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遥

（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在当下的互联网生态中，民粹主义作为社会负面情绪的一种发泄方式和网民极端心理的一种表达形式，总是披着“大众民主”的外衣进入人们的视野，然而其最终走向却同民主政治背道而驰。中国的民粹主义主要表现为网络民粹主义，而网络民粹主义的爆发又集中在与民众利益联系最为紧密的民生领域。这种社会思潮近年呈现出波浪式的特点，从一系列网络集聚性事件中可以看出，网络民粹主义总是借用与“精英”相对的“大众”的口号，通过渲染、夸大甚至捏造一些现实社会中的敏感事件，通过感情色彩浓厚的语言，借助大众传媒在网络上引发民众强烈的“仇官”“仇富”“仇精英”心理，并引导围观者将对生活的不满以及对社会中不公平现象的愤怒上升至对我国制度的批判，给社会稳定带来较大冲击。网络民粹主义的治理需要政府合理引导，在政府主导下，对社会各主体的利益进行整合，维护民众的权利，促进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强调：“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1]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打造良好网络环境的坚定决心，这些顶层设计既指明了政府下一步工作的方向，又指引着我们深入思考治理网络民粹主义的可行方法。

一、概念阐述和研究综述

（一）概念阐述

在当下中国，民粹主义依旧存在，并以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形式出现。一般认为，“民粹”指的是部分精英阶层出于对人民的崇拜，将人民视为“精粹”，即“以民为粹”[2]41，极端推崇人民群众的信仰与力量，将群众的需求、意愿、情绪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中，“人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并推动历史前进的先进阶级，而是抽象的、高尚的、道德化的，同精英相对立，以信仰“草根文化”为主体，以反智运动为核心，以情绪化宣泄为手段，以极端平民化倾向为代表的网民群体。网络民粹主义者以“大众民主”之名行文化霸权之实，在意见和观点的表达中常常以“仇官”“仇富”“仇精英”为主，形成套路化、模式化的特点，以至于每次有事件发生，都可以将之归结为某种固定性的话语体系[3]，并将这种话语体系转为“精英-大众”二元对立的表达逻辑。

除此之外，“民粹”还有一种表达方式，即“民之精粹”，泛指民粹主义者强烈的精英意识，他们重视人民、关心民生，但不相信人民有力量改变被压迫被剥夺的命运[2]43。在国家和社会内部，无论民粹主义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诉诸精英主义的平民主义，即“概念上的‘底层的主义’和实际上的‘精英的主义’”[4]。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中，网络民粹主义者对精英怀着强烈的仇视与敌对态度，并以某一具体的公共性事件为发泄点，产生代表“大众利益”的意见领袖。由于人民无法代表自身，亦提不出改变现实的具体主张，只有让意见领袖代替他们发言，底层民众才能获得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精英主义的思考逻辑。

（二）当前研究动态及不足

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既是理论界思考的重要问题，亦是现实实践中的合理诉求。从现有文献来看，目前理论界主要关注：

一是网络民粹主义对中国社会环境的稳定造成冲击。宇文利认为，网络的发展为民众提供了话题参与的平台，而“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矛盾与社会现象所积累的社会怨恨就此部分地得以宣泄”[5]。郝宇青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情绪呈现出民粹化倾向，并且部分网民倾向于用暴力方式予以解决[6]。王永友、黄扬琦认为，网络民粹主义在中国“力图占领并控制网络空间舆论宣传阵地，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损害网络空间政府的威信和形象”[7]。陈龙认为，当下中国出现的网络民粹主义，是以戾气发泄、话语勾连与借题发挥为主的初级阶段的民粹主义[8]。贺东航认为，网络民粹主义妄图以非理性的“语言渲染”撕裂社会价值共识，并与多种不良社会思潮合流，对疫情防控工作产生冲击[9]。

二是网络民粹主义是民众消极心理的折射，这种心理必须尽快得到缓解。黄楚新认为，网络民粹主义反映出自我矮化、道德正义高于程序正义、网络旁观搅局等社会心态，必须对其予以防范与治理[10]。崔聪、张励仁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仇视精英、解构权威，割裂了爱国主义的“整体之爱”，生成“狭隘和盲从”的爱国主义，必须对其予以规范[11]。丛日云认为，网络民粹主义者在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围剿专业人士，迫使许多专家噤声，必须将其纳入制度化轨道予以管理[12]。王天楠认为，泛滥的网络舆情催生一系列负面效应，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已迫在眉睫[13]。路晓锋、刘鹏茹认为，若任其发展，网络民粹主义会侵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14]。

三是通过对具体网络集聚性事件的分析或借鉴国外经验，为中国应对网络民粹主义建言献策。张爱军、王富田认为，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在选举制度上存在差异，在我国民粹主义很难像在西方国家一样出现全国性的爆发，而主要表现在针对社会事件的网络舆论中[15]。程恩富、张奕阳认为，通过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俄国民粹主义的分析，借鉴应对经验，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应对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民粹主义[16]。张霞、刘学军认为，近期欧美已兴起第三波民粹主义运动，此类运动在中国目前虽不存在，但却表现为网络民粹主义，必须通过协商民主来治理[17]。张晨晨（音译）认为，全球因民粹主义引发的政治事件能够表明极端主义话语正借助互联网进行广泛传播，对此中国亦需警惕，并加以治理[18]。

总之，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对网络民粹主义进行了探讨，为当下中国治理网络民粹主义提供了一定的视角和方法。但亦存在一些不足，目前理论界大多将视野聚焦在如何消除部分民众的消极情绪、主观引导并提升公民素质、加强对网络环境的立法监管上，而较少从政府行为层面上关注网络民粹主义的治理，但后者却是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

二、理性审视并警惕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当前中国的抬头和蔓延

在中国，民粹主义缺乏参与政治活动的现实土壤，亦缺乏明确而长期的政治口号。相对于一般的社会思潮而言，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更像是一波接一波面向社会袭来的浪潮。在当下，网络民粹主义者主要依靠互联网形成短期话语垄断，试图引发网民心理的民粹化倾向，但这种倾向有一定的时间性，目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再次抬头和蔓延，必须对其予以理性审视，避免这种思潮向社会运动发展的可能。

（一）部分民众不自觉地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孵化器

21世纪以来，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生产和交流方式，高效地提供了大众日常生活和娱乐的虚拟空间，成为网民抒发并交流意见的平台，以至于每个人都成为社交关系中的一环。近年，在我国的互联网生态中，部分网民民粹化倾向日益凸显，凭借一些社会敏感突发事件，网络民粹主义者总是尽可能地对其中一部分进行煽动、渲染，做大舆论声势，宣泄不满情绪。在网络民粹主义者眼中，事件本身的“合法性或者合理性的来源是人数多，然而人数多并不代表大多数人，但他们认为能代表大多数”[19]81。于是，底层民众便成为其重点关注对象，一旦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民众成为非理性群体，极易诱发大众话语垄断，来自其他阶层的不同意见便极易淹没在网络民粹主义的浪潮中。当超越权力、财富、声誉地位的平等化沟通逐渐对传统的话语权威形成挑战，网络话语权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精英向大众的转移。

此外，部分青年大学生亦出现网络民粹主义倾向。一方面，他们大多出身平民，生长于中国的三四线城市或乡村，没有显赫的社会背景，但其所受到的高等教育使得他们有着强烈的表达意愿。另一方面，这些青年学生有一定的底层生活经历，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并对“草根阶层”的呼声感同身受。但当他们面对社会时，却发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问题无法全部通过理论来解决，易引发内心的苦闷与彷徨；在遇到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时，这些感触与情怀一旦同群众所关注的问题契合，便会喷涌而出，从而产生出对大众高度的热情与想象，认为人民群众中有强大的力量，必须维护大众利益。

然而，一旦民众心中的负面情绪诉诸网络表达，个体原本高于草根阶层的理性和主张，就极易被淹没在民粹化的情绪宣泄中，被不自觉地带入非理性的群众狂欢，这种狂欢浪潮既偏离个体原先的设定方向，也削弱了个体才智。“即使是各行各业中最优秀的专家，当他们表现为一个群体的时候，也会经常性地作出极度愚蠢的决定。一旦他们受困于这种群体意识，那么他们最多只能用普通人的智力和能力，用最为平庸而拙劣的方法来处理那些关乎重大的事情。实际情况是，群体的叠加只是愚蠢的叠加，而真正的智慧却被愚蠢的洪流湮没了。”[20]一旦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席卷而来，个人会被不自觉地裹挟进去，纵使怀着满腔热情，也容易被群体性情绪带偏，以致在宣泄中成为网络民粹主义者，进而失去理性，成为这一社会思潮的孵化器。

（二）“精英-大众”二元对立的话语逻辑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助推器

在社会层面，网络民粹主义者有一套固定的话语策略，即将当下社会面临矛盾问题的根源转化为“精英-大众”的二元对立。在具体事件中，这种对立表现为将不同的群体标签化，以便于区分“大众”和“精英”。“精英”是既得利益者的总称，是社会上的少数群体，和“大众”一样是抽象的、整体的概念；“大众”是进步的、高尚的，所思所做都代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两者彼此对立，社会精英为富不仁、颠倒黑白，只顾自己享乐而忽视大众利益，是“大众”的敌人兼仇人；更有甚者，在网络上散布精英阶层都是凭借投机钻营才得到权力和财富的言论，主张“人民大众”联合起来反对“精英”。

这种简单划分的背后，是网络民粹主义者抢占话语权，将一切社会负面事件都牵强附会地描述为官员、富人、警察等社会优势群体同大众的敌对，并将个体的、偶然的行为放大为社会普遍现象，借助舆论将批判矛头指向现行政治体制。在当下，这种尝试依旧凸显。例如，2020年网上忽然曝出一条消息，郭某鹏为看球赛前往意大利，回国后隐瞒出境史，拒不承认自己有发热症状，后被确诊，而网传郭某鹏正是落马官员之子。这条新闻引发了众多网民围观，不少人在舆论的引导下认为“官员之子”的消息属实，因此肇事者才能无视法纪置他人健康于不顾。随即，“官员之子有特权”“官员之子可以为所欲为”的言论此起彼伏，即便是当事人出来辟谣，网民的谴责之声也未因此停止。在这一网络集聚性事件中，蕴藏着网络民粹主义者引导的“舆论狂欢”，它再次触动了底层民众对特权现象的愤恨情绪。在网络民粹主义者看来，“官二代”和官员一样，都占据社会的优势地位，“官二代”们的所作所为反映了社会的不公。这些舆论总是伴随着此类事件产生，当民众在虚拟空间中的失落和不满放大到一定程度，就有诉诸体制的可能，“相当数量的公民对现实政治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的失望，是民粹主义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21]。在此类事件中，蕴含着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意见上的“多数人暴政”现象，必须对此高度警惕。

（三）由舆论引导引发的社会负面情绪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加速器

在各种社会事件中，某些别有用心的舆论引导会导致民众负面情绪的爆发。这些负面情绪在网络上表现为对精英阶层讽刺性、谩骂性、嘲笑性的话语表达。在群体声讨中，个体易跟随群体的表达方式和表述习惯，并形成习惯性服从。“个体从众是个体在群体无形的心理压力下放弃自己与群体规范相抵触的意识倾向，服从群体大多数人的意见，做出与自己愿望相反的行为现象。”[22]在充斥着假新闻、假事件的网络空间中，民众的从众心态不可避免，这种心态一旦遇上声势浩大的网络舆论，便容易加速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到来。由于网络论坛平台上的发言多用虚拟名字，个人在多数情况下无须为嘲讽、谩骂等行为承担责任，这为网络民粹主义者煽动民众情绪提供了契机。

此外，具有民粹化倾向的社会情绪常引起部分民众心理失序。以中国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方面的差距较小，虽然社会上“有的人、有的单位只顾多得，不但不照顾左邻右舍，甚至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纪律……这就造成不合理的苦乐不均，造成新的社会问题”[23]，但由于当时市场化浪潮还未完全席卷中国大地，不少人对国家前途和自身命运持乐观态度，并未过于关注此类社会问题。人们大多相信，通过勤劳的双手可以改变命运，那些“出人头地”“发家致富”的人正是他们学习的模范和榜样。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举世共睹。但是，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看，一个国家获得的机遇和成就越多，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会越大。在日常生活中，社会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因收入差距导致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差距逐渐加大。当大众日益了解并接受各种新奇事物后，部分社会群体滋生了消极的社会情绪，当他们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时，便容易接受来自虚拟网络空间的一些潜移默化的暗示，进而对国家和政府产生不满。在此基础上，种种负面情绪便相继在网络上出现。

三、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根源

从当下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方式来看，民众对其接受的形式主要分为“主动式参与”和“引导式接受”。“主动式参与”指国家或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引起网民的积极围观和主动参与，进而引发大范围的关注和热议。在此类事件中，官方媒体一般注重对事件本身进行详细报道，而网民也基本呈现支持性的意愿表达。但在这种参与方式中，依旧有网络民粹主义的势头，煽动者通常试图以歪曲事实的方式触动网民情绪，引发网络民粹主义。而“引导式接受”意为一些事件经官方媒体之外的大众媒体报道出现在各大网络平台，通过相关人士的解读、加工和演绎吸引大众关注。在此过程中，媒体借助于传播手段和传播策略对事件中的某一个方面进行加工，网民则在媒体的舆论引导下被动接受。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主动式参与”还是“引导式接受”，大众媒体在舆论引导中所起的作用都不容小觑。网络舆论的走向，常常和媒体对事件本身的建构有关，“当因媒体报道所产生的舆论代表了合法的方向如对真相的寻求时，它就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如果前者以舆论代表的是暴力专制方向时，它就可能产生破坏性的影响”[19]142。中国也不例外，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虚拟空间的生成，既有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亦同媒体的传播策略密不可分。

（一）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带来利益诉求

在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亦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发展而进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4]11，“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24]42。在国家基本矛盾转变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全社会共享政治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福利，相应地公民权利也有了更多保障。一方面，公民权利意识增强带来了个体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自豪感；另一方面，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还带来了个体对于自身利益的关注以及相应的现实诉求，这些诉求反映了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是民生问题亟待解决。民生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最易引发关注。一方面，中国因地区发展不均衡、政策分配不完善、利益融合不均等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诸如住房、医疗、教育等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在住房问题上，大城市的高房价和“天价学区房”牵动着亿万民众的心，不少人发出“在大城市生活，一生只拼一套房”的感慨；另一方面，政策调整的不到位使得不少一二线城市的房价迟迟降不下来，年轻人买房成问题，不少人因此心生不满。在教育问题上，大量农民工子女因户籍问题无法在当地参加高考，在几亿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作出贡献后，其子女应得的受教育权利却无法得到保障，引发群众对教育问题的担忧。在医疗问题上，“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依旧存在，医院和病人家属纠纷造成医患问题，部分民众甚至直接诉诸暴力。这些矛盾和问题反映出在当今中国民生问题仍是影响民众生活的首要因素，在种种网络民粹主义事件中，这类问题常常成为“排头兵”。

二是民众呼唤社会公正。改革开放之初，政府之所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因为共同富裕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亦无法同步实现。部分人在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的基础上先富起来，通过先富群体创新、高效率生产经营活动，增加社会财富，涵养充足税源，提高财政收入，增进社会福利，使再分配得以实施。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实践成就显著，但其中存在分配机制不完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问题；201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65，超过0.4 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贫富差距的扩大易引发社会不公平，而社会不公平是滋生民众负面情绪的温床。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5]。当民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表达时，便不可避免地对体制产生怀疑并进行抨击，一旦反映在虚拟空间中，就会出现要求政府“杀富济贫”“均等化分配社会财富”等话语表达，这些话语表达的背后是民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在种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中，这类呼唤常伴随民生问题，经过各种方式改头换面向社会层层袭来。

三是民众政治参与意愿逐渐增强。大众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会增强其政治参与的意愿。在当代，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紧密相连，政府能否有效回应民意，是判断政治参与政策成败的重要标准。政治参与需要政府与公民合作，共同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政治稳定。近年，我国群众上访日益增多，而他们最期待的还是地方政府通过落实党中央富民、强民、兴民的政策，让当地百姓过上好日子。但由于目前我国政治参与的机制还不健全，许多民众诉求得不到合理解决，在体制化政治参与受阻或无法实现时，互联网便易成为大众表达意见的场所，诉诸非体制化的泄愤事件因而产生，其特点是“因偶然事件而突发、无明确组织者、参与者无利益关联而只是为了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有打砸抢烧等犯罪行为”[26]。这些行为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是典型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

（二）诉求表达不畅引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高涨

“在中国，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缺乏落实，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了新媒体——互联网，加上中国这些年教育的大普及，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突然之间涌进了公共领域和政治的竞技场，开始对国家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表达诉求、施加影响。”[12]网络的普及为民众提供了意见表达的平台，借助于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一旦针对某一事件的网络民粹主义倾向产生，互联网往往会成为群体性负面情绪的宣泄地，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中，无论民众负面心理倾向的大小，均易引发社会抗争和社会冲突。虽然抗争和冲突有助于提升民主政治的效率，但亦会带来公民的政治抗争；当抗争和冲突达到一定程度时，群体极端行为便会产生。

在政治领域，网络民粹主义者常常将批判矛头指向官员，尤以基层官员最甚。由于“草根阶层”利益诉求的对象常常是基层干部，因此这些民众对政治的了解和想象大多与基层官员的作为有关。在干部队伍中，的确存在不为群众认真办事的人，在有些地区，基层干部官僚主义和不作为的现象明显，在现实工作中，对待民众反映的问题不尽心、不尽力，漠视群众疾苦，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许多问题领导重视就办理、领导批示就解决，没有指示便无人管；或者是不诚信、不守约，新官不理旧账，使得群众切身利益受损，遇到上访群众则能推就推、能躲就躲，缺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负责态度。

部分官员懒政倦怠，民众的诉求无法解决，最终只能通过网络曝光的形式，寻找同样的利益诉求者，并借助网络舆论引发社会关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聚众闹事映射出底层群众的抗争。在此过程中，“煽动者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依据网络自我赋权的逻辑，大搞民粹主义运动，以仇智（专家）、仇富（有钱人）、仇权（官员）为表述母题，形成一种对抗性话语，煽动缺乏真相和理性思维能力的大众，混淆视听，扰乱社会局面，影响国家真正的民主进程”[19]167。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亦随之产生。

（三）媒体造势增强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力

大众媒体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的重要媒介。由于媒体“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中立的、懂常识的或者理性的社会事件的协调者，而是帮助重构预先制定的意识形态”[27]。因此，任何经由传播媒介报道出来的社会事件，都包含传播者对事件本身的解构与重塑。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信息传播方式被取代，公民网络表达的自由度也大幅度提升。在当下中国的新闻场域中，“民粹主义话语由来已久，特别是近年来，面对一些典型事件时，个别新闻传媒也将其作为专业主义的对立面来反复言说，以凸显其公共意义与价值，从而对于新闻场域的资源与结构重组发生作用”[28]。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抢占网络话语权，为数不少的媒体在筛选社会公共事件的过程中，会选择主观制造并渲染“虚假新闻”或“偏离或夸大事实的新闻”来引发社会关注，通过歌颂底层民众美好品德来达到博人眼球的目的，以至于在此过程中，表述与事实偏差明显，助长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

在现实生活中，媒体对此类社会公共事件的报道，大多集中在将具体个案转化为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例如，近年网上出现一些新闻反转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部分媒体的公信力，这些事件刚开始被报道出来时，国内各大媒体为抢关注、占头条，多将事件的标题和一些涉及富裕阶层的字眼相联系，而仅通过这些碎片化的词语，民粹主义倾向就出现在了网络上，不少网民开始一边倒地攻击体制、嘲讽专家。后来，这些新闻事件一一反转，而在此过程中，绝大多数网民受制于媒体和煽动者有倾向性的话语建构，盲目轻信媒体造势，造成了集体行动和社会心理的扭曲。

由此观之，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与媒体对舆论的引导密不可分。由于传播媒介日益增多，在网络上几乎找不到完全一样的新闻表述，这种表述上的偏差实际上是媒体对社会事件本身的主观化生产，在此过程中，社会各阶层均有借助媒体表达意见的诉求；其中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话语有着强大的思想动员力和行动指向力，极易成为煽动者宣传造势的手段，在一次次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中，不少煽动者与跟风者奋勇争先，试图通过引导大众话语表达而成为意见领袖。和现实的民粹主义运动不同的是，每当大众的关注热度退去，这些意见领袖便会消失，和现实中的克里斯马型政治领袖不同，受到引导和暗示的网民与意见领袖的结合是一种临时合作，意见领袖并无政治权威，只是充当引导群众负面情绪的导火索。因此，每次网民所讨论的事件热度都不会持久，但其中包含的网络民粹主义倾向却必须引起重视。

四、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治理路径选择

在当下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日趋抬头和蔓延，并且这一思潮逐渐同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相结合，造成大众普遍性焦虑和网络情绪性宣泄。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应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时不能奉行“拿来主义”，即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而应当心怀当下，立足长远，力求协调并化解社会冲突，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协商共治体系。

（一）从协调合作出发，构建多元共治的和谐理念

冲突源于分歧，在缺乏理性思维引导的情况下，冲突会导致抗争。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中，皆能看到多方力量的博弈。传播者借助媒体进行话语建构，民众利用网络实现意愿表达，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参与监督。由于现代社会的信息交流是以网状结构进行的，这种网状结构同样反映在网络世界中，治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关键就在于将这些分裂的、各自独立的参与者协调动员起来，让他们协作治理，共建理性、健康的网络环境，将和谐共治的理念推向深入。

首先，政府是网络环境多元协同治理的掌舵者。对网络环境的监管、理性公民的引导以及网络暴力行为的整治均依赖于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转型均由政府主导，政府亦有能力建构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在应对并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方面，最有效的方式依旧是来自政府层面的理念创新；通过政府主导网络环境的大局，将民众政治参与的意愿引导至制度化体系，使大众与精英的关系从二元对立转化为良性互动，打破政府决策过程的“黑箱”，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办实事、办好事。

其次，媒体是网络环境多元协同治理的协调者。一方面，媒体作为政府和大众之间的一个中间层，起到重要的纽带作用；另一方面，实现利益最大化是新媒体传播的本质需求，一切社会事件的“曝光”“编造”和“阐释”，都离不开利润或资本的指引。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推动新闻媒体的内在整治不可行，然而，新闻工作者都有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在政府推动完善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通过严格规定新闻收集、调查、撰写、检查、发布的一系列流程，以约束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煽动者，依旧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再次，公民是网络环境多元协同治理的守卫者。构建和谐的互联网生态和稳定的政治体制，还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对于网络言行的自我约束。一旦有了理性的兴趣引导和公平、公开、透明的利益表达机制，公民就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组成相应的社团群体，学会倾听他人，尊重集体，注意言行，成为政府的支持者而非反对者，成为网络环境多元协同治理中的重要一环。

（二）政府有效回应民意，健全各社会主体之间的协商机制

保障群众需求是政策创新的前提。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聚焦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危机的出现使民粹主义者放弃他们的不情愿而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积极维护他们的中心地区。困难的是，危机也许是民粹主义者想象出来的，或者是对政治和经济危机世界的真实感受”[29]。这类政治活动时常因缺乏科学和理性的引导而变为网络泄愤，直至出现网络暴力，“让群众去斗争群众，让谎言去揭露谎言，让流氓去批判强权”[30]的现象亦随着网络暴力而产生。由于“我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制度机制改革滞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并没有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因而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贫富差距的扩大、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19]120。当民众诉求得不到满足时，网络便成为“弱者的武器”，政府若无法有效回应民意、出台相应的政策、做出相应的行动，网络上民怨激起的浪潮就无法平息。

目前，民众最为关注的问题多集中于民生领域。对政府而言，保障基层群众需求的关键在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增强基层管理服务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我国的基层治理已逐步走向常态化、民主化、平等化。但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以及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基层社会治理依旧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部分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严重，政治组织软弱涣散，政治功能、服务意识不强等问题接连出现。在当前形势下，政府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将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实到基层社区，使改革的成就惠及每一个公民，杜绝形式主义再现，关注基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才能实现社会公平，真真切切地保障群众的生活质量，给予群众切实的利益。除此之外，还需建立健全良好的社会主体协商机制，拓宽利益主渠道，使得基层民众有能力进行利益表达。“一般而言，政府主要应该站在共同体的立场上，对涉及全局性的、长远性的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必要的管控与协调，把那些涉及地域性的、群体性的、基层性的公共事务留给社会自治，让公民通过社区、合作社、民间组织、社会企业等多种自治组织方式实施自我管理。”[31]有了重视民生的政策保障，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政府还应还政于民，通过建立社团、经济组织、合作社组织等各种群众组织机构，对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选举出真正代表基层呼声和需求的人大代表，并提升精英阶层的社会责任意识，消除“精英-大众”之间的二元对立，全面提升治理能力。

（三）既要落实主体责任，又要对社会负面情绪及时引导

在网络民粹主义者中，普通网民占绝大多数，培养高素质的网民也是缓解网络民粹化倾向的基本路径之一。在现实生活中，部分民众由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缺乏深入了解，容易被一些口号洗脑，对社会产生悲观情绪。在转变政府服务理念、加强协同治理的同时，还应注重公民素质和修养的提升，提高公民的理性思维，培养公众健康的网络空间意识。通过宣传、教育、沟通、回应等手段，改变公民的思维定式，引导公民自觉遵守网络语言规范，注意网络表达的方式方法，对自身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负责。

此外，对网络环境进行监督，保障良好的互联网秩序和生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是中国应对网络民粹化倾向的有效措施。一方面，政府需以法治手段建立追责机制，对大众媒体进行监督，“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24]。对于重大社会事件，必须确保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对于因“博人眼球”而对事件进行主观化生产，使得叙事偏离元事件，进而引发大范围社会负面情绪的大众媒体，应通过严格问责、惩罚、规范等手段，对媒体依法追究责任。另一方面，增强各社会主体的协同参与意识，共同对网络环境进行监督，进而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互联网技术也在飞速发展，通过先进的技术设备加强政府对舆情的管控，对社会负面情绪进行引导，能够有效预防网络民粹化倾向反弹。2020 年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要加快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在新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政府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等，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在线办公，力求公开化、透明化和高效化。一旦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袭来，迅速找到其源头，同民众进行协调沟通，维护群众利益，制定科学合理的方针、政策，真正做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