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佰 高兴超 王永胜 赵国兴 格日乐图 窦志斌

（1.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2.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3.鄂尔多斯博物馆；4.准格尔旗文物馆）

福路塔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薛家湾镇柳树湾村福路塔社新村东北约300 米处的坡地上，东北距旗政府所在地薛家湾镇约19 公里(图一）。该墓地于20 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一条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的乡村水泥路将这片墓地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其中东侧部分南北最长约300、东西最宽约150 米，总体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之势。北侧紧邻十里长川，长期受流水冲刷形成断崖，东侧为一条干涸的自然冲沟，西侧是林地，南侧有一条乡间便道通往旧村，大饭铺到龙口的高速公路拟从墓地东部穿过。为配合该段高速公路的建设，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鄂尔多斯博物馆和准格尔旗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累计揭露面积约1500 平方米，清理长方形土坑竖穴墓32 座（图二）。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地层堆积及墓葬的层位

该墓地地层堆积简单，大部分地段可分为3 层。以T2 南壁为例：

①层为风积黄沙，厚1.5 ～1.7 米。该层遍布于整个发掘区域，最厚处可达3.05 米。

②层为黄褐色沙质土，内含少量陶片，由西向东渐薄，最厚处约0.2 米。在发掘区东部该层缺失。M3、M12、M16、M26、M29 均开口于此层下。

③层为灰黑色沙质土，含沙量较②层少，夹杂炭渣和动物骨骼，厚0.7 ～1 米。该层几乎遍布于整个发掘区，出土陶片和可复原的完整陶器较多。另外的27 座墓均开口于此层下。该层下为生土（图三）。

二、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

墓葬形制 32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斜直壁，墓壁自口以下逐渐内收。较大者墓口长4米余，宽3米余；较小者长不及3米，宽不到2米；深度多在1米以上，最深者达2.9米，仅M15、M25、M31等3座墓较浅。由于墓坑挖在沙土中，有些墓葬的墓壁早年即已坍塌，致使墓圹不甚规整，墓口的原始尺寸不详（如M28、M29、M32)。M22、M23、M27、M32等4座墓留有生土二层台，M23的二层台见于四周，而另外3座墓只在南北两侧留二层台。有壁龛者仅M18一座。填土均为灰黑色沙质土和底层黄沙搅扰而成的花土，极易辨识，少数墓葬的填土中含有炭灰。部分墓葬填土经过夯打，土质坚硬，夯层、夯窝清晰可见。墓向以东西向居多，共21座，南北向较少，共11座。东西向墓除M7、M16头朝西以外，余皆朝东；南北向墓除M18、M25头向北以外，余皆向南。多不见葬具，仅M18、M29的底部发现少量木质朽痕，可能为木棺。除M31、M32未见人骨外，其余均为单人葬。人骨保存较差，仰身直肢的18座，仰身屈肢的9座，另外3座葬式不详。直肢葬约占67%，屈肢葬约占33%。

有殉牲的墓包括M16、M17、M18、M27、M28、M30、M32 等7 座，较集中地分布在发掘区的南部，墓圹长度多在4 米以上，其中M18、M30 为南北向墓，其余5 座为东西向墓。除M18 将牛头置于壁龛之内以外，其余5 座皆放置在墓葬填土内，紧靠墓主足端的墓壁摆放。殉牲的种类有羊、牛、狗，以头或头和肢骨代替全牲。牲肉则较为普遍地见于多数墓葬之中，但多寡不均。一般摆放在墓主头前的随葬品上面或旁边或之上。在32 座墓中，放置牲肉的墓共21 座，约占发掘墓葬总数的65.6%，其中东西向墓13 座，约占东西向墓总数的61.9%；南北向墓8 座，约占南北向墓总数的72.7%。

随葬陶器组合以瓮、罐、缶、壶、釜等日用器为主。铜器有鼎、盆、扁壶、铃、带钩、环、印章、扣饰等，另发现半两钱4 枚、小铜钱1 枚。铁器多已锈蚀，可辨器形不多，有双耳釜、带钩、环、勺、削等。骨器较少见，有骨梳、长条形穿孔骨片、六博棋子等。此外，大部分墓葬普遍见有红色漆皮，均已朽蚀严重，器形难辨；另有少量的银环、银耳饰、玉环、石环、玛瑙环、玛瑙珠、琉璃珠等。

（一）②层下墓葬举例

1.M16

位于发掘区北部。打破第③层和生土。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四壁斜收。墓口长384、宽230、墓底长285、宽131、深220 厘米。墓向为东西向，方向274°。上部填土经过夯打，土质坚硬，下部填土较松软。在靠近东壁的填土内发现有羊头骨。墓主为40 ～55 岁的男性。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朝西，面向上。随葬陶瓮、陶壶各1 件，陶釜2 件，置于墓主头骨左前方（图四）。另在陶器口沿上发现有残留的漆皮。

陶瓮 1 件。标本M16:1，泥质灰陶。侈口，方唇，折肩，鼓腹，平底。腹饰抹断绳纹。口径21.7、底径18.5、腹径34、高30.6 厘米（图六，1）。

陶釜 2 件。标本M16:2，夹砂灰陶。侈口，高领，长束颈，扁圆腹，圜底。下腹饰绳纹。口径10.7、腹径19、高13.4 厘米（图六，2）。标本M16:3，夹砂灰陶。侈口，高领，长束颈，扁圆腹，圜底。下腹饰绳纹。口径12.5、腹径18.5、高15 厘米（图六，3）。

陶壶 1 件。标本M16:4，泥质灰陶。侈口方唇，长颈，颈部短粗，圆鼓腹，平底。肩部饰两周凹弦纹。口径11.3、腹径17.5、底径7.9、高19.5 厘米（图六，4）。

2.M26

位于发掘区西南部。打破第③层和生土。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375、宽280、墓底长275、宽164、深208 厘米。东西向，方向75°。上部填土经过夯打，土质坚硬，下部填土较松软。墓主为男性，人骨保存较好。单人仰身屈肢葬，头朝东，面朝上。随葬陶瓮1 件、陶釜2 件，置于墓主头前。陶釜上方有动物骨骼（图五）。另在头骨前方发现有残留的漆皮。

陶瓮 1 件。标本M26:1，泥质灰陶。侈口，圆唇，折肩，微折腹，下腹斜收，平底。通体饰弦断绳纹。肩颈部和接近底部的绳纹经抹平处理。口径8.5、底径18.3、腹径36、高34 厘米（图七，1；图八）。

陶釜 2 件。标本M26:2，夹砂灰陶。侈口，方唇，折沿，短束颈，圆鼓腹，圜底。底部有烟炱痕。腹饰粗绳纹，底部饰交错绳纹。口径17、腹径21、高17.4 厘米（图七，2）。标本M26:3，夹砂灰陶。敛口方唇，圆鼓腹，圜底。底部有烟炱痕。口径16.1、腹径21.8、高17.2 厘米（图七，3）。

3.M29

位于发掘区西南部。打破第③层和生土。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北壁略有坍塌。墓口长460、宽370、 墓 底长325、宽240、深260 厘 米。墓向为东西向，方向95°。墓主 为35 岁 左右的男性，人骨保存一般。在人骨左臂附近发现木板朽痕，可能有木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朝东，面朝上。随葬陶罐3 件，其中1 件置于头骨右前方。另两件均出自填土内，1件置于墓葬中部偏东，距墓口深77 厘米；另1件紧靠东壁，距墓口深102厘米。另有铜铃1件，位置紧靠东壁。长条形骨片若干段，散见于头骨右侧及右肩附近。墓底还见有残留的漆皮（图九）。

陶罐 3 件。标本M29 填 土:1，泥 质 灰陶。侈口，方唇，折沿，短颈，圆肩，鼓腹，平底。口径11.5、底径14.6、高27.9、腹径28.8 厘米（图一〇，1）。标本M29 填土:2，泥质灰陶，口残，长颈，鼓肩，圆鼓腹，平底。肩及上腹部饰弦断绳纹。底径11.6、腹径23、残高23 厘米（图一〇，2）。标本M29:3，泥质灰陶。侈口，方唇，折沿，短颈，溜肩，圆鼓腹，平底。肩及上腹饰抹断绳纹。口径11.1、底径12.4、腹径20.8、高20.5 厘米（图一〇，3）。

长条形骨片 共出20 余段，其中较完整者仅1 枚（图一〇，5）。标本M29:1，两端有孔。长15、宽0.7、厚0.2 厘米。

铜铃 1 件。标本M29:2，桥形钮，铃身窄而高，有铃舌。表面饰三角形云纹。铃身宽3.7、高3.9、钮宽1.2、高0.8 厘米（图一〇，4）。

（二）③层下墓葬举例

1.M18

位于发掘区中南部。打破生土。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430、宽313、墓底长310、宽175、深220 厘米。南北向，方向359°。南壁居中设一圆形壁龛，进深32.5、宽44、距墓口深42 厘米，龛内放置牛头骨1 具。头骨前方有木板朽痕，可能为葬具痕。墓主为老年女性，单人仰身葬，人骨保存较差，头朝北，面朝上，下肢略屈。随葬陶瓮、陶釜、陶壶各1 件，置于墓主头骨左前方。头骨右前方有整齐的动物骨骼，上方可见残留的漆皮。2 件铜铃，一件半压于动物骨骼之下，另一件置于墓主头前（图一一）。下颌骨左侧有1 件银环。另在填土内发现石核1 件。

陶瓮 1 件。标本M18:1，泥质灰陶。侈口，方唇，矮领，折肩，鼓腹，平底。腹饰抹断绳纹。口径24.2、底径19、腹径38.5、高37 厘米（图一二，1）。

陶釜 1 件。标本M18:2，夹砂灰陶。侈口，方唇，长束颈，扁圆腹，圜底。双环耳，一耳略大。腹及底部饰细绳纹。口径12.5、腹径19.3、高17.3 厘米（图一二，2）。

陶盘口壶 1 件。标本M18:3，泥质灰陶。浅盘口，长粗颈，圆鼓腹，平底。口径9、底径7.6、腹径17、高17.5 厘米（图一二，3）。

铜铃 2 件。标本M18:4，半环钮，铃身较短宽，无铃舌。表面饰三角纹。铃身宽4.3、高2.7、钮宽1.1、高0.5 厘米（图一二，5）。标本M18:5，半环钮，铃身较高，有铃舌。铃身宽3.6、高3.6、钮宽1.1、高0.6 厘米（图一二，6）。

银耳环 1 件。标本M18:6，平面为近圆形，截面为圆形。直径1.7、截面径0.2厘米（图一二，7）。

石核 1 件。标本M18 填土:1，龟背形。表面有剥离石片的疤痕。长3.6、厚2厘米（图一二，4）。

2.M23

位于发掘区南部。打破生土。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392、宽223、墓底长310、宽147、深146 厘米。墓壁斜收，近底部留生土二层台，宽22 ～37、高约32 厘米。墓葬呈东西向，方向91°。墓主可能为女性，年龄30 ～45 岁。人骨保存较好。单人仰身直肢葬，头朝东，面向北。随葬陶缶1、陶釜2、陶豆1 件，置于墓主头前。另在头骨左侧发现玻璃珠1 枚，右肩胛骨下发现铜铃1件，头骨下及周边发现铜铃6 件（图一五）、铜环、铜印章各2 件、铜扣1 件及残铁器1 件（图一三、一四）。

陶釜 2 件。标本M23:1，夹砂灰陶。侈口，方唇，短束颈，深腹，圜底。腹饰粗绳纹。口径14.7、腹径17.9、高17.1 厘米（图一六，2）。标本M23:2，夹砂灰陶。侈口，圆唇，矮领，折肩，圆鼓腹，圜底。腹饰粗绳纹。口径13.2、腹径15.7、高14.3 厘米（图一六，3；图一八）。

陶缶 1 件。标本M23:3，泥质灰陶。侈口，方唇，折沿，束颈，圆肩，鼓腹，下腹斜收。腹饰抹断绳纹。口径14.6、底径16.9、腹径34.8、高32 厘米（图一六，1）。

陶豆 1 件。标本M23:4，泥质灰陶。浅盘，柄短粗，喇叭形豆座。豆盘直径9.8、豆座直径6.3、高6.6 厘米（图一六，4）。

铜铃 6 件。标本M23:6，桥形钮，铃身短宽，有铃舌。表面饰菱格纹内填小乳丁。铃身宽7、高2.5、钮宽2.5、高1.9 厘米（图一七，1）。标本M23:7，桥形钮，铃身短宽，有铃舌。表面饰菱格纹内填小乳丁。铃身宽6.8、高2.4、钮宽2.4、高2 厘米（图一七，2）。标本M23:8，半环形钮，铃身较高而窄，有铃舌。表面饰三角纹。铃身宽4.6、高3.1、钮宽1.1、高0.7 厘米（图一七，8）。标本M23:9，残。桥形钮，铃身短而宽，有铃舌。表面饰菱格纹内填小乳丁。铃身宽4.4、高2.2、钮宽1.9、高1.2厘米（图一七，7）。标本M23:13，桥形钮，铃身短而宽，有铃舌。表面饰方格纹，内填小乳丁纹。铃身宽6.4、高2.2、钮宽2、高1.5厘米（图一七，3）。标本M23:14，半环形钮，铃身较高，有铃舌。表面饰三角纹，内填小乳丁。铃身宽5.2、高3.5、钮宽1.7、高1.1厘米（图一七，4）。标本M23:17，桥形钮，铃身短而宽，有铃舌。表面饰网格纹，内填小乳丁纹。铃身宽5.2、高2.2、钮宽2、高1.4 厘米（图一七，6）。

铜扣 1 件。标本M23:12，圆形，正面隆凸，背面有桥形钮。直径2.7、厚0.1厘米（图一七，9）。

铜环 2 件。标本M23:10，截面呈圆形。直径2.2、截面径0.5 厘米（图一七，11）。标本M23:15，截面呈圆形。直径3.6、截面径0.4 厘米（图一七，5）。

铜印章 2 件。标本M23:16，桥形钮，无印文，长1.2、高0.9、钮高0.3 厘米（图一七，13）。标本M23:18，桥形钮，方形印台。边长1.3、高1、钮宽0.8、高0.2 厘米。有印文（图一七，12；图一九）。

残铁器 1 件。标本M23:11，残损朽蚀严重，器形难辨。残长5.7、宽2、厚1.9 厘米（图一七，10）。

玻璃珠 1 件。标本M23:5，圆形，中心有孔。直径2、厚1、孔径0.7 厘米（图一七，14）。

3.M27

位于发掘区南部。打破生土。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口长431、宽285、墓底长306、宽140、 深227 厘 米。 墓壁斜收，南北两侧近底部留生土二层台，宽32 ～73、高约48 厘米。墓葬呈东西向，方向90°。距墓口深32 厘米处，在墓穴东南角的填土内发现牛头骨1 具、羊头骨2 具及其蹄骨（图二二）。墓主为40 ～50岁的男性，人骨保存差。从残存的人骨来看，应为单人仰身屈肢葬，头朝东，面向北。墓主头前摆放有陶瓮2、陶罐1、陶盘口壶1、铁釜1、铜扁壶1 件，陶瓮上方有较多动物骨骼，口沿上残留有漆皮。另有残铁削1 件，削身见于铁釜内，环首见于釜旁（图二〇、二三）。此外，该墓填土内发现铁带钩1 件。

陶瓮 2 件。标本M27:1，泥质灰陶。侈口，方唇，束颈，折肩，鼓腹较深。肩以下饰抹断绳纹。口径21.9、底径16.6、腹径37、高39 厘米（图二四，1）。标本M27:2，泥质灰陶。侈口，方唇，折沿，矮领，鼓腹较深。领部以下饰弦断绳纹。口径14.5、底径20、腹径37.5、高39厘米（图二四，2）。

陶罐 1件。标本M27:3，泥质灰陶。侈口圆唇，束颈，鼓腹，平底。口径13、底径10、腹径21、高16.3厘米（图二四，3）。

陶盘口壶 1 件。标本M27:4，泥质灰陶。浅盘口，矮领，圆鼓腹。口径10、底径7.8、腹径18、高19.5 厘米（图二四，4）。

铜扁壶 1 件。标本M27:5，喇叭口，口下一周凸棱，口内有木塞。椭圆形扁腹，长方形圈足，肩部两侧有对称铺首衔环。口径7.7、高28.6（含壶盖）、壶身长32.8、宽9.8、方圈足长15.6、宽6.7 ～7.2、厚0.4 厘米（图二四，7；图二五、二六）。

铁釜 1 件。标本M27:6，侈口，束颈，扁圆腹，圜底。口径16.1、腹径20.5、高12.7 厘米（图二四，5；图二七）。

环首铁削 1 件。标本M27:7，残为三段，环首直径3.5、刀身长18、宽2.6厘米（图二四，8）。

铁带钩 1 件。标本M27 填土:1，残，朽蚀为两段，钮段长1.5、钩身段长2.6厘米（图二四，6）。

4.M30

位于发掘区东南部。打破生土。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壁斜收。墓口长402、宽320、墓底长300、宽179、深181 厘米。墓葬呈南北向，方向162°。距墓口深105 厘米处，在靠近北壁的填土内发现牛头骨1 具、狗头骨1具及其蹄骨。墓主为30 岁左右的男性，人骨保存差。从残存的人骨来看，葬式应为单人仰身屈肢葬，头朝南，面向东。墓主头前摆放陶瓮、陶罐、铁釜各1件及大量动物骨骼。陶瓮旁出土铁带钩1 件，头骨右侧发现骨质六博棋子12 枚（图二一、二八）。

陶瓮 1 件。标本M30:1，泥质灰陶。侈口，圆方唇，矮领，深鼓腹，平底。肩部饰泥条堆纹一周。颈肩部有纵向暗纹。肩部以下饰绳纹后又经抹平处理，但局部仍可见绳纹痕迹。口径20.4、底径20.1、腹径39、高42.5 厘米（图二九，1）。

陶罐 1 件。标本M30:2，泥质灰陶。侈口，圆方唇，束颈，折腹，平底。口径6.3、底径6.7、腹径15.6、高13.4 厘米（图二九，2）。

铁釜 1 件。标本M30:3，侈口，高领，扁圆腹，圜底。口径12.8、腹径20.5、高17.5 厘米（图二九，3）。

铁带钩 1 件。标本M30:4，锈蚀严重，残长4.5 厘米（图二九，4）。

骨质六博棋子 12 枚。标本M30:5，长2.5、宽1.7、厚1.1 厘米（图二九，5）。

三、结语

就本年度发掘的32 座墓葬来看，出土铜器多为铜铃、铜环、带钩等小件饰品，能够代表墓主身份的铜礼器只有出自M32 的一件铜鼎和M27 的铜扁壶。随葬陶器也都是瓮、壶、釜、罐等日用陶器，不见仿铜陶礼器。据此推断，绝大部分墓葬墓主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并不高，应属普通平民。

关于这批墓葬年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墓地随葬炊器以陶釜为主，不见鬲，而陶釜取代鬲，成为普遍的日用炊器，当是在秦伐巴蜀之后的战国晚期。第二，墓地只出半两钱，不见五铢钱。据考证秦统一发行半两钱是在秦惠文王二年[1]（公元前336 年），年代接近战国晚期；而西汉始铸五铢钱是在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第三，这批墓葬是以瓮、壶、釜为基本的随葬陶器组合，这点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关中[2]和陕北地区秦墓[3]存在很大的一致性。第四，瓮、壶、釜、罐等常见器类的形制和纹饰以及一些青铜、骨制小件也与秦墓出土者较为接近。M27:4 陶壶口部形态与李家崖83 草M21:3 相同，只是前者为深圆腹，后者为扁圆腹。M29:3、M29 填土:1，皆为小口平沿，溜肩鼓腹，腹饰抹断绳纹，与咸阳塔儿坡Ba Ⅱ式小口大罐[4]相近。M23 出土的铜铃，桥形钮，体扁宽，正面呈梯形，底边略上凹，铃口平面呈扁椭圆形，内有铃舌。腹饰菱格纹，内填小乳钉。与西安尤家庄99 壹号公寓4#M10:12[5]相近，尤家庄99 壹号公寓4#M10 的时代为秦末至西汉初。与M30:5 形制接近的六博棋子也见于2001 纬四小区6#M15[6]，纬四小区6#M15 的时代为秦代。据此可初步判断这批墓葬的年代应该大体处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是一处以秦文化为主体的墓葬群。

除与关中秦墓的共性之外，这批墓葬也有其自身特点。32 座都是口大底小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没有关中地区这一时期流行的洞室墓。这主要与墓地所处的土壤环境有关，福路塔墓葬都是挖在沙土中的，土质疏松，不宜营建洞室墓。填土或壁龛内发现有一定比例的殉牲，以及普遍置于墓主头前的牲肉是这批墓葬的一个鲜明特点。尽管墓底陈放肉食的现象在陕西一些秦墓中也有发现[7]，但并不普遍，而殉牲在关中中小型秦墓更是罕见。这种春秋战国时期广泛存在于北方长城沿线的埋葬习俗[8]，在准格尔旗广衍古城周边墓葬[9]和甘肃秦安上袁家两座秦墓[10]都有发现，很可能是对早期葬俗的继承和延续。

与福路塔墓地和广衍古城周边墓葬群文化性质相同或相类的遗存，在鄂尔多斯其他地点也有零星发现[11]。这些遗存的形成当与战国晚期前后秦国势力向北部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的扩张有关。福路塔和广衍古城周边墓地所在的准格尔旗，秦时属上郡辖地。据《史记·秦本纪》“秦惠文君十年（公元前328 年）魏纳上郡十五县”。又《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昭襄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福路塔墓地位于战国秦昭襄王长城内侧，很可能是该地区纳入秦国管辖之后逐渐形成的。

文中部分线图由艾丽绘制，器物由翁进有修复，特此感谢！

[1]王雪农,刘建民.半两钱研究与发现[M].北京,中华书局，2005：2-3.

[2]陕西考古研究所院.西安尤家庄秦墓[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3]a.陕西考古研究所院.李家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275-291.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黄陵县旅游文物局.陕西黄陵县史家河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5(3).c.具体见本文M8.

[4]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儿坡秦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109.

[5]同[2]：283.[6]同[2]：161.

[7]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发掘队.陕西宝鸡福临时堡东周墓发掘记[J].考古,1963(10).b.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儿坡秦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13.

[8]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98-108.

[9]崔璿.秦汉广衍古城及其附近的墓葬[J].文物，1977(5).[1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秦安上袁家秦汉墓葬发掘[J].考古学报，1997(1).

[11]鄂尔多斯博物馆.农耕、游牧·碰撞 交融—鄂尔多斯通史陈列[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165，177，216，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