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曈 华东师范大学

由英国导演大卫·里恩指导的《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对西方影视界影响较为深远的电影。该影片根据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将这部由“对现代抒情诗歌以及俄罗斯小说伟大传统做出的杰出贡献”的作家所写的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这一举动，让我想起俄罗斯艺术家 Radya Timofey在叶卡捷琳堡屋顶的一段涂鸦：“我想拥抱你，但我只是一段文字。”诚然，文字是一种能够触碰人们心里那片纯净之地的绝佳载体，但由于它毕竟从作家一个人内心生发，本身就具有不可避免的排他性和晦涩性（这里的晦涩性指无法完全意会到作家自己想表达的意思），而将小说改编为电影能够使得表现手法更为具象化，就不必遗憾于文字无法拥抱他人，电影画面的呈现方式能够带来更为明显的力量与冲击感，它能去拥抱他人、更能拥抱那段虽然成为往事在时间的书页中依旧鲜活跳动的历史。但是由于《日瓦戈医生》这一小说篇幅较长且信息量也较大，电影中给观众呈现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适当改编。鉴于不同的读者对于小说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而不同的人对这一作品的不同诠释恰恰是日瓦戈的一次次复活。尊重主人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被这部电影唤醒的一段新生命是我评价这部改编电影的前提，在观影过程中我也领略到了其中人物各自不同的魅力，却也发现了由于将一部描写历史的文学巨著改编为爱情电影而产生的思想断层。

电影内容仍然选择了描述日瓦戈的一生经历，但选材仅仅被限制于爱情这一主题，导致其中对于正处于大变革时期下不同阶级的人物之间激烈的思想交锋交代的并不清楚。在日瓦戈的一生中与他过从甚密的人物共同织成了一张大网，在这张网合力作用下才可以说是诞生了一位不随波逐流，在艰苦环境下仍然爱着家人、精神伴侣、自然、祖国的日瓦戈这一知识分子形象。但选择以爱情为主线就将人物局限于他的妻子冬妮娅、他的情人拉里莎、拉里莎的丈夫帕沙（也就是斯特林科夫）和曾经与少女时代的拉拉有过纠缠的科马洛夫斯基几人。我虽然并不满意这种缩小相关人物范围的方式，但是想起阿尔贝·加缪对于原著的评价：“《日瓦戈医生》是一本充满了爱的书。”那么这部电影将题材缩小为爱情也许是对于书中有关“爱”这一主题的集中诠释，也不失为一种能更快速地让西方国家了解苏联曾经历史的方法，更何况电影中的人物也具有着在时代下十分耀眼的人格魅力。

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是一位兼具诗人与医生两种气质的知识分子，这也是他在影片中体现的非凡人格魅力的两大源泉。日瓦戈原本的商人家庭由于父亲的经营不利而破产，电影开头讲述了日瓦戈母亲的葬礼的画面。儿时日瓦戈亲眼看着母亲的棺椁埋入土壤，这种面对死亡时的无力与恐惧成为日瓦戈青年时期反抗思想的诱因。时值二月革命爆发前夕，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交锋周旋，沙皇出动军队镇压示威游行的群众。青年日瓦戈在看见被马刀刺死的生命后，儿时对死亡本能的恐惧使得他开始思考何为请愿条幅上所写的“平等和自由”。而他救治游行后受伤的群众更集中体现了他作为医者的道德操守。

医者的身份是精神上的诗人日瓦戈面对现实选择的一种现世抱负，他作为医生的一面多用于推动影片中情节的发展，如一战时期在乌克兰前线以医生的身份与护士拉里莎相遇，又因这一身份被红军限制自由送往前线被迫与冬妮娅分别，最后在瓦雷金诺与拉里莎永别后在弟弟的帮助下又以此找到新的工作等等。日瓦戈作为医者的一面不仅满足了他生活中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主人公自身气质中的疗愈性。疗愈并非仅仅是治疗，而是还有“愈合”这一过程。日瓦戈以医者的气质去疗愈这个在动荡的时代下缺少食物与安全感的一家，他在去往瓦雷金诺的火车上带儿子萨沙看外面的风景，与妻子冬妮娅在尤里亚金干农活耐心度日，都是他人格中作为医者的疗愈性发挥作用的显著表现。除此之外，恰恰是医生的视角才能使诗人日瓦戈将十月革命看成“一场伟大的手术”，而他的“但这个人至少得维持生命”这一看法更是他反对暴力革命观点的萌芽。另外，日瓦戈最后在影片中由于急性心脏病而死亡更是一种他最终仍然没有疗愈自己心灵上的创伤的体现，是对时代与生活的深深讽刺，又加深了人物形象上的悲剧美。

当然，影片中主要对于日瓦戈的描绘还是侧重于他作为诗人的一面。全篇中一条很有意思的线索是一把巴拉莱卡琴，这种作为俄罗斯民族精神象征的传统乐器既表现出日瓦戈对生活中诗意的终极追求，又代表了国家在历史的进程中如诗一般的岁月。这个母亲留给日瓦戈的遗物“弹起来就像两把吉他”，他虽然不会演奏却把它从始至终带在身边并将其视作自己的生命，在去往瓦雷金诺的火车站上他听见有人弹奏巴拉莱卡，目光中露出期待与希望。我看着这一幕，忽然想起立陶宛籍苏联诗人梅热拉伊蒂斯在回忆他的童年时说道：“在克洛伊河的岸上，我初次听到了夜莺。以后我很久都没有离开它们...”这位诗人心中的夜莺代表着自然的光影和流淌着的诗，而日瓦戈心中的巴拉莱卡琴就像夜莺一样，它在阴霾的历史天空中鸣啭，是支撑着他对生活保持热忱的一支力量。即便行进着的历史摧毁了无数人，让无数人迷失在昏暗无际的混乱中，但它至死都没有把他们分开。而他的妻子冬妮娅带着孩子去往法国以后将巴拉莱卡留给了从前线返回的日瓦戈，这也是“诗”的传递。影片中这位贤惠又坚强的妻子从少女时期就痴迷于日瓦戈的诗，也必然懂得这把琴对于他的重要意义。至于影片结尾日瓦戈与拉里莎的女儿听到日瓦戈的弟弟所描述的这一长段有关她父亲的往事后也背着巴拉莱卡琴离开，这更是诗意在日瓦戈死后的延续。这种最初在古俄罗斯吟游诗人间盛行的乐器也在日瓦戈的一生中、在历史的长河里继续漫游，这一线索的选取无疑是塑造诗人日瓦戈的最佳手段。

正如上一段所说，影片的重点在于塑造诗人日瓦戈，而诗本身更多的是情绪与抗争，于是电影中关于人物神态和光影的运用也成就了日瓦戈身上诗性的魅力。日瓦戈在影片中的目光或敏感或脆弱或柔情，代表他正在怜悯正在深思，那是诗人对于历史和未来的回望与感慨。当他在去往瓦雷金诺的火车上打开车窗看向夜晚的月亮，那种澄澈的目光脆弱多情又像幼童一样充满了期待，令人为之动容。这是一种对自由的向往，像是透过现实中狭小的孔洞里瞧见他心里美丽的、如同月光一样皎洁纯净的俄罗斯，令人为之动容。他的目光里既有对遥远未来的展盼，又有面对如今艰难生活的信心。影片中的莫斯科火车站上有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宣传画，这种革命领导人的形象与和其他旅客挤在一起等火车的日瓦戈相比使得他更显得更加渺小和无力。作为动荡时代下身单力薄的知识分子，日瓦戈的经历有一种天然的去史诗化，拍摄普通人在时代大变革下的人生历程本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日瓦戈医生》电影并不像是《列宁在1918》或是《无畏上将高尔察克》一样去拍摄历史洪流下留下深刻影响的名人，而是去诉说普通人的挣扎与自我救赎，像是在聆听历史书中或耀眼或汹涌的过往下悄声的哭泣与笑意。

而电影中通过对光影以及冰雪的掌控来突出他的诗性气质也值得称道。在日瓦戈一家前往尤里亚金的途中，日瓦戈跳下火车看到在树林间隙漏下的阳光，这种环境和火车中拥挤疲乏的空间形成鲜明对比，关于日瓦戈对自由的追求从此处显露。日瓦戈在瓦雷金诺的庄园安身时看向窗户，其间恰好有阳光将原本窗户上色调很暗的冰花照亮。正是诗意盛放的福地：“瓦雷金诺”孕育了这种在凛冽冬季里温暖的光亮，日瓦戈追寻一种“安静、闲居、隐遁”，他在那扇窗户前写诗的身影为暗色的时代背景增添了一缕希望。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拍摄了大量冬天的镜头，不仅代表着国家地域性漫长的冬天，还暗示了日瓦戈思想上的破冰与解冻。内战时期他被剥夺人身自由作为医生前往前线，而跟随队伍撤离时发生在冬天，马蹄踏碎的冰层也是他本人激烈的思想冲突的体现。他在思考红白军激烈的武装冲突是否必要，他敏感的目光在见证两军厮杀时变得冷漠，到底什么才是几年前圣诞夜时条幅所写的“平等与自由”？俄国内战时期国内民众的厌战情绪只增不减，物资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他被迫离家前连调味料和烧火的柴木都难以得到，而红军军方明确告诉他“只要还有一个白军所在的地方就是前线”，显然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不可避免，但更深的恐惧已经蔓延在被迫卷入战争只得迁徙的民众身上。暴力革命带来的痛苦使日瓦戈深思且不堪其重，最终营造出一个他调转马头在雪地上独行的场景。他的逆行并不是逆时代而行，而是与当时倡导的暴力革命相斥的表现，日瓦戈在他人眼中看似脱离时代并且是一个“保持自己私生活的可疑诗人”，但他恰恰离战争时代的期愿与不幸最近，是被时代拨动又主动拨动时代的一根坚韧的琴弦。他追求家庭的安宁和内心的自省，他为祖国像是深陷于严冬一般的未来担忧，他热诚敏感又多情的目光永远注视着时代的脚步，这都是影片中通过这些镜头展露的有关日瓦戈的人格魅力。

接下来简要谈一谈有关电影女主角拉里莎。由于电影主线为日瓦戈的一生经历导致她虽然是电影中的女主人公，但在形象的塑造方面却明显弱于日瓦戈。拉里莎在少女时期仍然沉湎于旧社会的余温里，影片开头有着大量她在宴会里纵情声色的镜头。那时她与中年律师科马洛夫斯基纠缠，又在期间充斥着自责、忏悔和无法挣脱的无力感，而这段感情成为影响着她未来走向的第一个矛盾点。由于感到这是对她的未婚夫帕维尔·安季波夫的不忠，她独自在圣诞夜在舞会上朝科马洛夫斯基开了一枪。整部影片拉里莎能够成为日瓦戈的精神伴侣当然不只是由于她的外貌，更重要的就是和他一样的反叛精神。这一枪就是她反叛精神的萌芽，科马洛夫斯基的存在跟时代的大变故相比确实不算什么，但是这期间近乎羞辱的所谓“爱情”对于拉里莎来讲却是缠绕她一生的乌云，这个男人像一个暴徒，更代表了一种原始的恐怖，他不仅击碎了拉里莎少女时期对于爱情的美好幻想，更让她过早看到了人性在自己身上表现出的最为卑劣的一面。这一面是极为复杂的，是一种对肉欲的渴望与对强大一方的屈从，这种极为被动的体验给拉里莎的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她数年后于瓦雷金诺再次与科马洛夫斯基见面时仍然心有余悸。而后期一战前线她与日瓦戈相知相识，拉里莎逐渐从过去的阴影里走了出来，去勇敢地追求正常的生活、追求诗，她人格中非常美好的一面被日瓦戈激发了。电影中拉里莎的出场又常常与烛光相关，她与帕沙谈话时窗边就亮着一只蜡烛，日瓦戈在雪夜的车上望见那点零星的烛火，这更是二人冥冥之中的联系。原著中日瓦戈在他的短诗《冬夜》里写道：“整个二月刮着雪，而时不时地，桌上的蜡烛燃着，那蜡烛燃着。”这恰恰佐证了电影中反复运用的蜡烛这一元素的合理性，它不仅出现在拉里莎的窗边，还出现在他们去向瓦雷金诺后屋子中的写字台上。这点耀眼的光是拉里莎心中的热情与爱，更是她与日瓦戈二人共同燃烧着的、支撑他们与汹涌的时代波涛抗衡的能量。全片里拉拉是一位可爱迷人的女性，这些亮点都是极为可贵的。

当然，《日瓦戈医生》作为一部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它的情节都是在原著中有迹可循的。这部四十三万字的小说要在三小时左右的时间呈现出来，简要估算每个小时要承担一百五十多万字的信息量，那么在其间进行删减就是很有必要的。我尊重删减情节这一改编手段，但并不完全接受它在其中对于删除情节与人物的选择。《日瓦戈医生》这部电影并不是我眼中那类拥有好剧本的电影，我肯定其中的演员演技、运镜和配乐，但是并不认可奥斯卡中为这部电影颁发的最佳编剧这一奖项。首先，原著中人物对白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几乎每个章节人物对话都是一节一节的长段，这样庞大的信息量在电影中删节是很正常的，但这部电影的台词量甚至低于一部普通的剧情电影。《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正是通过人物的对话与个人独白来展示时代给每个人留下的深刻又痛苦的烙印，而电影中一些时段的台词量几乎可以和沉默画等号，这点我是很不解的。电影开头选择了由日瓦戈同父异母的弟弟找到日瓦戈与拉里莎的女儿后为她讲述了她父亲的一生，这种视角就排除了日瓦戈这一人物拥有独白的可能，在电影中我们无法清楚的知道他的心中所想，这对于没有读过原著的观众来讲是很不友好的。

而电影中对于主人公日瓦戈乃至剧中其他人物的塑造也由于一些并不是很恰当的删减使其与原著产生了很大的思想断层。电影中的日瓦戈突出塑造他作为诗人的一面，在他个人对于今后职业的选择上进行了极为模糊的处理。试问一个能写出很多受人称道的诗人为什么不去把它发展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而是选择去做一位医生？原著中给出了很清晰的答案：“他认为除非有人把内在的欢愉或忧郁算作一门职业，否则艺术便不应视为一种职业。”日瓦戈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更看重的是在生活中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这也是他今后写诗质疑国家一些体制的理由，他写诗并不是为了追求纯粹的艺术美，而是要去警醒人民，他通过这种手段为国家今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可以说他选择医者这种职业成就了他心里的诗，拥有警诫和疗慰国家的心的主人公也是这个时代里真正的医生。很遗憾的是电影虽然也通过日瓦戈救治伤员等环节凸显他作为医生的高尚，但这个最初他萌生“医生”这一想法的缘由却没有办法让我们领会到，这在展示日瓦戈性格初期的可贵之处上大打折扣。

原著中日瓦戈更像一川不断涌现新思想的泉眼，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所遇的不同角色都给他带来了新的变化。电影中删去了日瓦戈的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而他恰恰是在日瓦戈性格形成过程中上产生很大影响的人物。日瓦戈的舅舅尼古拉是一位拥有实用主义观的作家、牧师和编辑，他反对象征主义派别对于纯粹美能够挽救国家的观点，主张在时代齿轮的行进下找寻新的事物。日瓦戈儿时便喜欢他热爱自然的心、喜欢他思想上的活力与对内心世界的坚守。这位亲人在日瓦戈童年就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并成为影响他一生的精神导师。尼古拉的气质是牧师与作家的结合，这种复合的视角又为时代带来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与日瓦戈同时作为医生和诗人来看这个世界一样伟大）。他认为“历史是另外一个宇宙，是人在时间与记忆的帮助下为应付死亡的挑战而创造出来的。”这类思想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被日瓦戈日后吸收并创造出更多新鲜的观点，在他的短诗《圣诞星》《客西马尼园》中通过大量宗教元素的运用来体现他心中无法直接呼喊出的对于未来愿景的期望。这些诗句交叠错落，像是或冷峻或绮丽的油画在读者面前铺开：“一切注定要随着出现的未来像个奇异的预言在远方突然升起……一切世界里的思潮、希望和世界……”“但他听到主说：‘铁怎能解决争端？把你的剑收回剑鞘里吧。’”期间透露出他对于国家未来光明前程的期待、反暴力反战的思想与人格中明显的宗教气质，电影中由于对日瓦戈舅舅的删节让日瓦戈的性格缺少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以至于在他的思想转变上，尤其是他对暴力革命的抵触心理只能通过影片的展示将它的产生归结于对死亡本能的恐惧。而原著中日瓦戈的朋友，米沙·格里戈里耶维奇·戈尔东与杜多罗夫的删节让日瓦戈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简单从而形象更为扁平化，显然电影中他仅仅与冬妮娅、拉里莎、安季波夫以及科马洛夫斯基几人相交是不足以展现这部小说想显示的主题的。而在我的理解中这部小说之所以只能偷渡在米兰出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人们眼中迎着时代而行的人在帕斯捷尔纳克这里都是代表着迷失与消退的一支。书中后部分日瓦戈与他们的谈话中能反映出昔日老友已经失去了曾经思想上的光彩，他们开始宣扬这个时代的伟大与神圣，把政治人员与他们的谈话称为政治上的“再教育”，将其奉为真理。这样的话让我想起了扎米亚金所写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中联众国给那些反对分子进行的“伟大的手术”，这些人经过所谓这种手段之后都变得麻木和机械，变为积极建设这种控制欲极强的虚拟国家的一分子。日瓦戈的这两位朋友与此情况极为相似，他们在时代的激流中迷失，只是做了随大潮漂流的一分子，对此日瓦戈只有惋惜与苦痛，他已经成为他们眼中“不可原谅的高傲诗人”，在友人眼里他已经成为脱离时代的分子，但事实上日瓦戈一直在或欣喜或担忧地去倾听时代的脚步声，这是极为讽刺的。他只能在心里想着“你们身上唯一有光彩有生命的东西是你们和我同时代，是我的朋友！”戈尔东和杜多罗夫虽然最后与日瓦戈追求的自由思想与信念背道而驰，但他们是见证日瓦戈诗意的一生的重要角色，而在他过世之后友人通过与他留下的诗篇进行触碰，再次萌生了对自由和新世界的渴望，这佐证了日瓦戈的精神力量是十分强大的，他能唤醒已经麻木的友人、能够撼动这个国家并不完全健康的思想根基，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救世”抱负的集中体现。显然影片中这一处的删节又削弱了小说中想突出的关于坚守内心的主题。

而这部电影对于爱情的塑造也并不算成功。爱情也是苏联人民愿意讴歌赞扬的常见主题，就像阿斯塔菲耶夫在《鲍耶》里所说：“只要你的亲人们还没有像古老森林里年久岁深的老树那样沉重地折断并訇然扑地，你总会得到许多爱，也会去爱人。”日瓦戈关于妻子冬妮娅和情人拉里莎的爱情其实都是双方之间的互相付出，影片中削弱了冬妮娅的形象让她看起来只是一个陪伴日瓦戈度过艰难生活的普通妻子，事实上这种方法隐去了冬妮娅在书中真正的意义。在此一提电影中处理的很好的是冬妮娅常常与原野一起出现，而拉里莎的名字直接被日瓦戈写在了诗集的扉页上，这种方式满足了我对这两位女性的期待。冬妮娅和拉里莎都是这个时代坚守住自己心中那份本真的伟大女性，是两座没有被高压的思想政治冲垮的精神堤坝。实际上原著中冬妮娅不仅仅是具有母性的包容的母亲，更是孕育着生命与传奇的俄罗斯土地的化身。日瓦戈认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她心灵的平静更重要，这就是他对来自妻子身上那份无限的包容的依赖。他与拉里莎的恋情背叛了冬妮娅，就像他与诗的结合背叛了俄罗斯土地上的政权、进而背叛了这片土地一样。日瓦戈迷恋冬妮娅，他需要这位美丽的妻子，需要家庭、需要安定的幸福。日瓦戈就是新诗，诗与土地的结合总是让人喜悦和目眩。冬妮娅这一形象该是受人尊敬的，而不是通过弱化她来凸显拉里莎不同于她的那些品质。而女主角拉里莎是日瓦戈生命中同样闪耀的存在，拉里莎就是时代淘洗下的新诗，她是拥有反叛精神的英勇女性，自她在圣诞夜的晚会朝科马洛夫斯基开枪起，冥冥之中就有一种日后能与日瓦戈共同走在一片浓云的时代里的力量。拉里莎能给日瓦戈的并不只有欢愉的拥抱，更多的是一面棱镜，让日瓦戈在其中窥见另一个自己。拉里莎是锐利的光如同塞壬一样动人心魄，她在原著中与日瓦戈在瓦雷金诺的感情令人为之动容。她将其她少女时期的恐怖科马洛夫斯基，而这道阴影同样也在日瓦戈的心里，是科马罗夫斯基诱发了他父亲的自杀，害得他的家庭破产自己却事业有成。两人命运中这些相似的经历使彼此之间更加怜惜，诗与诗之间总会有相似的苦痛。而那个曾经热烈地爱着她的丈夫安季波夫，将拉里莎看作明媚的夏季风景里的桦树去自由地表达出对她的热爱。这段感情曾经让拉里莎欣喜，但帕沙在投身革命后已然失去了独自思考的能力，逐渐变为一个僵硬的符号“斯特林科夫”。她只能怀念曾经他的热诚，她不明白那样自律优秀又迷人的丈夫为何会变为革命机器中的一部分，人与符号的割裂是拉里莎的亲眼见证的一段切实的悲剧，她在书中与日瓦戈畅这些过去，仍然在泥沼中挣扎的二人此时唯有相互依偎才能够获得温暖。他们的爱情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写“我和你是几千年来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世界上所创造的不可胜数的伟大业绩中最后的怀念。”在他们二人生命中的那片雪原上横亘的正是整个时代最隐秘最灼人的痛苦，瓦雷金诺虽然是他们眼中的爱的栖居地，但它只能算是爱的避难所。外面一直在吠叫的狼是外界威胁势力的象征，作为普通人的双方终究没有反抗这个这个时代的能力，他们身上最多能做的就是修缮自己的精神家园，这已经是最可贵之处了。即使日瓦戈与拉里莎的感情几乎也在彼此的生命中持续了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但他们的爱情永远仓促如同惊鸿一般，拉里莎参加日瓦戈的葬礼后永远湮没于历史的一页，这便是诗与诗之间的血脉相连。影片中删去了大量她与日瓦戈在瓦雷金诺时期谈论往事的对话，这便使这段感人的爱情中既失去了时代的底色，又缺少温存的理由。

《日瓦戈医生》这部电影上映于1965年，它毕竟是西方世界对于苏联小说的理解与展现，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上映时间世界仍然处于冷战体系中，美国公司仍然能够上映这部电影，这证明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对于爱和信仰、人与自然、战争与人性这些话题震惊了世界。原著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受苏联当局施压被迫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他只是说“我仅仅是让全世界都为我的家乡俄罗斯哭泣。”作品背后这样一段辛酸的往事也让明明在另一极的西方势力选择了尊重这段历史去塑造一个他们心中有关日瓦戈的故事。西方的视角更加注重对于日瓦戈自由的一面进行刻画，期间加重了苏联社会的思想控制的台词量，这也是和当时冷战的背景分不开的。而我在末尾又想起了报告开头提过的那位俄罗斯艺术家的另一幅涂鸦作品，“让所有人听见我的沉默”。这句写在废弃大楼楼顶的话周围用火焰喷枪灼烧了墙体，代表着破坏与遗忘。这幅作品想传达给大众的是个体与社会的矛盾、渺小与宏大的矛盾、自我与权力的矛盾，这些理念让我自然而然想起了日瓦戈医生的这些经历。他就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险些被历史遗忘的普通人，被时代牵引又想去影响时代，无论是关于电影还是小说，都是他在历史书上那段辉煌的岁月背后无声的呐喊。这无疑也是苏联历史的魅力，是历史行进车轮下永不熄灭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