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主持人语：

本期艺术人类学栏目包含4篇文章，代表着今年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方向。周逸煊、金兑玩的《民族造型艺术对现代设计的文化认同的构建》，杨娜的《“汉服”的概念内涵与汉服体系的建构路径》与荣树云的《魅惑的技术：人类学视域中民间木版年画的艺术性分析 》都是关于艺术符号与社会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与应用的探讨，充分体现了艺术在当今社会发展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其中《民族造型艺术对现代设计的文化认同的构建》是从宏观角度对该问题进行的探讨，后二者则是从个案角度进行的探讨，尽管研究對象不尽相同，然而大家探讨的问题却是一致的，这为我们构建本土艺术人类学的一般理论提供了参考。汪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视野下的艺术人类学理论》则从学理角度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之间天然的关系，体现了艺术人类学作为交叉学科的应用性与社会价值。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发展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无先行理论指导。在研究实践中，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艺术学都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指导，但依然面临理论困境和诉求。艺术人类学是以艺术为研究对象，以人类学为研究方法的学科。其艺术学和人类学的双重视角，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渊源;理论诉求;艺术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J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44X（2020）06-0066-06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0.06.010

On Theories of Art Anthropology in View of the Research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ANG X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Arts，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The researc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n applied discipline， which develops in the practi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without any prior theoretical guidance. In the research practice， folklore，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arts have provided certain theoretical supports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but there still faces theoretical dilemmas and appeals. Art anthropology is a discipline that takes art as its research object and anthropology as its research method whose dual perspectives of art and anthropology have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origin; theoretical appeal; art anthropology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研究渊源与理论诉求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与研究渊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我国在21世纪开展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发展工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计划的组成部分。自2003年开展“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逐渐进入中国文化话语体系，用一种新的方式解读中国民族民间文化。

在十多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我国逐渐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保护传承机制。与此同时，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渐次展开。作为一个来源于实践、无先行经验可依循的全新学科，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主要着眼于现实保护实践。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有非遗保护理论研究和非遗保护实践研究。在非遗保护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涉及非遗的概念解析、保护原则、文化生态等基础理论。

概念解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早期的重要话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舶来词汇，在中文语境中较为陌生，对其进行本土化解读十分必要。在当时的探讨中，各领域学者从定义、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关系以及非遗的分类等角度进行了分析。通过这些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语境中的内涵得到了较为清晰的阐释，即包括民族文化、民间文化以及古代宫廷文化等文化形态在内的传统文化。

对非遗保护原则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非遗的原真性、活态流变性和整体性等原则。原真性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普遍原则，以确保文化遗产是真实的而未被歪曲。针对当前国家各级非遗名录中出现的真假混杂现象，以及各级名录项目“退出机制”的实施，对各类非遗项目进行辨伪十分必要，因而对非遗原真性的探索也应运而生。

活态流变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属性。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变”与“不变”的探讨由来已久，其实质是对非遗“保护”与“发展”的辨析。非遗保护实践中常见的问题是在发展的名义下过度开发，过度利用造成了非遗原真性的丧失。非遗保护的过程是实施控制性的“保护”，还是允许其发展以适应现代社会，成为争议的焦点。活态流变性的属性，决定了非遗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活态存续于当下，并随着时代变迁有规律地良性发展。因此，在保护实践中，应避免因噎废食式的回避“发展”，而应因时因地制宜地顺势利导，使其在当代社会获得生存空间。

整体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原则，也是最难落到实处的原则。无论物质遗产还是非物质遗产，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与其所处环境相互依存。针对当前各地以项目为主导的保护措施，提出整体性保护是为了避免文化遗产保护的碎片化，使其脱离原生土壤，成为名存实亡的文化标本。在提出整体性保护原则的基础上，研究者还就实施整体性保护的具体策略提出了设计思路，以期改变其在实践中无法落到实处的困境。

整体性原则衍生出的“文化生态”理论是研究者关注的另一个理论热点。从文化生态失衡的文化现状的提出，到系统解读“文化生态学”理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保护以及文化生态保护区、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传统村落等文化遗产聚集地的区域性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撑。随着非遗保护事业的国际化，非遗的“社区”保护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社区是非遗项目生存发展的基层环境，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较为完整的文化生态环境。社区保护则是实现非遗在地保护和文化生态整体保护最具可操作性的保护模式。

有关非遗保护实践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保护方式、传承教育、宣传推广等实际问题的研究。

在保护方式的研究方面，主要围绕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三种基本方式进行。抢救性保护的研究主要针对非遗项目的调查采集、档案和数据库建设等措施，以及由此衍生的博物馆、展示馆、传习所建设。其中，数字化保护是目前最亟需研究的现实问题，研究者主要从非遗资源数字化存储与传播、数字化平台的搭建以及大数据技术对非遗资源与保护中出现的问题的分析等方面，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问题。生产性保护的研究主要针对其原则、方法、风险、政策支持等实际问题。这种保护方式的提出为“合理利用”方针找到了实践途径，由此衍生出的研究主题有非遗的产业化问题以及当前文旅融合背景下，非遗项目参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前景探索。对整体性保护实践的研究主要是探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理念、原则、途径等现实问题。

对非遗传承教育的研究，除了探讨传承过程、传承模式、传承人保护等基本问题，还注重对现代社会传承人培养模式与校园教育、新一代传承人培训、非遗进校园和乡土教材以及研培计划等现实问题进行探析。

对非遗宣传推广的研究主要针对非遗在当下新媒体背景下的传承特征、困境、策略等问题，比如当前的直播平台对于非遗传播模式的改变及其利弊。

除了上述综合性研究，个案研究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研究趋势。非遗个案研究以田野调查资料为依据，考察该项目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与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非遗个案研究最多的是艺术类项目，其关注点从门类艺术学中对于项目艺术本体特征研究扩展到对传承人及环境整体的研究，从注重艺术文本研究拓展到从田野作业中记录、挖掘艺术实践的价值。

總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随着其保护实践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深入的，是在实践中发展而来的实践性学科。无先行理论指导，以实践为依据，以专题研究为主导，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主要特征。

（二）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理论困境与诉求

如前文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以保护实践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实践性学科，无先行理论指导，以专题研究代理论研究。在十多年的研究探索中，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领域逐渐整理出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

在当前的研究实践中，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艺术学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视角。

民俗学方法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方法。民俗事象研究和民俗整体研究是民俗学方法的两种研究取向。[1] “民俗事象研究注重对已有民俗资料的历史文献研究，民俗整体研究注重民俗事象与民众生活的内在关联性的研究。”[1]两种研究取向在非遗研究中都得到普遍运用。一方面，研究者用民俗事象研究的方式对非遗项目进行历史考察和文献整理，为非遗资源普查和项目保护措施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研究者用民俗整体研究的方式，综合考察非遗项目与当地环境之间的互动性，为非遗的文化生态保护提供了依据。其中，民俗学的“社区研究”[2]和“村落调查”[3]为非遗的区域性保护提供了研究范式。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和传统村落保护的研究中，“社区研究”和“村落调查”为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指导。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以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应用性社会科学，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渊源。在文化人类学介入之前的文化遗产保护，主要关注其物质属性，所涉及的领域主要为考古学和文物修复。随着文化人类学的介入，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开始受到关注，人们开始研究与之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如传统、仪式、社会实践、传承模式等。在非遗研究实践中，文化人类学提供了以下理论指引。首先，尊重不同文化的独立性和价值对等性，倡导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这一理念成为国际社会倡导世界文化多样性、尊重民族文化独立发展的价值基础。研究者在研究不同区域和民族文化的时候，要尊重当地民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和本土文化的独特价值，不盲目以外来者视角判断其价值高低。其次，整体性是文化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其基本立场和观察方法。该理念强调从共时性和历时性双重角度考察人类社会文化，注重社会局部要素与整体的有机结合。非遗的整体性原则正是缘于文化人类学的整体论方法。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除了考察其在当代社会的存续状态，还要纵向全面考察其历史发展脉络和传承谱系，尊重其活态流变性，防止固化保护，使其停留在某个历史节点，而是促进其在当代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最后，进化论学派提出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为非遗的文化生态保护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文化生态学对文化要素与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阐释，解释了非遗项目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区域整体保护。

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都从文化视角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却都忽略了艺术类非遗项目的艺术属性。要系统全面地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仅观照其文化属性，从文化学角度对其进行解析是不够的，还应有艺术学科的介入。艺术类非遗项目在我国非遗名录中占有较高比重，如表演艺术类的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以及竞技与杂技，造型艺术类的传统美术与手工技艺。因此，对于艺术类非遗项目，艺术学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

艺术学是以整个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研究方式，除了传统的思辨研究和艺术本体研究，还将文化学研究方法引入其中，“把艺术世界放在它的一个最切近的上位系统即文化的系统，也就是精神生活、精神文明、精神生产的语境来观照、透视艺术的种种规律性现象，探讨艺术在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社会环境下的精神创造活动中的地位及意义”[4]134。这种艺术学上的整体研究，注重“艺术语境”[4]148的研究，从整体上思考艺术与语境的关系。此处的“语境”同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环境”相同，指文化要素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

综上所述，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艺术学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方法论支撑，是其研究的重要理论渊源。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是作为它们的一个研究点或者说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门学科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这三种基础学科从各自的理论视角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我们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解剖面，但无法完整系统地构建起其独立的研究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亟需一种能够全面阐释其文化、艺术、社会等各方面价值的新的理论视野。

二、艺术人类学理论与研究实践

（一）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特征

艺术人类学是艺术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融合了艺术学和人类学的双重研究特征，既是一门有关艺术的理论，也是一种实践性的研究方法。“其研究对象、内容和目的是艺术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是人类学的。”[5]

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是艺术。首先，从关注艺术品到关注艺术行为。艺术人类学更加重视研究艺术行为，认为作品是艺术行为的组成部分，要将作品置于艺术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社会语境之中进行研究。在对艺术行为过程的研究中，尤其注重对艺术家群体的研究，认为艺术家是艺术行为的核心。因此，参与艺术行为的“人”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研究艺术行为“人”的过程中，除了关注其个体化的艺术创作，还关注其生存状态、社会环境及其他影响到艺术创作行为的活动。其次，从关注艺术本体到关注艺术语境。艺术人类学除了关注艺术本体，更注重将艺术本体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研究艺术本体的内涵、意义及价值。第三，从关注传统艺术到关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艺术。早期的艺术人类学主要关注原始艺术、土著艺术和民间艺术，当代艺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到现代社会中的艺术。当前的艺术人类学，不仅研究传统艺术及其生存发展的文化语境，更加注重研究传统艺术在现代商业化社会环境中的适应与变迁。最后，从关注异域文化中的艺术到关注本土艺术。早期的艺术人类学注重研究异文化中的艺术，当代艺术人类学则更加注重对本土艺术的研究。

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都是人类学的。首先，以文化整体观为理论基础，强调艺术与社会文化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注重研究二者之间的联系，既关注艺术本体，还关注艺术本体所产生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体系，探讨艺术本体的文化内涵。其次，对不同区域和族群的艺术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强调各社区文化的主体性，尊重社区主体对自身艺术或审美活动的解说，尊重研究对象及其文化的主体地位。第三，以田野工作和艺术民族志为学科标志。人类学田野注重对异域文化的考察，艺术人类学则更为关注本土文化，尤其重视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山村地区以及城市边缘地区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群体。最后，跨学科方法的运用是艺术人类学的又一特征，除了艺术学和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学科也为其提供了方法借鉴。

与人类学对艺术的研究不同，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最终学术目标是艺术，是置于文化之中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在研究艺术本体的同时，注重了解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制度。这种双重视角可以消除艺术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分歧。

（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实践

2006年12月，中国艺术人类学会在北京成立，标志着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此后，中国学者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不断深入、拓展，将艺术人类学从理论带入了实践，从审美研究带入了田野现场。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不断与中国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将研究视角置于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文化和艺术实践中。

艺术人类学第一个与中国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研究实践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研究视野。2007年6月初，中国艺术研究院与台湾东吴大学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田野考察工作方法研讨会”[6]，这不仅是中国艺术人类学会成立之后承办的第一次研讨会，会议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将田野考察作为艺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此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艺术人类学重要的研究主题。在历届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涉及非遗保护理论和非遗项目个案调查两个方面专题。有关非遗保护理论的研究，主要探讨非遗保护中的基本概念解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之辨、保护与传承主体、保护方式与传承模式等保护实践中出现的现实问题。非遗项目个案调查主要是運用艺术人类学的方法对具体项目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性考察与分析。

艺术人类学另一个主要研究对象是门类艺术，包含了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艺术人类学视角中门类艺术研究的特点是：首先，从艺术本体出发，记录、挖掘其完整的艺术过程;其次，通过历史文献研究，挖掘其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第三，考察其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将艺术本体置于环境土壤中进行整体研究;最后，将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作为基本方法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艺术类项目的个案研究，除了具有门类艺术研究的基本特点，还侧重在此研究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保护和传承措施。随着艺术研究者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他们的研究也逐渐倾向于解决艺术项目保护与传承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此外，与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紧密关联的民俗文化也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民俗是一个地区最具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函括了当地多种文化和艺术形式。这些文化艺术形式不仅构成当地民俗文化的组成要素，还以民俗文化为生存环境，在民俗活动中获得生存空间。因此，研究当地的文化艺术，不能忽视当地的民俗文化。

近年来，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新一轮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艺术乡村建设成为艺术界和乡建领域共同参与的话题。艺术人类学将艺术乡村建设研究作为新的研究主题，这也是艺术人类学第二次与中国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研究实践。艺术乡村建设不是单一的乡村建设活动，而是融合了复兴乡村社会传统文化，以艺术改造传统村落的艺术实践活动。艺术家的介入为乡村建设注入了活力，然而纯粹的艺术化改造必然造成村落的艺术标本化。艺术人类学从艺术和文化的双重理论视角，为艺术乡村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使村落充满艺术色彩而不失精神文化内核。

三、艺术人类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如前文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一门应用型学科，无先行理论指导，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探索出研究经验，以专题研究的形式来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综合前文所述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艺术学理论与方法在非遗研究中的运用，笔者认为，艺术人类学更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指导。

艺术人类学与非遗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具有一致性。艺术人类学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民俗文化。非遗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包含了表演艺术、造型艺术以及民俗文化在内的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中的艺术不是纯粹的审美艺术，而是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生活化的艺术。对这种艺术形式的研究，不仅要有艺术视角，还要有文化学视角。艺术人类学的双重视角能为其提供更为系统全面的理论支撑。

艺术人类学研究以文化整体观为基本学术立场，对艺术进行整体性研究，不仅研究艺术本体，还将其置于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系统考察。整体性也是非遗保护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下，非遗保护不再只是对单一项目进行保护，而是将该项目置于其存续的文化生态环境，重视文化生态的维护和修复。在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单一项目时，也将其视为一个小的“环境系统”或者“行为过程”，采取整体性视角进行解读。然而，非遗保护的整体性原则并没有落实到具体保护实践中，更多地停留在空洞条文而无具体措施。艺术人类学不仅能从理论上为非遗保护提供整体性研究的体系框架，还能在实践中指导其将整体性保护原则落实到具体措施之中。

艺术人类学与非遗研究都注重对“人”的研究。艺术人类学注重考察艺术家及其群体的生存状态，以获取第一手民族志资料，了解研究对象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艺术人类学者通常采用‘口述史的方式，记录艺术家及艺术群体对研究对象的发生、发展历程的描述，以全面、真实地展现研究对象的全貌。”[7]非遗研究以传承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核心要素。在研究过程中，通过考察传承人对其所属项目技能的掌握程度，来认定其传承人资格。在对非遗项目进行调查建档时，传承人口述史是记录和研究该项目最有效的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最终也要落实到传承人的身上才能真正实现。目前我国对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仍停留在认定和扶助两个方面，而要真正发挥传承人在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作用，还要将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纳入研究视野，采用艺术人类学对艺术家及其群体的观照模式，对传承人的生存状态、创作过程及其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反馈进行研究。

田野调查是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和艺术人类学都采用的研究方法，但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下，田野调查的方式和内容都各不相同。民俗学田野调查注重对民俗文化事象的过程细节进行细致描述;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注重对文化事象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描述和分析;艺术学田野调查注重对艺术本体及过程的记录，并在特定背景中挖掘其文化内涵;艺术人类学田野调查强调在民间的生活中认识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并进行艺术民族志研究。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学、民俗类项目进行调查研究时，应充分运用民俗学调查研究范式来对其文化事象进行描述和解读;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类项目进行调查研究时，应采用艺术人类学的方法，从艺术和文化的双重视角来认识该项目的内在价值，探讨其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研究方法上与艺术人类学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仍缺失一种体系化的成熟理论指导。艺术人类学从艺术学和人类学的双重视角，尤其是其跨学科属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不仅对于当前的非遗保护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日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参考文献：

[1] 高丙中.文本与生活：民俗研究的两种学术取向[M]//周星.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北京：商務印书馆，2008：117.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16.

[3] 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06）：42.

[4] 李心峰. 开放的艺术：走向通律论的艺术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

[5] 方李莉，李修建.艺术人类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5.

[7]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1.

[8] 汪欣.当前“非遗”保护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探析[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6（01）.

（责任编辑：杨 飞 涂 艳）

收稿日期：2020-08-10

作者简介：汪 欣，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