。作为生产参与者的劳动者，其主体性、精神能力的意义，前所未有地增加了，而这一点正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传统理解所忽略。

前文述及， 从强调科学技术在生产中体现的巨大力量而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固然是正确的。但科学技术本身是人所创造的。 而且一项科学发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需要无数的中间环节，体现为不断更新的技术标准和工艺流程。 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应用过程中的这种复杂性不仅改变了劳动过程的性质，而且对劳动者智力的要求越来越高。早在19 世纪中叶马克思就预见到：“个人得到充分发展……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18]因此，生产的发展实际也就是为了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是生产发展的最终的动力。为此，必须反思许多在传统理论上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问题，比如在谈到科学是生产力时，就不仅仅是指自然科学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应有科学， 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助力人的个性成长的所有科学都应当得到重视。

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于19 世纪，100 多年后的今天， 社会生产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是马克思的创始人不可能完全预料的。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一个社会当中，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中， 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劳动者不断减少，服务业在产业结构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物质财富的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基础。随着形势的变化，对这一论断的理解也应该有新的变化，即：社会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基础， 这种生产不仅仅是指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围绕物质生产所进行的服务，为现实生产及将来生产所做的一切知识上的准备， 都应当视为社会生产的一个部分，此外，社会生产关系，甚至非生产性的其他关系（因为它或多或少与生产有关），都应该被纳入社会决定性基础概念的理解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