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CBR←→21 安格斯·迪顿←→A

由于对贫困、健康、消费与发展经济学的卓越研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教授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超越了其他经济学家们仅仅专注对收入的研究，转而聚焦幸福感的实证测量，为人们深刻了解相关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2019年，安格斯·迪顿与美国科学院院士安妮·凯斯（Anne Case）合作，撰写了力作《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2020《金融时报》-麦肯锡年度推荐图书”。

在书中，两位学者将因为自杀、酗酒以及药物过量使用而导致的死亡，称为“绝望的死亡”（Deaths of Despair），他们研究众多美国人的死亡证明后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未受大学教育的白人劳工阶层命运遭受重创，死亡率激增，最直接的原因是医疗制度存在严重问题，而罪魁祸首则是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绝望的人群所在社区和工作场所发生灾难性退步，致使其收入、工作、家庭、婚姻状况全面崩溃。

安格斯·迪顿强烈批评了美式资本主义的诸多方面，对未来却依旧保持乐观，认为变革的关键在于更好地监管资本主义，同时，他也盛赞了中国在扶贫、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巨大努力和成就。

21：2013年至今，特别是特朗普当政后，美国社会出现哪些方面的关键变化？不平等现象，尤其劳工阶层的状况，有好转吗？

A：我们可以将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为时间分界线来划分。

在那之前，美国经济逐渐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复苏，处于回暖上升阶段，这帮助了很多人，包括普通工人。可以看到，工人薪资在上涨，投入劳动大军的人数也在上涨，且在持续改善。

不过，自2013年以来，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美国人，其工資水平就再也没有20世纪80年代那么高了，就业率的数据也不容乐观。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短期和长期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反差：短期内，我们看到良好的发展，却不足以弥补长期以来的损害。当然，等到疫情暴发之后，一切又开始倒退，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再一次成为受损最为严重的群体之一。

21：从你的观察和研究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社会有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加速医疗体系的改革？

A：做预测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尤其我们试图预测的是未来。

当然，很多人也都发现了，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不少已经初露端倪的趋势，比如，各行业快速向电子商务、电子办公转变。我相信，其中部分趋势会得到逆转，比如，大家已经非常厌倦在Zoom上开会了;也还有很多趋势不会回头，比如，我们很难相信，频繁的商业出差等情况还会回到从前那样。

很多事情取决于疫苗的有效性和推广程度。如果来自新冠或其他病毒的高风险持续存在——从目前的数据判断极有可能这样，那么城市人口密度可能会减小，大量行业会迁往更靠近员工居住地的位置，同时，城市中很多服务型工种也会消失。

我非常希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能加速美国医疗体系的改革，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我们看到，在疫情中丢掉了工作，基于工作的保险就毫无作用了，这似乎尚未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可能大多数人在别的地方找到了保障，也有可能得等过一段时间，欠款账单到了，我们才会看到类似的烦恼。

在美国，制药公司是人们憎恨的对象，但如果它们能生产便宜易购的疫苗，有可能挽回名声，所以说，结果如何还未可知，有待持续观察。

21：美国社会的巨大不平等，是内生于制度本身吗？中国在大力推动扶贫，可能提供一种解决不平等的全新路径吗？

A：美国的不公平现象不是单纯由资本主义造成的，而是富豪权贵“演员们”通过寻租行为滥用资本主义、破坏政府以追逐利益的恶果，由此伤害了其他人。我相信自由市场的竞争，资本主义不一定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如果背后有设计完善的安全网络作为支撑的话。

我认为，如果美国大企业能担负更广义的社会责任，会是个不错的想法，比如缴纳更多税金。

中国在扶贫方面成果卓著，它在这方面的努力一直激励着全球各国。未来数年，我们还将看到中国将如何应对不平等现象，或者也有可能，这些现象并不会像美国那样成为问题。

21：许多国家的医疗和教育系统由政府管制，有声音要求引入更多自由市场的因素，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A：我认为，那条路上风险重重，尽管在限定范围内使用的前提下，市场通常可以协助引入效率的要素。

教育对所有人至关重要，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来运作，尽管许多国家的教育的确非常市场化，尤其是作为良好公立教育的补充;医疗保健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因为消费者没有资格和能力，获取足够多的信息来规范服务提供商。当然，也可以建立“高端”、可选择的附加体系，以供人们购买非必要的医疗服务或者免除排队，通常这也是有用的。

我需要重申的是，这方面（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存在巨大风险。很多人有这样一个共识，中国过去4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就是基于市场改革前便已打好基础的全民教育和医疗系统。

21：很多人将美国劳工阶层的状况，归结于中美经贸关系在内的全球化，你认同这种主张吗？在化解不平等方面，中美两国有哪些合作空间？

A：这确实是个大难题，全球化不仅导致工作职位消失，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剧烈动荡。毫无疑问，包括中国加入WTO在内，全球化的确给美国的部分工人带来了损害。但是，其他一些人也由此得益，可以买到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或者将产品出口到中国。

所有富裕国家都必须应对低成本制造业的崛起，尽管出现社会分裂和政治动荡，但多数国家没有出现“绝望的死亡”。如果没有创新和贸易带来的生产扩张，我们会失去在总体上更加富裕的可能性，问题的本身不在于全球化或者创新本身，而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自动化对美国工人的伤害，要大于从中国进口货物所造成的伤害。对于两国而言，处理好双边关系以维持利益、减少伤害，是需要大智慧和包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