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玉芬(问) 闻人军(答)

(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2.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州 313000；3.加州 桑尼维尔市 94087 美国 )

1 踏入师门前的曲折经历

韩玉芬(以下简称“韩”)：闻人老师好！ 2000年9月，我考入浙江大学科技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为我们讲授科技史专业课的李磊老师是您的同门师弟。硕士期间，李磊师曾先后邀请王锦光(1920～2008)先生和您为我们做学术报告，使我们领略到师生两代前辈学人的风采。非常高兴有机会和您做这次酝酿已久的访谈，分享王锦光先生和您的治学历程。

闻人军(以下简称“闻人”)：我也很高兴同你做这个“意料之外”的访谈。在王师仙逝10周年之际，回首往事，缅怀师恩，追忆师生之情。

韩：您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您进入科技史领域前的经历？早年您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无线电专业，后来怎么会到王锦光先生门下从事物理学史研究？

闻人：我的老家在浙江省平湖县，现在称平湖市。从小学阶段母亲闻人灿给我讲《木兰辞》和《古文观止》开始，我就对历史产生了兴趣。1957年，我从城关中心小学毕业，保送升入就近的平湖二中。初中伊始，我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封神榜》等多种历史小说，还读过邓广铭(1907～1998)先生的《岳飞传》，印象深刻。20世纪50年代，我从安装矿石收音机开始，迷上了无线电，立志长大后以无线电为专业。1960年考入平湖中学。高二那年，全年级统考，我6门课平均97.9分，是全年级第一。1963年高考，我以6门课总分511.5、平均分85.25的成绩(其中数学99，物理97)(1)当时的统考、高考都是100分制。被第一志愿上海交通大学无线电系录取。听说当年全校1千余名新生中，总分达到500分(或平均分数达到85分)以上的不到20名。考进交大后，我在班里担任学习委员。大学期间，我充满了对日后无线电水声工程专业的憧憬和向往。可惜三年级期末考试之前赶上了“文革”，许多专业课都没有来得及学习。大学里，俄语是我们的第一外语，第二外语英语没上多久就停了。那时学制是5年。1968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红光机械厂，在铸工车间当铸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红光机械厂是一个制造无线电设备的机械厂，没有无线电的专业工作。那年月，想当电工也没份。1972年，中央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被调到厂部做宣传工作。1973年，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我调回了平湖县，来到杭州湾北岸的乍浦中学，教过高中数学和物理，一度还曾负责过校办电器工厂。1978年1月10日，教育部出台《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八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决定合并招收1977、1978两年的研究生。我打算报考，但因为大学毕业后一直专业不对口，一时难以选定报考专业。那时招生目录发到县教育革命办公室(2)相当于县文教局。，考试科目有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经当时同去查阅目录的老同学张鹭平建议，我报考了杭州大学王锦光先生名下的物理学史专业。初试于1978年5月进行。那一年投考的有42人， 4人进入了复试阶段。按初试总成绩依次是薄忠信、闻人军、吴立民和姜振寰(3)以上考生的本科学校、毕业年份和考研外语科目分别为：薄忠信(北京大学66届，俄)、闻人军(上海交通大学68届，英)、吴立民(浙江大学68届，英)和姜振寰(哈尔滨师范学院66届，日)。。复试包括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据当时面试录取小组成员陈茂定先生回忆：“这几位英才各有千秋，程度非常的好。但限于名额，最终录取了前面两位。”(4)陈茂定：《回忆与祝贺》，载王才武、林秀英编：《科学技术与文明传承：王锦光先生学术文存》，待刊。就这样，我非常幸运地走进了物理学史这个简直是为我量身订做的专业。

韩：原来您大学毕业后这十多年的黄金时代工作上一直专业不对口。幸亏有这次报考研究生的机会，得以改变人生际遇。

闻人：是啊！感谢1978年那个“科学的春天”。

韩：师从王锦光先生读研究生可以说是您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请问您报考研究生之前认识王先生吗？

闻人：我原先并不认识王师。1978年春，在县教办查阅杭州大学研究生招生目录时，我才第一次知道王师和他的研究专长。我们那里看不到学报。复习迎考阶段，我在《科学画报》上找到了王师发表的文章，感到似曾相识。应该是从前读过，只是以前没有太留意，更不可能想到后来两人会结下师生之缘。

2 追随王师的学生岁月

韩：您曾多次跟王先生合作撰写论文。师生合作，相得益彰。另外，您个人的独立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您能不能同我们说说王先生当年指导您和其他同学读书、做研究的情况？

闻人：自1978年开始招收首批物理学史硕士研究生起，王师先后培养了一批物理学史研究人才。正是王先生的悉心培养，将我们引入了科技史研究的广阔天地。没有恩师的栽培和付出，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至少于我而言是毫无疑义的。

《考工记》是名闻中外的科技名著。多年前，钱宝琮(1892～1974)先生曾教导王师说：“研究吾国技术史，应该上抓《考工记》，下抓《天工开物》。”[1]王师将这个师训传给了我，并根据我的知识结构将《考工记》研究作为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指引我走上了研究《考工记》的学术之路。1981年4月，我以《〈考工记〉研究》为题目，圆满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

1987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王师与我合写了机械学卷的《考工记》条目。物理学卷的《考工记》条目，是由王师力荐、我独立承担的。20世纪80年代，王师曾与我合作撰写过好几篇专业论文。师生合作是王师培养学生的一个妙方。师兄弟们对此都有深切体会。在查资料靠跑图书馆、摘资料靠手抄的年代，王师毫无保留地同学生分享他多年积累的史料，全方位地指导扶持学生。所有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我也因此一直铭记在心。

一日为师，终生为师。王师始终关心我的学术研究进展。2000年7月，我已在美国加州硅谷工作多年。王师在新一期《中国科技史料》上看到一篇戴吾三先生研究《考工记》的论文[2]，随即写信告知我，并将论文复印件从杭州寄来美国供我参考。在复印件上，他还特别附言：“闻人军同学：复印件附上，请检收。祝你在科研上取得更大的贡献！”那一年，我从王师门下毕业已有19载，王师也早已退休，但在王师眼里，我仍然还是他的学生。王师对我的这份关心让我一直心存感激，也提醒我千万不要放弃科技史研究，鼓励我再接再厉、更进一步。

韩：王先生的眼光和风范令人钦佩。《考工记》内容丰富，文字深奥。请问当年王锦光先生怎么会为您选定这样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题目？您做论文时，王先生对您又有怎样的指点？

闻人：说真的，这个问题，我并没有专门问过王师。现在回想起来，部分原因可能是先秦时期留下的悬疑问题甚多，王师知道我想做先秦的题目。我本人在中学阶段打下的一点古文底子也还算可以。大学里，我学的是水声工程专业，因此《考工记》里的声学、力学知识难不倒我。大学毕业后，我还当过几年铸工。这段实践经历对研究《考工记》也很有用处。总之，王师综合分析了我的知识结构，认为我适合做这个选题。这也是他对我的期望和鞭策。关于《考工记》的成书年代，众说纷纭。我就从这个问题开始着手研究，发现郭沫若先生当初的推论不妥，一下子破除了对权威的神秘感，增强了信心。

读研究生时，王师特意安排我们去历史系听课，使我们长进不少。王师还曾介绍我先后拜访请教过他的多位学界好友。本校的有姜亮夫(1902～1995)先生、徐规(1920～2010)先生、沈文倬(1917～2009)先生；校外的则有考古研究所的夏鼐(1910～1985)先生、北京大学的潘永祥(1928～2014)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胡道静(1913～2003)先生等。胡道静先生又介绍我认识了著名历史学者杨宽(1914～2005)先生。众多前辈对我的指点与帮助令我深受教益，研究能力也随之逐步提高。王师还带着薄忠信师兄和我拜访过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潘吉星、林文照、戴念祖等诸位先生，使得我们和学术界的联系更加密切。

王师从来毫无私心，一直对我全力扶持。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王师继续指导我，同时也放手让我走自己的路。值得一提的是，从1984年到1992年，我在重量级学术辑刊《文史》上先后发表了5篇论文(5)这5篇论文是：(1)王锦光、闻人军：《宋代军事家陈规事迹考》，《文史》 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6月；(2)闻人军：《〈考工记〉成书年代新考》，《文史》 第2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1月；(3)王锦光、闻人军：《〈论衡〉司南新考与复原方案》，《文史》 第3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11月；(4)闻人军、李磊：《一行、南宫说天文大地测量新考》，《文史》第32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3月；(5)闻人军：《“司南”六义之演变》，《文史》第3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5月。。除了有2篇是与王师合作之外，2篇是我自己独立撰写完成的，还有1篇是同李磊师弟合作的。

韩：真是个因材施教的生动例子。《文史》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权威学术刊物，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王先生果然指导有方。您与李磊师也没有辜负先生的栽培。

闻人：王师确实指导有方。他的栽培之恩，我终生难忘。

韩：令人感动的师生之谊。包括王锦光先生在内的一批前辈学者当年筚路蓝缕，开拓出中国古代物理学史研究的新天地。请问您是否了解王锦光先生早年从事科技史研究的契机？

闻人：当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王师并没有同我专门讲过他的早期经历。1982年5月，王师受邀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讲课。当时，他已经有了带研究生的完整经历。第一堂课，王师即以“如果我是一个科学史研究生”为题，向科技史专业的研究生详细回顾了他早年从事物理学史研究的情形，内容非常精彩。这次讲演的录音当时即已整理成文(6)王锦光：《如果我是一个科学史研究生》，载王才武、林秀英编：《科学技术与文明传承：王锦光先生学术文存》，待刊。，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王师当年学习、研究物理学史的情况，也正好可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王师还在中学里教物理课时，他就对物理学史和其他学科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新中国成立以后，科学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师用心搜集中国科技史的资料。他经常从北京等地邮购书刊，包括由《大公报》“中国的世界第一”专栏编成的4册小书。年轻时的王师如饥似渴地学习前辈的科技史文章。其中，梁思成(1901～1972)先生的《赵州桥》和《北京城》令他印象尤为深刻。那段时期，他还广泛阅读了竺可桢(1890～1974)、钱宝琮、钱临照(1906～1999)、杨廷宝(1901～1982)、汪定曾(1913～2014)和胡先骕(1894～1968)等先生撰写的科技史论文或专题文章。

1952年，王师从温州中学调至浙江师范学院，在物理系任教。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53年，钱伟长(1912～2010)先生的《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3]出版，王师的老同学朱兆祥(1921～2011)先生给他寄了一本。王师读了，颇受启发。那时王师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中国光学史的研究。他订了一个“中国物理学史学习十年计划”，并立下宏愿：先写出《中国物理学史初探》，然后接着写“再探”，直至最终写出一本《中国物理学史》来。1954年起，王师写出了《中国光学史初探》、《中国热学史初探》和《中国磁学史初探》初稿(未刊)。1954年8月27日，竺可桢先生撰写的《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一文在《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文中除举证中国古代的重要科技成就外，还指出了古代自然现象记录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4]。王师一再研读，身体力行。

1961年，王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兼任研究员(7)据王锦光先生1982年5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讲演录音记录，王锦光先生于1962年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兼任研究员。但据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档案室藏《1965年招收研究生的导师简况表》(1964年6月填写)，王先生填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兼任研究员3年半”的字样。另据1966年一份批判钱宝琮先生的材料——“钱宝琮三反罪行材料”(二)记载，经钱宝琮先生推荐，自然科学史研究室“61年聘杭大讲师王锦光为兼任研究员，每月车马费40元”。综合以上材料，王锦光先生受聘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任兼任研究员的时间似以1961年更确。感谢钱永红先生提供相关资料线索。——采访者注。自此，王师的科学史研究又上了一个重要台阶，得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才华。那段时期，王师邀请华东师范大学蔡宾牟(1910～1980)先生和江苏师范学院许国樑(1908～1989)先生合作，正式开始着手编写《中国物理学史》。王师曾应叶企孙(1898～1977)先生和钱宝琮先生之邀进京，与在京的前辈和专家一起讨论并定下该书大纲。此项工作惜因“文革”中辍。

在北京期间，王师与竺可桢先生有了较多接触。最初，竺先生建议王师撰写一本《中国气象史》，经商讨后决定编一本《中国古代气象仪器史》。于是，王师与学生洪震寰(1933～1995)先生合作，先写出了一篇题为《我国古代对大气湿度的测定法》[5]的论文，后经竺可桢先生仔细校改并三易其稿，1966年发表在《科学史集刊》第9期上。

除了竺可桢先生，王师的讲演里还回忆了其他前辈学人对他的指教与点拨。

韩：请问还有哪些前辈早年曾对王锦光先生的研究有过指教与帮助？作为王锦光先生的亲炙弟子，您对他的治学风格有何体会？您又如何看待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与贡献？

闻人：王师年轻时还曾受到王琎(1888～1966)先生不少指教与帮助。王琎先生是中国化学史研究和分析化学的开拓者，当时是杭州大学的一级教授。当年，王师家离王琎先生的寓所不远，因此他得以方便且经常地向王琎先生请教，听王琎先生同他讲中国科学社的故事。两人还时常讨论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具体内容。那时，王师年纪轻身体好，他常替王琎先生去城里书铺买书。看到有用的书，他会主动帮王琎先生买回来。一位化学史前辈和一位物理学史新秀相处得非常融洽。王师认为他从王琎先生那里学到了研究科学史的方法与态度。王琎先生特别提醒王师要重视史学前辈张荫麟(1905～1942)先生的科技史研究工作。王琎先生认为张荫麟先生对科学史的贡献很大，“只因为是历史系的，属文科，很少被科学史界提及。”王师将王琎先生的这一教诲牢记于心。正是受到张荫麟先生科技史论文的启发，王师先后撰写了2篇论文，分别介绍古代科学家黄履庄和燕肃的科技成就与贡献[6，7]。张荫麟先生是徐规师当年在浙江大学历史系就读时学士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1943年，徐规师经由张先生指导的毕业论文《李焘年表》获得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优等奖。1982年，在张先生去世40周年之际，徐规师同王师合作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介绍他的科技史著作[8]。后来，王师又与我合写了一篇《史学家张荫麟的科技史研究》，更为细致地梳理了张先生在科技史方面的学术成就，并对其英年早逝深表痛惜。[9]

王师与王琎先生的交往持续至王琎先生1966年意外去世。王师对王琎先生一直非常感念。1988年，王琎先生诞辰100周年。王师不但参加了纪念会，还专门写了一则详实的通讯稿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料》上[10]，让更多人了解王琎先生在近代分析化学和化学史等不同领域作出的重要学术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物理通报》开设了一个“中国古代物理学成就”专栏，第一篇文章《论墨经中关于形学、力学和光学的知识》[11]是钱临照先生写的。那时钱宝琮先生即将从浙江大学调往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仍暂住杭州，正在校勘《梦溪笔谈》，王师常去拜访他。钱先生让王师帮忙，王师就帮他抄抄写写，趁便也向钱先生请教请教。钱先生建议王师去看《梦溪笔谈》中物理学相关部分的内容。王师听从钱先生建议，就去认真钻研，后来写成一篇《“梦溪笔谈”读后记》，发表在《物理通报》1954年第9期的“中国古代物理学成就”专栏。这是继钱临照先生之后的第二篇。接着，王师又写了一篇《“梦溪笔谈”中关于磁学与光学的知识》，刊登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56年第2期上。

那时王师风华正茂，精力充沛，他努力耕耘，时有创获。杭州大学以化学系王琎先生、物理系王锦光先生、数学系沈康身(1923～2009)先生为代表，科技史研究一度“欣欣向荣”。“文革”中，虽身处逆境，王师矢志不移，始终坚守在物理学史领域。改革开放，王师和大家一起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1981年，王师根据当时的条件，与洪震寰先生合作，以史话的形式出版了《中国古代物理学史话》[12]。这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中国物理学史著作，可谓日后几种中国物理学史专著之先声。1984年，台湾明文书局将书名改为《中国物理史话》[13]，以繁体字排印出版，并于1987年再版。数年后，王师再度与洪震寰先生合作，在原书基础上补充最新研究成果，并参考国内外大量资料，撰成《中国古代物理学史略》[14]，于1990年出版。

洪震寰先生是王师早年的学生，常年致力于中国古代物理学史的研究，也是王师的长期合作者。1986年，两人以多年精心研究的成果为基础，撰写了国内外第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光学史的专著——《中国光学史》[15]，这是王师最重要的学术著作。1985年，在该书出版前夕，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曾为此致信祝贺：“欣闻一部中国光学史的权威性著作不久将出版，实为钦佩。请允许我祝愿她的成功”(图1)。1987年，法国学者林力娜(Karine Chemla)在《汉学书目评论》上撰写了一篇书评，向西方学术界介绍了《中国光学史》的主要内容及其反映的中国古代光学的特色[16]。李志超先生指出：“王先生的大作《中国光学史》驰名中外。他赠我的那本书总是被我的学生们借来借去，变得比我书架上别的书都陈旧了。此书对《墨经》和《梦溪笔谈》的光学成果的发掘阐述，最为精详。”(8)李志超：《锦光教授永留卷香》，载王才武、林秀英编：《科学技术与文明传承：王锦光先生学术文存》，待刊。

图1 李约瑟给王锦光的贺信(1985年)[15]

1986年，我以《中国物理学史的序幕——评〈中国光学史〉》为题，在《物理》杂志上发表了书评，指出这是一部“拓荒性的著作”。[17]这里或可再补充一点内容：《谭子化书》中的“四镜”，李约瑟和几位国内著名学者都认为是四种透镜；王师独具慧眼，通过研究发现它们是四种反射镜，并将这一成果写入了《中国光学史》。2017年，我在《考工司南》一书中，根据新的版本资料，已证明《中国光学史》中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18]

一系列的学术论文之外，王师或独立或合作，为1987年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了多个中外科学家条目。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师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身为一名杰出的中国物理学史家，王师与国内外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著名学者有着广泛的联系与交往。他曾多次受邀赴海外讲学，促进了中国科学史学界的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1984年中秋时节(9)1984年9月9日至13日。，经王师倡议，并受中国科技史学会委托，杭州大学举办了中国古代物理学史学术讨论会(图2)。这次会议由王师主持，开得非常成功，为后续的中国古代物理学史学术讨论会开了一个好头。

图2 中国古代物理学史学术讨论会(1984年，杭州)全体代表合影(前排：左1李志超、左2洪震寰、左6王锦光、左7潘永祥；第二排：左7林文照、右2戴念祖；后排：左2闻人军、左6张子文、左7何卫国、左8余健波、右3李磊。照片提供：王才武)

王师学识广博，学风严谨；治学精严，文风质朴自然。作为导师，王师师德堪称典范。他带研究生，除了因材施教，我还感到王师对我们无为而治，水到渠成，从不强求。王师的治学经验或可概括为：勤跑书店图书馆，多做笔记；广交同行与朋友，转益多师；选题前深思熟虑，撰文时严谨平实，言必有据。

王师生前是杭州大学教授，还曾先后担任郑州大学、宁波大学、中国计量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他还担任过中国科技史学会第一、二届理事、物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杭州市科技史研究会理事长等职。他也是美国科技史学会的外籍会员。美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权威学者席文评价他是“一位中国著名的科技史家和物理学史家”。

席文的话代表了学术界对王师学术成就的高度评价。作为弟子，我谈论导师在学术上的贡献，“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能还没有旁观者清楚。以上所述，只是挂一漏万的回忆。

韩：感谢您的介绍。学术前辈们对王先生的指教与帮助，王先生研究物理学史的经历和成就，以及与学生的长期合作，实为科技史学界薪火相传的美谈。诚如您前边提及的，王锦光先生当年亲身参与了与众多国际科技史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闻人：王师在不同时期与李约瑟、席文(Nathan Sivin)、何丙郁(1926～2014)、程贞一、霍尔顿(Gerald Holton)等国际科技史学界的大家分别有过交往。我掌握的资料不够全面，只能作点滴回忆。

1981年9月，李约瑟和鲁桂珍(1904～1991)博士在参加第16届国际科学史会议(布加勒斯特)后，再度访华。王师曾带着我从杭州前往上海锦江饭店拜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科学史泰斗。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拜访李约瑟与鲁桂珍博士是在1990年8月，在剑桥出席第6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时。

王师与席文的交往始于1984年。那一年的金秋十月，席文和宾州大学植物代表团一同访问杭州，王师与小儿子王兴五一起会见了席文。传说杭州葛岭是东晋葛洪炼丹之处。因席文是研究中国金丹术的专家，王师和兴五师弟还专门跟他介绍了有关葛岭及葛洪的传说。后来席文又数次访问杭州，多次与王师见面并交流。1986年秋季，应王师之邀，席文再次来到杭州，给杭州大学物理系师生做了一个关于科技史研究的报告，非常精彩(图3)。王师与我曾合写过一篇《席文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1期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同余岗学弟还曾合译过席文的科学史论文[19]和书评文章[20]。

图3 席文在杭州大学讲学留影(1986年)(左起：张锦波、闻人军、童杰传、席文、林秀英、颜小云、余善玲、王锦光、李胜兰、李磊、金福根、徐华焜、何卫国。照片提供：王才武)

王师的纪念文集《文存》即将出版，席文为此特别撰写了一篇中英文双语序言。

1984年8月，第3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为国内外中国科学史学者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会议主席钱临照先生明确规定：与会者凭论文入选；每篇文章要匿名审查，三位评审专家中两人同意方可通过。李约瑟、鲁桂珍、何丙郁、程贞一等诸位学界前辈和王师都参加了这次盛会。王师那次参会提交的论文是《郑复光〈费隐与知录〉中的光学知识》。[21]

王师与我曾合写过一篇《何丙郁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介绍活跃在海外的华裔学者何丙郁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和贡献，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料》1986年第1期上。何丙郁曾为王师的著作《中国光学史》题写书名，使之锦上添花。1988年8月，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举办了第5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那次会议，程贞一先生是主办者，并任当地组织委员会主席。王师作为会议的国际组织委员会委员之一，赴美参加了这次会议。程贞一先生非常好客，会议结束后，他邀请王师在其寓所小住了一两个月，两人因此有了更为深入的交往。1988年11月，程先生去武汉参加曾侯乙编钟国际学术研讨会，途经杭州时访问了杭州大学，王师也热情招待。王师和余健波师弟曾合写了一篇《程贞一与中国科技史》，发表于《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1期。程先生读到这篇文章后，发现其中有些地方与事实有出入，随即告知王师并要求改正。王师马上投书《中国科技史料》，迅即发表了《关于“程贞一与中国科技史”一文的订正与补充》，并在文中向程先生表示了歉意[22]。我本人自1989年来美后，曾数次拜访程先生，程先生也热情款待食宿。程先生的大作《从公元前五世纪青铜编钟看中国半音阶的生成》由我从英文译成中文，刊发于1992年出版的《曾侯乙编钟研究》[23]。2012年，程先生与我合著的《周髀算经译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封面上《周髀算经》的英文译名未经我们过目，可能受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英译的影响，译成了TheArithmeticalClassicoftheGnomonandtheCircularPaths。程先生收到样书后，指出翻译有误，他认为根据原著“周髀”本义，正确的译法应该是TheMathematicsClassicoftheZhouGnomon。此意见已告诉出版社，有机会时将会改正。

1985年5月20日，美国科技史学会主席霍尔顿来杭州大学讲学，王师负责接待，何卫国师弟任现场翻译。霍尔顿在讲学中向杭大师生介绍了国外科技史领域的最新动态。当时，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张子文先生正在杭州大学跟随王师进修物理学史和科技史，他也和我们一起参与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这次活动对于推动国内科技史的研究以及国内外科技史学术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

韩：科学史界前辈钱宝琮先生的幼孙钱永红先生曾跟我说起，1965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招收硕士研究生时，王锦光先生与钱宝琮先生正好在招生目录的同一页上。可能那个时候大学生少，生源严重不足，当年两位先生好像都没招到学生。

闻人：关于1978年之前王师与学生的交往，我这里或可再补充一个插曲。我在王师门下读研究生时，常听闻王师提及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家明(1934～2017)先生之间的往来。我听王师说，李家明先生1961年从安徽大学物理系毕业，分配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工作。王师兼任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研究员期间，李先生经常当面或通过书信向王师请教物理学史和科学史的问题。王师亦克尽其责，耐心指教。李先生后来一直对王师执弟子礼。

韩：又是一段学林佳话。杭州大学物理学史硕士点是国内高校中首批建立的科技史硕士点之一，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王锦光先生当年建立这个硕士点的情况？王先生先后一共培养了几位研究生？

闻人：1977年11月，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一九七七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我国研究生教育在中断了12年之后得以恢复。次年1月10日，教育部进一步颁发文件，部署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那一年，王师在杭州大学已晋升为副教授，并被批准招收物理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王师先后招收了4届共10位研究生，10位学生各有造诣和贡献。第一届是薄忠信师兄和我，忠信师兄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十煇辩证》。第二届何卫国师弟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方以智〈物理小识〉中的气论研究》，李磊师弟的硕士论文题目是《〈镜镜詅痴〉中的透镜定量理论研究》，后来进一步扩展成《镜镜詅痴笺注》[24]和《镜镜詅痴译注》[25]两部专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

韩：经您这么一介绍，我们有了大致的了解。听说王锦光先生文集正在编纂中，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大致情况？

闻人：好。王师文集题名为《科学技术与文明传承：王锦光先生学术文存》，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在编辑，计划于2020年出版。据我所知，《文存》共收录一百余篇文章，汇集了王师一生的主要著述，从中国物理学史开拓时期他的先驱工作，到后期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将展现王师在科技史领域多方面杰出的学术成就，并为后人留下研究中国物理学史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3 前辈指引的考工司南之途

韩：现在可以谈谈您自己了。作为王锦光先生的得意弟子，请问您认为自己最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是什么？

闻人：关于《考工记》的研究可以算作我在科技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发表在《文史》上的《〈考工记〉成书年代新考》[26]一文获1983～1984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巴蜀书社出版的《考工记导读》于1989年获得全国首届科技史优秀图书一等奖，此后又数次再版。1990年，台湾明文书局将书名改为《考工记导读图译》[27]，出了繁体字版。《考工记译注》[28]初版于1993年，2008年作了增订[29]，仍沿用《考工记译注》的书名，迄今已重印10次。2013年出版的英文版《考工记译注》[30]是西方学术界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考工记》英文译注。2017年出版的《考工司南》一书，汇集了我历年关于《考工记》、司南和其他名物研究的主要论文。《考工司南》受欢迎的程度有些出人意料，第一次印刷的精装本面世未几即告售罄，出版社当年就重印新出了平装本。

古代科技史研究和我在硅谷电子公司从事的设计工作没有交集。由于时间、精力有限，我在科技史研究方面就不得不有所取舍，将注意力集中在一定的范围内。与当年同返校园、后来在各自领域内建功立业的同道相比，实在汗颜。幸运的是，在王师的指引下，我选对了《考工记》研究方向。

韩：您的科技史生涯确实与《考工记》有不解之缘，学界对您在这方面研究的认可也让人欣慰。其中，《考工记导读》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在学界的影响应该说也最大。您能否说说当年撰写《考工记导读》的情况？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考工记译注》与巴蜀书社版的《导读》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2013年，《考工记》的英文译注本也在英美两国同时出版，这方面的情况您是不是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闻人：前辈胡道静先生是我硕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成员。1981年，他参加了我的论文答辩会，他对我的硕士论文赞赏有加，因此一直有心要提携我。不久，巴蜀书社要出版一套《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丛书主编是蔡尚思(1905～2008)先生，胡道静先生是5名编委之一，胡先生即推荐我写《考工记导读》。导读作者名家荟萃，这对我是个鞭策。我立志凝聚全力，利用新的考古发现和近现代科技知识的有利条件，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工作，反映当代的学术水平。丛书凡例要求对原著选注选译，《考工记》篇幅不大，全文共7000余字，我征得出版社同意，作了全注全译，方便了读者，也提升了《考工记导读》的学术价值。我还师法戴震的《考工记图》，编制了《新考工记图》。钱临照先生当年曾为《考工记导读》初版扉页题字：“考工记集我国先秦工艺技术之大成 导读定对读者有所助益”。遗憾的是，巴蜀书社的1988年版在版权页虽注明了“扉页题字：钱临照”，但扉页上却漏印了钱老的题字，1990年明文书局版的《考工记导读图译》上刊登了钱老这份珍贵手迹。1996年，巴蜀书社选了几种较受欢迎的导读，加上新约稿的若干品种，推出了一个新系列，叫作《名著名家导读丛书》。第一辑10种，《考工记导读》忝列其中。在这一版的《考工记导读》里，加上了钱临照先生的新题字：“考工记乃我先秦之百科全书”。钱老的精辟见解始终激励着我在《考工记》研究的道路上永不满足，不断努力。

《导读》的特点是涉及面广，便于发挥新见，内容可以生动一点，但其中的注释不能喧宾夺主，故较为简略。《考工记导读》所用《周礼》底本是《四部备要》本。

《译注》有学界现成的规范，要遵循约定俗成的体例，碰到难点，不能回避，所以非常考验作者的功力。20世纪80年代末，胡道静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主编《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他让我承担《考工记》的译注工作，并要求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我遵命于1988年底完成任务后交稿，1989年初赴美访学。1993年3月，《考工记译注》正式出版。上世纪这套丛书只出了几种。

进入新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启动《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项目，《考工记译注》也随之更新。在2008年新出的增订本中，我对1993年版做了改进和补充，由今译为主、原文为辅改成以原文为主、今译为辅，并且大量增补了注释内容，实际上是一本新书。

至于2013年英文版《考工记译注》，可以说是我为填补《周礼》英译的空白所作的努力。因为《周礼》难译，《考工记》尤难，所以英译《十三经》尚缺《周礼》。

英译《考工记》是我的宿愿，也一直得到胡道静先生的热情鼓励。但《考工记》本身深奥难懂，英语又非我的母语，这对我来说实在是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这项翻译工作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种书在国外属冷门，翻译工作完成后，我最初试探了两家出版社，都因担心经济效益而遭婉拒；但与第三家，即以注重学术著作出版闻名的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却一拍即合。我的英译本作为该社《亚洲古代史研究丛书》之一，2013年在英美同时出了精装本，2014年和2017年又先后出了电子版及平装本。

韩：您的学术生涯和《考工记》的联系果然最为紧密。《考工记》的英译工作是对中西文化沟通与交流的一项重要贡献，值得祝贺！ 2001年12月26日，您回校为我们科技史专业的研究生做了一个题为“漫谈‘金针’”的讲座，还送给我们在座的同学每人一本《考工记导读》。四十年来，您一直对《考工记》研究保有如此高的热情，真的教人感佩，甚至让人感到有些难以理解。请问您本人如何看待《考工记》研究? 能不能对您在这方面的贡献做个简要总结？

闻人：《考工记》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历史上，它作为经书的一部分，已广为流传和研究了两千多年。今后，《考工记》将与其他古典名著一样长久流传下去，历久弥新，不断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最近几十年的研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我对《考工记》的研究是在众多学术前辈、师长和同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对此领域有所贡献也是集体力量使然。以下三个方面值得一提：

(1)生逢20世纪下半叶这段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利用近现代科技知识，开启了全面研究《考工记》的新时期。《考工记导读》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2) 继台湾学者林尹《周礼今注今译》[31]之后，在大陆首次将《考工记》全文译成了现代汉语。《考工记导读》不但有语译，还利用新的考古资料，以图辅说，是戴震《考工记图》之后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新著，为随后学术界出现的一系列新作开了一个好局。

(3)英文《考工记译注》学术界期盼已久，也是各方多年努力的结果。如今，《考工记》导读、译注、英译和论文集已经配套，期望英译《考工记》日后能更好发挥其潜在价值。

韩：除了专项研究，您还曾与汪建平先生合作撰写过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纲》[32]，这部著作写得很用心，要言不烦，值得一读。您能跟我们说说您二位撰写这部中国科技通史著作的缘起吗？

闻人：1984年9月，潘永祥先生来杭州大学参加中国古代物理学史学术讨论会。会外我们两人相处时，他特别亲切地提醒我：“不能光搞《考工记》，要放开研究。”潘先生的教诲我一直牢记在心。1989年初，我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远赴美国，在美访学期间，有幸与汪建平先生合作撰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纲》。汪先生是一位生化学家，是美国化学会会员(FAIC)和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员(FRSC)，时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Fresno分校理学院院长。这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纲》由我执笔，以我在杭州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科技史》课程的讲课材料为基础，进一步补充了新的材料，包括从斯坦福、伯克利、哈佛、剑桥大学等学府搜集来的资料，浓缩成一册，全书共50余万字。当时我们还合作编著了一本《华夏格致——中国科技史图录》，部分内容在1995～1999年期间分5次陆续刊于香港《明报月刊》，全书则因经费问题未能正式出版。

韩：《考工记》之外，司南是您另一个特别关注的研究课题。司南问题是国内科技史学界长期研究、争论的焦点之一，近几年关于司南的争论似乎又特别激烈起来，新的研究论文不断涌现。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您本人对司南的认识与理解？

闻人：除了《考工记》，关于司南和指南针的研究可算作我在科技史研究方面的另一项代表性成果。历史上，“司南”这个词一词多义。当代科技史学者讨论的司南，通常是指以《论衡》、《瓢赋》司南为代表的司南。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司南的研究，主要有磁石勺、北斗、指南车、水浮司南等几类不同观点，各种观点都以《论衡》“司南 ”句为立论之基，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把“司南 ”句原文的意思搞清楚。

《论衡》通行本来自明嘉靖通津草堂本，其中的《是应篇》有下面这段文字：“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鱼肉之虫，集地北行。夫虫之性然也。”

然而就目前已知的四种早期版本，前后近五个世纪里，《论衡》上句中的“司南之杓”都作“司南之酌”，一直如此。萧梁时，吴均的一首诗中有一句“独对东风酒，谁举指南酌”，其中“东风酒”一词屡为后世诗坛引用。此处上句中的“东风酒”和下句中的“指南酌”均为名词，彼此对偶。诗句中的“指南酌”实以《论衡》中的“司南之酌”为典。所以，将《论衡》通行本中的“司南之杓”校正为“司南之酌”有充分的证据。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论衡》改“司南之酌”为“司南之杓”，实际上是文字的通假。其义均当为“司南之勺”，而非司南之勺柄。此外，杨宝忠《论衡校笺》已校“夫虫之性然也”为“天性然也”。详见《“司南之酌”辩证及“北斗说”证误》[33]。

这个校正如能在学术界达成阶段性共识，当是对司南研究的重要推进。

将司南作为磁性指向装置研究的开创者是著名史学家张荫麟先生。然而，孙机先生否认中国古代有过名为“司南”的磁性指向器，竟然说王振铎先生“从张荫麟那里接过来的其实是一道伪命题，本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纵使为之殚精竭虑、费尽周折，也只能越描越黑，最终落得个一无是处。”[34]孙机先生如此卤莽武断，全盘否定九十年来中国科技史学者将司南作为磁性指南工具解释的研究令人吃惊，让人无法接受。

孙机先生避开“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的上下文，回避王充用这十二个字的目的是说明司南的“天性”，说：“至于‘酌’字，如《国语·周语》汉·贾逵注：‘酌，行也。’《诗·周颂·酌》汉·郑玄笺：‘文王之道，武王得而用之，亦是酌取之义。’《广韵》也说：‘酌，行也。’则酌训行、用。……‘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就是说指南车在地上行驶时，其横杆即木人的手臂总指向南方之意。”[34]

孙机先生的上述观点，初看似乎证据很充分，也误导了学术圈内外上上下下不少读者。实则他把句中名词性的“酌”误解为动词“酌”，再利用“行”的一词多义偷换了概念。《国语·周语上》韦昭注的“酌，行也”是指做、实行，指天子治国之酌“行”(implement)：酌训“用”，也指治国之道，不能理解为车子的“行驶”(driving)。“行觞”是把酒盛到觯中来给人喝。把“行觞”的“行” 解释为“行驶”，是荒唐的，将“司南之酌”的“酌”解释为“行驶”，同样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按科学常识，《论衡》中的“司南”靠天性指南，那就只能是磁性指向器，与机械式指南车毫不相干。孙文的问题远不止这一处，这里不便一一展开。详细内容可参看我写的《再论“司南酌”》[35]。

接下去再说一说我本人关于司南的观点。

1988年，锦光师与我合写了《〈论衡〉司南新考与复原方案》。这篇文章虽然尚未找到“投之于地”的正确解释，但是确认了《论衡》中的司南是浮式磁性指向器。2015年，基于新的研究成果，我发表了《原始水浮指南针的发明——“瓢针司南酌”之发现》。这篇文章首次提出了“瓢针司南酌”的观点，已引起学界注意。[36]感谢所有来自学术圈内外的支持。

关于《论衡》原文中“投之于地”的解释一直是司南争议的焦点。王充在写《是应篇》的同一阶段，还写了《状留篇》。王充在《状留篇》和《是应篇》中都用“投之于地”和“集地”对举。两个“投之于地”的含义相同，即放在地上。既不是掷在地上，也不是放在地盘上(10)闻人军：《王充论“投之于地”及磁石勺说献疑》，《中国训诂学报》第4辑，待刊。。据王充文中对“投之于地”的诠释，前述司南句应译为：“司南酌，放在地上，其柄指南。”

这个解读如果也能在学术界达成阶段性共识，当是对司南研究的又一重要推进。至于司南复原方案，目前百花齐放，正在接受学界和历史的检验。

“瓢针司南酌”复原方案不仅切合《鬼谷子》、《论衡》、《抱朴子》、《瓢赋》的记载，而且与指南鱼及宋元针碗浮针有明显的传承关系[37]。宋僧正觉(1091～1157)《颂古一百则》曰：“妙握司南造化柄，水云器具在甄陶”。我发现1982年江苏省丹徒县出土的银酒令纛上的针矛葫芦形顶，正是瓢针司南酌的针和瓢的化身，行令用的纛杆应代表司南造化柄。正觉诗“水云器具在甄陶”描述陶器里水面上浮着带有造化柄的器具——司南，即瓢针司南酌。元末熊梦祥所撰《析津志·寺观》曰：“要哉，正觉之司南，真乘之准酌欤。”元代末年，明通津草堂本《论衡》尚未刻行，熊梦祥所见的《论衡》仍应为“司南之酌”。他将司南酌化为“正觉之司南，真乘之准酌”，语义双关。作为实体司南的“正觉之司南”，正是具有天性指南的造化柄的水浮司南酌，由司南造化柄(纛杆)上的针矛葫芦顶所证实。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再次证明：古代确实发明了《论衡》称之为“司南之酌”的瓢针司南酌[38]。进一步考察银酒令纛上的针矛葫芦形顶，我们还能发现银酒令纛上留下了“瓢针司南酌”向针碗浮针过渡的痕迹。针矛葫芦形顶的葫芦化为三截，代表针碗浮针的三颗浮漂，有力地证明了“瓢针司南酌”确为宋元针碗浮针的前身。

司南的研究仍在继续进行中。“瓢针司南酌”能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呢？我本人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韩：您的论文集《考工司南》已于2017年3月出版，请问您接下去会着手再做哪些方面的研究？

闻人：2014年10月，整合国内11家高校及科研院所的“2011计划”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正式成立，投入运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汪少华先生邀请我加入了“基于出土资料的上古文献名物研究”团队。由此再次激发了我的科技史研究热情。2017年3月，《考工司南》作为上述两个中心的研究成果出版。此后，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和汪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我对《考工记》和司南的专题研究，又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研究还在继续进行中。将来条件成熟，会考虑出《考工司南》增订版或《考工司南二集》。

《考工记译注》2008年版出版至今已有十年。新近完成的修订版已交付出版社，进入编辑出版流程。

《考工记导读》从1988年出版算起，迄今已有三十年。学术界现在已经进入e- 考据时代。古籍整理和研究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这本书也正在修订中，完成后会出修订本。

《考工记》英译本的文字推敲和内容修订，待机会成熟时也会进行。

另外，我还计划与程贞一先生合作，协助他完成《考古声学》的中文版。

韩：预祝您的计划都能顺利实施！在您多年从事科技史研究的过程中，除了王锦光先生对您的指点与教诲，多位史学及科技史界前辈都对您厚爱有加。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闻人：好。先说胡道静先生。自从与胡道静先生结识，我每次去上海，都会前往拜访。胡先生不论有多忙，总是热情接待我，并告诉我科技史方面有关动态。1988～1989年之交，我以翻译《考工记》一事请教。1989年1月2日，胡先生在给我的一封回信中告诉我：“大约在1980或(19)81年时，UNESCO(11)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计划，把古老文化国家的科技名著一部，译成UNO(12)UNO：联合国组织。通用的六国文字(包括中文)文本行世。中国被选定者是《考工记》。”在说明承担现代汉语译文的蒋大沂(1904～1981)先生不幸病故，未完成的译稿下落不明后，他又接着说：“现在如果由兄英译，再恰当也没有。加上兄已有之现代汉语译本，即可以有六国文字中的两国文译本了。祝您成功!”回想起来，在学术研究方面，胡先生从来对我都是鼓励有加。我来美国后，与胡道静、钱临照、徐规诸位先生都保持了通信联系。

徐规师与王师是同乡好友。作为宋史大家，他以考证功力享誉学坛。我并不是徐师的及门弟子，但他总把我与他的其他得意门生相提并论，我也视他如我的又一位导师。徐师和我合作写过一篇《沈括前半生考略》，文中以新的论据考证了沈括的生卒年(1032～1096)[39]。1992年《世界日报》报道，湖北省英山县发现了所谓毕昇墓碑，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纲》中引用了这个材料。徐师看到后马上给我写信指出问题，提醒我不可轻信。2012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纲》修订本[40]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时，我遵嘱作了修改。但遗憾的是徐师已归道山，再也无法请教。

1985年5月，由北京大学、杭州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杭州市柳莺宾馆举行。北京大学邓广铭先生和徐师任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杭州大学历史系主任金普森先生任会议秘书长。我也有幸与会，这是我首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会议期间，得与美国学者何瞻(James Hargett)相识，开启了两人长达几十年的合作和友谊。

1980年10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1届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也随王师北上赴会并见到了钱临照先生。他大概没有注意到我这个杭州来的研究生。那次会上，钱先生当选为理事长。大会组织参观故宫，门票有限，李志超先生把参观故宫的门票送给了我，让我生平第一次走进紫禁城参观故宫文物。将近40年的时间过去了，至今回想起钱先生和李先生两位前辈当年与会时的风姿，依然十分清晰。1981年，我以优秀成绩通过硕士论文《〈考工记〉研究》答辩。王师将论文打印本寄送出去，请一些著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钱临照先生看到我这篇论文后，颇为赏识。他曾让他的研究生金正耀先生写信转达让我跟从他进一步读博深造的殷切期望，可惜当时我在历史系深受器重，一时未能领会钱老的深意，因此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韩：回顾这几十年的学术研究生涯，请问您可有哪些经验与体会同后学分享？

闻人：说来惭愧。我谈不上什么治学经验，只能说一点粗浅的体会。首先是建立研究自信：不迷信权威，敢于面对难题；不标新立异，但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其次是强化问题意识：要善于从古籍中发现有价值的材料，从当代论著中看出尚未解决的问题。此外，要注意研究方法：努力贯彻二重证据法，文献资料固然不可或缺，同时还要尽量利用考古材料；除了关注国内学界同人的研究，还要注意借鉴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现在已进入e-考据时代，资料查阅方便，我们的研究条件也比以往大为改善。因此更需要提高学识和鉴别能力，避免“失之交臂”或贻笑大方。

韩：您硕士毕业后在杭州大学留校任教，请问当年您具体做哪些工作？那时王锦光先生对杭州大学物理学史学科点有没有进一步的设想与规划？

闻人：1981年4月，我硕士毕业，恰逢毛昭晰先生在杭州大学历史系创办文物和博物馆学专业，我即用文博专业教师的名额留校任教。那时，王师正给历史系和非历史系的文、理科学生分别讲授中国科技史选修课。我既接手讲授历史系的中国科技史选修课，同时给文博专业的学生讲授中国科技史必修课，还给文博专业学生上制图课。1985年，我担任了文物和博物馆学教研室主任。这一年，文博专业第一届学生毕业，学生中也有接着做科技史研究的。2008年7月，文物和博物馆学专业已升格为学院的一个系。

1986年，我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1987年4月，又被聘为浙江省文物博物专业人员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因为工作关系，我比较关心考古发现，当年的《文物》、《考古》几乎每期必看，结果第一时间发现了江西临川手持旱罗盘的张仙人俑。《杭州大学学报》立即配合，在即将出版的1988年第四期中插入一则《研究通讯》，接着《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浙江日报》、香港《大公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纷纷报道。因此，那段时间我被历史系的同事戏称“红得发紫”。

物理学史的硕士点原来设在杭大物理系，据王师的设想，是要进一步升级为一个博士点。这个计划如果正式实行，我会是他的主要助手。据说当时杭州大学对本校的科技史学科点也曾有更大的规划。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规划最后并没有付诸实施。

致 谢本次访谈先后得到孙承晟、曾雄生、钱永红、孙显斌、李磊、韩琦、邹大海、汪少华、王才武、林文照、黄兴、俞月圆、张宗鹤、李林、李志超、胡化凯、郭金海、姚大志等诸位先生与同人的热情支持与帮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