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荣

情怀是带有感情倾向的心境、心情。不同出身，不同职业，不同阅历、经历，不同修习、修养的人，会有不同的情怀。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要开拓者、掌舵人，受到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衷心热爱和拥护。他无疑具备天下情怀、家国情怀、领袖情怀、统帅情怀。难得的是，他还具有深深的、恒久不变的百姓情怀，或者说人民情怀、群众情怀。这种情怀，就是心里装着百姓，时时、处处、事事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忧百姓所忧，乐百姓所乐；就是紧紧地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就是自觉维护群众利益，和一切侵蚀、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作坚决斗争。学习毛泽东的百姓情怀，对于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干部队伍，无疑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的百姓情怀植根于其群众观和党群关系观

一个人的情怀固然不免受制于客观环境，但更主要、根本的还是取决于他的世界观。毛泽东的百姓情怀，就植根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党群关系观。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并坚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的主力军历来是人民群众，所以毛泽东断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诚然，人民群众只有组织起来，并且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政党指引、领导下，才能发挥改造世界的力量。另一方面，革命理论既产生于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中，又须由人民群众掌握，用之于斗争实践，并通过实践的再检验，才能证明其合于实际，发挥指引群众斗争的作用。而革命政党(特指共产党)本来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是人民的代表。因而，毛泽东肯定“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3)毛泽东：《切实执行十大政策》(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我们的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当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4)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187页。。

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领路人。还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毛泽东就告诫全党：“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5)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毛泽东以致自觉地把党当作群众从实践中选择的领导工具，认为“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6)毛泽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374页。。新中国成立19周年之际，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对全党同志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秉持怎样的群众观和党群关系观。在这样的群众观和党群关系观影响下，毛泽东对中国百姓的态度必定是敬畏的、谦逊的，又必定是极端热情、极端负责的，他有如此百姓情怀，是很自然、很合情理的。

二、毛泽东百姓情怀的主要内涵

毛泽东的百姓情怀如山高似海深，既高尚又广阔，内涵极其丰富、深邃。

站稳人民立场，维护人民利益。在阶级社会中，在阶级意识长期存在并发生作用的社会中，是为剥削人压迫人的少数人说话办事，还是为受剥削受压迫的多数人、即人民大众说话办事，这是区别一个政党是否为革命党的根本标志，当然也是检验这个党的领袖和党员有无百姓情怀的试金石。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党；它的第一个纲领就申明：“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8)《“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1)，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这已然表明：中国共产党是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说话办事的革命党，它和人民大众应该有着天然的、紧密的联系，应该为着争取和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而斗争。

毛泽东一贯地坚守了党的人民立场。“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他给中共佳县县委题词，勉励他们：“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页。他要每个党员同志都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1)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建国后他又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诚然，人民也会有缺点，对此，毛泽东说，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1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2页。，“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1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页。。

既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办事，心中就会时刻装着人民群众，想着为争取、维护人民利益多做实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冲动和付诸实践，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毛泽东的百姓情怀在这方面有很突出的表现。例如，苏区时期在谈到查田运动的没收分配时，他指出：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没收富农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只有经过村子群众大会得到群众的同意后，才能实行；没收了地主的财产，除开现款及宝贵物件交政府财政部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分发群众，而且要即刻没收、当场分配，首先要分配给村里的红军家属、雇农、工人，及其他群众的贫苦者；政府工作人员最好不要求分东西，以作模范，如果十分缺少用物，要取得群众同意，在群众大会上通过。要防止工作人员自由拿东西。(15)毛泽东：《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1933年6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再有，建国之初，毛泽东领导全国范围的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及“三反”“五反”运动，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完全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维护人民利益之举。

坚持群众路线，把握群众脉搏。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不是用恩赐、包办的办法，而是如同毛泽东所说：“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16)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2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7)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动员群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官僚主义的，一种是群众化的。前者只是坐在房间里发号施令，敷衍塞责，强迫群众按照他的指令去做，而不管群众愿不愿意、能不能够那样做。这种动员方式十有八九要失败，因为它往往脱离实际，不为群众喜欢。而后者是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虚心了解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有什么愿望、什么诉求，他们在为自己利益奋斗过程中积累了哪些经验，发生什么教训，有没有新的想法，等等。然后“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18)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这种群众化的动员方式(也是领导方式)，就是走群众路线。在各项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就能把握群众的脉搏，更好地为群众利益服务，从而受到群众认可与拥护。否则，不免适得其反。

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也充分体现了他的百姓情怀。他一贯地注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详细系统地做各种调查，并且亲自做记录，整理调查报告。他在井冈山苏区和中央苏区，就做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多个农村调查。因而他对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有着常人不及的了解与感悟；他解说的道理、制订的政策、采取的措施，就能反映广大农民群众的心声，代表他们的利益，进而寻找到一条解决农民问题、实现中国革命第一步的正确道路。他关于调查研究的至理名言，如：“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19)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20)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了解社会、了解群众、解决各种问题的法宝。

毛泽东不只是自己注重通过调查加深加强对群众、对实际的了解，而且一再提倡、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进工厂、进农村、进商店、进学校、进军营、进居民小区，密切联系群众，做群众的知心朋友，由此增进党群、政群、干群关系，凝心聚力，解决问题，做好各项工作。

关心群众生活，常忧群众疾苦。自古以来不乏爱民如子、解民倒悬的好官，但他们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他们的所为只能施惠于极少一部分人。毛泽东对共产党的干部、人民的政府要关心群众，注意其生活问题认识的格局，比前者不知高出多少倍。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就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21)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这段话清晰地表达了这么几层意思：第一，工农民主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群众的生活问题，要时刻放在心上，认真加以解决，切不可漠视，也不能敷衍；第二，由此使群众提高对党和工农政府的认识与信任，密切彼此的联系；第三，还要由此使群众了解党和工农政府更高的任务、更宏伟的目标，为革命的胜利、自己的彻底解放继续斗争。说彻底，共产党人关心群众生活，决不是施小惠不及大义，而是由近及远、由浅入深，是将群众的眼前利益与其长远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把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规定为苏维埃政权的两大任务。

抗日战争胜利之初，毛泽东又提醒共产党员“坚决同人民一道，关心人民的经济困难，而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22)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945年11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3页。。

建国后，随着民主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生产有了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提高。毛泽东依然密切关注群众生活问题，要求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切实解决好。1959年7月，他在审阅中共中央一份关于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时写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在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后精心筹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23)毛泽东：《发展商业和副食品生产》(1959年5月、7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以上所述，无不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毛泽东的百姓情怀。如果说，它们还只是毛泽东百姓情怀的微观表现；那么，常忧群众疾苦，并从根本上解除群众疾苦，就应是毛泽东百姓情怀的宏观表现。例如旧中国的水患是对广大群众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与祸害，却长期得不到根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时刻不忘治水，先后提出了治理淮河、黄河、长江等大型江河的任务，并亲临实地视察，与相关专家、工程人员商量，使之逐一落实见效。针对农村历来缺医少药，影响到农民的健康问题，毛泽东指示卫生部要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要求各级卫生机关、医务人员“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页。。他还支持了“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和草医草药民间疗法。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状况。再如，1958年7月1日，他从头日的《人民日报》读到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不由得“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他想到了血吸虫毁灭百姓生命胜过八国联军和日本侵略者，“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终于有了战胜它的希望，瘟神只好走路了。于是，“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作《七律二首·送瘟神》，“聊为一臂之助”(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1页。。1976年7月28日，已是重病缠身的毛泽东得知唐山大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放声大哭”。听到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汇报说要去唐山，他连连说“你去，抓紧去，去看看灾区的人民”(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50页。。只有和人民心连心的领袖，才有如此情怀。

反对官僚主义，严惩贪腐分子。官僚主义是发生在党、政、军、群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机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中的不良的工作作风，尤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容易沾染。官僚主义的表现有多种，“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27)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125页。。其实质是脱离群众，其危害则不仅妨碍到工作的正常开展，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且久而久之使群众跟党离心离德，失去对党的信任。因此，毛泽东早在苏区时期就对官僚主义有着鲜明的反对态度。他在和项英等共同发布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紧急决议》中写道：“官僚主义，是脱离群众，破坏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这是苏维埃政府中绝对不允许存在的”。(28)《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红色中华》第43期，1932年12月5日。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严厉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那些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抛开去，这些废物就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2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毛泽东对官僚主义这个旧社会的遗毒之所以深恶痛绝，当然首先有着政治的考量，却也不能不说这是他的百姓情怀的自然流露。老百姓不喜欢官僚主义，望之生厌生畏，他的百姓情怀便与官僚主义格格不入，自然也就有着对后者的厌恶与排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反对官僚主义是毛泽东百姓情怀的内涵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面执政的领导者，毛泽东对官僚主义作风的警惕和反对丝毫不减当年。他一再告诫：“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5页。“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要整一下。”(31)毛泽东：《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6月29日、7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另一方面，对于反映群众心声、诉求的人民来信，毛泽东则要求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并恰当处理，“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32)毛泽东：《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贪污浪费、腐化堕落行为与官僚主义作风一样，都是严重脱离群众，破坏党群、政群、干群关系的消极因素。由于前者直接侵蚀、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归根结底侵害群众利益，人民群众更加痛恨之、必欲除之而后快。毛泽东深明此义，早就在这方面展现了他的百姓情怀。苏区时期，毛泽东在和项英等联署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14号》中就强调指出：“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的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和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33)《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红色中华》第27期，1932年7月14日。在二苏大报告中进一步告诫：“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34)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中央苏区各地各条战线结合节省运动、检举运动和审计工作，大力开展反对贪污浪费、腐化堕落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仅整肃了队伍，抑制了贪腐，而且培养了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继续不懈地进行了反对贪污浪费、腐化堕落的斗争，如“三反”“五反”运动、增产节约运动、整“五风”运动等。这些运动由于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关切，而为人民群众所拥护，并积极参与，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三、回顾毛泽东百姓情怀的现实意义

在回顾新中国成立71年来所走过的艰辛却辉煌的历程时，回顾、重提毛泽东的百姓情怀，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

其一，它能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静下心来检视自己的群众观、党群关系观，摆正自己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人的价值观的多元化，人们施展个人才华渠道、方式的拓宽，以及接受、运用新的科技成果的难易差别等客观环境的变化，还有主观条件的不同，一部分领导干部、党员同志对群众的根本看法，对党与群众的关系的看法发生了不容乐观的变化。在某些人眼里，群众不再是真正的英雄，群众不再有无穷的创造力；只有他们和少数“精英分子”才是当今的英雄，才是改变世界的能人，而群众不过是任其驱使的廉价劳动力。于是个别人蜕化成官僚、特殊党员、既得利益者、乃至窃国大盗。他们犯错犯罪，难道不是在根本上脱离了群众，走到群众之外、之对立面了吗？回顾毛泽东的百姓情怀，他们当会猛然一醒。

其二，它能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审视自己的工作立场、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进一步做好工作，为人民服务。毋庸讳言，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在制订政策、进行规划、推进工作时，常常在群众、资本、权力之间左顾右盼，犹疑不定，有时则牺牲群众利益而屈服、迁就后者。于是“为人民服务”在他们那里流为单纯的口号、招牌，他们的工作方式习惯了发号施令、遥控指挥，工作作风自然不免轻浮、不免官僚。而群众则不免忍气吞声、忿忿不平、以至怨声载道。回顾毛泽东的百姓情怀，当能找到克服这些不正常现象的良方良法。

其三，它能加深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解，从而自觉贯彻落实于各项工作中。“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至少包含这么几层意思：一是党和政府、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与人民相比，人民是中心，前者都要围绕人民转，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二是资本、权力等各式要素、因素和人民相比，人民是第一位的，当它们和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无条件让位于人民利益；三是党和政府的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也就是向人民负责。回顾毛泽东的百姓情怀，我们很容易看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与前者的历史联系、逻辑联系，从而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