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弋清 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大学影视与动画学院

作为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影片的获得者，《绿皮书》探讨的是20世纪美国深重的种族歧视问题。一般来说这种题材由于跟社会现实具有的深刻联系，较难引起观众愉悦放松的观影体验，所以即便能取得较高的口碑也难以取得较高的票房。但《绿皮书》在中国上映8天，票房收入即达到2亿，不仅在引进的奥斯卡获奖影片中成绩不俗，在同档期影片中也可视作一匹黑马。《绿皮书》口碑、票房上的双成功打破了我们的刻板思维，真的可以既探讨社会现实问题的同时，又带给观众较为愉悦的观影体验吗？冲突对叙事作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冲突的缺失就意味着观众注意力的失去，但是由过于沉重的现实冲突来组织叙事则会使院线观众的观影意愿降低。在如何平衡影片的叙事深度和观众观影体验上，《绿皮书》交出了一份自己的答卷。《绿皮书》为代表的这种叙事策略是否能真正兼顾艺术片和商业片的优势?它是通过一些怎样的具体技巧实现两者间的平衡？这种策略是实现了两者真正的平衡，还是对影片中心矛盾的一种回避或者置换?

在下文中我们将仔细分析《绿皮书》如何在种族歧视这个命题作文的背景下，利用叙事技巧高超的在观众愉悦观影的体验和叙述苦难深重的主题之间游移。

一、多层次设置冲突

在人物冲突的设置上，绿皮书首先呈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尽可能丰满地设置人物冲突，整个剧本结构充盈了各个层面的矛盾。托尼处于底层社会，虽然是白人，却是身处美国社会的意大利人。除了对有色人种的强烈偏见，底层的生存智慧让他一次次渡过难关，却使他难登大雅之堂。而唐既要解决自己两方面的身份认同的问题，还要打破自我封闭的困境，恢复到健康的人际交往中来。一条主要矛盾作为线索串联起两人，唐一心要前往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腹地进行音乐巡演，托尼迫于生计不得已一路为唐保驾护航。两人作为一个团体不断面对旅途中出现的各种纷繁又突如其来的种族歧视，两人之间也有不小的矛盾需要不断磨合。唐试图规劝托尼提升自己的教养、将托尼带到更大的平台。托尼在不断的了解唐、破除自己的偏见后，帮助唐重新建立和社会的关系。

托尼和唐都具有三个层面的冲突，自己个人的、与他人间的、与社会间的。这样多重的冲突设置，实际上为冲突的随时切换提供了可能，叙事者可以自如的在叙事线索间游移。观众在纷繁的冲突之间彷佛冲浪一样，刺激又快节奏的体会剧中主人公的爱恨情仇，这无疑给观众带来了一种轻松愉悦的观影感受。《绿皮书》的叙事节奏不仅在切换冲突线索上频繁快速，对冲突的解决也同样迅速。冲突一经展示，就开始着手解决。这些冲突的出现和迅速解决只是为了展示人物前史和个性，并不是为了让观众感同身受的处于同等的焦虑之中。在托尼被挖角后的误会解除后，两人坐下谈心，唐突然提到演奏音乐种类的选择上。唐一直想要演奏的是古典音乐，但是社会对有色人种的刻板印象使得公司为了经济利益说服他演奏流行音乐。这种支线冲突出现就立刻解决，绝不拖延至下一个场景，不给观众焦虑发酵的时间。托尼的回答没有停顿、两人的交谈也没有被突发因素打断，托尼即刻就说服唐演奏的音乐具有自己独特的特质。这样的叙事节奏在高效的传递叙事信息的同时，让观众在其中体验不到过多的负面情绪。

二、隔阂苦难的聚焦模式

多层面的冲突不代表将多个层面的冲突一股脑抛向观众，它们交织进影片的聚焦结构，被分主次的传递进观众的认知，使得影片实现了高高举起沉重的主题又在观众的满足下轻轻放下主题。影片为了同时抓住两种不同受众，选择了内认知聚焦为主、外认知聚焦为辅的聚焦结构，当部分观众的注意开始流失时，唐的叙事线就被拉回叙事的主线中。

“聚焦”一词最早为热奈特提出，后经由安德烈·戈德罗和弗朗索瓦·若斯特发展为认知聚焦和视觉聚焦。“内认知聚焦即是当叙事局限于剧中人物所可能知道的范围时，观众是以该人物的立场来看待接下来影片所展现的内容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观众对人物的认同。”[1]影片的开端建立了这种内认知聚焦叙事，观众代入托尼、认同托尼、从托尼的角度出发。然而唐的过往和未来对观众来说是一片空白，我们只能从托尼问到的情况猜测唐的过往，观众知道的信息比唐要少也无法预测唐的行动。“当画面信息被有意过滤，观众只能知道比剧中人物更少的信息时，真正的“外认知聚焦”就产生了。当影片以‘外认知聚焦’来建构时，由于观众所知比剧中人物要少，这会使影片产生神秘感，并使场景本身始终吸引观众，进而当被抑制的信息得以揭示时又会制造出惊奇的效果。”[2]唐告诉我们他婚姻的不幸是因为自己不能平衡音乐和生活，而当我们透过托尼的视角看见他和一个男孩被铐在酒店房间时，抑制的信息就被揭示了，而其中爆发的张力和见解搜寻是用多少可视场景也无法传递的。“如果把同一信息平均、共时的分配给包括观众在内的所有人，叙事就根本不能展开。当信息分配实现平均化状态，一切谜底都已揭开，特别是已为观众掌握，叙事就已宣告结束。信息平均化是一切叙事的终极目标，叙事所带来的所有趣味也都产生在这一信息平均化过程中。”[3]托尼作为观众代入的主要视角给观众带来安全的认知聚焦，唐作为外认知聚焦视角让观众不时触及到尖锐的冲突，两者交替的聚焦模式使得叙事者对被探讨主题的叙述灵活度极大增强。我们透过托尼观察、感知唐身上沉重的冲突，但是我们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并不会因为这种审视被带去过多的痛苦。在影片后段爆发的一个小高潮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窥见这种模式。托尼和唐离开日落镇的监房后，唐在大雨中对托尼喊出了这个人物最核心的矛盾，他的身份认同困境终于在此刻由他亲口低喊给观众。观众本来会接受到人物情感爆发的冲击，并跟随唐一起思索这个问题背后隐秘的社会结构问题。但由于这个聚焦结构的存在，我们安全的处在托尼的视角中，由托尼的眼睛看着唐默默走向汽车。影片适时升起的温暖配乐和这个聚焦结构一起让我们对问题的严肃思索中止掉。

三、冲突层面由“社会”下沉到“个人”

提起有色人种的议题，整个社会结构性的压迫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在《绿皮书》中，这个议题被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置换掉了，叙事者有意识的将社会层面的冲突下沉到了个人冲突层面。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社会冲突都被做了这种下沉处理，只是大量深入社会议题的可能都被个人冲突所替代、终止。唐和托尼的车在途中损坏，托尼停车维修时正好停在了一个种植园外，种植园内清一色的工人有着同种肤色，他们停下手中的活计打量着车内跟他们有着同样肤色的唐。这个场景带给观众的震撼是巨大的，种植园内没有一名白人，叙事者用一个画面就触及到了社会分工带来结构性压迫。但是叙事者却放弃对这个议题的深入，唐面对同种族人民的凝视坐立难安，他面对辛勤劳作的族人起了一种愧疚之心。

大量可能发散到社会层面的冲突不是被终止就是被导向个人冲突，叙事者在自主的减少影片辐射社会层面的可能。与一般影片意义搭建路径截然相反，《绿皮书》选择的题材本身就能强烈的关照社会现实，它没有采取人物折射社会面貌这种由小到大的路径，反而在人物能折射社会层面时，及时的将叙事的场域下降到个人本身。在即将挑战观众原本的固有偏见时，叙事者退缩了。罗伯特·麦基曾在《故事》里表达了自己对剧作魅力的看法——“编剧要将观众带到他智识的巅峰”[4]。唐西装革履、举止优雅却又孤零零的出现在种植园满身泥泞劳作中的族人面前时，原本剑指种族、阶级的宏大层面成了唐个人情感抒发的场所。隆重肃穆的巨大舞台中心只出现了一只悠悠升起的小泡泡，折射在这个泡泡上的光线愈五光十色，反而愈衬出这个泡泡和巨大的舞台的不匹配。群演众多的大场面本身就适合辐射社会层面、展示群体关系，但是导演搭建起了这样级别的场景，触到了种族问题，却只字不提社会问题。“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具体显现，典型的人物关系更是具有社会关系的反映。因此，现实主义创作往往通过人物关系的真实叙述来揭示这种关系背后的社会矛盾。”[5]影片通过叙事触及到了社会议题，却放弃了深化电影主题的路径，折返回了个人冲突的狭窄道路。

四、结语

《绿皮书》所谓的既保持观影愉悦度和主题叙事深度，实际上是在两种不同的观众之中游移，它试图用一部电影满足两种观众。对于有平权意识观众而言，可以轻易发现编剧未说完的话，而没有这种意识的观众也能接收到一个白人和黑人成为朋友故事。《绿皮书》对不同的受众生成了两个不同的文本。这种叙事策略使得《绿皮书》在最大限度上收割了最多的受众，因为它整合了两种原本不该出现在一个影厅的观众，提升了自己的票房量级。但是这种看似兼得的策略也有相生相伴的弊端，对商业片受众而言，《绿皮书》的宣发并不能俘获他们，他们会误认为影片是一部苦大仇深的艺术片，但是进了影院他们才会发现这部影片其实有着令人舒适的叙事节奏和相匹配的话题深度。面对艺术片受众，影片对主题探讨的深入程度使得他们对影片的风评不高。这部分受众乐于接受智识上的折磨，而不是影片表现出来的浅尝辄止，他们觉得意犹未尽而又不知其所以然。而对于影视行业来说，《绿皮书》提供的不是一种艺术片获得高票房的路径，而是一种商业片赢得更多艺术片受众的路径，尽管很有可能在观影前流失部分商业片受众，在观影后失去艺术片受众的口碑。《绿皮书》作为一种中间地带范本，提供了一种整合商业、艺术电影的可能性，虽然它精巧的叙事结构让我们愉悦观影，却离问题的本质愈行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