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红 丽

(黑龙江工程学院 思想政治教研部，哈尔滨 150050)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以邻为壑、经济自利主义表现激烈，国际组织和超国家机制凸显无力无策，世界经济体系趋于碎片化。疫情蔓延致使过去几十年中创立的制造业全球布局遭受前所未有的阻隔，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正常链接关系被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一定意义上的停顿截断。疫情过后，如果缺乏动力以保护全球化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将会面临挑战。同时，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冲击国际秩序。而这些新的变化又进一步影响区域合作，尤其是面对中美力量对比出现的新变化，东亚合作甚至是东北亚区域合作都遇到了新的挑战。作为由中国首创的国际合作新模式，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无疑成为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催化剂。

一、新冠疫情下世界格局的新变化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核心要义就是“变”字，本质是世界秩序的重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欧综合实力遭受重创，中国也遇到了“全球产业链重组、外部市场萎缩”等挑战[1]。世界秩序由此发生深刻变化，正在由美国主导走向失序状态，国际机制由相对和谐滑向矛盾重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战略竞争，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方面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争夺。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葛罗米柯认为，当前国际形势与冷战时期有本质区别，以中美为核心的两极格局难以形成，因为“美苏两极格局不仅是两个全球权力中心的竞争，双方还共同致力于消除大规模武力对抗并稳定了国际关系。可以说，美苏格局稳定了国际体系，是‘稳定的两极’。而中美对抗将触发诸多不稳定因素，导致国际关系混乱甚至引发战争”[1]。中国学者滕建群认为，中美未来将缺乏实质性合作。俄罗斯外交学院院长亚历山大·雅科文科也认为中美矛盾还会继续升级。但中国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更不会结盟，同时全球合作机制依然存在，并未崩溃，即使美国退出，但大多数国家仍然倾向于通过国际机制来解决问题。由于疫情的影响，各国都把精力关注于本国的发展，不情愿加入新的两极格局，从这种意义上说，新的两极格局并未形成。但未来世界形势会出现新的趋势，力量将会重新分布，国际权力中心继续转移；国际社会再次呈现意识形态化，民族主义蔓延；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也都将寄希望于通过国家或次区域层次的合作来解决。俄罗斯专家认为，中国和美国将成为世界政治两大联盟的中心，其不断加深的冲突将对整个国际关系以及各国政治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由于保护主义盛行及美国因素的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受阻。对此，国际格局的新特点呼唤第三方市场合作能够在区域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逆全球化”思潮呼唤第三方市场合作，促进地区一体化融合。新冠疫情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世界经济遭遇严峻挑战，全球经济呈现零散化、区域化和政治化的特点。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遇阻，中美贸易战更加凸显了两者在全球化上的分歧，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加剧了全球化面临的挑战。疫情放缓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出现断裂重组，生产的本土化、地区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呈现出不同的走势。一是安全秩序中对立格局凸显。疫情期间，美国依然对中国发起战略竞争。在中国南海、东海和黄海同时派出军舰，挑衅意味浓厚。在区域安全上，美国的退出使得相关国家需要重新思考地区安全机制的建设。二是中国积极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出发，坚持以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和“一带一路”为切入点，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让世界为之惊叹；同时，疫情也改变着国际秩序的演变方向和方式，国际政治多极化因为主要国家力量的再平衡而向纵深演进。

国际格局的新特点对地区合作提出了严峻挑战，国际共同体意识正在减弱，国际规范正在弱化，民粹主义盛行，长远规划和顶层设计显得力不从心，但小多边主义盛行，区域合作呈现出新格局。以三方合作、多边合作为平台，促进区域发展为东北亚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特别是第三方市场的开拓将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催化剂。

二、新冠疫情下世界格局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控制再次强化了亚太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东北亚区域合作对于亚洲乃至世界都将产生重要影响。而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也逐渐增强，世界范围内各共同体利益的协调困难重重。因此，有必要将东北亚区域合作问题置于世界格局的新变化中加以思考。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阻碍了东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虽然中美两国不会出现冷战时期的以意识形态对立、军备竞赛等为显著特征的两极阵营，但围绕不同文明、不同理念、“守成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冲突还是客观存在的。中美之间的矛盾在短时期内可能会暂时弥合，但从长期看，非常可能徘徊在“非合作性平衡”的边缘。而美国的一意孤行使得其例外主义蔓延，非常不利于现有的国际秩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2020年11月17日在彭博新经济论坛上呼吁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要迅速采取行动，恢复中美关系，否则世界将陷入一场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美正在朝着“对抗的方向发展”，危机会从言语冲突升级为一场实际的军事冲突。美国必须意识到，它无法在经济和战略上取得“单边优势”，拜登政府应该利用新冠疫情这个“共同威胁”，展开和中国的对话与合作[2]。世界经济需要通过开放，相互依赖，发展自由贸易，进而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而利益的实现，需要构建贯穿区域和世界的价值链体系。

二是“逆全球化”对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全球贸易萎缩是“逆全球化”的直接表现。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在逐渐回暖，但美国坚持奉行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贸易的不平衡，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在“逆全球化”盛行之前，每个国家的经济战略选择都是经济全球化或区域经济一体化。但是，英国的“脱欧”打破了欧盟团结的神话，其后特朗普政府的频频“退群”则对区域一体化进程产生了消极影响。

“逆全球化”给东北亚区域经济带来了严峻的外部挑战。东北亚区域内各国经济互补性较强，且一直奉行通过多边主义原则来开展谈判议程。但是，“逆全球化”出现后，美国接连退出TPP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冲击了东北亚区域内各国建立合作的意识。尤其是美国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后，破坏了经济全球化遵循的平等互惠原则。同时，“逆全球化”也带来东北亚区域内部的分裂。由于受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影响，美国的亚太盟友——日本、韩国都在重新思考与其的关系，这使得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推行缓慢。

虽然“逆全球化”阻碍了东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但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东北亚区域合作带来了机遇。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原有国际关系的结构框架。由于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的制约，以往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缓慢，但在疫情下中日韩三国加强了彼此间的合作，由其主导的“互助+互救”新东亚合作模式逐渐兴起。可见，多边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平台在未来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第三方市场合作及多边区域平台与东北亚区域合作

2015年6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法国，两国签署了《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第三方市场合作是指中国企业与有关国家、企业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的经济合作。作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模式，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助于中国企业与各国企业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第三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和民生改善，实现 1+1+1>3的效果。中国已先后与西班牙、加拿大、英国等14个国家就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了诸多共识，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作为一种新型国际合作形式，第三方市场合作意在“通过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将发达国家的高端技术同中国的中端技术装备相结合，以更好地适应发展中国家需求，扩大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产品市场，也可以助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是三方受益之举”。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合作对象原则上要求是发达国家，合作面向的第三方是发展中国家，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尤其是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一体化的进程中，其灵活地兼顾了合作对象和第三方问题，表现出极强的操作弹性。

第三方市场合作之所以能够在复杂的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中发挥作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合作意识强烈。国际贸易治理存在合作促进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如何将竞争机制转化为合作机制，探索新的合作模式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其次，可以适度规避矛盾，弱化冲突。疫情之下，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复苏乏力，第三方市场的开展将弥补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进展不畅的劣势，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劲的动力。最后，国家间经济优势互补的需要。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及经济结构差异造成了市场份额不同，不同国家间需要开展优势互补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特点鲜明，有利于区域发展。一是它对接既有国际规则，没有倾向性；二是它开放、包容的特点主导着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进程；三是它弱化政府角色，扩大企业影响，优化合作环境，并遵循经济与政治相分离的理念。

东北亚区域内国家广泛开展合作，尤其是中日韩三国。中国先后同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建立了第三方合作。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期间，同李克强总理共同出席了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两国签署了52项合作协议。协议明确将泰国确立为两国合作的区域，将湄公河次区域泰国“东部经济走廊(EEC)发展计划”列为旗舰型项目，作为两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点项目。EEC计划的提出为中日经济走廊与产业合作提供了契机。这一计划所覆盖的区域非常广泛，其始于缅甸，横贯泰国、柬埔寨、越南与东南亚大陆部分，是东西经济走廊与南北经济走廊的交汇中心。另外，中日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开展有效对接了“一带一路”倡议。而“产业+技术+资本+市场”的合作模式则跨越了东北亚区域内国家的地缘冲突，推动了三方合作。此外，中国和日本对泰国的投资也为中泰铁路和EEC 铁路的对接提供了便利。

特朗普政府永久退出TPP，对日本政府造成了巨大冲击，严重压缩了日本的利益空间。为获得更多的战略自主性，安倍政府签署了“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中国加强经贸往来。此外，其与中国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在泰国开展得如火如荼，中日从“普遍竞争”关系过渡到第三方市场合作。同时，湄公河次区域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构想”的重要节点，为中日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了具体的合作平台。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有效路径，但不是唯一路径。多边合作也是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有益探索。第三方市场合作不同于简单的三边合作。三方合作强调合作而非对抗，它试图背离权力政治的传统规则，反对“2对1”的博弈思维[3]，强调共同收益。其基本逻辑为三方合作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简单双边关系的叠加。三方合作不同于第三方市场合作，原则上不强调两边强，第三方弱，三方可以发展水平不同，也可以相同，对于参与主体没有明确限制。例如，均势型中日韩三方合作，两强型中蒙俄三方合作，单强型美日韩三方合作，两强一弱型中日泰第三方市场合作。三方合作的关键在于三方内部分歧的聚焦解决。沃尔弗斯认为合作源于不同的激励元素，第一种来自三方内部，其目标是加强合作性集团的内部关系，此时的合作收益是内向性的；第二种来自外部，目标是通过彼此合作来应对共同的外部威胁，前提是有外部威胁的持续存在[4]。

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格局是“中强邻”关系格局，且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单元体。此“邻国”一方面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同时又与某个强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关系，其外交政策也深受这个强国的影响[5]。这种关系格局主要分为四组：中国—日本—东盟国家；中国—俄罗斯—中亚国家；中国—印度—部分南亚国家；中国—澳大利亚—部分太平洋岛国[6]。此种关系格局在外交实践中极易导致两种担忧：“邻国”担心因为中国推进与强国的关系而被边缘化，强国则担心因为中国改善与“邻国”的关系而导致其地区影响力削弱。当强国的这种担心上升到一定程度，进而转化为具体政策时，中国与强国在地区层面的竞争就会随之凸显出来。另一方面则是直接导致东北亚和东南亚分离，给美国离间东北亚国家间合作提供了机会。周边国家对待中国的策略一种是选择与中国竞争，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使地区共同收益受损。另一种选择则是与中国开展互利合作。合作必然产生收益，对于周边强国而言，推动地区强国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关键动力在于能否有效护持其地区影响力的政治收益；对于周边国家而言，则可以直接提速国家发展进程。

多边合作促进区域发展的典型案例是RCEP的签署。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历经八年，最终达成。RCEP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且在文本中保留了制度弹性与灵活性。RCEP以亚太区域经济集团为基础，加速了全球贸易力量的流动，促进了全球经济的良性发展。在亚太地区，RCEP和CPTPP作为两种超大型FTA，为地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路径参考。在全球范围内，RCEP将加速“经济区域化+X”模式成型，为全球化未来的发展样式提供参考。

四、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前景

东北亚区域合作挑战与机会并存。由于美国的介入，东北亚地区没有完整成型的安全机制，政治生态比较脆弱。虽然中日韩也有密切合作，但更多地是存在于经济领域。美国军事部署的针对性、技术限制等对东北亚地区的经济链接和安全合作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增加了东北亚地区的离散性。东北亚地区在实现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存在着难点和障碍。首先，东北亚地区国家缺少身份认同。从地缘政治意义的角度讲，美国不是东北亚国家，但它深深地影响着东北亚地区。日本的地区认同感不足，对“我是谁”认识不清。其次，在东北亚区域利益的认同上，各个国家对区域共同利益的认识信心不足。在区域能带给“我”的利益方面，东北亚部分国家态度并不乐观。因此，为了实现东北亚区域一体化建设，共同体理念、第三方市场合作和多边角度都是实现突破的路径。

一是确立“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东北亚区域共同体。“共同体”理念体现为“共同性”“共生观”。要建立东北亚区域有层次的区域协调性博弈，以弥合东北亚地区现实上存在的战略与利益博弈。党的十八大以来，秉持“亲诚惠容”理念、与周边国家一道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期我国周边外交的一个长期愿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一方面要扩大各方的共同利益，增强利益的共享性，强化“共生观”；另一方面则要积极探索切实可行的共同体实现路径。要以局部互信回避全局互疑，以拼图式累积渐进到区域整体范围的合作[7]。

二是搁置争议、寻求多边合作，推动东北亚和解与合作进程。东北亚区域合作已经到了调整期和整合期，尤其是在疫情之下，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出现了新特点。同时，安全格局转变和市场格局的形成，互为条件互为支撑，是东北亚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历史性结合[8]。目前，中国与周边强国之间的结构性压力依然存在，周边强国对地区影响力和收益依然高度关注。虽然在国家层面存在结构性压力，但企业层面依然遵循市场原则，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进程中，寻求可以获益的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不仅可以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产生“双边收益”，还有助于提升中小国家在三方合作中的话语权和议程设置能力。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目的，这一理念无疑可以厚植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基础。中日韩三方合作正在经历升级改造，“中日韩+1”和“中日韩+X”这样的“四方合作”与“多方合作”新模式也正在酝酿成型。这些新模式可以避免重复竞争，发挥优势，实现正和收益。

三是建构多边功能性合作机制，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多主动权的获得，使得东北亚地区国家参与地区事务的积极性提高。凝聚共同体共识，推进共同体行动，加强功能性合作，以促进东北亚共同体建设。从功能上看，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助于解决三方合作缺乏实际议题和具体项目的问题。疫情期间，中日韩三方密切合作建立起来的应急性合作凸显了共同体意识的增强。一方面，三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诉求在增加；另一方面，三国的政策协调、政治互信和社会交往的基础也在增强，为东北亚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中日韩+X”合作首先强调了利益的共同性和政策的可协调性。其次关注了与X方合作的可行性。合作过程的完善与建构既是收益评估的过程，又是合作机制、合作路径逐步构建的过程。作为次区域新的合作方式，“中日韩+X”模式为东北亚区域合作提供了全新的思考。

疫情之下，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面临的周边外交形势异常严峻。如何更好地经略周边，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第三方市场和多边合作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作为三方合作的催化剂，第三方市场合作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为此，加强多国合作，推动经贸往来，以促进中国因应疫情时代的国际格局，助力其应对大国竞争和开拓外交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