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阿红

（长沙学院 影视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410022）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1]从古至今，爱国主义都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表达。文人骚客在历史长河中书写下无数的爱国诗词和文章。中国古典诗学、古代文论亦包孕着浓厚的爱国意识，体现在要求诗（文学作品）要发挥政治教化的功能，引导民众修身养性，服务于理想社会秩序的建立，最终服务于国家政权的稳定与繁荣。作为明清之际的文化巨人，王夫之诗学不仅秉承了政教的传统原则，而且对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其诗论中贯穿着强烈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怀。经历亡国之痛的王夫之，其诗论中的这份爱国意识显得尤其深沉与厚重，这也形成了王夫之诗学理论的最鲜明的爱国主义特色。

一、王夫之爱国主义诗学的时代背景：故国之戚，生死不忘

王夫之爱国主义诗学的特征，是由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生平经历所决定的。王夫之青少年时，应试的理想在天崩地裂的社会现实面前被无情扼杀，其后多条途径寻求报国。作为传统的儒学知识分子，王夫之有着深深的家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明王朝覆灭给予他致命性的精神打击，他为此痛哭流涕，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字字句句皆显沉痛，足见其爱国意识之深入骨髓。明亡后，残存势力退居南方苟延，王夫之从此积极奔走为故国效力，期间甚至还自己组织起兵，其对明王朝之强烈感情可见一斑。时势所趋，终于明白恢复南明无望之后，遂把自身交于山林，潜心著述，一生以明遗臣自居。其著述也非为了治学而治学，而是换一个报国的途径，从学术、从经籍中去总结民族衰败之由，亦从中去寻找民族重振之希望。

王夫之逝于清康熙三十一年，他始终不肯效忠清王朝，一生以“明遗臣”自居。其绝笔诗言“亡国一臣孤”，墓志铭《自题墓石》亦自称为“明遗臣行人”，行人乃其在南明桂王政权中的职务。作为深受古代儒家思想浸润的知识分子，王夫之对明王朝的感情无疑已经刻入肌理、融入生命。这份情感常常蕴合在其诗歌创作中。王夫之一生诗歌创作颇丰，写下很多忧国忧民、抒发爱国精神的篇章。如上书巡抚章旷、请求调和南北共同应对清军无果后，又写诗给章旷：“戎车六月正闲闲，救日朱弓向月弯。铜马已闻心匪石，巴蛇敢恃骨成山。中原冠带壶浆待，闽海丝纶启戟颁。师克在和公自省，丹忱专在念时艰。”[2]528桂王奔逃柳州，王夫之追随受阻时，写诗道：“我生万历四七秋，显皇膏雨方寸留。圣孙龙翔翔桂海，力与天吴争横流。峒烟蛮雨困龙气，我欲从之道阻修。呜呼一歌兮向南哭，草中求活如蝟缩。”[2]532眼见山河满目疮痍，而永历政权却贪腐无度之时，王夫之亦在诗中悲鸣：“悲风动中夜，边马嘶且惊。壮士匣中刀，犹作风雨鸣。飞将不见期，萧条阻北征。关河空杳霭，烟草转纵横。披衣视良夜，河汉已西倾。国忧今未释，何用慰平生。”[2]137对时势的担忧、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化为字字句句融通在王夫之的诗歌创作中。因其所处时代和生平遭遇所决定，其诗歌中的爱国之情又突出地表现为亡国之悲痛情怀的抒发。“故国之戚，生死不忘”[3]，“忠肝义胆，情见乎词”。在作遗臣的岁月里，王夫之写下了“彤云日角传龙种，玄雾云签养豹章。重道孤臣怜雪鬓，萍踪万一问津航”、“横风斜雨掠荒丘，十五年来一楚囚。垂死病中魂一缕，迷离唯记汉家秋”、“长相思，永离别，地坼天乖清泪竭”等诗词语句。亡国之痛注定其一生心灵悲苦，因而其诗词“字字楚骚心”[4]。徐复观先生在《中国文学精神》中有言，“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精神总笼罩着整个天下、国家，把天下、国家的悲欢忧乐凝注于诗人的心，以形成诗人的悲欢忧乐，再挟带着自己的血肉把它表达出来。”[5]而王夫之，无论为人，还是为诗为学，都是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

二、王夫之诗学理论的基调：家国之痛，举笔不忘

作为一个思想巨匠，王夫之的爱国情怀不仅体现在诗词创作中，更充分融入其诗学思想和整体学术思想之中。杨毓麟《新湖南》言，“王船山氏平生所著书，自经义、史论以至稗官小说，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呻吟呜咽，举笔不忘。如盲者之思视也，如痿者之思起也，如瘖者之思言也，如饮食男女之欲一日不能离其侧，朝愁暮思，梦寐以之。”[6]此可谓对王夫之极其贴切的评价。终王夫之一生，爱国之情已经和其整个生命融为一体，后期又与其学术融为一体。爱国精神与王夫之诗学思想的融合，一方面体现在《诗经》阐释和诗论中频频抒发爱国之情和亡国悲痛，一方面则体现为通过对《诗经》的阐释，表明自己鲜明的时势关切立场，对明哲保身、移心山泉等行为表达自己的不认同。

亡国的惨痛遭遇，使得王夫之诗论中的爱国表达格外悲怆和沉痛。“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带。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微弱的，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则极普遍而深刻。”[7]这种意识，深深表达在王夫之的诗学理论之中。由于清王朝的种种文化限制政策，王夫之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表达对亡明的情感，而只能以古喻今，借古人之情怀抒发自身心灵之创痛。而对《诗经》的阐释，正好给予了王夫之这样一个表达的载体。《诗经》内容丰富，遗臣之悲吟、故老之感叹、弃妇之怨恨，都让王夫之感同身受。《诗广传》中频频可见王夫之借古人抒己怀。《论柏舟》篇中，王夫之感慨“对酒有不消之愁，登山有不极之目，临水有不愉之归，古人有不可同之调，皇天有不可问之疑”[8]318。于其自身而言，正是亡国之遭遇带给他一生不可消之愁、不可问之疑；《论敬之》篇中，王夫之直言“革姓易服者，为人臣者之鞠凶也”[8]500，这无疑是对自身改朝换代、国仇家恨的现身表达；《论载驰》篇言“载驰之怨妇，黍离之遗臣，沉湘之宗老，囚燕之故相，悲吟反覆，而无能以一语宣之，同其情者喻之而已”，同其情者正是王夫之自己；周大夫过故宗庙宫室、闵周室之颠覆所作之《黍离》，无比熨帖王夫之的亡国创痛：“靡以行，摇摇以怨，天下之知我者鲜矣，不亦宜乎！幽王灭，平王迁，桓王射，宗亲无洛汭之歌，故老无西山之唱，仅此一大夫而众且惊也。”[8]340

明王朝的覆灭有着自身内在的原因，王夫之最后也明白保国无望，明王朝覆灭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尽管如此，依然丝毫不减王夫之对故国的情感。在《诗广传》的《论无将大车》中，他写道：

文信公有云：“父母病，知不可瘳，无不药之理”，弗恤尘之雝而必将之，其情有尽焉者乎！[8]423

故国于王夫之而言，好比父母。父母大病，虽明知毫无治愈希望，但为人子女者，又岂能不治？王夫之反“无将大车”之义，其沙场、官场报国之种种，都是怀着这种“父母病”的心理而对明王朝尽忠。王夫之尽忠的对象，有故国，也有国君。在《诗广传》之《论燕燕》篇，他悲痛地写道：

国有将亡之机，君有失德之渐，忠臣净士争之若仇，有呼天吁鬼以将之者。一旦庙社倾，山陵无主、恻恻茕茕，如丧考妣，为吾君者即吾尧舜也，而奚知其他哉？欲更求前日之讥非，而固不可得矣。弗忍故也？[8]321

君、国为一体，从某种意义来说君乃国之象征。尽管君有失德，忠臣谏士争相讥讽，然而若国之不在，山河无主，又去哪里进谏？明王朝的腐朽与不治，已是不争的事实，因而王夫之的保国、保君思想有其深深的无奈。然愈无奈，愈见其对国之深情。因此，王夫之对一切明哲保身、移心泉石、避世逃禅之类行为的极度不赞同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他说：

薄于欲者之亦薄于理，薄于以身受天下者之薄于以身任天下也。故严子陵之重辞光武，吾弗知之矣；邵康节之不仕盛宋，吾弗知之矣；犹之乎王仲淹之为隋出，吾弗知之也。将无其有聊且之心与！[8]374

王夫之认为“死不如其偷生，隐不如其尸禄”[8]306，对陶渊明、司空图、王维等人的处世选择颇有微词。王夫之认同经世致用的思想，认为人之于世间并不只是自己生命流程的完成，而是要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尽心尽力，如此方能弘大自身生命潜能，拓展自身生命价值，最终成人成己。成己是建立在成物、成人基础之上的。一头扎入自身的内心世界，满足自身精神世界的追求，而对天下时势、兴亡治乱漠不关心，如此即使成己也并非真正的成己。愈逢乱世，愈要成人，愈要心怀朝政以及苍生。在《论羔裘》中，王夫之对桧臣的做法给予了强烈的批判：

故闻以忧而益其思者，未闻以忧而释其思者也。中心悼之而释其思，桧人之志变矣。志变而翘其君之小失，以谢其扶倾之无力，亡桧者，桧之所谓忠臣谊士也，非尽桧君之罪也。[8]376

桧君无道，桧臣离国而去。王夫之认为桧之亡国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桧君，桧臣应负很大责任。君无道，国危在旦夕之时，为人臣者更要负起救国的责任，而非去国离君。与此相应的，王夫之在主观意识上始终拒绝佛老之说（虽然客观上其学术思想有受佛老影响，某些方面甚至较深），友人劝其逃禅他也本能拒绝。正如其在《诗广传》中所言，“渔父欲以其道易屈原之清醒，楚老欲以其情惜龚生之膏兰，重晦而安于忍，又奚可哉”[8]472，随波逐流、明哲保身的人生价值观是王夫之所不能接受的。他一意主张实学，“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9]即使报国无门，王夫之隐居著述，也并没有把自己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完全交付泉石山林，其治学的目的乃是经世致用、报国报民，其诗学亦是如此。在《读四书大全说》中，王夫之对“吾与点也”的典故基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作出了重新的理解：

朱子谓三子不如曾点之细，又云“曾点所见乃是大根大本”。只此可思，岂兵农礼乐反是末，是枝叶，春游沂詠反为根本哉？又岂随事致功之为粗，而一槩笼罩著去之为细耶？[10]

历来传统皆对曾点之春游咏归说大加赞赏，孔子言“吾与点也”，朱熹也认为曾点所言才是根本、是细，其他三子所言为末、为粗。王夫之却理直气壮反问，难道兵农礼乐这些国之正事只是末节、春游咏归反而是根本？在那个天崩地裂、山河换主的年代里，王夫之的质疑无疑具有强而有劲的时代意义。

应该说，以今人的眼光看，王夫之的爱国主义诗学有着多方面的局限。如因为阶级立场的原因，王夫之极度憎恨农民起义；因为尊王攘夷的华夏正统观念根深蒂固，王夫之始终视清政权为异族，不愿意承认清王朝的统治。尽管如此，王夫之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今天仍然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1]今时今日，尽管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争端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但我们祖国、我们民族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中华民族若要雄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个中华儿女都必须保持炽热的爱国情怀，立足自身岗位，奋力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代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则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1]

三、王夫之诗学理论中的治国之道：莫慎乎治情

王夫之的爱国情怀不仅体现于诗论中爱国之情的抒发，更体现在以爱国的情怀来治诗学。在对《诗经》的阐释中，从诗学理论角度思考国家民族衰败之根源，并从中去寻求民族重振的途径。一部《诗广传》，不仅是王夫之的《诗经》阐释和诗学理论之作，也是其关于兴衰治乱的探究之作。

王夫之关于治国之道的一个基本立论是君生于民。中国古代有着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尚书》言“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1]，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2]，荀子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3]。王夫之对古代“民本”思想有继承又有发扬，他认为在君民关系中不仅民为本，而且天下合、民相亲才有君，即“合天下而有君。天下离，则可以无君”[8]408。天下合，君主才有存在的条件，也才有存在的必要。假使民如萍一样飘零散落，各为其宗，国不成国，那么要君主何用？故而王夫之认为为君者当务之急，不在于使民亲君，而在于使民相亲，“故王者弗急天下之亲己，而急使天下之相亲，君道存也。”[8]408以王夫之所处时代而论，其关于君民关系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

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持威福之柄”，因为权力无上更要谨慎用权。无故而爵、无故而刑，滥用、淫用君权都非明君之道。“无道之君为天下毒，以其威福从人而已矣。”王夫之认为周王朝的覆灭与厉、幽二王有很大的关系：

昔者厉王之亡，非有戎狄寇盗之侵也，非有强侯僭逼之患也，民散焉耳。[8]406

呜呼！生不道之世，欲以其生死贵贱听幽、厉乍然之喜怒而不得，仅寄命于微尰之鄙夫，斯有心者所为牢愁而不释也，而周之亡速矣。[8]416

西周之亡乃君王无道导致民散之故。东周之亡亦是因为失民心之故。从《君子于役》中，王夫之洞悉了民心之已失：

呜呼！竭民力，绝民性，僭民心，迄乎役繁而尽矣。“君子于役，不知其期”，非不为之期也，虽欲期之而不得也。东周之失民，宜其亡矣。秦、隋、蒙古之瓦解，赋未尝增，天下毒闷，胥此也夫！[8]341

不仅周王朝，历朝历代政权之瓦解，最终原因都在于失民心。民心、民意、民情，决定国家的命运，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在治国理政中王夫之十分强调民心的养育和巩固，视其为治国理政之关键、重中之重。那么，民心如何培育和巩固呢？王夫之提出了其核心观点，即“治情”。

失民心之根本原因，在于不了解民之情。《关雎》中，不论是“辗转反侧”之哀，还是“钟鼓乐之”之乐，民之哀乐都淋漓尽致地得以表达，因而民情畅通无阻，居上位者亦能准确和深刻把握百姓之情，因而上下相通，国得以治。而在《君子于役》中，情形则正好相反。就徭役制度而言，因为存在大量老弱病残、往还逃亡现象，而一级一级的执行人员又有私心和奸心，因而最后加诸百姓身上的徭役已经繁重不堪。而政府发放的公粮，经过层层扣剥，最后到百姓身上已经所剩无几。故男废耕、女废织，怨声载道，民之性情完全枯竭，而居上位者却不解为何民怨如此，如此上下情塞，国之衰败实乃必然。同样的情形见诸于王夫之对《扬之水》篇的分析中：

周之戍申、许，何戍乎？忧危亡耳。熊通王汉上，割濮地，宣王征而不服，平王迁而益逼，微申、许之戍，则楚臂加于王城，屈伸闲耳矣。周不振，诸侯不勤，息、邓不固，申、许之戍未可以日月计，而其诗曰：“曷月予还归哉”，然则撤戍卒，启荆尸，观兵三川而迁九鼎，但得偷安一日之归也，周之民所弗恤矣。敌加于枕席，王危如晨露，民已漠然不相知，顾以怀归之情，迁怨为名，而诽之曰念母。夫平王亦不幸而甥于申耳，如其不然，而抑又何以为之名邪？[8]342

王夫之认为周王朝派兵戍守申、许，是关乎国之安危的必要之举。而民众却不理解，认为之所以派兵戍申是因为申国为平王母舅之国，平王念母而不顾远戍战士之凄苦。是以上不知下、下不知上而导致上怒下怨。怒也不知所怒，怨亦不知所怨，上下之交绝而完全沦陷于怨和怒的情绪当中。上下不相知，此乃国败之征兆。长此以往，“民日死而不见死，国日危而不见危”[8]342。基于此，王夫之从《君子于役》《扬之水》《兔爰》等篇中总结国败之因：

有君子于役之劳，则有扬之水之怨；有扬之水之怨，则有兔爰之怒。下叛而无心，上刑而无纪，流散不止，夫妇道苦，父母无恒，交谤以成乎衰周，情荡而无所辑有如是。故周以情王，以情亡，情之不可恃久矣。是以君子莫慎乎治情。[8]342

“周以情王”，如《论关雎一》所分析之上下相知，不匿其情；“周以情亡”，则如《君子于役》《扬之水》《硕鼠》等篇中的上下不相知、君民之情绝。周王也由情，亡亦由情，所以王夫之提出其治国的核心观点：君子莫慎乎治情。治国治民之关键，在于治情。“善劝民者不以道，不以功，而劝以即物之景，即事之情。易曰：‘说以使民，民忘其劳’，此之谓也。”[8]441顺应民众之情、体恤百姓之情，治情比政策律令、比任何强制手段都能达到治国的效果。王夫之认为周王朝之先王都擅长治民以情。如《论黍苗》中言：

是故古之王者，非遽致民也，畅民之郁，静民之躁，调其血气以善其心思，故民归之而不离。周衰道弛，风烦韵促，督天下于耕战，而人无以受江山云物之和，抱遐心者，宜其去朝市而若惊矣。[8]434-435

畅民之郁，静民之躁即治情，这比督天下于耕战更能使民归心。《论绵一》中，王夫之认为“《绵》之诗善状古公之使民”[8]442，古公之使民就在于以情治民。以情治民在百姓中产生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喑者若欲为之歌相杵，盲者若欲为之视绳直，躄者若欲为之巡基址，挛者若欲为之举参筑，而况力能从心之丁壮哉！”从古公治情的成功中，王夫之总结道：

善用其气，善用其情之动者也。以之劝忠，而臣乐其刀锯；以之劝廉，而士安其沟壑；筑室之下而民气生焉，周之王自斯始矣。[8]442

“治情”作为王夫之论治国之核心原则，在《诗广传》的多个篇章中都有体现。《论崧高与韩奕》中，认为不能以利导民，而要体情：“君以利导臣，而臣不趋于利者蔑有矣”[8]475，“父子夫妇以利相接，沉湎于货贿食色之中，而人道之异于禽呼鱼呴者无几矣”[8]476，“先王不以利报亲贤，而体亲贤之情于利之外，以此为厚，而亲贤亦安之矣”[8]475；《论芣苢一》中，认为“民之爱其力，甚于上之爱其心”[8]304，所以君王要爱惜民力，善用民力引导民众生产，不能使民终岁勤苦，而要给于斯须之欢；《论大东》中，认为苛捐杂税要“以民取而不以国取”[8]421，即于民丰时取，而不于国急时取，如此民众才能有余而奉上，才能达到情之所安，否则只会国势愈迫，民情愈躁；《论扬之水、野有蔓草、溱淆》中认为，若能治民以情，审情之变随时调整治理方略，达到丰民之生、畅民之郁、静民之躁，那么即使“进冶容、奏曼音于其耳目之前”，民众也会“视之若已餍之余肉，而又奚淫”[8]351。

善治民者善治情，善治情者体恤民之常情。父母、子女、兄弟、夫妇之间的情感，是人之最普遍和最重要的情感。为人君者，要体恤百姓的这些基本情感，保障民众基本情感的需要得到满足。只有这些最基本的情感得到保障，民众才能事君奉上。以《四牡》篇所反映的父母之养为例：

“王事靡盬，不遑将父”；“王事靡盬，不遑将母”；四牡之以劝忠也，即以为劝孝也。先王不忍以需养之心劳人之子，人子而以需养之心上承其亲，亦异乎先王之所求矣。[8]388

若人子因政务繁忙而不能赡养父母，又怎能全力以赴为王事奔波？所以善治民情者，绝不能以不能尽孝的代价来要求臣民尽忠。尽忠和尽孝是相通的，只有尽孝得以保证，尽忠才能得以实现。父母子女之情如此，兄弟之情、夫妇之情亦如此。《诗广传》之《论陟岵二》言：

陟岵，父母兄弟之情也。杕杜，夫妇之情也。然则魏役人之情，贞于先王之世乎？先王之役民也，劳事而恤其劳，死事而免其死。民之劳以死也寡，父母兄弟无忧焉。日月卉木之感，闺中之燕婉而已矣。国削民困，夫妇之道苦：于其役也，父母不忍其子之劳，兄不保其弟之弗死，而妇人厌贫劳以忍于相弃，所由异乎!呜呼!夫妇之思，私也，先王犹重用之，而代言其戚。父母兄弟之思，贞也，君不闻，帅不知，孑然凄怆于岵屺之上，人穷反本而思以贞，民其无生之气矣。[8]361-362

只有父母得以养、人子免其劳、兄能保弟、夫妻燕婉，民众才能心安、情安，国才能长治久安。

至此，王夫之“治情”体系得以圆满完成：国之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上下不相知、上不知民情，因而治国要治情。治情体民之情，使得上下相通。以情治民能产生巨大的能量，比任何督令更能达到治国的效果。治情要顺应民情，体察民心，要保障民众最基本的情感需求得以满足。治情，顺应人民的愿望，重视人民的感情，任何时期都是治国之法宝，对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习总书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4]，这和王夫之的“治情”思想、和我们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

王夫之诗学理论中的爱国意识，对于我们当今的社会治理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对于我们当今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形态的建构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叶朗先生曾多次强调，在当今时代的学术建构中，美学和艺术学的核心区域要有中国自己的东西，要体现中华民族的立场，“要从大量的历史资料中提炼出具有强大包孕性的概念和命题，形成一个稳定的理论核心。”[15]爱国主义即是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有着强大包孕性的概念和命题。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爱国意识和爱国精神都是中国诗学和美学中最稳定的理论核心。这就是王夫之诗学理论所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