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次

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对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的理论性倡导及对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的实践展开两大领域都有诸多推进与贡献。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与学术成就令人瞩目，有必要予以概括总结，以期为中华多民族文论的研究推进与建构工作更良性发展提供资鉴，同时对思考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有所启发。

一、对中国少数民族文论研究的理论性倡导

在这一领域，首先要提到的是王佑夫。他对我国少数民族文论研究的理论性倡导入手较早，用力最多，为少数民族文论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所发表相关文章主要有：《论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与艾光辉合作)、《应当开展民汉比较诗学研究》、《当下民族文学理论批评需要什么》、《拓展民族文论研究》《建构民族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等等。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王佑夫与艾光辉就发表《论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一文。文章提出，我国少数民族文论学科是以少数民族丰厚文学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任务及独特的言说方式系统。它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经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对文论资料的发掘与整理，第二阶段主要是向文论研究的广度、深度拓展，后一阶段使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由潜学科向显学科成长发展。该文较早对新时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的历程及特点等予以回顾总结，对少数民族文论作为独特的学科予以了鼓倡，显示出对该学科建构的重要认识。(1)王佑夫、艾光辉：《论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之后，王佑夫不断发表相关文章，为我国少数民族文论研究持续予以鼓倡与号脉。如，他在《拓展民族文论研究》一文中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我国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在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展开，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也存在不少方面与不同程度的不足，如在文献资料的辑佚校理、口头文论的挖掘及汉译民语文论等方面。他提出，在所涉范围、批评主体、传布载体、批评展开的考察等方面，民族文论研究都有拓展的必要与空间。为此，他认为，要对民族文论的文化背景、批评手段、论说方式、概念命题、内在结构、言说特征及关系纽结等进行广泛的考察。在对单个族别与少数族群集合体的并重中，开拓出民族文论研究的新境界。该文综合已有成果，对各民族文论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观照，对引领这一学科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2)王佑夫：《拓展民族文论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进入21世纪以来，在这一领域予以过鼓倡的主要有李祥林、关纪新、第环宁、王红、张文娟、李锋、艾翔、艾光辉、李国太、时胜勋、刘亚娟等人。其所出现的论文主要有：李祥林《少数民族·文论及美学·中国特色文化》《多民族视野中的彝族诗学与中国文论》，关纪新《打造全向度的民族文学理论平台——既往民族文学理论建设的得失探讨》，第环宁、于晓川《西北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刍议》，王红《论少数民族文论对中国文论现代转换的意义》，张文娟《发现与输出中国少数民族文论》，艾翔、艾光辉《困局与突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可能性思考》，李国太《中国多民族文论研究管窥》，李锋《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时胜勋《从中国文论到中华文论：中华多民族文论发展的独特价值》，刘亚娟《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等等。

关纪新《打造全向度的民族文学理论平台——既往民族文学理论建设的得失探讨》一文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益于国家在改革开放中大力倡导鼓励文化建设与学术研究的东风，我国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出现新的发展契机，在材料的发掘整理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但本学科仍未真正走出理论批评的困境。为了打造全向度的民族文论平台，加强学科间的链接，克服各方面的不足，灵活调整研究者的文化立场，增进理论话语的对接都是十分必要的。(3)关纪新：《打造全向度的民族文学理论平台——既往民族文学理论建设的得失探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2期。

第环宁、于晓川《西北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刍议》一文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面临很大的挑战，西北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尤其如此。为今之计，我们一方面应定其体、明其旨、得其法；另一方面，应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的民族化、当代化、世界化等目标要求，从更高的标度促进中华多民族文论的建设工作。(4)第环宁、于晓川：《西北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刍议》，《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张文娟《发现与输出中国少数民族文论》一文认为，中国文论是以汉族文论为主体的多民族文论，但没有其他少数民族文论就不能成为完整的中华文论。少数民族文论各有自身鲜明的特色，为我国文论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必须正确认识少数民族文论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的价值、地位及意义，从积极发现与输出的角度，去审视我国少数民族文论，主动地寻求开放平等的多边主义文论对话。(5)张文娟：《发现与输出中国少数民族文论》，《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这对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文论有所启发。

艾翔、艾光辉《困局与突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可能性思考》一文提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在建构与发展的过程中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学科地位仍然模糊；二是重建历史现场与确定评价标准存在一定的困难；三是文献资料建设无法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作者认为破解困局的对策主要有：一是要以创新思维构建符合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实际的史学观；二是要大力注重传统历史文化背景考察，强化协同性研究；三是要努力促进文献建设的大发展。(6)艾翔、艾光辉：《困局与突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可能性思考》，《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6期。李国太《中国多民族文论研究管窥》一文认为，中国文论研究理应包括“跨国”与“跨族”两个维度。“跨国”之求已随“中国文论失语症”命题的凸显引起广泛关注，“跨族”之求则长期被人们忽视。作者持论，以“少数民族文论”为名的研究已走过近30年的历程，其成果存在“文字中心”与“二元对立”两大局限。随着文化人类学的不断丰富发展，多元共生的新文论观念为“跨族”研究提供了更为充盈的内生活力。(7)李国太：《中国多民族文论研究管窥》，《中外文化与文论》2013年第4期。

时胜勋《从中国文论到中华文论：中华多民族文论发展的独特价值》一文提出，汉族文论与我国少数民族文论并非自足的存在，而是共同指向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华文论。从文化身份着眼，中华文论大致可分为农耕民族文论、游牧民族文论与山地民族文论。随着多元文化话语的兴起，中华文论的价值将不断得以彰显。我们应积极建构既具有自身鲜明特色又面向世界多元融合的民族文论体系，促进中国文论更加能动地面对世界。(8)时胜勋：《从中国文论到中华文论：中华多民族文论发展的独特价值》，《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1期。

刘亚娟《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一文认为，从新中国开始，我国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二是20世纪80至90年代；三是21世纪以后。第一阶段工作主要集中在对文论资料的发掘整理上，其中，文学史的编撰中关于文论的部分占据重要内容。第二阶段，文论资料的发掘整理仍是重要任务，但微观探讨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出现综合性与整体性的考察，概念的提出、学科的建设成为这一阶段的工作任务。第三阶段，对我国少数民族文论体系进行整体性建构开始成为研究的侧重点。我国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已成为跨文化的交叉学科，理应引起人们的重视。(9)刘亚娟：《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二、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的实践展开

(一)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的概括性论说

在这一方面，岩峰、陈力、陶学良、王佑夫、王光荣、黄泽佩、艾光辉、巴莫曲布嫫、马廷中、于乃昌、谢会昌、东人达、彭书麟、李娟、权雅宁、左玉堂、王明贵、龙珊、宋晓云、孙纪文、曾明等人都有用力。

这方面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岩峰《傣族文学理论与傣族文学作品》，陈力《古代少数民族文论管探》，陶学良《彝族的诗学》，王佑夫《试论古代民族文论多样化存在形态》《试论古代少数民族文论的价值与地位》《中国少数民族文论发展简述》《清代满族诗学发展概观》《清代满族诗学的基本特征》《清代满族诗学的主要贡献》《它并非一片荒漠——维吾尔诗学简论》《鲜卑匈奴后裔对唐代汉语诗学的贡献》《清代满族文学理论批评述略(一)》《清代满族文学理论批评述略(二)》《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论发展简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引论》《西域诗学论略》《契丹、女真文论释碎》，王光荣《古代彝族诗论述评》，黄泽佩《谈彝族古典诗学的特点》，艾光辉《彝族古代诗论发展历程扫描》，巴莫曲布嫫《试论彝族古代诗理论的立象取比特征》，马廷中、杨晓莲、周文德《中国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初探》，于乃昌《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概览》，谢会昌、陈全明《彝族诗学的理论基石》，东人达《少数民族创立最早的成体系文学理论——古代彝族举奢哲、阿买妮学派评述》，彭书麟《从整一多元看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独特性》，李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权雅宁《试论中国文论的多元一体知识形态》，左玉堂《彝族明清时期诗文论述评》，王明贵《古代彝族文艺家的诗歌与诗学》，龙珊、郭锐瑜《彝族古代诗论中的诗学功能与价值》，孙纪文《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论的汉语表达系统》《明清回族文论的话语融通问题》，曾明、孙纪文《异质、同构与融合：清代少数民族文论发展属性分析》，等等。

其研究路径主要有二：一是对我国不同民族传统文论的历史发展及面貌特征予以概括性论说；二是从宏观的角度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予以观照探讨。

在第一个方面，左玉堂《彝族明清时期诗文论述评》一文认为，彝族诗文论经魏晋南北朝、唐宋至明清时期发展成为诗文论创作潮流，产生了一批用彝文和五言体写作的诗文论，也出现了以汉语为表达形式的诗文论，这是彝族诗文论发展繁荣的标志。这些诗文论篇章，所传达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触及一些文学理论批评的根本性问题。如，文学与生活、内容与形式、想象与虚构、方法与技巧、品位与风格、功能与价值等，给人们以许多有益的启示。(10)左玉堂：《彝族明清时期诗文论述评》，《毕节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又如，马建智《藏族诗学的文体论》一文认为，藏族文论多方面吸纳了汉地与印度的文论思想，形成了富于自身特色的文体论。藏族文体论在分类上把诗分为诗体、散体与诗散混合体，在结构上对自解式、通类式、仓储式、集聚式四种类型作了精到而详尽的论述。藏族文体论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在文体分类上，坚持以外形式划分文体的类型；在文体论说上，采用诗、散和例结合的结构方法；在文体研究上，以藏族文学实践活动为基础阐释《诗镜》之说。(11)马建智：《藏族诗学的文体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1期。

在第二个方面，王佑夫《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论发展简述》一文认为，我国少数民族文论源远流长，所呈现的情况复杂多样，要对其演化轨迹作出细致勾勒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一是古代少数民族文论存在形态多样化的特点，其中之一是书面文论与口头文论并存，口头文论是一种集体创作，既无写作时间可考，又具有一定的传承变异性，很难从历时角度去确认其具体衍变发展过程。作者提出，应以动态的、历史的眼光观照中国少数民族文论的承纳衍化流程，以辩证的态度对其予以认识及把握。(12)王佑夫：《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论发展简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曾明、孙纪文《异质、同构与融合：清代少数民族文论发展属性分析》一文认为，在民汉文论相互比较的文化语境中，清代少数民族文论的发展明显附着了异质与同构的色彩。在以汉语书写为主导的文化语境下，清代民族文论的话语资源逐渐融汇到以汉族文论为核心的系统中，并建构出一个丰富完整的理论话语体系。交汇与融合，使清代文论既打上中国文论多元一体、生生不息的烙印，又不失各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归属之感。(13)曾明、孙纪文：《异质、同构与融合：清代少数民族文论发展属性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在这一方面，著作主要有：王佑夫主编《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王佑夫主编《中国古代民族诗学初探》(民族出版社，2002年)，王佑夫、艾光辉、李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新疆大学出版社，2014年)，巴莫曲布嫫《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何积全《彝族古代文论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等等。

(二)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家或文论典籍的个案性考察

在这一方面，所出现论文相对较多。其中，元好问、李贽等几位为人们所相对熟知的文论家的考察成果，在此不作罗列。在对其他少数民族传统文论家或文论典籍的考察上，所出现论文主要有：觉非《令人震动的傣族“诗品”》，蓝华增《赵藩论云南四诗僧——赵藩〈论滇诗六十首〉笺释四首》《白族学者赵藩的云南诗史观》，马清福《蒙古族文艺理论家法式善》，魏中林《法式善的诗学思想及其在乾嘉诗坛上的地位》《法式善与乾嘉诗坛》，陈少松《评法式善〈梧门诗话〉》，陈水云《文学传统与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张龙《纳兰性德词学思想综述》，祝注先《清初土家族诗人田舜年的诗作与诗论》，何积全《浅谈彝族古代诗学专著〈彝语诗律论〉》，丘振声《试谈壮族诗人韦丰华的诗论》，沈嘉泽《彝族诗学的经典论著——评〈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李玩彬《略谈壮族学者郑献甫的诗论》，王佑夫《维吾尔古代诗学之星》，杨开达《赵藩的文艺思想》，张世斌《满族词人纳兰性德词学思想研究》，蓝士英《论〈梧门诗话〉中的“毗陵七子”》，米彦青《从〈梧门诗话〉看法式善的唐诗观》，裴喆《晚清满族词人、词论家继昌论略》，宋晓云《略论马祖常的“同韵说”思想》，叶官谋《论清代壮人儒士郑献甫之诗学思想》《清代壮族文学家冯敏昌之诗学思想及其成因》，多洛肯、胡立猛《清初回族诗人丁澎诗学思想探析》，多洛肯、郭兰英《西域色目诗人丁鹤年诗歌艺术特色及其诗学主张探微》，李锋《〈田氏一家言〉的文学批评方法及特色》《〈滇南诗略〉中对白族诗人评点的特征及价值》《壮族文士曾鸿燊的论词诗及其词学史价值》，李淑岩《论〈八旗诗话〉与法式善的诗学观》《〈梧门诗话〉编选与法式善诗坛地位之确立》，宏伟《论〈梧门诗话〉的创作背景及其特点》，孙燕《儒家文化与纳兰性德诗学思想》，许珂《从〈左庵词话〉看晚清满族词论家李佳的词学思想》，沈燕红《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张炜《壮族诗人韦丰华诗论探析》，胡建次、孟祥财《翁麟声〈怡簃词话〉词学思想探论》，等等。

其研究路径主要有二：一是从独特的视点或批评文献角度考察单个文论家包括累积型文论典籍所体现的文论思想；二是对某一文论家或文论典籍的理论批评思想内涵予以总体性论说。

在第一个方面，宋晓云《略论马祖常的“同韵说”思想》一文认为，在元朝兴起的过程中，大量不同地区的人们移居中原及江南地区。其中，有不少民族、语言与文化背景各异的人参与诗歌活动。由此，使用何种语言文字进行创作便成为诗坛面临的现实问题。针对这一状况，色目诗人马祖常强调“同韵”说，主张不同民族的人共同使用汉语音韵文字进行创作。“同韵”说的本质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强烈认同，体现出论者对中华多元文化共同体的深刻预见。(14)宋晓云：《略论马祖常的“同韵说”思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又如，李锋《壮族文士曾鸿燊的论词诗及其词学史价值》一文认为，曾鸿燊的《题词绝句十八首》集中体现了兼容并蓄的词学批评观念。其词学批评观的形成一是与晚清兼容并包的词学思潮紧密相关，二是其诗学秉赋与创作个性使然。从词学史而言，曾氏的论词诗填补了我国少数民族相关词学文献的空白，从一个视点呈现出晚清少数民族文论发展的层次及水平。(15)李锋：《壮族文士曾鸿燊的论词诗及其词学史价值》，《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在第二个方面，孙燕《儒家文化与纳兰性德诗学思想》一文认为，满族词人纳兰性德的诗词，既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充蕴民族心理特质，同时又表现出深受中原汉儒文化影响的特质。他的诗学思想受到满汉交融这一时代特征的影响。其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张汉儒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与满人自由不羁创作精神相互结合；二是倡导对儒家诗学表达形式尤其是比兴手法的借鉴吸收；三是提倡将传统儒士的济世精神与忧患意识融入具有民族风情的自然景观描写之中。纳兰性德的诗学思想，体现出民族性、地域性、传统性与时代性相融合的色彩。(16)孙燕：《儒家文化与纳兰性德诗学思想》，《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2期。又如，叶官谋《清代壮族文学家冯敏昌之诗学思想及其成因》一文认为，冯敏昌主张诗歌创作应书写真情实感，不作无病呻吟；应一气呵成，富有气势；应做到秀外慧中、温柔敦厚。他提出，要想在创作上有所成就，就应当广为游历、勤力习效；同时还要做到转益多师、自辟新境。冯敏昌的诗学思想，主要得益于几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深厚的儒学家风；二是直诚磊落的个性与善学多思的习惯；三是有一群文学师友的导引切磋。(17)叶官谋：《清代壮族文学家冯敏昌之诗学思想及其成因》，《河池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在这一方面，所出现著作主要有：刘泽《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方满锦《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研究》(万卷楼图书公司，2002年)、宏伟《法式善梧门诗话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李淑岩《法式善诗学活动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等。

(三)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观念与命题的探讨

在这一方面，何积全、李沛、彭书传、艾光辉、巴莫曲布嫫、罗曲、王冶新、鲜益、东人达、黄龙光、宝音达、明贵、贺孝恩、袁愈宗、马建智等人都有呈献。其所出现的论文，以对彝族传统文论观念与命题的探讨为多。如：何积全《彝族古代文论家论文艺的社会作用》，李沛《古代少数民族文论家论文学创作》，彭书传《评以“根”为核心的彝族古诗论》，艾光辉《略论清代壮族诗论家对诗的特质的思考》，巴莫曲布嫫《彝族古代经籍诗学体系中的诗体论说》，罗曲《彝族古代文论“押音”的表现模式》，王冶新《〈彝族诗文论〉浅析》,鲜益《彝族传统文论中“程式化”理念的诗学阐释》，东人达《古代彝族“诗骨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一项创举》，黄龙光《彝族民间经唱歌诗传统及其诗教诗论解读》，宝音达《简析少数民族文论中有关文学功能的论点》，王明贵《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及彝语诗歌中的押调实证研究》，贺孝恩《彝族古代诗学“诗根论”美学内涵探析》，袁愈宗《论彝族古典诗学中的文学宗教功能观》《论古典彝语诗学中的“根”范畴》，马建智《藏族诗学的文体论》，等等。

其研究路径主要有三：一是对单个民族的独特文论概念与命题予以考察；二是对单个民族的文论命题与范畴集群予以探讨；三是对几个民族某些具有相类性的文论概念、命题与范畴予以论说。

在第一个方面，袁愈宗《论古典彝语诗学中的“根”范畴》一文认为，彝族传统思维习惯中，存在着一种追宗溯源、盘根究底的运思方式，这就是“释原”意识与“述源”思维。它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的表现就是对万事万物之“根”予以探问追寻，这些特点在彝族诗学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在传统彝语诗学中，“根”的含义与人、文化知识、艺术形象及社会生活都有着紧密的比附或象征联系，它成为彝族传统诗学表达的核心范畴之一。(18)袁愈宗：《论古典彝语诗学中的“根”范畴》，《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在第二个方面，王明贵《古代彝族文艺家的诗歌与诗学》一文认为，彝族古代文论家所采用的论说方法中，一种自证的重要形式就是利用自身创作来进行理论思考、话语建构与批评展开。用自源性文字传统彝文来创作作品和建构文艺理论批评，是彝族古代文论家在传统文化土壤中提炼的精华所在。其主、根、骨、魂等核心概念，扣、连、偶、对等格律形式，秉承了彝族文化的灵魂所在，自创一格，自成系统，从一个独特的视域丰富和发展了世界文论的宝库。(19)王明贵：《古代彝族文艺家的诗歌与诗学》，《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在第三个方面，宝音达《简析少数民族文论中有关文学功能的论点》一文认为，我国少数民族文论看似十分零散，然其涉及面广，有着各自的生命力传统与内在系统性，显现出特殊的价值。在我国少数民族文论中，有关文学功能的论点较多，主要表现在：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将其视为治理国家、教育民众的重要手段；重视文学的认识作用，肯定其传播知识、提高人的素质的功效；当然，也肯定文学的审美价值与娱乐功用等。(20)宝音达：《简析少数民族文论中有关文学功能的论点》，《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四)中国多民族传统文论的比较与影响研究

在这一方面，蓝华增、刘淑欣、宋晓云、娜仁高娃、张胜冰、满全、于晓川、张杰、东人达、金乾伟、袁愈宗、刘湘萍等人都予以过辨析。其所出现论文主要如：蓝华增《傣族与汉族的古代诗歌和诗论比较》，刘淑欣《彝汉古代诗论历时性比较研究》《彝汉古代诗论比较研究二题》《彝汉古代诗论中的“相对观”之比较》，宋晓云《刘熙载与举奢哲、阿买妮诗歌本质观之比较》《刘熙载与举奢哲、阿买妮诗歌创作观之比较》，娜仁高娃《〈诗镜论〉对蒙古族诗论的影响》，张胜冰《西南少数民族原始诗学与汉语诗学的关系》，满全《汉族文论中的“诗味说”对蒙古族文论的影响》，于晓川《味“味”之味——彝族文论与汉族文论之个案比较》，张杰《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理论比较之商榷》，东人达《阿买妮“诗骨”论与刘勰“风骨”论比较》，金乾伟、杨树喆《古代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文论族别比较研究》，袁愈宗《古典彝语诗学与汉语诗学理论背景比较》《汉语诗学与彝语诗学文本特征比较论》，袁愈宗、刘湘萍《古典汉语诗学与彝语诗学创作特征比较论》，刘湘萍、袁愈宗《接受视域下的彝语诗学与汉语诗学比较》，等等。

其研究路径主要有二：一是将某一个民族文论与汉族文论予以专题性比较辨析；二是从宏观角度对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文论的异同予以观照论说。

在第一个方面，如，宋晓云《刘熙载与举奢哲、阿买妮诗歌创作观之比较》一文，从创作对象、创作原则、创作主体三个方面，对刘熙载与举奢哲、阿买妮的诗歌创作观念进行比较。刘熙载认为：“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诗“不可一作不真”“往活处炼”“诗品出于人品”；举奢哲、阿买妮提出，诗要“浓墨描事象，重彩绘心谱”“要把人写活”“主脑要抓准”“学识是主骨”。两方面的诗学观念既有相通又显相异，其相异处恰恰就是汉族抒情诗学繁盛、彝族叙事诗学发达的具体体现所在。(21)刘淑欣：《彝汉古代诗论比较研究二题》，《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

又如，袁愈宗、刘湘萍《古典汉语诗学与彝语诗学创作特征比较论》一文认为，在创作论上，彝语诗学与汉语诗学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主体性方面。两相比较，彝语诗学作者的宗教色彩表现更为浓厚，社会身份也具有多重性；汉语诗学家一般都是普通知识分子，大部分人的宗教信仰相对比较淡薄。双方面人员在创作上都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在各自的文化环境中自成系统，都富于历史传承性特点，但相对来说，汉语诗学更能吸纳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两方面人员的创作思维也多有相似之处，都具直观性、实践经验性特征。在诗学理论溯源上，彝汉诗学系统都喜欢把理论根基向远古追索，都有一种“圣人”情结，相对而言，汉语诗学追溯得更为辽远，更见形而上的特点，往往要从宇宙、天地、人生的高度来加以阐说。(22)袁愈宗、刘湘萍：《古典汉语诗学与彝语诗学创作特征比较论》，《贵州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在第二个方面，张胜冰《西南少数民族原始诗学与汉语诗学的关系》一文认为，西南少数民族原始诗学与汉语诗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所体现的思想内涵与表现形态显得更加原始，这与西南少数民族保留了较多的原始文化传统有关。汉语诗学已演变发展为比较理性化的诗学系统，这主要是受到以儒家为代表的史官文化影响的结果。西南少数民族原始诗学与汉语诗学的相互关联、纽结与会通，是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传统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23)张胜冰：《西南少数民族原始诗学与汉语诗学的关系》，《民族艺术研究》2004年第6期。金乾伟、杨树喆《古代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文论族别比较研究》一文认为，古代少数民族文论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以独特的民族特色与汉族文论相融互进。在宗教意识、思维方式、心理特征、传播表达、功能言说、社会效果等方面，它们都有着鲜明的差异。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论有着独特完整的体系，有着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24)金乾伟、杨树喆：《古代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文论族别比较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三、结论

总结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可以看出，其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的理论性倡导；二是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的实践展开。其中，第二个领域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的概括性论说；二是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家或文论典籍的个案性考察；三是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观念与命题的具体探讨；四是对我国多民族传统文论的比较与影响研究。这些研究显示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将中华多民族文论研究有力地往前予以了推进，为中华多民族文论体系建构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支撑。

当然，需指出的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方面的不足。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目前情况来看，所出现的研究著作还不太多，这从一个侧面大致表明其研究的热度还不是太旺，研究的力度还不显劲健，我们应不断加强少数民族传统文论思想内涵的阐释工作，在立足以多元文化为本的基础上，在与当代“讲述”中的文论系统的有机联系中去努力加以探论。二是我们应切实加强中华多民族文论共同体意识，从积极建构中华多民族文论共同体的高度，去进一步发掘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的内在价值及意义，将民族传统文论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去加以关注与弘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自身已然具备了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但如何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则体现了文论家的责任与担当。相信未来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能够在中华多民族文化的有机交融共生中走向更加繁荣发展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