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发锋

（郑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形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过程，其核心要义是制度现代化，“也可以说是政治现代化”[1]。在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国家治理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初心”和“使命”。根据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点，以标志性事件和里程碑为分水岭，将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探索自主性国家治理时期、推行全能型国家治理时期、践行发展型国家治理时期和推进均衡化国家治理时期。在此基础上，本文全方位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维经验，多层面揭示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功之道和当代价值，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提供历史依据和经验支撑。

一、探索自主性国家治理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面临着深刻的主权危机和政权危机。帝国主义列强趁中国封建王朝衰朽之际，利用坚船利炮，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量利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尽管近代中国在形式上维持着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但实质上如孙中山所言是一个“亚殖民地”。在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过程中，“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2]629。典型表现是，列强的“分裂剥削政策”导致军阀（封建地主阶级的首领）政治的兴起，形成中央权威式微和地方主义兴起的恶性循环，造成政治军事化和军政一体化的恶果。军阀政府由“武人”掌控政治领导权，充当权力中心。这样的政府远离人民，也不会对国家利益负责，仅仅代表和维护“武人”集团利益。所以，军阀政府的存在意味着政权的利益集团化。例如，“军阀主义”使国民党政府不对它本身之外的任何力量负有责任，“在许多方面，国民党政权就是它本身”[3]。

为了改变中国的附庸国地位和国内政权的利益集团化倾向，重建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近代中国的许多政治势力进行了艰苦斗争。在一段时间里，进口西方的异域观念、实现政治上的欧化和美化被视为正统做法，但都与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目标南辕北辙。这样，探索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体系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1921 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提出了国家治理的蓝图和基本主张，规定了国家治理的未来方向，如提出实现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政纲。这一政纲主张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但是对于革命的具体步骤认识模糊。党的二大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构想，将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区分开来，明确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关系。按照这一战略构想，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建立自主性国家治理体系，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2]666。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虽然从理论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如何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秋收起义后，毛泽东领导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及解放区）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对自主性国家治理的局部实验，体现出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同的治理风格，为自主性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制度化的初探，深刻影响了其后的人民民主国家政权建设。临时中央政府的民主建政办法（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行政机构，处理政府的实际工作）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实践源头。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工农民主政权改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革命任务重、自身力量弱的情况下，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策略和法宝。毛泽东将统一战线策略运用于抗日革命根据地治理，提出了建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2]741的政权建设思想。根据这一革命构想，各抗日根据地将抗日和民主结合起来，坚决反对关门主义，大力推广“三三制”原则。“三三制”最大限度地照顾了同盟者的利益，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政权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从处理党与非党关系、协调领导者与同盟者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等层面来说，抗日根据地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的过程，是新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的集中预演。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还适时建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制度。这一制度规定：“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4]党的一元化领导规定了党政关系、党社关系、央地关系等最基本政治关系的性质和内涵，构筑了解放区政权以及新中国国家治理的总体性、奠基性框架。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解放区的治理，既延续了以往的经验做法，又加入了创造性探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运用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从中国民族关系的实际出发，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47 年5 月，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它的成立，为加强边疆治理，维护国家统一，强化各民族在平等、团结基础上的联合作出了制度示范。正是以此为先例，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更大范围内建立。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决定了地方政府的成立先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政权建设可以为中央政府提供参考。1948 年9 月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组织准备。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详细阐明了新中国的国体，明确了各个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行了政治权力在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构成了制定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实际上规划了建设新中国的蓝图”[5]9。

从1921 年到新中国成立，经过28 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革命建国的目标，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破除了造成国家治理弱自主性的腐朽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对外，终结了中华民族受奴役压迫的历史，终结了洋人控制中国内政外交、主导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历史，中华民族开始以自主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内，终结了封建割据的历史，终结了武人争雄、一盘散沙的历史，中国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实现了真正统一，中国的国家治理自主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主性国家治理的关键，是以民主的方式重建强大的中央政府和政治权威体系。在28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为建立自主性国家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直到今天，美国学者福山仍认为，自主程度高是中国国家治理取得成功以及成功能否延续的根本因素。

二、推行全能型国家治理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从体制外政党到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从领导革命战争到领导和平建设的巨变。外在环境的改变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如何建立自主性国家治理体系问题，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则是如何巩固自主性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在当时严峻而特殊的环境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选择用全能型政治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全能型国家治理有不同的表述，如威权政府、政党动员型政体、运动政权，或者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概念集权主义专政、极权主义等。这些表述共同指向了全能型国家治理的核心特质，即在经济集权、政治集权和行政集权相互强化的背景下，政党领导型政府角色最大化，作用无处不在，权力无所不能，形成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

全能型国家治理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建立、巩固和壮大新生人民政权经济基础的需要。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巩固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物质基础的任务异常繁重。依附关系理论揭示，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的前提，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依赖发达国家，它就不能维持自身的自主性国家治理，而会沦为宗主国的新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受到“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再次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属国，这使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刻的忧患意识和“赶考”意识。毛泽东对“开除球籍”的担忧就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取得工业化的辉煌成就，对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的榜样作用。1950 年，毛泽东指出，苏联将成为中国建设的榜样。而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特征是高度集中、全能型的斯大林模式。中国“以苏为师”，政治经济体系几乎显示出所有苏联的形态特征。

全能型国家治理具有诸多显著特点。首先，计划经济是全能型国家治理的体制基础。20 世纪4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普遍把经济发展的问题过分简单化，认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资源的合理分配而获得的”[6]。出于推行赶超战略的需要，它们又将计划、中央经济管理作为合理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作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引领因素。因而，“在实践中，计划作为提高效率和平等配置稀缺资源的方法已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规范”[7]。同时，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显示出的实践特征，人们往往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例如，哈耶克在1944年所著的《通往奴役之路》中，从计划经济的角度界定社会主义。在此背景下，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必然要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而计划经济与全能政治之间存在着孪生关系。一方面，计划经济呼唤集权，因为有效的权力网络才能保障计划的分配和执行，维持计划经济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使政府能够以“公有”的名义垄断一切资源，对资源的全面控制无限放大了政府的权力优势和影响力。有学者指出，计划经济提供给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可以说是无限的[8]143。

其次，“政党中心主义”[9]是全能型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革命胜利后社会面临着复杂的再组织化和再整合难题。中国共产党发达而健全的组织网络是国家政权整合和社会组织化的主要依托。正是发挥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的黏合剂作用，社会共同体才真正建立起来。这种建构路径使党组织易于进入一切具有政治意义的组织，包括基层、地方、全国等层面的组织，也包括内政、外交、国防等领域的组织，并在其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形成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1958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后，政党中心的治理模式达到极致，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被完全整合进政治体系。在强调民主集中制和纪律性的条件下，走向极致的政党中心治理模式，可能使党的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10]329。

再次，“训导模式”是全能型国家治理的思想基础。“训导模式”的中心因素是意识形态教育。通过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党内意识形态高度统一；通过政治斗争和思想改造，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抛弃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增强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通过广泛宣传和学习教育，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向社会各阶层扩散，占据了舆论场域的主导地位。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强化思想整合、纯洁意识形态和同质化意识形态的过程。划一性的意识形态论证了执政党全面领导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合法性，过滤掉了不符合全能政治需要的政治诉求，为全能型国家治理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和思想文化支撑。

最后，运动式治理是全能型国家治理的主导路径。在革命战争年代，政治运动对于动员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凝聚力量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纲领目标具有重要作用。这种成功的经历容易使执政党将“群众运动神圣化”[11]18。革命胜利后，革命的惯性思维仍时隐时现，执政党仍然提出“不断革命”等口号。在这种背景下，政治运动并没有远离政治舞台，有时甚至位居政治舞台中心。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这段时间里，政治运动频繁发生，只有极少数年份没有政治运动。激烈的政治运动和所谓的“大民主”结合在一起，将每一个人都卷入阶级斗争之中，不断重组社会政治关系，压缩个人生活空间，增强政治权力的渗透性。

全能型国家治理的弊端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全能型国家治理也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正是凭借全能型国家治理，中国共产党办成了近代许多政治势力所不能办成的大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直达基层，“政党下乡”极大地增强了政策执行力，彻底改变了“政令不出都门”的局面。国民党政府力图推行“党治”模式，但国民党政府组织及其影响“未能深入到社会底层和辐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2]，也就不能解决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尽管中国的仁人志士自19 世纪中后期开始，就致力于现代化事业，但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步，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在这方面，全能型国家治理功不可没。罗兹曼指出，“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之处，应归功于共产党和国家为特定目标而对技能和资源所进行的审慎而有计划的动员”[13]458。

三、践行发展型国家治理时期（改革开放伊始至新时代）

1978 年后的国家治理转型得益于执政党领导层对中国经济落后状况的深刻认识和加快发展的紧迫感。改革开放前夕，中国GDP 仅占世界的5%。1978年，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14]811979年，他又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10]232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执政合法性基础转换的压力。改革开放前，因为执政党曾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加之领袖的个人魅力，执政党容易赢得人民的拥护和认可，取得巨大合法性。然而随着祛魅化和政治世俗化进程的推进，执政党必须将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建筑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基础之上，在良好经济绩效的基础上实现长期执政。这一切使执政党抛弃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告别政治乌托邦主义，开始以现实、务实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发展由此在执政党的治国理政价值序列中位于顶端，成为执政党的第一要务。邓小平强调：“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15]6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坚持发展生产力上是一脉相承的，都体现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内在要求。

当发展成为党治国理政的核心追求和具有最高权重的价值理念时，改革作为促进发展的动力源，被纳入执政党的主要政治议程。因此，改革开放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并发、同步共振，共同肇始于执政党指导思想的转变和战略重心的转移。在具体的改革序列上，中国坚持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这与邓小平“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5]375的发展理念密不可分。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一些原来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被彻底改变，传统的经济体制发生了质的变化。经济改革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改革可能会引起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这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殷鉴不远。所以，中国把改革的重点放在经济的快速增长上，而不是盲目地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所主张的发展纲领，就是将经济的自由发展和政治的有效约束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目的在于有效地推动四个现代化”[16]214。这一改革纲领，有时被称为“新权威主义”。1989年，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思想界流行的新权威主义思潮，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这个主张。”[17]

基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理念转变，发展经济成为各级政府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之间的现实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10]195。这一重要论述是对“政治挂帅”“突出政治”的否定，对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的终结，宣告了经济建设型政府的到来。经济建设型政府以超常规的手段追求超常规发展绩效，实际上扮演着发展的“领航者”和发展的“代理人”角色。经济建设型政府必然要求干部选任和政治录用标准的改变。在全能型国家治理时期，对“红”的要求高于一切，现在则要求“红”与“专”结合，知识化、专业化成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标准。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国家公务员制度进一步确立了能力本位和技能导向的选人用人标准，为经济建设型政府的有效运转提供了专业技术保障，为发展导向的治理模式注入了巨大能量。这也标志着中国政府制度建设进入理性化、科层化的新阶段。韦伯曾断言，社会主义制度对政府科层化倾向“不可能有丝毫的改变”[18]。中国发展导向的治理模式证实了这一点。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在于，科层制所带来的秩序性、稳定性、精确性和可预测性契合经济建设型政府效率至上的价值观。政府制度的理性化进程使长期以来困扰经济建设的政治运动淡出了政治生活，实现了常态政治下的制度化治理。“1976年以后的制度化表明，运动统率机构的方式也许将成为历史。”[11]75

在科层制的基本框架中，经济建设型政府开发了一系列治理工具和技术，促使发展导向治理模式精细化地运转起来，有力地推进了发展目标的落地。“晋升锦标赛体制”就是学界常常提到的一种治理手段。“晋升锦标赛体制”揭示出“有为才能有位”的选官原则，激励地方官员全心全意投入经济发展，用足地方自主权，以便在激烈的晋升竞争中胜出。地方官员围绕“官帽子”展开的竞争以及地方官员的“政治企业家”本性，是地方经济绩效增长的最有效的推动力。其他的微观治理机制，如“行政发包制”“压力型体制”“项目制”“目标责任制”“一票否决制”[19]等，也大力提升了发展导向治理模式的有效性。

发展型国家治理直接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当下“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国和来源国”[20]。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但是，经济建设型政府的单兵突进、“单打一”也产生了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发展型国家治理面临着失灵的危机。事实上，邓小平早就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21]发展型国家治理失灵为中国国家治理格局调整开启了“机会之窗”，国家治理现代化由此开启了新征程。

四、推进均衡化国家治理时期（新时代）

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表述，强调了“不平衡”问题，指明了新时代国家治理创新的根本着力点和突破点。“一手硬，一手软”“一腿长，一腿短”的问题表现在多个领域，如发展的“压倒性目标”定位带来了GDP崇拜和以GDP论英雄，产生了严峻的环境问题；效率优先的分配导向，带来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部分群体产生了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经济建设型政府过多过深地介入经济生活和市场领域，带来了权钱交易和腐败寻租问题。这些突出问题使均衡化国家治理成为当务之急。均衡化国家治理意味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通盘考虑的分量更重，聚合国家治理协调推进正能量的任务更重，对国家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要求更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22]27。这一论述充分肯定了均衡化国家治理的重要价值，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

从某种程度上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全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之“纲”。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部署，最早的提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为“四位一体”，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布局。这是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布局合理性的重要体现，也是把握平衡、综合施策，更好激发统筹兼顾优势的重要体现。“四个全面”反映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凸显了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彰显了全局思维、战略思维，是全面系统、辩证平衡观点的实际运用”[23]。“五大发展理念”坚持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全方位拓展了发展内涵，反映了国家治理有机统一体的内在要求，推动了国家治理格局的深刻变革。由此可见，新时代国家治理之“纲”内在地包含着均衡化理念，把全局意识、总体谋划、宏观思考和系统设计提升到了新高度，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推进均衡化国家治理的清醒认识、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新时代的均衡化国家治理在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首先，系统性、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是国家治理的组织载体。强调均衡化国家治理，必然要求对党和国家机构进行适应性调整。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了前瞻性、战略性布局，从整体上推动了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次机构改革着眼于优化协同高效和提升整体效能，把健全党的领导体系与健全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把央地各类机构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使党和国家机构成为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的统一整体，为增强国家治理合力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其次，统筹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有利于“在思想上更加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行动上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24]。但是，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的作用是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夜警政府”“无为而治”“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准确地说，它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合理定位政府职能，而不是一味卸载政府职能，“虚弱”国家、“中空”政府。政府在从“越位点”退出时，应把“缺位点”补上[22]55。福山指出，政府的功能在某些方面需要削弱，“在其他方面却需要加强”[25]。所以，提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目的在于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再次，兼顾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新时代国家治理需要具有全球眼光和国际视野。在相互依赖性强的国际社会，国内问题“外溢化”的风险较高，国内小气候与国际大气候密切相关。所以，中国要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力度，“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国际治理结构中的中下层，是“被治理者”，这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极不相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提升国内治理水平、“练好内功”的基础上，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机构，用“一带一路”倡议让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的机会，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升了全球治理能力。

最后，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均衡化国家治理主张在顶层设计和协调重大政治关系上下更大功夫，内在地要求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26]这一制度体系增强了党把方向、谋大局的能力，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核心作用，为促进国家治理各领域的协同配合，减少国家治理各环节的相互抵触和相互掣肘，推进均衡化国家治理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从国家治理层面来看，均衡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显著标志。事实上，明确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均衡化理念。“四个现代化”主要从物质基础方面诠释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从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层面探索现代化”[27]。如果说，“四个现代化”侧重于硬实力，那么“第五个现代化”则致力于提升中国国家制度的吸引力，更好彰显“中国之治”的特色和优势，更好加强软实力建设。从“四个现代化”到“第五个现代化”、从硬实力建设到软实力建设，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刻。

五、基本经验

毛泽东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28]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孕育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对于未来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完善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锻造国家的历史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国家治理完善的紧密相连、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治理的质量。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始终把加强自身建设放在第一位，当作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纲”和“魂”。井岗山时期，中央苏区在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然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乡为单位建立党支部，村建立党小组。到1932年3月，江西省14个县共建立998个党支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2]602，并通过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等措施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整风”强化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提升党员的党性和纪律性。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先后开展了四次大的党的建设运动[8]159。这些历史事实说明，“治国必先治党”，加强党的建设是完善国家治理的根本。牢牢抓住这个“根本”，必须从整体上谋划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一方面，增强在加强党自身建设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动性，以党内问题的解决带动国家治理问题的解决、以党的建设高质量实现国家治理的高质量、以执政党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另一方面，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加强党的建设，使党始终成为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先进和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使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完善相得益彰。

（二）坚持理论指导与实践探索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一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超越了西方国家治理理论的局限性，准确把握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演进方向和规律，是探索更好国家治理的锐利思想武器。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不是教条和一成不变的公式。它的生命力在于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于汲取中国独特的治理实践经验而不断完善发展。毛泽东是在实践探索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典范。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就是毛泽东在总结根据地治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带来国家治理的挫折，但是，它是邓小平开创发展型国家治理理论的实践根源。邓小平指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15]272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29]91这实际上提出了在实践探索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历史任务。新时代的均衡化国家治理理论，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大理论成果。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善于把实践探索经验转化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提高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规律的认识，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真正发挥思想引领的作用，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坚持改革创新与保持政治定力相统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发展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必然由适应走向不适应。所以，必须将改革创新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坚持破旧立新，坚决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突破一切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并且说：“还有一些政治制度，经常要改。”[30]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指出，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14]83。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开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局面。但是，改革不是改旗易帜，更不是“改向”，而是在保持政治定力和坚定制度自信基础上的自我完善、自我革命。邓小平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啊！”[15]36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29]105。一些西方学者认为，“1949 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结构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16]212。这当然是用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等标准衡量中国改革得出的错误结论。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改革秉持了高度的政治定力。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的风险挑战，既要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改革创新精神，又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战略定力，在改革创新和保持政治定力的辩证统一之中掌握变与不变的主动权和领导权。

（四）坚持立足国情与理性借鉴相统一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各个国家的具体治理模式不同，甚至同一个国家不同阶段的治理体系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只有从国情出发，从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出发，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步入正途。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向来强调认清国情，认清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将它们作为制定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和策略的基本依据。在探索自主性国家治理时期和推行全能型国家治理时期，毛泽东曾提出“照抄”苏联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15]3当然，立足国情并不是盲目排外、拒绝学习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胸怀，虚心学习别国的“好东西”，才能真正抓住国家治理变革的主导权，坚守自己的民族特色。毛泽东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31]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参考了西方国家制宪的一些经验。在冷战的铁幕下，周恩来仍然强调学习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刘少奇强调“开门建设”[5]400。可见，立足国情汲取他国的优秀治理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来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他国国家治理经验，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26]

（五）坚持战略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相统一

战略目标规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和长远蓝图。战略目标一旦提出，中国共产党就会锲而不舍地为之奋斗，体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决心。但是，战略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设计，其实现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因而需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方位，有步骤地提出历史任务，分阶段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简言之，“分步走”实现战略目标，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这样做能够将抽象的原则性构想具体化，避免远大理想带来消极情绪的可能性，又可避免犯超越阶段、罔顾现实的“左”倾错误。尽管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但《共同纲领》仅规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凡属于当前阶段应该做的和能够做的，这个纲领都一一明示出来。而属于将来应该做、现阶段事实上还不能够做的，这个纲领就暂时保留不说”[5]16。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两个步骤的设想，为邓小平“三步走”提供了思想来源。党的十九大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分为两个阶段。善于将远大的战略目标分解为符合当前实际的阶段性任务，通过阶段性任务的完成为战略目标创造条件，进而扎实稳步地实现战略目标，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特点和优势。

六、结语

围绕“怎样治理中国、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百年理论和实践探索。这一探索始于如何建立自主性国家治理，经历全能型国家治理、发展型国家治理两个时期，达到了均衡化国家治理的新境界。在不同时期，所要解决的国家治理核心问题各不相同。探索自主性国家治理时期，主要问题是国家政权对外受制于帝国主义列强，对内受制于军阀集团；推行全能型国家治理时期，主要问题是如何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体系；践行发展型国家治理时期，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与物质富裕的价值背离；推进均衡化国家治理时期，主要问题是“一手硬，一手软”“一腿长，一腿短”的不平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取向经历了自主导向（全能型国家治理致力于巩固自主性国家治理体系）、发展导向、均衡导向的演变过程。

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治理奇迹”包含着深刻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为人类社会探索更好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对那些希望加快发展又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曾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政治文明，一度成为周边许多国家学习的榜样和“政治典范”。今天，国家治理现代化上的“中国智慧”，对于处于治理赤字之中的国家来说仍然具有表率作用。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