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荣，辛 巍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哈尔滨 150028)

瘟疫是由一些强烈致病性物质，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其特点是流行范围广、死亡人数多。从病理学角度来说，可以归为生物危害。近现代以来，在黑龙江地区暴发和流行的瘟疫主要是鼠疫、霍乱、天花、麻疹、流感等，其中以鼠疫和霍乱最为严重，对社会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政府和民间力量纷纷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防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的防疫工作借鉴。

一、鼠疫和霍乱流行

(一)鼠疫流行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危害人类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之一。根据相关资料记载，1910—1954年黑龙江地区曾经发生过13年次鼠疫，感染鼠疫患者为33467人，死亡33453人。其中1910年10月—1911年5月、1920—1921年、1946年7—10月发生的3次鼠疫规模较大，影响广泛，死亡人数多。

1.1910—1911年的鼠疫

呼伦贝尔是旱獭鼠疫疫源地，早在1893年就发生过鼠疫，死亡100多人。此后，在满洲里、扎赉诺尔等地亦偶发鼠疫，但是因影响人口较少，未形成流行局面。20世纪初期，国际旱獭皮张贸易兴盛，獭皮价格暴涨。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1万多人在满洲里、海拉尔及俄境额尔古纳河下游一带围捕旱獭，剥皮出卖，吃肉充饥。感染鼠疫的旱獭由此将病菌传染给捕猎者，鼠疫由此在人群中传播开来。1910年夏秋之交，在俄境达乌利亚华工中间出现了鼠疫病患。俄方深知鼠疫是烈性传染病，遂以暴力驱逐华工。10月25日，逃回满洲里的病患咳血而死，惊恐的人们四处逃散。鼠疫沿着中东铁路迅速向东北各地扩散，“如江河一泻千里，不可遏绝”，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奉天等地疫情接连暴发。哈尔滨作为铁路枢纽城市染疫最为严重。10月27日，在哈尔滨的俄国人已经有人染疫。11月7日，在傅家甸出现染疫的中国人。9日，有3人死于鼠疫，不久每天死者增加到数十人。12月10日以后，死亡患者每天达到100多人，持续近1个月。当时哈尔滨人口约为7万，死于鼠疫者达5693人，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国人，仅有40名俄国人、53名其他国家的人因鼠疫死亡。此外，呼兰病死者达5000多人，双城病死者达4000多人，海伦病死者达2000多人，龙江、绥化、巴彦、阿城、宾县等地病死者都达1000多人，其他州县病死者为100～800人。按照现在黑龙江省地域统计，死于鼠疫的患者近26500人。

2.1920—1921年的鼠疫

1911年4月，第一次东北大鼠疫被消灭后，在中东铁路沿线和中俄边境地带仍有零星鼠疫病例，但未酿成大的疫情。1920年10月，海拉尔发现了52名鼠疫病患，防疫专家伍连德率人将其隔离起来。然而，由于管理不严格，导致数名病患逃跑，其中有人逃到了扎赉诺尔煤矿。此矿当时有矿工4000多人，绝大部分人居住在低矮简陋的工棚里，每个棚里聚集了10多人乃至数十人。矿工中很快有人染疫死亡，至1921年1月18日，至少有16名矿工死亡。随即鼠疫在矿区凶猛暴发，最终有1017人丧生。离煤矿20多公里的满洲里再次成为鼠疫重灾区。携带病菌的矿工惊慌逃来避难，造成1141人死于鼠疫，其中包括334名苏俄人。鼠疫随着逃亡的人流沿中东铁路蔓延，1月18日，齐齐哈尔报告出现第一例鼠疫病患，最终死于鼠疫者为1734人；1月22日哈尔滨报告出现第一例鼠疫病患，最终死于鼠疫者为3125人。由于伍连德率领东三省防疫总处及社会各界在哈尔滨采取有效措施抗击鼠疫，使其没有进一步大规模扩散，基本上限制于黑龙江和吉林两省。此次鼠疫持续了近1年时间，最终死亡人数为9300人。

3.1946—1954年的鼠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哈尔滨郊区(平房区)建立了细菌工厂，专门研制细菌武器，鼠疫菌是其中之一。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在战败之前，为了掩盖其罪恶，将细菌工厂炸毁。大量染有鼠疫菌的啮齿类和蚤类动物四处逃散，遍布于周围的村屯和田野，鼠疫病菌随之扩散，致使当地的达乌尔黄鼠染疫。从此，鼠疫病原体传染给这里的啮齿类动物,成为当地生物群落的成员，参与自然循环。在1950—1959年的疫源检索中，先后从当地黄鼠、大仓鼠、褐家鼠、小家鼠、黑线姬鼠等体内分离出鼠疫菌，表明鼠疫源已经在这里固着下来，并形成了世界上唯一的人为鼠疫疫源地。

哈尔滨人为鼠疫疫源地形成以后，其危害性于1946年初夏就显现出来。1946年6—9月，在731部队细菌工厂附近的村屯——后二道沟、东井子、义发源等3个自然屯暴发鼠疫，持续了3个月，染疫者达103人，其中腺鼠疫87人、肺鼠疫16人，全部死亡。后二道沟的疫情最为严重，全村500人中，就有39人死于鼠疫，占全村人口的8%。其中一个19口之家，在20天之内就有12人染疫身亡。1948—1950年，在731部队细菌工厂遗址附近的村屯又发现鼠疫患者25人，死亡19人，救治生还6人。1951年8月6日—9月10日，靠山屯、杨家店、正红旗五屯又有6人染上鼠疫，死亡2人，治愈4人。1954年5月30日，哈尔滨市鼠疫防治站的一名防疫员在夏家窝堡屯附近进行疫源检索时，不慎感染鼠疫，后经及时治疗痊愈。总之，1946年6月—1954年9月，在哈尔滨平房区10个居民点发生了4次由本地疫源引发的鼠疫，流行的范围基本上环绕日军731部队遗址。感染鼠疫者共计135人，死亡124人。

1945年9月—1947年11月，哈尔滨市区还发生了两次外部输入的鼠疫。 1945年9月27日至11月30日，鼠疫由内蒙古海拉尔传入哈尔滨市区，计有15人染疫，14人病死，1人治愈。1947年8月27日—11月4日，鼠疫由内蒙古乌兰浩特输入哈尔滨市区，迅速传播，56人染疫死亡。

泰来县位于黑龙江省西部，与内蒙古和吉林鼠疫区比邻，属于东北疫区的边缘地带。1945—1953年，该地共发生鼠疫4次，染疫者24人，死亡22人。其中当地原发鼠疫3次，感染者13人，分布于4个乡5个自然屯；外地传入1次,感染者为11人，均在泰来镇内一居民大院内。

综上所述，1946—1954年，黑龙江地区感染鼠疫的病患为230人，死亡216人，死亡率极高。1954年以后，黑龙江人间鼠疫基本被消灭，鼠间鼠疫持续到1959年。但是哈尔滨卫生防疫部门对鼠疫疫情的监测常抓不懈，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

(二)霍乱屡次暴发

霍乱是因摄入的食物或水受到霍乱弧菌污染而引起的一种急性腹泻性传染病。病发高峰期在夏季，能在数小时内造成腹泻、脱水，甚至死亡。近现代黑龙江发生了5次规模较大的霍乱。

1.1902年的霍乱大流行

1902年初，霍乱在中国南方部分地区暴发。5月以后，北方地区也发生了霍乱。5月23日，一艘载有约1500名中国劳工的客轮“湖南号”由塘沽驶抵营口港。这些人下船后换乘火车前往铁路沿线各地。次日，就发现其中有30人患有霍乱，9人死亡，霍乱随即在东北迅速流行。6月17日，哈尔滨道外发现了霍乱患者；翌日，在道里和南岗也发现了霍乱患者。相关资料记载，哈尔滨查出俄籍霍乱患者608人，治愈325人，死亡283人，病死率为46.55%；查出中国霍乱患者1050人，治愈403人，死亡647人，病死率为61.66%。

齐齐哈尔、呼兰、阿城等地也发生了霍乱。其中齐齐哈尔的霍乱最为严重，每日死者约有七八百人，持续了近半个月之久。死者中以瑷珲难民居多，其皆因“庚子俄难”被迫流落于此，艰难度日，“饥多饱少”，导致身体虚弱，“染患者多，甚至举室全殁”。

2.1919年的霍乱

1919年7月22日，营口发现了首例霍乱患者。随即疫情即沿交通线迅速向北及周边扩散。8月3日哈尔滨发现的首例霍乱患者系数日前从上海返哈，其发病时，腹部绞痛和腹泻。医生建议其住院治疗，遭到拒绝，20个小时后死亡。5日，又有一名霍乱患者被送入医院，经过8小时抢救未果死亡。8月中旬，哈尔滨霍乱疫情最为严重，仅15日死亡人数就达到227人。至8月末，霍乱基本得到控制。据统计，哈尔滨霍乱患者达13000人，死亡4503人，其中俄国人705名、日本人60名，死亡率近35%；齐齐哈尔霍乱患者349人，死亡162人；牡丹江霍乱患者834人，死亡447人。此次霍乱波及社会各阶层，上至高官富商，下至贩夫走卒。例如，滨江道尹张寿增因食用生虾上吐下泻，卧床不起，面色苍白，经及时住院治疗而获救。但与他共餐的另外3名社会名流在几天之内相继病亡。3名妓女吃了沪菜风味的生虾后得病，有1人死亡。

3.1926年的霍乱

1926年，霍乱在亚洲大规模流行，其范围较1919年更广，势头更凶猛，从年初起就横扫南亚和东南亚。5月中旬，在上海发现中国第一例霍乱患者。8月初疫情扩散。5日，哈尔滨道外出现了第一例霍乱患者，随后疫情传播扩散。由于哈尔滨经历过鼠疫和霍乱，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传染病已有了解和认识，所以病患及时主动到医院诊治，百姓也注意个人防治，最终未酿成大的疫灾。8月5日—9月13日，哈尔滨感染霍乱者为280人，死亡29人。肇州县感染霍乱1532人，死亡219人。整个东北地区死于霍乱者为1500人。

4.1932年的霍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1932年2月，日军占领了哈尔滨，黑龙江地区沦为日本的殖民地。5月，上海出现了霍乱病例，疫情迅速蔓延至全国。7月29日，哈尔滨市道外出现首例霍乱病例。8月1日，道里也出现因食用西红柿感染霍乱的病例。8月7日，松花江洪水侵袭哈尔滨，街道、房屋被江水浸泡，“全市尽成浊流世界矣”。水灾为霍乱瘟疫的大规模流行提供了温床，使得哈尔滨市的霍乱疫情呈猖獗态势。8月15日，霍乱患者近300人，至10月2日，仍有霍乱患者死亡。这次疫情持续了2个多月，哈尔滨的霍乱患者共计621人，死亡248人，死亡率为40%；齐齐哈尔有霍乱患者232人，死亡184人，死亡率达79.3%；富拉尔基有霍乱患者106人，死亡84人，死亡率达79.2%；满沟有霍乱患者150人，全部死亡；对青山有霍乱患者2人，全部死亡。可见，黑龙江其他地区虽然患病人数较哈尔滨为少，但死亡率奇高，甚至有达100%者。而当时全国霍乱平均死亡率为33%～34%，充分说明在伪满政权统治之下，黑龙江地区民众的境遇是非常悲惨的。

5.1946年的霍乱

1946年夏季，上海发生霍乱。此时恰是国民党发动内战之际，大批国民党军队从上海调入东北，霍乱也随之蔓延到东北，首先在东北南部地区肆虐，7月中下旬传入黑龙江境内。7月21日，霍乱在哈尔滨平房区一带流行，进而扩散到双城县，使2000多人染疫，死亡近1000人，仅县城内就死亡600多人。8月初，霍乱传入哈尔滨，首例患者发现于太平桥附近。到9月中旬，哈尔滨市共有霍乱患者167人，死亡97人。与此同时，泰来县也流行霍乱，有患者60多人，死亡34人；牡丹江市有患者429人，死亡190人；呼兰县有病患200多人，死亡100多人。此外，肇源、五常、泰来、龙江等地亦有流行。

尽管当时处于国共内战时期，哈尔滨、双城、牡丹江等市县仍然组织了临时防疫组织，采取各种紧急措施，积极防疫。仅哈尔滨市防疫所就研制出霍乱菌苗35．6万毫升，预防注射1．1万人，并支援全省各地使用。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霍乱仅持续了2个月左右就被扑灭了。

1947年齐齐哈尔市发现霍乱患者15人，死亡11人，治愈4人。1948年以后，全省再无古典型霍乱发生。

二、疫情防控措施

近现代黑龙江地区发生了多次鼠疫和霍乱等传染病，使无数人丧命，给社会造成深重灾难。面对汹汹疫情，整个社会行动起来，采取各种举措进行防控，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设立防疫机构监督和指导防疫

1910年10月—1911年5月的东北鼠疫暴发后，迅速蔓延，死人无数，造成社会恐慌。清政府匆忙建立防疫组织，统筹协调社会力量控制疫情。1910年11月初，哈尔滨出现鼠疫病患。15日，滨江厅邀请社会各界20多人组成防疫公会，商议建立养病院和检疫所。后来防疫公会改为防疫局，是此次疫情中建立最早的地方防疫组织，下设隔离所、诊病所、防疫执行处、消毒所等，收治鼠疫患者。随着疫情加剧，清政府采纳伍连德的建议，在东北建立防疫局，管理黑龙江、吉林、奉天等省防疫事宜。1911年1月20日，黑龙江省地方当局建立了“江省全省防疫会”，下设防疫卫生队、调查团、诊治所、检疫所、隔离所、掩埋队等。1911年1月26日，吉林地方当局建立了全省防疫总局，下设23个防疫分局，具体管理各地防疫。哈尔滨防疫局也划归其管理，主要职能是筹措防疫经费、制定和颁布防疫法规、收集和分析疫情、监督和指导防疫工作、与各方面力量进行防疫合作等，是防疫的指挥和领导部门，在防治和消灭鼠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2年初，伍连德在哈尔滨创建了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在满洲里、同江、依兰、黑河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和医院，监控鼠疫，救治传染病患者。1920年10月，海拉尔发现鼠疫患者。1921年1月26日，黑龙江督军在齐齐哈尔设立了黑龙江省垣防疫处，1月28日，在哈尔滨设立了临时防疫事务所，滨江道尹为总办，伍连德为会办。与此同时，吉林警务处筹建了吉林省防疫总事务所。这些机构共同承担起防疫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1932年夏，霍乱与松花江洪水并袭哈尔滨，伪哈尔滨政府设立了联合防疫委员会，下设户口调查队、预防注射队、防疫队、巡回检查队、消毒队等，统辖“满、日、俄”卫生防治机构进行防疫。1946年夏，霍乱暴发，哈尔滨市政府设立了防疫部，临时招集60名防疫人员，并且还组织传染病院、防疫所、市立第一和第二医院、公安局等单位245人参加了防治霍乱工作。牡丹江市政府成立了防疫委员会，组建临时防疫队扑灭了疫情。

(二)制定防疫法规

1910—1911年东北三省鼠疫大暴发之际，恰逢清末“新政”，宪政盛行，学习西方国家管理模式，重视法规制度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针对疫情也制定了规章制度，规范和约束疫情期间的社会行为，使防治疫病有章可循。1910年12月15日，黑龙江地方当局颁布了《会议防疫章程》，1911年1月19日直隶卫生局颁布了《京奉铁路防疫章程》，以后吉林地方当局颁布了《吉林全省防疫总局章程》《吉省检疫所留验章程》以及《消毒规则》《检疫规则》《吉林全省防疫总局防疫善后办法》《病故人家属财产善后章程》等，东北三省督署颁布了《对于营业上不洁之措置》《遮断交通之措置》，瑷珲道制定了《预防检疫办法》，东宁厅制定了《防疫局简章》等。这些地方法规制度是在防疫实践中产生的，具有强制性、操作性和针对性，也比较全面，涉及防疫组织的设立和职责、疫病的预防和救治、防疫经费筹集和使用、社会环境和个人卫生、各行业具体防疫措施、奖惩制度、疫情善后处理等。在此基础上，1911年4月22日，清政府民政部制定和颁布了《防疫章程》，共6章18条，颁行全国。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全国性的防疫法规，为其后的全国防疫奠定了法律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防治疫病更加重视。黑龙江地方当局针对霍乱鼠疫等传染病的法规制度不断完善，相继颁布了《防治传染病规则》《检定医生规则》《管理饮食营业规则》《管理澡堂卫生规则》《修正理发店卫生规则》《消毒队服务规则》《秽物场管理规则》等，为防疫提供了较全面的法规制度保障，从而维护了特殊时期的社会秩序。

(三)防控疫情的具体措施

近现代黑龙江地区疫情防控始于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防疫专家伍连德博士在防治鼠疫的实践中，探索出科学的控制疫情方法和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人人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肺鼠疫主要依靠飞沫传播，潜伏期短，病死率高。伍连德确诊哈尔滨的疫病为肺鼠疫后，立即设计出简易加厚口罩，要求所有人必须正确佩戴，彻底阻断病菌通过呼吸飞沫传播。小小口罩在防疫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以至于现今也是控制疫情的重要法宝。

2.隔离病患接触者和疑似病患

根据肺鼠疫的传染性，决定对接触病患者和疑似病患进行隔离。为此征用了民房、向中东铁路公司筹借120节车厢等作为隔离场所，最多时有1000多人暂住其中进行观察，控制疫情扩散。同时，封锁疫情严重的傅家甸与外界的联系，在其外围调遣军队驻守严防。以后，在东北主要城镇都设立了隔离所(营)，免费收容疑似病患，斩断病菌的传播链条。1920—1921年黑龙江鼠疫期间，隔离制度更加严格。对重疫区扎赉诺尔煤矿进行封锁隔离，禁止矿工自由行动，使严重的疫情得到控制。在列车中如发现鼠疫病患，周围人员全部送入当地隔离所，就地隔离。

3.阻断交通通道，遏制疫病的大范围传播

19世纪末期，随着铁路和公路的修建，东北地区内部、东北与华北地区的人员流动愈加频繁，病菌蔓延范围亦不断扩大，从而引起全国恐慌。为此，疫情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决定暂时阻断道路交通。1911年1月21日，清政府暂停京奉铁路营运，断绝了东北与华北的重要通道。黑龙江境内的齐昂铁路(齐齐哈尔至昂昂溪)也暂时停运。同时协调日俄两国政府，暂停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营运。在公路上设立由警察把守的卡点，检查或者拦截行人车辆，减少人员流动，特别是拦截南下车辆和人员。1920—1921年黑龙江再次发生鼠疫，哈尔滨至满洲里的铁路运营一度停止。

4.焚烧携带病菌的尸体

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暴发于严冬，带病菌的三四千具尸体无法深埋地下，暴露于野外，造成鼠疫菌的继续传播。1911年1月31日，伍连德率领防疫人员在哈尔滨傅家甸坟场进行大规模的焚烧病尸，大火持续了两天，然后将骨灰集中深埋。此举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的丧葬习俗，中外震惊，但却是防疫的关键举措。此后鼠疫患者逐渐减少，直至疫情最终消失。

5.消毒灭菌

每次疫情期间，防疫人员都使用专门的消毒器具对医院、患者住屋院落、个人物品及周围环境进行严格消毒。基本上使用溴水进行喷洒消毒，或者使用高猛酸钾与福尔马林调配的药水进行熏蒸消毒。房间消毒后必须24小时后才能开门。家庭消毒一般使用石灰或石炭酸，效果也比较好。实验证明，在1∶50的稀释浓度下使用石碳酸，最快5分钟就可以杀灭鼠疫杆菌。

6.整治公共卫生

疫情期间，各级政府加大力度整治公共卫生，清洁队及时清运街道小巷垃圾，并且提示商铺、客栈等及时将垃圾倾倒入垃圾车，不要堆放在露天场所；禁止随地大小便；对饮水井加盖井盖，严防脏物坠入，污染水源；及时清理污水井和沟渠，禁止向街边沟渠乱扔病死禽畜等。

7.接种疫苗，预防疫病

疫苗研发于18世纪末期，1879年研发出霍乱疫苗，1897年研发出鼠疫疫苗。在近现代黑龙江疫情防控过程中，都使用过疫苗进行预防。1910—1911年鼠疫流行期间，在哈尔滨部分俄国人接种过鼠疫疫苗，但因不对症而无效。1926年和1932年霍乱发生后，强制部分人免费接种疫苗，效果较好，大大减少了感染率和病死率。1946年夏季，黑龙江部分地区发生霍乱，哈尔滨防疫所研制出霍乱菌苗35．6万毫升，预防注射1.1万人，并支援全省各地使用。

三、经验和教训

20世纪初以来，黑龙江在控制疫情方面积累了较多较有成效的经验，甚至我们今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仍在遵循和采用。当然也有不少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一)经验

1.各级政府同心协力领导防疫

疫情既是医学问题，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个人或者团体的力量在巨大的社会危机面前黯然失色。只有政府利用其掌握的政权力量发挥其权威性，才能组织和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防控疫情，消灭疫病。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暴发后，清政府将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当帮办的伍连德调任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统一协调东北防疫。这是取得防疫最终成功的关键决定，当时却引起西方列强的不满。其强烈要求清政府免去伍连德的职务，而由他们掌控东北防疫大权。清政府顶住列强重压，坚决支持伍连德的防疫举措，坚持由中国政府掌控防疫大权。在防疫最关键之际，吉林巡抚亲赴哈尔滨考察疫情，要求所有人员听从伍连德指挥，并从长春调来军队协助封闭疫区。东三省总督亲自协调日俄两国暂停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营运，阻断疫情向华北蔓延。特别是1911年1月31日，清政府专门颁布谕旨焚烧携带鼠疫菌的尸体，此乃防疫之关键举措，举世震惊。民国时期黑龙江地区几次较大规模的疫情也是地方政府任命伍连德为防疫总指挥，并且筹集经费，调动军队和警察等全力支持，使疫情最终得以控制。1946年夏季，哈尔滨附近暴发鼠疫后，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组织哈尔滨市各种防疫力量及时隔离病患、消杀病菌、阻断交通，同时调派东北民主联军封闭疫区，遂使疫情没有扩散，稳定了社会秩序。

2.采用科学方法控制疫情

伍连德博士先后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德国哈勒大学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系统地接受了西方医学教育，主要从事微生物学研究。也正因此，他的防疫方法和方案都是建立在西医检验和诊断方法之上的，与中国传统医学有很大的不同。他消灭鼠疫的方案就是直接阻止病菌通过呼吸道传播。例如戴口罩、隔离病患、消毒杀菌、封闭疫区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霍乱是消化道传染病，他采取的方法就是静脉注射高渗生理盐水和直肠滴注生理盐水，疗效显著，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这些应对疫病的科学方法至今还在使用。

3.勇于创新，不盲目迷信权威

鼠疫和霍乱是烈性传染病，国际上对其防治已经有些先例和经验。伍连德到达哈尔滨以后，通过解剖尸体和查看鼠疫病患，认为这次疫情和以往不同，其传播途径是通过呼吸飞沫传播，即所谓的人传染人，直接颠覆了以往对鼠疫病菌传播的认识(此前学者研究认为鼠疫病菌是通过跳蚤叮咬传播给人)。日、俄、法等国医学家最初对伍连德的防治方案嗤之以鼻，坚决不佩戴口罩进行防护，甚至粗暴地拒绝与其探讨防治方案。但伍连德坚持自己通过反复试验得出的结论，即此次鼠疫是肺鼠疫，俄国医生使用鼠疫疫苗治疗是无效的。最终以法国医生梅尼之死证明伍连德的判断和防疫措施是正确的，即此次鼠疫是人传人的肺鼠疫，不是既有的腺鼠疫。伍连德终于获得国际医学界和西方列强的支持和认可。1919年夏季，霍乱传入哈尔滨，很多人染疫。伍连德通过诊治病人和显微镜检验，发现病人的症状与教科书所书有较大的不同，腹痛、呕吐和腹泻在短时间内就致人死亡。于是采用在虚脱期输液的办法进行治疗，取得良好效果。据疫情后统计，日本在大连的医院霍乱病人死亡率为56%，苏俄在哈尔滨的两家医院霍乱病人死亡率为33%和35%，而由伍连德领导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的鼠疫医院霍乱病人的死亡率仅为14%，由其指导的哈尔滨新建霍乱医院病人的死亡率为18%。

4.中外联合共同应对疫情

20世纪初期，黑龙江地区处于半殖民地状态。沙俄掌控着中东铁路，拥有极大的特权。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附属地居住着数万俄国人。日、英、美、法等列强也都有侨民暂居，强权在握。因此，黑龙江地方当局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必须联合西方列强共同防疫，才能取得实效。再者，对西方列强来说，1910—1911年的鼠疫让其联想起了欧洲中世纪导致两三千万人丧命的黑死病。特别是鼠疫发生后，在黑龙江的俄、日等国人也有染疫死亡者。因此，他们支持黑龙江的防疫，希望尽快控制疫情。俄、日等国率先强化对其侨民的管理，加强其管理城区的卫生清洁程度；及时通报疫情，建立鼠疫病房和隔离营；中东铁路公司提供120节车厢以隔离鼠疫患者和家属以及疑似患者。俄、日、英、美、法等国还派遣53名医护人员前来帮助救治病患、协助制定防疫法规、进行公共卫生建设、宣传防疫知识等。法国医生梅尼、日本医生织田、英国医生杰克逊等人还因防疫殉职。此外，俄国为此次防疫投入了24万卢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黑龙江地区防疫的资金困境。1920—1921年鼠疫期间，南满铁路公司也向黑龙江防疫部门拨款，主要用于日本侨民防疫和公共卫生清洁等。

5.利用舆论工具宣传科学防控知识

20世纪初，舆论在黑龙江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每次疫情发生后，政府、社会团体、个人等主动通过报纸、传单、演讲、讲座等大力宣传疫病危害、传播途径和防疫知识，号召用科学的方式应对疫情，促使社会接受文明进步的生活方式，成为防疫的亮点。《申报》《盛京时报》《远东报》《滨江时报》《大公报》《民国时报》等中外报纸宣传最为积极，图文并茂，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宣传医学知识，告诫民众洗手、剪指甲、勿食生冷腐败食物、饮用开水等；制作和散发卫生刊物、传单等免费宣传品，扩大宣传范围，使社会下层穷苦群众获得预防疫病知识。1919年夏季，哈尔滨发生霍乱，部分官员沿街发布传单和公告，讲解霍乱危害，督促患病者入院就医。1920—1921年黑龙江发生鼠疫后，伍连德领导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出版了《防疫日报》，专门报道鼠疫流行情况、政府的防疫措施、鼠疫防治知识。这是中国第一份官方卫生通报，很受欢迎。民众自觉科学防护，各种愚昧落后的所谓民间措施逐渐消失。此外，在城乡街道张贴绘有老鼠、跳蚤、苍蝇、污水等疫病传染物的卫生画报及防疫标语，经常性地进行卫生清洁宣传。

6.奖优罚劣，态度鲜明

鼠疫、霍乱等疫病传染性非常强，致死率高。所以，防疫是一项危险的、责任重大的工作。防疫人员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抗疫的。为此，各个国家的防疫法规中都有奖罚内容。当时俄国规定对外国医生抗疫殉职抚恤1万卢布。在1910—1911年东北鼠疫严重之际，吉林地方当局就临时规定向防疫捐躯的医生发放抚恤银1万两、向学生发放5000两，从而稳定了防疫医护队伍。以后，清政府颁布了防疫医护人员抚恤等级清单，将抚恤金分为4级，从1万两至200两不等，并且规定防疫官员的抚恤金要低于医护人员。此外，还将因防疫殉职的官员按照阵亡给予恤典，从而调动了各方面防疫的积极性。疫情过后，东北地方当局为在疫情中表现突出者请奖，如试署吉林交涉使兼署西北道郭宗熙、总医官伍连德获得“传旨嘉奖”，黑龙江呼兰府知府王顺存晋升为道员。对基层防疫人员也进行褒奖，黑龙江省有34名基层官员受到清廷奖励；方正县有10名警察、官吏被提拔，3人被奖赏五品顶戴；滨江厅有5名防疫突出者被封为五品官。黑龙江和吉林省还奏请朝廷为部分外国防疫医护人员颁发“宝星奖”，以表彰其在防疫中做出的贡献。民国时期，仍遵循清末奖惩规定，嘉奖防疫有功人员，抚恤防疫殉职者。

清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都对防疫不力的官员进行了严厉处分。吉林西北兵备道余驷兴因防疫不力导致哈尔滨鼠疫蔓延，受到清廷严责，此后，尽管他振作起来，积极支持和配合伍连德防疫，表现也很出色，但最终还是被革职。黄维翰是黑龙江政声颇佳的官员，曾任呼兰知府，政绩突出，在这次疫情中，因“防疫具报不实”被革职，从而彻底结束了宦海生涯。黑龙江民政使赵渊也因“防疫不力”被解职。

(二)教训

1.疫情初期政府作为不力，致使疫情蔓延

从19世纪90年代起，东北就发生过小规模的鼠疫。但因只有零星死亡病例，并未引起各级政府的注意。所以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出现死于鼠疫的病患时，也认为不足为奇。11月7日，哈尔滨傅家甸出现鼠疫病死者后，东北地方当局只是从奉天派遣两名医生进行敷衍，致使疫情扩散蔓延。直至12月22日，清政府才决定将伍连德博士调派哈尔滨主持防疫工作。此时疫情已迁延近两个月，丧失了阻止大规模扩散的最佳时机。尽管此后各级政府和伍连德齐心协力抗击鼠疫，但仍造成了数万人死亡。1920年10月海拉尔发现鼠疫病患后，伍连德博士亲赴疫区，将鼠疫疑似病患隔离起来。但是因地方军警管控不严格，致使病患逃离，疫情由此扩散，最终导致近万人死亡。由此可见，疫情暴发初期的管控和防治最为重要，是避免疫病大规模流行的关键。

2.民众素质低，抵制科学防治疫病

清末民初，黑龙江地区虽然经历了“新政”和辛亥革命的洗礼，受到了近代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但是普通民众的素质仍然较低，愚昧无知，特别是对疾病的认知还停留于传统旧例，治疗方法也是因循守旧，对西方医学的防疫治疗措施比较抵触，也是造成疫情蔓延的重要因素。其主要表现是：第一，祈求神明消除瘟疫。清末疫情初期，民众迷信天命鬼神，认为得罪神明才遭此劫难，于是烧香拜佛，祈求消除疫病。第二，鼓吹吸食大烟能够抵抗鼠疫，从而使毒品买卖更加猖獗。这种谬论先从扎赉诺尔煤矿传出，而后散播于东北各地。第三，笃信中医，抵触西医的防疫和治疗。中医治疗鼠疫的方法是放血、针灸等，实践证明是无效的。其对于霍乱的治疗是喝汤药，治疗时间较长，效果有限。西医针对鼠疫的防控是切断传染源，阻止病菌传播扩散。伍连德要求戴口罩防止唾液飞沫传染，但很多人将口罩挂在耳朵上或者套在下巴上，将口鼻暴露于外，完全起不到防护作用。1920年10月，海拉尔鼠疫疑似患者痛打将其隔离的警官，从隔离营逃跑，直接导致鼠疫大规模扩散。更有甚者，为了逃避隔离，部分鼠疫死者家属将死尸抛于街头，隐匿传染源。此外，还有些人不听从劝告，偷窃鼠疫患者的物品，致使染疫身亡。

3.公共卫生意识和设施差

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列强入侵，近代公共卫生意识传入我国。黑龙江地区开发较晚，实行军府制，政府行政职能少，居民大多是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的移民，流动性强，生活和生产条件较差，因此从地方政府到个人普遍缺乏公共卫生意识。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就是从下层民众居住的简陋肮脏的客栈扩散开来的。这些客栈和民居是地窨、半地窨式建筑，保暖性较好，但空气流通性差。屋内有矩形的砖砌火炕，占据房间大部分面积，坐卧、梳洗和用餐都在炕上。众人共用一个大炕，拥挤在狭小密闭的空间，极易病菌传播。一个鼠疫病人的唾液飞沫就能传染与其同一个炕上的其他人。这种低矮简陋民居遍布于黑龙江城乡，成为鼠疫、霍乱等传染病传播的温床。直至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道外区的环境仍肮脏不堪。携带病菌的蚊蝇再四处飞舞，停落于食物、碗盘、锅灶等处，极易致人患痢疾、霍乱等疾病；城乡街道、厕所、饮水井、沟渠等公共设施脏乱不堪，各种垃圾、粪便等随意倾倒于街道或者沟渠中，任其腐败，严重污染生活环境；饮水井很少加盖井盖，灰尘、脏物甚至垃圾污染井水，细菌丛生，从而引发消化道传染病流行。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在其沿线建立了近代医院，但是以为俄国人治病为主，中国人患病还是看中医为多。1912年后，在伍连德的筹划下，哈尔滨、齐齐哈尔、同江、黑河、依兰等地相继建立起了近代医院，用西医方法诊疗治病，在防治传染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疫病是人类的敌人，侵夺了无数人的生命。近现代黑龙江地区暴发过多次疫病，其中以鼠疫和霍乱最为严重，造成数万人死亡，举世震惊。相关研究表明，黑龙江不是疫源地，大部分疫情缘起于他处，后来蔓延至黑龙江，酿成疫灾。然而1945年8月，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战败后将鼠疫病菌播散于哈尔滨平房区，致使该地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人为鼠疫疫源地，疫灾绵延数年，夺去了数百人生命。汹汹疫情需要全社会行动起来，共同抗击，特别是各级政府要发挥强力权威作用，确保疫情防控取得成效；疫情是医学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医学专家的作用。伍连德博士多次领导黑龙江成功抗击疫情，获得世人赞许，维护了中国主权；近现代黑龙江在防控疫情过程中，构建起我国近代地区性公共卫生体系，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