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佳宁 张 容

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内适用包括国内的立法适用、行政适用和司法适用。[1]其中，以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内司法适用最为关键，也最难彻底实现。在国际法学界，虽然传统“一元论”和“二元论”仍然是国内法院适用国际人权公约的主要依据，但是“班加罗尔原则”（The Bangalore Principles）的产生和发展逐步证明传统理论在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时存在一定缺陷。近年来，以班加罗尔原则为基础形成的“解释性适用理论”开始成为部分国家法院适用国际人权公约的重要理论依据。该理论也对我国法院适用国际人权公约提供了新的思路。

当前，中国政府已缔结26项国际人权公约，包括7项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然而，在我国《宪法》《立法法》等法律及规范性文件中均未就国际人权公约应如何适用进行具体规定，国内法院及学界对司法实践中涉及国际人权公约案件的适用问题态度也莫衷一是。在此种情况下，解释性适用理论不失为为我国法院适用国际人权公约提供一个新的路径或尝试。然而，对于解释性适用理论，目前仍有很多问题亟需理清：如解释性适用理论的内涵、我国法院适用解释性适用理论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以及如何通过完善相关制度规范来推动这一理论在我国法院的适用等。本文将就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解释性适用理论的缘起

由于我国在国家条约适用时承认二元论理论，故本文仅以二元论在实践中遇到的挑战为出发点探讨解释性适用理论的起源与发展。……