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媛

中国共产党是担负伟大使命的政党，在其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精神财富，极大地重现了党的历史伟业、历史实践，生动体现了党的价值诉求与党内文化特征，有力地塑造了党员面貌和政党形象。话语作为人们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蕴含着强烈的主体意图、倾向，是文化传承、价值传播和理论发展的重要载体。因此，准确凝练、科学构筑、生动讲述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是中国共产党话语表达力的重要构成部分。“红船精神”是针对党的创建历史所提炼的党的革命精神的最新表述，“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1)《用伟大精神推动伟大实践》，《光明日报》2017年12月5日。。因此，考察“红船精神”话语表达的生成逻辑、阐释其话语功能，总结其话语路径，是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的重要切入点。

一、红船精神话语表达的生成逻辑

红船精神话语表达不同于红船精神本身，强调的是红船精神被提炼、命名、阐释到广为认可、传播的过程。红船精神由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于2005年6月21日在《光明日报》撰文《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中提出并进行了内涵阐释。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嘉兴南湖红船后又一次重申了红船精神。红船精神经过十多年的理论挖掘，在诸如建党精神、“石库门精神”、“先驱精神”等众多对建党精神的概括凝练中最具代表性。

(一)历史逻辑

近代中国在资本主义时代兴起之后，从一个古老文明古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主义体系，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家积贫积弱，人民困苦不堪。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奋起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各个新旧势力、阶级阶层都没有解决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华民族呼唤新的进步力量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十月革命的发生为当时彷徨的中国人带来了革命的理论和全新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组织的形成，近代产业工人的出现，奠定了新型政党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阶级基础。1920年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齐聚上海，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了党的一大，会议的最后一天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宣告了党的成立。

(二)现实逻辑

红船精神是在2005年党内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提出的，又在党的十九大后得到重申，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宣传。这说明红船精神始终是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需要结合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管党治党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情况，致使党内出现一些党的领导弱化、党的组织边缘化、党脱离群众、党的形象受损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反映在精神状态上就是党内出现了理想信念滑坡、奋斗意志薄弱、创新能力不足、群众观念淡薄等精神懈怠和“偏离初心”的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小则体现在情绪消极、工作积极性不高，大则表现为是非不清、腐化变质。因此，运用党的精神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充实党内教育，是新世纪以来管党治党的重要资源和有效方法。红船精神话语表达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红船精神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密切相关。我们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华民族从富起来迎来了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这种新气象新作为正如十九大报告主题所揭示的，需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而红船精神是党初心与使命的最初历史见证。红船精神在党成立近百年的特殊时间节点上再次被强调，凸显了独特的教育价值。

(三)理论逻辑

红船精神是建党精神，其实践形态处于中国共产党的起点，但其理论形态的形成却远远滞后于其他革命精神，这说明革命精神的理论形态产生需要一定的理论前提，即正确认识党的创建史以及党的早期革命活动。这首先有赖于党的创建史研究的推进。党的早期活动集中在上个世纪20年代，虽然是党全部历史活动的起点，但却因为一大召开的秘密性、以及党长期在白色恐怖环境下活动等原因，使得这部分历史材料相对匮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中共一大为核心的党的创建史成为党史研究的重点课题。许多代表性史料和重要资料，重大研究成果先后出版和发表，代表性著作有2002年9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关于党的创建史的权威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史料有吴少京主编的《亲历者忆——建党风云》等，资料有《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立的文件》9件等。(3)参见倪兴详、徐云根：《近十年中共一大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尽管细节仍有争议，但是对诸如一大的时间地点、一大通过的重要文件、党的早期组织和成员、南湖会议的相关情况都形成了权威的研究成果。党的创建史研究的突破有利于学术界对党的创建史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肯定其已经形成的集体性精神风貌。在红船精神提出前，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表现为90年代“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三种，到新世纪初纳入了西柏坡精神、苏区精神。(4)邱小云：《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光明日报》2013年4月21日。出于完整呈现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状态和完善革命精神谱系的需要，红船精神提出的理论土壤已经成熟。

二、红船精神话语表达的功能分析

话语功能是指“话语由话语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程序进行运用，从而使得话语产生了有效性、工具性和作用性。”(5)杨帆：《红色文化资源话语功能探析》，《理论月刊》2018年第2期。红船精神话语表达运用符号化的构建方式，向全党和外界传递了有关党的历史、思想、知识、信息，从而实现党的价值传导和意义赋予。

(一)红船精神的话语解释功能

解释就是对事物的演绎、推理和叙说，它是话语表达的关键环节和显性样态。红船精神的话语解释功能在于它回答了两个问题。

红船精神通过回答“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实现了历史现象解释。这一问题的解释是由红船精神的主题以及历史地位所决定的。红船精神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精神，既包括建党精神，也包括建党之后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井冈山革命精神产生之前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孕育和创造的革命精神。(6)高凡夫：《“红船精神”提出的考察与认识》，《浙江学刊》2018年第4期。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的角度追溯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源头，填补了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大革命之间的革命精神空白，是红船精神的历史地位。红船精神涉及到的党的早期历史，通过党成立的条件与基础、党的目标与宗旨、党的早期革命活动等，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在解答近代中国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困境、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认可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基础上产生，以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纲领和以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的最低纲领为奋斗目标，以开展工人运动为核心的群众运动为工作重心。上述内容全面具体地解答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红船精神通过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实现了现实困惑解释。这个问题是上一个问题的自然延伸与现实追问。红船精神首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曾经能”的历史事实。尽管党当时尚且弱小，却由于其新的指导思想、新的政党组织、新的奋斗道路孕育了成功的种子。毛泽东评价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7)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11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页。红船精神还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继续能”的政党品质。这一政党品质表现为远大的奋斗目标、深厚的民族情怀、正确的思想指引、实干的踏实作风、扎实的群众基础、高尚的道德品质，这些品质在党的早期奋斗史中已经通过党的纲领、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工作、党员的人格等多个层面得以体现，并集中浓缩在首创、奋斗、奉献的红船精神内涵中。

(二)红船精神的话语认同功能

话语解释使得“特定现象的意义、价值及真伪等显露出来”(8)郑杭生：《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从而实现社会成员间凝聚、融合、一致的认同效果，话语认同是话语表达的深层动因与必然结果。

红船精神通过昭示党的初心使命达到目标认同。红船精神是初心使命的重要载体，在于它蕴含着深刻的民族复兴主题和深厚的人民幸福追求。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敲碎了中国人的“天朝大国梦”，中国陷入了亡国亡种的危险境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既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索民族危亡问题的必然结果，也是古老民族挽救危亡的历史主体选择。中国共产党在一大纲领中就提出要进行社会革命，在二大纲领中进一步将斗争对象聚焦到压榨广大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力量紧紧系在最广大人民的身上，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提出：“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别人‘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9)《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页。

红船精神通过展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达到理论认同。红船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精神表达，其首创内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彻底的批判特性与开放发展的理论姿态，奋斗内涵紧系于马克思主义对实践活动的高度认可，奉献内涵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的进步性以及历史主体地位的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使得其在19世纪末来到中国，在20世纪初便在与同时期中国流行的诸多思潮，诸如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的竞争中占据上风，为其之后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科学性还使得中国共产党显示出与当时其他政党团体极大的不同，那就是“基于‘主义的结合’而非个人感情结合而走到一起的，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信仰、高度组织纪律性的、为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奋斗的群体。”(10)杨晓伟：《基于意象思维的“红船精神”命名中共建党精神的合理性》，《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年第11期。

红船精神通过开辟中国道路达到路径认同。红船精神开启了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探索，成为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政治派别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建什么国，走什么路的问题上。(11)李捷：《弘扬“红船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嘉兴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各种政治方案与政治道路轮番登场却最终都走向失败，新的道路选择迫在眉睫。虽然这一时期，我们在“走俄国人的路”中有过挫折，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把俄国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调整矫正了那些不适合中国实际的刻板模式。

三、红船精神话语表达的实践路径

红船精神自提出起，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影响力不断扩大，在红船精神说什么，在哪说和怎么说方面做了有益探索，形成构筑话语资源、打造话语渠道以及丰富话语形式的话语表达实践路径。

(一)构筑以“红船”为表征符号、党的创建史和大革命史为支撑的话语资源

红船的原型是一艘泊在南湖的画舫，是民国时期嘉兴地区较为常见的普通游船。党的一大会议在上海遭遇意外后，转至这条小船上完成了剩余的会议议程，庄严宣告了党的成立。红船符号最初的提炼指代南湖会议精神，对应的就是“一条小船，一天会议”的具体历史事件。2005年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活动中，嘉兴展开过几次围绕红船精神的讨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得知后，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要从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局加以提炼，并于当年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系统阐述红船精神的内涵与意义，红船符号开始从具体的南湖会议事件扩大到中共一大的胜利闭幕，继而与中国共产党诞生相关的全部历史事件发生了联系。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随着党内对建党精神的思索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与中国共产党党史在实践序列上一致性的要求日渐迫切，红船符号以一种意象思维的方式更适合于地域不集中、主体较分散、活动复杂多样的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及建党精神的命名。(12)杨晓伟：《基于意象思维的“红船精神”命名中共建党精神的合理性》，《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年第11期。至此，画舫停靠在南湖烟雨楼的画面逐渐抽象为红色为背景色，上有党徽下有红船的画面，充分地强调信息的视觉接收方式，具有直观形象、生动灵活、联想丰富的优点和更强的表现力、直观性和感染力。

党的创建史和大革命史是红船精神话语表达的血肉支撑，红船精神的符号表达方式具有生动、传神、简洁、有力的优点，但是也存在着输入信息分散、知识有限、效果单薄的局限性，需要以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充实和支撑。红船精神见证的具体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应的历史背景是党的创建史与大革命史。这段历史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包括建党、发动工农运动、推动国共合作和国民大革命，以及北伐战争”，涉及到的行为主体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群体，“不仅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等建党群体，还应包括其他党的早期领导人和共产党员”(13)高凡夫：《“红船精神”提出的考察与认识》，《浙江学刊》2018年第4期。。正确了解党早期革命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使得红船精神话语表达更加饱满与聚焦，达到党史党情、国史国情教育普及的效果。

(二)打造党内教育为主，学校教育为辅的话语渠道

党员干部是红船精神话语表达的关键对象，党内教育是红船精神话语表达的主渠道，党内教育通过三个方面开展：一是建设专门的干部教育平台。成立了浙江红船干部学院，编写了干部读本，开发了主题课程，截止到2019年底两年间浙江红船干部学院就达到班次1038期(批)，培训学员68397人次，培训范围覆盖全国；二是精心设计主题教育活动。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习近平总书记以实际行动为全党做出榜样示范，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这次生动的党课教育形成了一个全党学习红船精神的契机，增强了广大基层党组织回顾建党历史，感悟红船精神的自觉性与针对性；三是开办党媒专题栏目。地方媒体主要是《嘉兴日报》《浙江日报》，中央媒体主要是《光明日报》，尤其是《光明日报》“红船初心”特刊，刊发了一大批学习贯彻落实“红船精神”的理论文章和基层一线报告，营造全党学习红船精神氛围。同时，加强党内制度约束，《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中规定了党史的学习内容，《干部教育培训条例》中规定了党性教育的培训内容，《关于新形势党的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更是严格规定了党内组织生活的严肃性与政治性，从而为红船精神及其他党史党性党的理论学习在全党范围的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青少年是红船精神话语表达的重要对象，学校教育为青少年提供知识与价值教育，是红船精神话语表达的重要场所。挖掘学校课程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的红船精神因素，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提供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廓清理论特质，中国近现代史厘清历史脉络，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落实现实践行，从而帮助学生系统全面理解红船精神。建设红船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在校内设计红船景观，播放红色文艺作品，张贴画像标语，使广大青少年感受到浓郁的红船氛围。组织丰富多彩的红船主题的校园活动，如观看红色专题片，参观博物馆纪念馆，演唱红色歌曲，开展红色调研、组织红色社团、阅读经典书籍等。

(三)丰富仪式举行、文艺创作、理论研究多元一体的话语形式

仪式是营造话语表达共同体，制造集体记忆的好办法。红船精神的话语表达中的仪式集中体现为“重走一大路”的体验项目。习近平指出：如果我们的党员同志能够到南湖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将有助于“精神传承，思想生化”。在此基础上，基层依托南湖红船设计了以“六个一”为内涵的“重走一大路”体验项目，为全党开展党的组织生活提供了主题聚焦建党历史的仪式选择。

文艺创作是话语表达的通俗手段，意在面向大众进行述说，以小说等文学作品、电影等影视作品和歌曲等艺术作品的方式呈现。红船精神话语表达中的文艺创作目前形成了如政论片《红船》《红船驶进中国梦》，电影《建党伟业》，动画片《红船谣》，歌曲《南湖红船》，舞台剧《红船》等，下一步还应该在作品门类方面不断拓展，创作出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作品。

理论研究能否为话语表达注入理性精神，是话语表达力强弱的决定因素。红船精神话语表达的理论研究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成立科研机构，主要包括嘉兴市成立的嘉兴南湖红船精神研究会、嘉兴市市委党校红船精神与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南湖革命纪念馆红船精神研究基地，浙江省成立的省红船精神研究指导委员会、红船精神研究院等；二是加强学术研究，多次举办红船精神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形成“红船论坛”的品牌研究平台。2017年12月4日召开的弘扬红船精神座谈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出席并发表讲话。红船精神还被纳入了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精神工程重大课题，出现在2015年和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指南中；三是出版学术著作，目前已经出版了《红船精神：历史地位、当代意义以及永恒价值》《红船精神：起航的梦想》(外文版)等著作，并编写了干部教育教材《红船精神简明教程》《红船精神学院读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